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公园水榭与李苦禅、侯子步、张伯武联办的画展中，展出了赵望云创作的反映内乱中民众生活画面的作品。《贫与病》、《拓荒者》、《疲劳》、《厂笛》等画作，便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赵望云说：“我画农村是由于我生在农村，热爱农村景物，同情劳动生活。”中外人士，惊谓为“苍头特起”之艺术先锋。
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赵望云确定了挑战旧画风、从事中国画改造的宏愿。
早在家乡时，他就曾将泥屋书斋称作“望云轩”。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把原名赵新国改为赵望云，作为新事业开始的重要标志。
他提出自我勉励的学画方向，即速写实习、参考古法、润用色墨、西画考究和思想追求。
对徐悲鸿以中国墨笔为表、西方素描基础为里的创作新方向，赵望云则更为关注。《北洋画报》在1929年介绍了徐悲鸿一幅以牧牛为题的水墨画，1931年又陆续刊载他以水墨描绘卖鹅和赶驴的作品。这些画例，对赵望云有一定程度的敦促作用，特别是在运用水墨之余，如何更加精确地掌握物象的肌理和结构。
友人侯子步被聘去西湖师专，赵望云接手在北京师范教美术课。这期间，他在王森然的《大公报》艺术周刊，开始发表画作和关于中国画改造问题的文章。
王森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识李大钊、鲁迅，曾是刘志丹的老师。赵望云直接受到王森然的思想影响，益思前行。王森然曾在《大公报》用笔名僧严发表题为《群众画家赵望云》的文章，其中说：“赵望云，是一个奇怪的画家，他以爱情为烈火，将举世的燃料，都要焚成灰砾，在中国艺术的园地里，别开一朵新花。借战斗的勇力，改变旧有的画风，而产生一种新生命的新秩序，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
但在上海由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赵望云的百余幅精作却未予选列，其作品亦无力取还，一腔热诚，竟付流水。
由于生活所迫，赵望云前往山东临清十一中学，教了半年多书。期间，他赴泰安描摹泰山风景，其山水气势之雄浑，与笔墨之矫健，皆得力于此。
从1929年至1930年，在北京手帕胡同，他与李苦禅等合办吼红艺术社，提倡新国画运动。在艰苦环境里，他担任主编出版了两期《吼红月刊》，并编有《苦禅望云画集》，由震东书店出版。
在社址被宪兵搜查后，赵望云即携带作品出走，在营口东北书店展览。他的束鹿老乡曹忠信从中帮忙，继又在沈阳天德信商店、日本站和大连满铁俱乐部展出。其作品《农村之役》等最为一般人所欣赏，竞相购买，计获价一千余元，聊以生计和补贴家用。
他的妻子权氏，于1928年因病故去，一个孩子也因出麻疹夭折了，留下一女一子两个孩子。
三年后的一个冬天，他返回故乡。在春节前夕，通过朋友介绍，他与束鹿县城的杨素芳结婚。
来年春天，赵望云从家乡又来到北京，经友人推荐，前去上海试任中华书局插图编辑，因工作不甚适宜，不到半年后离职返回家乡。
1932年上半年，他潜居家乡作画。每天必到野外，晌午的时候，坐在绿荫下，同锄地的长工们谈些乡村趣事，或乘着牲口大车慢慢在炎日下移动，经过的地方，正是谷子初熟，农家妇女齐下田亩劳作。
他和《北洋画报》的记者吴秋尘打趣说：“我这一年来只是在鸡狗马驴身上用工夫，它们就是我的模特儿，看见一只画一只，看见一头画一头，我觉得很满意，只有猪，还不能画得意到笔随”。
这年秋天，他带着乡间写生的新作，到天津大华饭店举行个人画展。展出的作品包括《收获》、《柴门鸡犬》、《鞭策》、《日当午》、《看青人》、《从颓垣望到街心》、《颓垣下的夫妇》等四五十幅。作品很少被人定购，报纸上却刊登了不少，他把各报刊的铜版搜集在一起，印了一本《田园集》，交由大公报代办部发售。这些作品不但为他赢得“乡村派画家”的声誉，而且立即引起“到民间去”的回响。
“到民间去”，这个口号是多么响亮而富于革命的意义。但放眼一观，有几个能抛开都市的安乐窝而跑到民间去受苦呢？
这一时期，赵望云从家乡走出来，在北京学习美术，又投入社会进行自由创作活动。社会的动荡不安，流离失所的足迹，始终未能使他气馁。年轻气盛的赵望云，投身新国画运动，描绘现实底层农民的处境，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在那个时代，走出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和他同时表现乡间题材的画家当中，南方有个黄绍强，北方就是赵望云和画北京街头景色的司徒乔。还有林风眠，也倡导过画乡间题材。
农村写生（1933年，冀南）
赵望云与《大公报》的关系，是在上年举办天津画展时建立的。当时，报纸拟扩充版面，提出以绘画补充新闻的办法。他与《庸报》主笔张琴南谈到过，随后被介绍与《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接洽。作为写生通讯，这在当时国内报界还是首创，一经发表，便得到读者的欢迎。
于是，赵望云得到了一个特约旅行写生记者的名义，奔赴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