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听他们说地枪，但我长那么大了，还真没见过地枪是什么玩艺儿。
爷爷把墙洞口密封的砖头搬开，探进头去，从里面摸索出一根又短又粗的铁管子。这个墙洞算是他的一个仓库，平常他把火药和铁砂放在里面。我大着胆子靠近看看，觉得这与其叫枪，不如叫炮。他开始往枪膛里装火药和铁砂。这时他让我回家去，我偏不回，我才不会放过这个瞧稀罕的机会呢！他也拿我没有办法。他告诫我千万不能玩火啊，要不枪管里的火药炸了会把我们崩个稀巴烂。我知道这个常识，他平常装枪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警告过我。这时的他一改平素的和善，变得异常严厉，吓得我不敢出声。我才不傻呢，我不想死，还想活着吃肉，吃大块大块喷香喷香的肉。
但去支地枪的时候，爷爷无论如何不带我去，他说危险，怕我乱跑不小心触碰了机关。我哭，闹，但无济于事。当然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一下子挣来三颗糖吃。
夜里，爷爷向山里进发了。那夜并不冷，让人几乎忘了这是冬天。天上撒着许多颗星星，地上淡淡的月光正好让道路依稀可辨。我站在大门口看着爷爷逐渐走远，又跑到村口张望了一阵子，直至他完全融入夜色。
我回到马房里烤火。少了爷爷的马房在夜里变得可怖，墙上，马王爷的神像瞪着三只眼凶巴巴看着我，吓得我赶紧把目光离开。但我还是不想回自己屋里，我要等爷爷回来。
眼睛到底熬不住，我钻到爷爷的被窝里睡着了。醒来后，透过纸糊的窗户，我看到天已经大亮。母亲正在火炉边煮饭。我常常搞不明白，明明每晚是在爷爷被窝里躺下的，醒来后却总是在自家炕上。我问过母亲这个问题，但她只是瞎忙，从没正面回答过我。
我惦念着昨晚的事，一骨碌爬起来，趿拉着破棉鞋就跑到马房，爷爷已经在给牲口添草了。大人们的瞌睡为什么总是那么少？
实际上我也没从爷爷口里套出点什么稀奇的东西，无非就是证实他在獾洞口支好了地枪，其实不问也能猜到。地枪的扳机用一根细铁丝牵了，铁丝横在獾洞口，另一头拴在一根树枝上。獾只要出窝，必然会蹚住铁丝并扣发扳机。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爷爷变得有些烦躁，这在他的打猎生涯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甚至进山察看了两趟，但地枪完好如初。
真是成了精了。爷爷嘟哝着说。
第三天夜里，爷爷在火炉边给我烧红薯。为了节省煤油，马房里没点灯，但火苗红扑扑地照着爷爷的脸。马一边吃草，一边打着响鼻，红薯甜丝丝的气味压住了马粪味。他正剥红薯皮时，突然远处一声闷响。爷爷一拍大腿，大喊一声“妥了”，把我吓了一大跳。他边扔红薯边喊父亲，父亲披着棉衣从上面屋子跑出来，一块儿急急忙忙往村外跑。
我也激动得不得了，又恨他们不带我去。
这次我没有睡觉，我要睡着的话就太没心没肺了。我坐在自己家火炉边的杌子上，一边烤着手，一边想象獾肉的不同吃法。难道獾肉只可以剁饺子馅吗？不可以炒着吃、炖着吃，或者像小秋哥哥他们用弹弓打下麻雀剥了皮撒上盐巴用玉米叶子包了泥巴糊好扔到火炉里烤着吃吗？为什么母亲、大娘她们总是剁饺子馅而家里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我几乎要问母亲了，可看着母亲那副围着灶台皱着眉头总是忙忙碌碌的样子，涌到嗓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院子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随着门帘掀动，父亲挟带一股凌厉的寒气跑进来，冻得我打了一个激灵。
他神色慌张，语无伦次地冲母亲喊：坏了，是三旦蹚了地枪了！可能不行了。
母亲正端着一只铁锅，铁锅啪嗒一声从她手中滑出跌到火炉上，她大瞪两只眼睛说不出话来。
来不及多想，他们已经跑出门外。半夜里，我总算见到了爷爷，他手上、袖筒上满是血迹，闷坐在椅子上，脸色土灰，神情落魄，一声不吭。
三旦也是一个猎人。在伯父和父亲学会打猎以前，我们村共有三个猎人。一个是爷爷，另一个是村东头的老扎，年纪比爷爷小几岁，前几年害肺痨死掉了，再一个就是三旦。严格说三旦不算一个真正的猎人，因为他眼神不好，不会使枪，他只是在山上给动物下套子或支地枪。不幸他也发现了那只大獾，以为是自己的幸运，便也去獾洞口支地枪。他没看见爷爷已经设好的机关，眼神不好送了他的命，半个脑袋里楔满了铁砂。
随后的几天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一簇簇的人拥进来，又走掉。一簇簇的人再拥进来，再走掉。打探的，问询的，唏嘘的，感叹的，责备的，出主意的，瞧稀罕的，不一而足。
闲人逐渐减少，最后剩下三旦的家人，两家就赔偿问题开始协议。我至今仍记得谈判的场面。有两名大队干部在场，然后是伯父、父亲、爷爷、三旦的两个儿子。没有女人在场，她们不能参与这种场合。我是个孩子，混了进来。他们的声音高一阵，低一阵，急一阵，缓一阵。有时屋子几乎吵炸了，有时又静得我害怕了。
爷爷始终狠狠地咬着个烟袋，黑青着脸，一声不吭。
最后两家终于达成协议，我家赔三旦家三百元钱、三百斤麦子，连带出殡三旦的全部费用。
爷爷这几年卖野物攒了有不到两百元钱，他是留着给自己办理后事的，这次全部拿了出来，剩下的钱和粮食由伯父和父亲兄弟两个分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