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3年第11期
栏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话说高层警卫……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些原来不归中央办公厅管理的场所，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经常莅临和使用，例如人民大会堂，从便于管理和警卫考虑，还是由中央办公厅接管比较合适。于是，接管这些场所的事宜，提上了日程。
在人民大会堂交由中央办公厅管理后，196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中办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又具体部署了钓鱼台国宾馆的管理和警卫工作的交接。
汪东兴在会上说：“明天（即11月15日）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和九局一起开个交接会。这件事总理、陶铸、陈总（即陈毅）、江青都提出过，还报告了毛主席。接钓鱼台的事在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就有所考虑。钓鱼台还是整个交给中央办公厅管，保卫工作、警卫工作交九局；部队交警卫团。”
他向负责武装警卫和内部警卫的我和其他同志交代说：“钓鱼台除住中央首长外，还要住重要外宾。这样一来，二处就得搬到钓鱼台里办公。武装警卫由警卫团负责，里边二处管起来。交接后对外名称仍叫迎宾馆或钓鱼台。”
接管钓鱼台国宾馆，最主要的缘由，就是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里办公，而且部分成员就住在这里面。
关于这个小组，在此稍作交代：早在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要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然而通知中只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的名字。到6月16日在上海开成立会议时，“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谢镗忠、尹达、穆欣。而8月2日，在中共中央正式的通知里，“文革小组”的成员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组员王力，早在写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章时，就在钓鱼台国宾馆办公，并住在了8号楼。副组长江青，则在文革初期住进了5号楼，是谁这样安排的也不知道。因为在我印象里，周总理对钓鱼台国宾馆的5号楼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以前他到钓鱼台工作或小憩，总是选在5号楼。后来江青搬走以后，周总理再来钓鱼台，依然是在5号楼办公、会谈和休息。
据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一书所云，“文革小组”成立后，陈伯达、尹达、关锋也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在14号楼，并将该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尚未常驻北京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临时来京则住9号楼。这种叙述和我接管钓鱼台时的记忆不相符，对此后文将详叙。
依照汪东兴的布置，我和九局的警卫二处，在12月初从中南海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对于搬入的具体日期，我现在记不太准确了，印象是在12月9日之前，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怕学生在“一二九”那天闹事，要我们及早进入加强警卫。
我们刚进钓鱼台，就接到汪东兴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和副组长江青都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办公住宿，他们的安全和外出活动临时随车警卫工作，就先由你们承担起来。
不久，我又得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正式通知，将原来由警卫局警卫一处负责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车警卫工作接过去。他解释说这样安排一是警卫一处的任务太多、太重，顾不过来，警卫二处分担一些；二是这些人都住在钓鱼台宾馆，而此处的警卫业务一直由警卫二处管，顺理成章。
当时，陈伯达、康生已经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但江青则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还不够专门警卫资格。但是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地位的迅速上升，江青实际地位渐渐超出于陈、康之上，她的安全保卫规格也提升了。而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仍没有专门配警卫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