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教所出来，我也趿拉着一双鞋。那是一双黄胶鞋。里头的人穿的全是这个。里头有人盯着，出了铁门，没人再来管我怎么穿鞋，怎么扣衣，怎么叠被子，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我一脚把鞋后跟踩到脚底。趿拉着那双黄胶鞋，我想我得做点什么。绕着围墙往后走，估摸着里头就是我住了几年的地方。为了表达我的敬意，我掏出一样东西来。跟我一样，关在里头的这些日子，它也长得壮大无比，老想蹦出来干点什么。喝下去的水，现在都到了它那里，仿佛只要我把口哨一吹，它就会喷涌而出。可不是，它们停在门那里，就在办手续。等到它猛地一下奔出，连上头的口哨都被扯了回去。
撒过尿，我趿拉着鞋子接着往前走。在我看来，一双鞋子的全部罪恶就在它的后跟。有了它，鞋子就把脚囚禁。没有后跟，所有的口令，到一双拖鞋这里就流产了。出了劳教所，我以为从此我就可以趿拉着鞋子晃荡。可是我错了。
看起来，劳动局的大楼与劳教所似乎不是一回事：没有人用铁门把你关在里面，当然也不会有人背着枪看住你。而且，这里头不是你想进就可以进得了的。在这里，其实不用干太多的事，你可以吃得好、穿得好，到时说不定还有一套一室一厅之类的房子住。还可以受到好多人的尊敬，比方说妈妈那边居委会那个戴红袖章的老太太，以前一看到我就板起一张脸，自从我进了劳动局，总是早早地把脸上的皱纹弄成笑容。
可是我觉得，骨子里它跟劳教所，跟拔起后跟的鞋子一样，都是要把你装在里头，就像用袋子装一件东西。不同的地方在于：劳教所不让你出来，在这里你多半不想出来。劳教是有期限的，这里没有期限。劳教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关进里头算了。这边就好像在你的鼻子上牵了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不用说，每天你得准时坐到某一层某一间屋子的某一个座位上。领导随时会出现。领导一来，跟教官来了一样。那边是弯一弯膝盖，将身子往下一蹲说一声报告教官。这边不兴女人撒尿似的往下一蹲，作兴的是朝他点头、朝他哈腰、朝他笑。还得看他脸色，拣好听的说给他听。那边开会，这边也开会。不同的是这边开得更多更长，有时上午开了下午接着开，甚至一直开到晚上。奇怪的是，好多人明明不喜欢开会，还要装出喜欢的样子，拿一支笔往本子上记。完了还说自己听了如何如何，今后要如何照着做。我听着背上都发酸，不知道说的人为什么不怕牙齿酸。可是没有，无论说的还是听的，都觉得很正常。以前还以为只有学校出操，劳教所出操，没想到这里也出操，不管科长还是主任，棋子似的摆到一起，叫一声就摆一下手，抬一下脚。喊一声腹背运动，就连腰带头一齐弯下去，白发黑发长发短发都不例外。接着往后仰，那些早就不再挺起的胸脯，也都挺在那里。余局长说他军人出身，喜欢整齐划一，看着舒服。为了让他老人家舒服，大家就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给他看。
鞋后跟多半是自己拔上的。他们多半是心甘情愿待在劳动局的大楼里。小时候我们用篾片织笼子，在上头写上皇宫，写上首都，把蝈蝈装在里头，还捉了蚊虫来喂它。可是没有一只蝈蝈愿意住在里头。因为它们不是家里养的鸡和鸭。鸡也有翅膀，鸭子还会游水，可是它们不会走得太远，它们要等着拿饲料来给它们开餐。
一进劳动局我就觉得不爽，也让余局长觉得不爽。那天全局会餐，余局长一桌桌敬酒。张主任给我倒了一大杯。余局长望都没朝这边望，说了一声：把它干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说。满桌子的眼睛都朝我望着，那样子好像不喝不行，喝慢了都不行。我牛劲儿上来了，突然就不想喝这杯酒。旁边的张主任骂了一句：这家伙，湖里捉来的野东西！他脖子一扬，手一举，咕隆咕隆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那气概，有些像董存瑞炸碉堡。
这以后，余局长再没有正眼看过我。叫他，他顶多在鼻子里哼一下。那天上厕所，我一头撞进去，里头是余局长。他不在这一层楼办公，可他在哪一层楼大便小便都可以。他正在下半截用力，转过头来，刚好跟我的脸相遇。我没话找话：余局长，上厕所啊！厕所里空间小，我的声音大了一点儿。我没听到他上面有什么声音，下头倒是稀稀拉拉有液体滴落的声音。我感到很没面子。我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做着同样的事情。从落到地上的声音来看，我的来头比他大得多。他凭什么？我弄完了，他好像还没完。厕所里可以不要面子。我转身走人，从此碰破头，也不再叫他。
开大会的时候，余局长开始敲敲打打：有些人啦，也不想想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那样子，倒像是越南战场上下来的！他不点名，说到这里有意停了停，一阵附和的笑从台上开始，波及台下。在局里，我本来就水牛不合黄牛伴，这一来就更加孤立。偶尔有人跟我说几句话，突然看到有领导走过，话都没说完，赶紧溜走了。我窝着火，像一把倒立在门口的扫帚，单等一阵风来，打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天上午，局里举行广播体操比赛，要求统一着装。我趿拉着一双拖鞋。在楼道里，余局长一看到，就朝我吼。我吼得比他还响，因为我撒尿就比他撒得响亮。我再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发光的萤火虫，只要装进玻璃瓶，要不了多久，它们的屁股就会一片漆黑。
想走就可以走，这大概是劳动局跟劳教所不一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