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实际上“红军史”上的十一个暴动点，基本也包括了廖家同的十四个点在内，两者之所以形成统计学上的误差，是由于认定的方法不同而造成。譬如“红军史”记载的“沙河暴动”，是徐其虚、郑延青率领隐藏在太平山上的三十多名农民武装人员，经柏树冲至午夜后赶到沙河，与杨珂领导的二十多名农民自卫军会合，将驻有卢银冰民团二十多人的佛缘庵包围。战斗胜利结束后，在当地部分农会会员的配合下，又移兵前往攻打漆继堂（廖执言为漆霁堂）的庄园……因为置换了战斗现场，且增添了当地农会人员的参与，廖家同把“漆继（霁）堂庄园”列为又一个暴动地点。如此等等。哪一种方法论更科学、更严谨姑且不论，至少，他那种修复历史记忆求真存疑的个人执念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最先就是从廖家同口中，听到集中在这么一个姓氏身上的红色冲动的。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漆”字大概只能算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姓，但是不管谁走到了金寨县斑竹园一带，无论如何都不敢小视漆氏家族，不管是现在、民国还是前清。
其实历史遭遇到细节末枝时，常会有那么一缕的捉摸不透。漆先航，字袖海、号任之——当初漆家“先”字辈里一名德高望重的人物，但在不同的文字或口述表达中，漆先航的名字基本上为“漆树人”所取代，而有时亦作“漆树仁”。历史在相当大的余地里转圜腾挪游移不定……当然这里我们不敢完全排除另一种小概率的可能，说不定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恰是他自己改名由“人”而求“仁”的。
我们理解，由漆先航而漆树人或漆树仁，这种看似无意的改变，正是那位清光绪庚子年举人在历史链条上作为一个构成环节的隐喻。为了不至于造成新的混乱，我们权且还是将漆先航称为漆树人吧。
漆树人出身贫苦，后来读书求学有成，在外履职多年，历任河南巡抚参议员、省咨议局议员、河南省长葛县知县，陆军18师执法处处长，湖北省荆州府镇守使书记官，四川省夔州府书记官、征收局局长。在漆氏后人一篇缅怀其曾祖父漆树人的文字材料中，这是位被百姓称为“漆青天”的老先生，是忧国忧民，正值英年“不愿与狼共舞，毅然辞官还乡，以满腔热血投身到大别山革命事业中来”的传奇性人物。
关于辞官，最贴切地反映漆树人思想状况的可能莫过于他的《思归》：
半雅亭边雁阵斜，入来蜀道向天涯。
春前怕树忘忧草，雾里仍看解语花。
生事艰难疲战乏，冷官最易老年华。
司农最是翁常熟，归去与农话桑麻。
看透世事心灰意懒的漆树人返还家乡时，可能不会想到今后他将必然地走进斑竹园红色风暴的台风眼。《金寨红军史》中的漆树人是位着墨不多的开明乡绅，在有限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斑竹园、果子园农民协会开会时，大绅士漆树仁、徐朗山都在会上发言，支持农民协会活动，带头减租减息。”还有一段：“1928年冬，首先由周维炯、漆德玮做漆树仁的工作，动员他将他们带领的三个班农民武装参加到杨晋阶民团中去……漆树仁也认为这是发展他个人势力的上策，更相信周维炯和漆德玮的才干，所以同意了。”
漆树人的曾孙漆重诚告诉我们，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曾祖父漆树人把漆德玮、周维炯等族内子侄都唤了去。后者则借此机会建议漆树人想办法搞枪，建立自卫队。于是漆树人找商城县县长李鹤鸣借了十几条枪……这件事在《金寨红军史》里有相应的记载，区别在于史料上写的不是“李鹤鸣”，而是“柯干甫、柯寿恒”，此外漆树人还将在武汉买的六支枪也一并交给了漆德玮和周维炯。漆树人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想干什么事，我不反对，但是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你们就不要给我增加麻烦了。其实漆树人知道他们在搞共产党，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漆德玙和漆德珷都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佯装不知而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不反对红色运动，但也不希望把事情惹到家里。
有价值的历史在于历史的真实，对漆树人以及当年那些与他类似的有财产、有地位的乡绅进行读解，离不开对总体历史境况和个体文化视角的考量。实际上漆重诚和我们都无法还原当年漆树人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政权体制（虽然有些失望）的“旧臣”，且在体制笼罩下续延尊荣的一名体面的乡绅；另一方面，他的骨肉血亲的儿子们，偏偏又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要彻底砸烂这个体制的不归之路。
我们相信，在树影葱茏的斑竹园小河村，在多少个阴晴圆缺的月夜里，漆树人有过许许多多辗转难眠的时刻。老先生的文化、阅历和见识使他对“革命”及其代价的了解多于常人，他清楚革命是危险的，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走出家门很可能再也回不来。同时他还明白，包括他两个儿子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者踏上了这条道，就算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头了。也就是说，事关这双重“不归”的现实思考，或许还需要确认他精神基因里中国传统人文的家国情怀，最终决定了漆树人在1920年代对待革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