王海波要的东西端上来了，老板娘用一只铁盘子托着，上面烤熟的食物还在咕咕地冒着油泡。
这镜头好，县里唱戏有名的小生，坐在赌室里喊精神，那声音一定清脆，亮堂，跟舞台上一样。导演从自己口袋里拿出红色大钞，猛地往耳后一递，随之叫一声精神，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王海波说，如果没看见，再叫一声，拿去，兄弟。
拿去，兄弟！导演撕扯着一条鱼，钱还在肩头往后举着。再缩回来，一口气干完了那剩余的半瓶酒。
看来导演的酒量很大。在影视圈内，导演还不是太有名气。而他对那些名导演的家底，以及如何起家则如数家珍。言下之意导演对他们并不服气。他自己梦想着弄一个顶级的本子出来，现在缺的就是好本子，导演说，有一个顶级的好本子，就能捧红一批人。你信吗？导演用铁签子指点着王海波，说捧红一批人他的眼珠子都红了。
那是，王海波应和着说，我们能弄出好本子吗？
有些人已经吃完，把钱压在桌子上，撕一条纸擦擦嘴，悄没声地走了。又有一些人掺进来。在吃的人，随着夜晚不断深沉还是在缓慢增加。增加是指人数，场面上仍然没有声响。能听到咀嚼声，铁签子碰到铁皮盘子的声音。这些人都怎么了？为什么如此斯文？一些车辆从旁边的街道上呼啸而过。
导演也许会瞧不起王海波，他龟缩在一个小县城里能写出什么好玩意儿？你现在必须放弃文学，向电视剧看齐。文学是什么东西？你先要看几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要弄这个，就得洗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导演说，你们写小说的人都很顽固。
因为导演说话的声音偏大，那些正在吃着的食客全都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这边。
我们是不是也得声音小一点？王海波试探性地问道。
用不着，导演挥舞着又一瓶酒，我们是在说戏，不必顾忌那么多。你好好想，我帮你打开思路，唯一的出路是要编出好故事。别的都是扯淡，好故事才能卖出好价钱。
县楚剧团早就是一个破烂的摊子，工资都不能全额发出去。但还是有一群人在守着它，特别是一些老演员，像吴生瑞的师傅和父辈，他们知道没人看，却还在坚持排戏。那是一群绝望的人，但并不悲伤。他们每年都会排戏，没有新戏，只是重复一些老戏。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对抗。
你的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导演说，对抗什么呢？对抗时光？或是对抗他们自己？这也太空洞了，电视剧得往狠里编。
吴志高有类风湿病。他年轻的时候是县城里的美男子，剧团里的顶梁柱子，当年他曾经迷倒过多少妙龄女子啊。而现在还有谁记得？他以前不喝酒，可是因为病，每天入睡前他都得喝下一小杯药酒。几年下来，吴志高变成了一个酒鬼，他嗜酒如命。不喝酒，他的手会发抖，头也颤个不停。一喝酒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因此他不得不在口袋里掖着一只扁壶，里面装满烈酒。他脸孔通红，经常流出鼻涕，从前的美貌荡然无存。
但是吴志高迷戏，他幻想着还能有人重回剧团看楚戏。他蔑视自己的儿子吴生瑞，说他这么好的条件却不务正业，不练功。
不务正业的不仅仅是吴生瑞，王海波继续说，剧团里所有的人都不务正业，务正业就活不下去了。再吱吱呀呀地唱楚戏，谁听？女演员也在分化，有的卖服装去了，还有的做过传销。孟花楼则在星光乐队里找到了位置，成了县城里唱丧戏的明星。哪家死了人，都会请她去，别人唱的是丧歌，她唱的是戏文。一招一式水袖，悲惨的唱腔，直唱得哭声一片。孟花楼的身价直线上升，有时她不用卸妆，忙得到处赶场。
至于剧团团长，吴生瑞的师兄肖立波，他也另有办法。剧团不是处在闹市街区吗？团长便将一楼的门脸，隔断装修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店铺，租出去做眼镜店啊，或是饰品店什么的，收取的租金以贴补剧团苟延残喘。
这些都太有意思了。导演停止了咀嚼，除了那条鱼，他吃得不多。酒倒是喝了不少，好几瓶酒在他身体里哗哗地流淌着。这个戏的开头可以是这样的：闹市区，繁华的街道，一栋比一栋高大恢宏的写字楼。县楚剧团夹在中间，低矮，寒酸，有着刺目的丑陋。至于它的内部，则更破败。它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当时兼作礼堂，县里每年在这里开“三级干部会”。而此时，里面的设施已全部朽坏，悬挂着的幕布破烂得像蛛网。
大热的天，戏疯子吴志高还套着戏服，在舞台上练功排戏。一帮老人在旁边指指点点，他们都是剧团里的退休艺人。没有伴奏，光线暗淡，有一种悲怆和压抑的气氛。大家不安地张望着，有些隐约的期待和担心。没多久，观众明白了。有些人陆陆续续闯进来，吆五喝六地喊着清场。他们有人穿着制服，有人戴着袖章，更多的人没有。原来这是需要拆除的一栋建筑，一些重型机械已经停在门外。把镜头拉出去，剧团被临时围墙和脚手架包围着。看来拆掉剧团另建新楼，早有定论，是一件决定好了的事情。
吴志高拒不离场，他继续唱戏，正在戏里义正词严地怒骂奸臣。
清场的人全都没招，一个个愣在那儿。
师傅，这时团长不得不出面，师傅，吴叔，老领导。团长不停地更换着称呼，你以前也做过团长，知道我的难处，配合一下吧。
难处？嘿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说说吧，为这事你到底得着了多少好处？
师傅你喝醉了，我不计较你。但我没得好处，我是为剧团的前途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