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堂周边的3000多名老百姓被集家并村迁到山下新搭建的马架子房居住，一间房里塞十几家人。山上有四个炮楼，里面有士兵站岗放哨，监视四面八方老百姓的行踪，山下的景物一目了然。山梁上开辟出一长条平地，是日军训练场。北面有两排营房，屋里两排通铺，士兵睡通铺，长官住单间。旁边还有一间伙房，让老百姓给做饭，西面有七间慰安妇小屋，日军从东北抓来七个年轻女人供他们发泄兽欲。慰安妇小屋的北面是一座弹药库，还有一座水牢，当年鬼子把八路军和老百姓抓来，用铁丝穿着锁骨带到山上，关押在水牢里。
人圈亲历者王元静老人向我讲述了人圈的惨状：“这座人圈只有一个大门在南面，门外有一眼水井。鬼子害怕老百姓在水井里投毒，不敢喝这口井里的水，就让老百姓在山后又挖了一口井，命令劳役每天给他们挑水喝，挑完水就把井口锁上。
“俺们四合堂元字辈的人早先有68人，现在剩下16人，俺们俩是年龄最大的。俺们在人圈住的时候只有八九岁，俺们这个围子里住了100多人，七八家挤在一间屋子里。马架子房四面透风，每家轮流做饭。老人、妇女不许出人圈。人圈里成立了棍儿团，15～45岁的男人编入自卫团，每天拿根棍子给鬼子守夜，站岗巡逻防八路军。杂役全是男劳力干，不给分文报酬。每天早晨8点，男人拿着良民证出人圈干活，下午3点必须回来，不回来就是私通八路。俺们这里实行保甲连坐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个村是一个保，一家有一人私通八路或者逃跑，就要株连九族，十户同罪，拿家小是问。所以，没有人敢逃跑。”
鬼子给部落里的老百姓作了严格规定：部落以外不许居住和耕作，属于“无住禁作地带”，在部落10里范围内允许种地，但不许居住，属于“无住地带”。
除了种地，还要打柴、砌墙、挑水、抬死尸，这里又脏又拥挤，上了岁数的人躺着，年轻人只好坐着或者靠着墙站着。最害怕得传染病，夏天闹瘟疫、疟疾，人发烧抽风，死了好多人，每天都要往外面拉尸体。
“冬天冷，一家人围着一个火盆烤火取暖，每人的胸前烤得红红的，身上尽是烤的红点，后背还冻得慌。女人要给鬼子烧火做饭，有一年，鬼子让我妈把屋里的柴火抱到院子里，我妈说下雨了在院子里柴火会淋湿，怎么烤火啊？鬼子二话不说，上来拿棍子就打我妈的头，可怜我妈被打晕了过去，头上尽是血，我吓得抱着我妈哭，是村里一个郎中用面糊给我妈堵伤口。后来，我妈头上伤疤的地方再也没长头发。”
说着，耄耋之年的王元静老人鼻子一酸，流下了热泪。王元芳老人见状接过了话茬儿：“小鬼子可凶了，我亲眼看见他们抓住老百姓硬说是八路军，用粗铁丝穿过人的锁骨，十个人穿在一起，怕跑了。三天后在大栗子小杨树沟就把人挑死了，鬼子说中国人的命连一颗子弹都不值，不用开枪，用刺刀挑。鬼子逼着俺们村的人给他们做杂役，种地、砍柴、挑水、喂马、做饭，鬼子吃从东北调来的大米，伪军吃高粱米，老百姓吃玉米和混合面。伪军带家属，他们要是看见俺们推碾子，马上抢走粮食，俺们小时候整天吃野菜、树叶、杏叶。
“人圈里的日子可苦啦，男人披麻袋片，我们小孩儿整天光屁股光脚跑，我小时候没洗过脚、穿过鞋，脚粗糙得像牛蹄子，直到十几岁才穿上鞋。
“山外都是八路军，戚树雨是丰滦密老八区区长，他对俺们说：‘老乡们，打跑了鬼子，咱们拆了草房盖瓦房，拆了瓦房盖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灯头是朝下的。’俺们说，‘区长，灯头朝下，灯油洒了怎么办？’他听了就笑，现在想想，真让他说着了，现在可不是样样都实现了？
“俺们村有个王正廷，是四合堂的抗日村长。鬼子选部落长都是选村里有威望的人，他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伪部落长，可以外出公干，表面上是给鬼子干活，其实暗中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老百姓。”
曹友林主任告诉我：“鬼子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人圈周围10里地允许种地，一切粮食果蔬要统归大仓，不能私留买卖，否则以经济罪论处。磨粮食要经过批准。饿得太难受了，野菜树皮都给挖光了。当时实行配给制，每人每月给12斤混合面，好粮食让鬼子吃了，剩下的高粱米、麦皮、麸子、玉米棒核子、白薯秧等掺杂在一起磨成粉就叫混合面。这种东西可难咽了，吃了几天拉不出屎来。白庙子部落的王金鼎饿得受不了，摘自家果树的果子吃，被汉奸看见后告密，说是经济犯，鬼子立刻就地枪毙。”
日伪组织了合作社，入社的老百姓每户每月配给半斤煤油，每年配给两盒火柴，半斤盐，三尺布，还被层层克扣，到老百姓手里每人每年只有9寸布，只能做块手绢。
有一家七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只好谁出门谁穿，男人早上穿裤子下地干活，妻子在人圈里以麻袋片遮蔽下身，丈夫回来脱下裤子给妻子，妻子再穿着裤子做饭。妇女一般光着上身，下面围着麻袋片。人圈的四角挖了几个齐胸深的坑，有的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家里来人时就跳到坑里遮羞。
1942年，密云29个部落平均每个部落死亡200～300人，最小的部落死亡七八十人，白庙子部落里关了400口人，一年就死了160人，几乎死了一半。当时山里有狼和野狗，连山里狗的眼睛都是红的，吃死尸吃的，饿殍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