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7年第01期
爷爷黄法宝是一个猎人。因为他是猎人，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伯父和父亲也成了猎人。
爷爷最初拿枪不是为了打猎。解放前，他是我们当地的武委会主任。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党组织大批干部南下，爷爷死活不肯。村里人都说是奶奶拉了爷爷的后腿，其实不是奶奶拉的，是爷爷舍不得奶奶。
虽没见过，但奶奶的漂亮方圆十里闻名。伯父的女儿、我的堂姐小莲，算得上一个美人坯子，但村里的老人说和年轻时候的奶奶比，还是相差甚远。因为漂亮的奶奶，爷爷丢了一个做大官的机会。同他一起闹革命的农会主席，南下后，在福建官至副厅，和爷爷比起来，他还少些许文化。这是第一层影响。第二层是，因为没有南下，爷爷犯了错误，被取消干革命十几年辛辛苦苦淌汗沥血挣来的职务，最终成为一介农夫。
尔后成为一个猎人。
我记事时，奶奶已去世了，伯父分家另过，爷爷和我们住在一起。其实也不是住在一起，他一个人住在我家台阶下的马房里，与牲口为伴。我蹒蹒跚跚下了台阶跑到马房，总见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哥小秋缠着爷爷教他打枪，但爷爷从未应允过。等小秋噘着嘴巴离开，爷爷会笑呵呵地从衣兜里摸出一颗糖来塞到我嘴里，说，等俺小春长大了，爷爷就教你打枪。
我说我才不稀罕你教呢，我叫爸爸教。
爷爷说让你爸教可真要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把爷爷的话学给父亲听。父亲呵呵一笑：就你爷爷能。
爷爷是真能，有墙上的战利品为证。他和伯父、父亲一人一杆枪，打获的猎物，除极少量供我们打牙祭外，剩余的全被他们卖给二十公里外一家工厂里的工人。夏天的猎物得要新鲜，他们打上后立马就卖。冬天的时候，那些野鸡野兔就挂在院墙上，一个个灰头土脸龇牙咧嘴，冻得硬邦邦的，然后定期集中贩卖一次。我刚学会数数，就仰着脖子，举着满是冻疮的手清点墙上的野物，总是爷爷的最多。但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学打枪。即使真要学，也该拜父亲为师，因为父亲手里是一杆新枪，乌黑锃亮，挎上那种枪才叫神气呢。至于能打多少野物，我才不管，反正拎回来也不让我吃！
我总纳闷，他们辛辛苦苦打来的野物为什么总要卖掉？要知道，野鸡肉用油炒了，野兔肉用火炖了，那个香啊，连口水都不忍心白白流掉，要用舌头给舔回去。还有那獾肉，拿它剁了饺子馅，满嘴油汪汪的，让你舍不得嚼就一口吞了下去。可他们就这么转手好了别人。我问过爷爷为什么，爷爷笑呵呵地说给你换钱花啊。我说钱有什么用，过年我不是挣过压岁钱吗？还不是被我妈没收了。爷爷说钱最有用了，你看你吃的糖就是爷爷花钱买来的。我说那我不吃糖让我吃肉行吗？甜哪比得上香？爷爷摸着我的头，呵呵笑起来：过年的时候给俺娃炖一只野兔吃。于是我就盼望过年。
转眼冬天到了，过年也就不远了。这个冬天，爷爷发现了一只獾的踪迹并准确觅到獾窝。但那獾狡猾得很，任凭他守候了几天几夜，始终在洞里不肯露面。
我在马房玩耍的时候，爷爷总嘟哝，那真是一只好獾哪，一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大一只獾！我问爷爷，这次打上獾咱们能吃到獾肉吗？爷爷说能吃到、能吃到，这只獾咱不卖了，打上后咱杀了分给村里人吃。
听了这话我又有点生气。每年冬天爷爷打到獾、山猪等什么大的物件，总要分一些给村民们。我就想，那么一大坨肉，不要说我一个人吃，就我们一大家人一起，每天每顿都吃，也要吃上好一段时间。家里许多人或干脆或委婉地表达过这种不满，但爷爷对他们的异议不屑一顾，有时还会不客气地回一声：那是我打的！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只獾就和爷爷捉起了迷藏。爷爷去的时候，总能够在獾窝前的雪地里发现它的脚印，可有时把夜蹲守个底朝天，就是不见它探出个头。有时好不容易露出一个嘴巴，等不及爷爷拉动枪栓就缩回去了。
爷爷说，真成精了。
爷爷决定支地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