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5年第02期
栏目：岁月情怀
2012年岁末，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谢国兴先生之邀，我第三次来中研院进行学术访问。此次访问除参加由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举办的“十字路口的明清研究”座谈会为“规定动作”外，其余时间均属“自选动作”了。
“朝读易一卦，时钞史数行”，如此闲适的学术之旅不仅使人感到摆脱喧嚣日常后的放松，而且似乎体味到了那种信马由缰思绪飞扬的内中自由。随谢先生一起去台南考察民俗、到位于台北市中心的诚品书店购书、再去台湾大学及台大周围数不清的小书店看看，再就是在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近代史所图书馆和档案馆查资料看书了。位于台北南港区的中央研究院精致秀丽，山色青青，其优美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每每为学人津津乐道，这为我闲适的心情平添了一份优美。然而，有一件事在此次来台之前就有过“预设”，这就是一定要再去院内的胡适纪念馆和傅斯年图书馆去感受，感受他们的精神和风范，感受他们的治学环境和生活环境，甚或是感受他们的点点滴滴。即如胡适先生的为人一样，掩映在树木之间的胡适纪念馆朴素而内敛，绿藤缠绕，白墙蓝窗，给人一种静谧而优雅的感觉。1958年至1962年胡适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室内的陈设依其生前的式样布置，赭红色书柜，卡其布沙发，茶几上的烟缸，阳台上的老式躺椅，书房里泛黄的书籍，还有陈列室中的著作、手稿、信札、遗物等等，睹物思人，仿佛房子的主人仍在人间，或许他刚刚出去上班？散步？离开纪念馆之前，我又特意买到一套印制精美的胡适手迹明信片。置身主人的故居，揣摩着主人清秀的字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顿感胡适先生的这句名言含蕴着千钧之力。
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距胡适纪念馆咫尺之遥，据说当年胡适先生既有回归台湾之意，就曾致信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李济，希望为其在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方，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便安心读书写作。从胡适纪念馆步行到傅斯年图书馆，不免使人想到两位亦师亦友的牵连。1950年11月，年仅55岁的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1]据云，傅斯年死后，胡适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他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傅斯年也承认这一点。
从风靡一时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到傅斯年的“你们都不配骂胡适之”，胡、傅交谊可见一斑。我在这里想到的是，胡、傅的学术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从胡适的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我们自然会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从台北回到太原，回到自己工作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鉴知楼，我即有了为中心师生讨论访台感受的冲动。
2013年1月12日，一个周末的上午，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PPT，以《回归傅斯年：“动手动脚找东西”》为题，在鉴知楼内向中心师生汇报访台感受，傅斯年的生平、事功、胡适与傅斯年之交谊，尤其是傅斯年撰写的那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成为感之受之最浓烈的主题，傅斯年在《旨趣》中那些明快的话语不时回响在我的耳畔：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宗旨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它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它材料，靠团体为它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地难，渐渐地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地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2]傅斯年，这位曾经毛泽东接见、又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极少数人”，是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又是《新潮》杂志的创办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更是“史料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因两次抨击两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赢得“傅大炮”称号，又因绰号“郭大炮”的“质询”而猝死在台大校长任上。斯人已去，毁之誉之对他而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傅斯年的遗绪何在？“史学便是史料学”，现代的历史学需要“集众的工作”。傅斯年不仅为此鼓之呼之，而且身体力行，乐此不疲。
自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直到1950年辞世，傅斯年终身任职史语所所长。据云，自1928年中研院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史语所是中研院13个所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研究机构。从精心网罗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这样的著名学者，到指导甚至“严格监督”青年学者们的研究方式；从擘划史语所前景自撰《旨趣》，到躬身田野考察前往考古发掘现场；从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争取研究经费，到心急如焚无微不至地解救病中的梁思永；从广州、北平、上海、南京、长沙、昆明，到四川李庄的板栗坳、再迁南京、后到台北……这就是那个“最能做学问”，“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才领袖人物”（胡适语）傅斯年。
