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进入钓鱼台时，把办公的地点，设在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16号楼西边不远处的17号楼，因此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是16号楼，而不是叶永烈说的14号楼。
每当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我们就在16号楼布防。我们只管会场内和楼附近的警卫，整个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围警卫，包括门卫，都由中央警卫团的三大队负责，是从原来警卫师部队手里接过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波澜初起那两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最为繁忙、也最为风光显赫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白天能呆在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时间很少，总是这里一个会议，那里一个群众接见，往返奔波。
进入钓鱼台后，接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随车警卫的警卫二处人员，除了当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时，布哨值班外；更多的是跟着这些“文革”领袖们，乘车四处奔波，开会、接见。
对这些随车警卫的对象，我感觉陈伯达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在陶铸被打倒以后，他上升为中共党内的第四号人物，给他配随卫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不知是何原因，陈伯达对给他派随卫十分反感，曾多次向我们提出不要派警卫车跟随。
陈伯达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搬出中南海的，他的新家安在了新建胡同。但他本人因为忙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务，经常住在钓鱼台的15号楼。不知为何，采访过陈伯达的叶永烈却说陈在钓鱼台住的是14号楼？
就在1966年、1967年的那些日子，陈伯达经常于半夜三更，突然跑到北京的一些学校，或到一些文化单位去，看大字报或观察运动的情况。他还有个习惯，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北京的郊区去散步。
每当这种时候，他事先从不通知警卫部门派车跟随，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纯粹是个人行为，不是公务，不应该劳动警卫人员吧。但是一旦出现首长外出了，却没有卫士跟随的情况，对警卫部门来说这就属于重要失误。所以我们不敢稍有松懈，特别是在了解到陈伯达这一“毛病”后，更注意观察，一见陈伯达的车子动了，警卫随车马上就得跟上。
而只要陈伯达发现有警卫随车，他就会停下车，跑来对跟随的警卫人员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你们没有必要这样搞。”弄得负责陈伯达随车警卫任务的人员感到十分头痛。
我对此也觉得很不好办，职责在身，不随卫一旦出了什么意外，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可每在履行职责时遭陈伯达一番责备抱怨，也真不是滋味。没办法，我只好一次次把这一情况，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汇报，询问对策。
不久，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给我来电话，说关于陈伯达的随车警卫问题，他已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说还是要跟，但方法上可以多加注意。
“如果陈伯达再表示反对，可以跟他说这是公安部决定的，是汪东兴同志决定的，我们是具体执行者。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这也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陈伯达让你们上他的车，可以上一个人，其他人跟在后面远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跟陈伯达解释，他始终对派车随卫一事喋喋不休。1968年5月31日下午，我又听到处里的一位同志汇报说：他在随卫陈伯达从大会堂回钓鱼台的途中，陈伯达对他一个劲地说：“你们前面搞了一个，后面又搞了一个。以前你们搞了一个车，我就受不了，现在你们不仅有了小的，又搞了一个‘大卡车’，你们这样做还不如把我枪毙了好。”一直嘟囔到钓鱼台。
后来，汪东兴到陈伯达的住处，他又对汪东兴说：“你们这样搞，对我的精神负担很大。有人说我这个人很傻，我就是这样。”给陈伯达派车随卫的事，就这样疖疖癞癞，一直到开了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了台才算结束。
陈伯达为什么这么强烈地反对警卫人员的随车护卫呢，后来看了一些书籍，从一些相关人员的回忆中，发现其中有一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当陈伯达几度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在“文革小组”又屡遭江青排斥之后，他渐渐向林彪靠拢。
1967年2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则在“文革小组”会上一再挑眼，以致两人怒目高喊：“我看不起你！”；在2月中旬怀仁堂的几次碰头会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那阵子，陈伯达颓丧得“自杀”的念头都有了，还找出了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的丈夫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曾写文章纪念他，作为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的例证。
在那段“政治危机”的日子里，惟独林彪说了一句：“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使陈伯达分外感动。从那以后，他便开始悄悄往毛家湾林家大院走动。
据林彪的一位秘书回忆，陈伯达去毛家湾的次数很少，但他疑心重，而且显然不希望人知道他和林彪搭上了线，所以每次去之前，要开着车子先在北京兜兜圈子，在兜一阵子后才拐向毛家湾。他一再拒绝警卫车跟随，以上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因为陈伯达等在北京活动随卫的事，归我们负责了，有时这些人到外地，随卫之事也委派给我们。
1967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散会后，汪东兴找到我说：陈伯达将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到河北的几个地方去，解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准备配几个警卫干部，随他外出，负责他的安全，这几个人由你带着。
我那次陪着陈伯达，在河北转了许多地方。对于那趟出行，我还能记得的，就是陈伯达整天地见群众，整天地开会，整天地讲话。陈伯达是福建人，讲话口音又特别重，北方人听不懂。由于我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警卫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对陈伯达的话能凑合着懂一些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就作了一段陈伯达的临时翻译。
关于陈伯达，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被委托去动员陈伯达的夫人刘淑宴离开北京。
那是1968年的11月、12月间，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散会后，周总理把我叫去，对我说：“交你办一件事。你到新建胡同陈伯达家一趟，动员刘淑宴去外地，飞机和要去的地方都安排了，你的任务就是动员她走。你告诉她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将她送到飞机场。”
刘淑宴是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婚姻的妻子，1938年入党，她在做统战工作时，被民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认作干女儿。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她当了一段陈伯达的秘书。
即便是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总有磕磕碰碰的情况。然而自“文革”兴起，随着陈伯达地位的攀升，他们的夫妻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三天两头吵架，连林彪夫人叶群插手调解也未见好转。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党的第四号人物，闹离婚动静太大，影响不好；不离婚，整天拌嘴实在心烦。他只好向最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周总理诉苦：“刘淑宴吵得我无法工作了！”于是，周总理想了个权宜之策，先把刘淑宴送到外地。
那天午夜12时左右，我到了新建胡同陈伯达的家，然后和陈伯达、陈的一个秘书，陪刘淑宴乘上一辆苏式吉姆车，直奔西郊机场而去。我们在那儿把刘淑宴送上了飞机，据说飞机飞去了青岛市，她被安置到那里疗养。有传闻说，在这以后，陈伯达又找了个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