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湘潮》2005年第11期
栏目:纪念胡耀邦诞生90周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的时候,历史又欣喜地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凸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重灾区的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尤其艰巨。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步履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非常艰难。
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因与华国锋曾同在湖南工作,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直接领导,使他在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中,只能选择后者。而受张平化直接领导的文化部的主要领导人,也只能追随其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因此,尽管思想解放的潮流已渐趋浩荡,但是,中宣部和文化部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如胡耀邦所说,“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
中宣部工作落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就提不上议事日程。文艺工作者虽然感受到了春的暖意,但要让春风扑面,还要等待一场春雨。
期待中的春雨,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之后开始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