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何松亭交给李时雨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由租界地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二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出狱。
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寄放在英租界达文里李时雨家中，何松亭指示他们将这批东西运送交给河北一个转运站。反复研究决定由李时雨向伪法院要汽车，假托进租界办事，顺便帮他带出两箱东西。恰好，几天之后就遇到了机会。李时雨要到了汽车，把两箱电台机件经日军橙查站，安全地运到了伪法院，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过了些日子，何松亭又送来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此时，李时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车，但又急着把东西送出去转运，在一天凌晨，搭乘三轮车，把一箱机件运到“法国桥”边。日军不准三轮车过去，他夹在人群中，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日军检查门。紧接着，他把这一箱电台机件送到伪法院，连同上次运出的那两箱，一起送到了指定地点，交给了接收的同志。
与此同时，何松亭要李时雨设法把冯骥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何松亭交待这一任务时，仅仅说冯是共产党员，案子正在高级法院审理之中。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
接受这一任务后，李时雨首先在法院进行“摸底”，证实高级法院刑庭确有此案，冯也确被关押在看守所。经反复考虑，他拟定了行动方案。当时，他已转任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长，他有权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以往对他们管的案卷也曾翻阅过。
李时雨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那个姓康的书记官外出时，查看了案卷。他暗中抽去了冯骥的全部案卷，装入皮包带走，回家看后付之一炬。康书记官回来后发现丢了一份案卷，急得团团转，慌慌张张向他汇报。他故作认真地责备了其几句，尔后又用帮助他掩饰过失的姿态，示意其可以推说根本就没见过冯骥的卷宗，只是在登记簿上有个案由，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因为日本攻占天津时，确曾炸过法院，法院恢复后有些案卷已找不全了。康书记官照他指点的那样一说，庭长和推事就信以为真了。第二个步骤是；他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监狱看守所去。他到那里一本正经地说：“北平华北临时政府法制部可能要来检查监所，我先来看看你们的管理情况。”典狱长兼看守所长朱某同他一起到各监房外走了一圈之后，他便要求单独到监房里拽在押犯人问话。他见到冯骥后，先问了问吃住等方面的生活情况，然后悄悄地告诉道：“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是在登记簿上写有‘共产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不是什么‘共党’。”第三个步骤是：他视察监所时向朱典狱长交待说，要搞好监房的卫生，搞好伙食，保持犯人的健康，对青年犯人要优待，像冯骥那样未定案的青年嫌疑犯应特别优待。他还向他的两个同学邓肇金和高乾一打招呼说：“我朋友的亲戚冯骥，是被诬陷入狱的，此案积压至今未进行审理，经查是分给吴璇主办，你们二人是陪审，请你们向吴璇催一下。”两人按他的旨意给吴璇递过话之后，吴璇主动向他表示，一定抓紧进行。经过他的周密策划，冯骥终于被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