傅斯年精心经营的史语所，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集众的工作”，正是这种“集众的工作”使史语所产生了一大批专业历史学家、历史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正是这种“集众的工作”使史语所产生了一大批轰动于世的学术成就：语言组曾划分出中国语言分布图，也曾派遣团队调查各地方言，并以语音记号纪录了14个省份的数百种方言；考古组发掘了分布于8个省区的55处遗址，持续九年的安阳发掘震惊中外。中国考古学前辈苏秉琦指出：只有在安阳发掘之后，历史学家们才敢于将商朝作为一个真正被证实了的朝代，放在他们著作的开篇；人类学组在东北，尤其是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多项田野调查；历史组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明清内阁档案的收集与整理，而这一工作“可以说明老一代与新一代学者史料眼光之不同”。[3]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却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故事。
我们知道，自明代设军机处后，内阁成为主要处理文档的机构。1908年，自明至清堆积成山的内阁档案从大库移到走廊上，大学士张之洞决定将档案从大库转移到学部，同时建议将书籍搬出保存，并将剩余档案材料烧毁。时为张之洞属下的学部官员罗振玉“亟言于文襄，谓是皆重要史料，不当毁弃”，张遂改变主意，建议将这些档案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1911年的辛亥革命迫使档案搬家，次年，档案移至历史博物馆。从那时起，包括时任教育部长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内的许多官员都曾光顾过这座“小山”式的纸堆，但他们大多沉溺于在纸堆中寻找珍贵罕见的宋版书，在他们看来，除宋版书外，这些材料既无价值也不入眼。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预算赤字竟然将150吨的纸张作为废纸卖给了造纸厂！又是这位罗振玉得知此消息后，出了三倍的价钱买下了这批资料，并挑选出版了其中的一些档案。事有连续和奇巧，又是这位罗振玉，他也因为个人财政困难把档案卖给古物收藏家李盛铎，李盛铎的心思也在其中的宋版书，他也因负担沉重打算再卖给日本人或哈佛燕京学社。
最后，还是傅斯年获得资金购买了这批档案。在这一辗转搬移买来买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语所同仁与清代学者迥异不同的史料观。像傅增湘、李盛铎这样的藏书家和古物收藏家，他们关心的只是宋版书，而傅斯年则认为，宋版书对史语所毫无价值，陈寅恪说的更为直接明了：“我辈史语所人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4]“我以为宝”之大批档案到手后，傅斯年发动并指导大批人力对此进行分类整理，其中，由李光涛挑选、编辑并出版了100卷档案。至今，这项编辑出版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数量已达300多卷。于此相联系的另一项工作是，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居然发现了几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失踪了的一千多页原版的《熹宗实录》（1621-1627）。
由此促使傅斯年着手另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即校勘和整理《明实录》，这个计划一直持续了40年，结果是出版了154卷《明实录》。是的，如果没有这些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我们今天读到的众多明史著述不知会缺失几多，甚又谬舛几多。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六家三体源远流长，那么，近现代的中国史学则是众派林立迭有翻新。按照许冠三先生的分类，自梁任公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就有所谓的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五大学派，而傅斯年、陈寅恪则是史料学派的代表。[5]建国以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主流的“史料学派”被长期阻隔甚至遭到无情的批判，台北的傅斯年也好，广州的陈寅恪也好，同样淡出人们的视野甚或被遗忘，即使年轻一代的知识人，对他们的思想和成就也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只是到了198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才开始反思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上的失误，陈寅恪、傅斯年的名字才重新被记起，甚至掀起了不小的“研究热”，史学研究同样开始了向中国近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重新开始重视史料收集史料利用，此一时也彼一时，还是世事比人强！我想，无论我们过去、现在或将来如何评价傅斯年及其“史料学派”，在“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旗帜下，傅斯年以“集众的工作”方式将史语所的研究推向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人才辈出的史语所在中国学术界留下了让人惊羡不已的诸多佳话。我十分敬佩他们的成就，也十分敬佩他们的工作。忆想10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发见、收集、整理、研究的全过程，顿感胡适之、傅斯年之辈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学术思想正是我们应当追逐的目标。
记得《回归傅斯年：“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报告结束语，我用了8个字表达自己的心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