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知识变成了一只手电，我借助它的光仔细地探照刚刚做过的梦，那个看起来特别熟悉的望远镜持有者被我来来回回照了好几遍，梦的画面在我的回忆里可以随时暂停定格，那个重点的桥段，他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副呆在照片里的模样。照片，我的眼前亮起了一道闪电，我知道他是谁了。
我抓起电话，兴奋地期待揭开梦里的谜局。在铃声响了一会儿之后，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妈妈，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飘，身体没事吧？
母亲在那端笑了起来，声音里透着对儿子的满意，没事儿，我去院子浇花了，有点儿累，不碍事儿。
我说，妈妈，我姥爷是不是有一张照片，年轻的时候，胸前戴着花儿，像个劳模。
母亲说，哦，是你姥爷在县上受表彰的那张吧，那是他刚去知青点做饭，年底选了个先进，他借了粮站站长的衣服去开会，那是你姥爷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堂屋里的墙上挂了很多年，后来被你大舅给烧了。
母亲说，你大舅那个时候刚结婚，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跟你姥爷干仗，就弄一些小动作，铰皮袄烧照片啥的，你姥爷中意的东西，都被他隔三岔五给败坏了。
母亲说，那个时候你多大啊？你大舅结婚那年，你三岁多吧，你能记着那张照片？嗯，你怎么不说话？
那个时候，我走神了，或许如母亲所说，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应该见过姥爷那张照片，后来给淡忘了，所以姥爷出现在我的梦里的时候，我看不清他的年纪，因为姥爷给我印象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面貌不出众，身材一般，说起话来也跟周围的老头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说他普通到可以混同我的家乡众多老头，他们有着千篇一律的特征，所以，姥爷借用年轻时代的形象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说，妈妈，姥爷失踪那次，是不是去了欢城？
母亲想也没想就给挡了回来，什么欢城，你胡说八道什么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欢城这个地方。
说完，母亲陷入长久的沉默，那一刻，空气也变成了黑色，在电话的两端凝结着。
我知道母亲心里有一道闸门，遇到姥爷失踪这个话题，闸门就会迅速落下，她在选择回避，回避她的难堪和愧疚，她不愿意提及姥爷失踪这件事，每回忆一次，姥爷就会在她手里重新死亡一次，她的愧疚也会降临一次。
我轻声说，妈妈，你好好想想，这对我很重要。
母亲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像一只鸟儿在我耳畔飞了过去，随着鸟儿的飞去，凝结的黑色消融，周围逐渐显现出透明。是的，我见过你姥爷当年那张火车票，那就是一张去往欢城的火车票。
接着，母亲抽了一口气，我的话筒也抖了一下，当年那张车票，我从你姥爷的兜子里掏出来就撕掉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别担心妈妈，我做了一个梦，姥爷坐在开往欢城的火车上。
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我到达欢城之后的第七天的午夜，在欢城的一家小宾馆里的前厅吧台，一个名字叫杨眉的姑娘一声不吭地听我诉说来欢城的故事。
接连七天的寻找，我的探寻之旅没有丝毫进展，姥爷十六年前的欢城之行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原本寄希望的几条线索全部断了头儿。当年的知青有的故去，有的失忆，有的对姥爷没有丝毫印象。只有一个住在养老院的知青，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的手哆嗦着，对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他的知青生活，对于那段岁月，他表现出了病态的感受，一方面咬牙切齿地唾骂，一方面又满含热泪地怀念，这种既痛恨又迷恋的态度，让我一度如在梦中，那是一个午后，阳光很好，照得室内明晃晃的，与他陈旧年代的诉说形成反差，我站在时光交错的分界线上，努力提醒自己不要被过分吸引。太阳快要落下的时候，我说出了姥爷的名字，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些精神恍惚了，老人贴近了我，他睁大了眼睛，喉咙里发出了轻微的呼啸声，像一只深藏不露的老猫，他研究了半天说，像，你像你的姥爷。你姥爷这个人，饭菜做得一般，这可能也不怨他，缺油少盐的，厨艺好顶什么用，不过，他的洗脚水烧得好啊，满满的一大锅洗脚水，他用木柴噼里啪啦地烧，水都要滚三滚，开透了，那个年代能用那样的洗脚水，多奢侈啊，你姥爷懂我们南方人的，所以我们都喜欢他。你姥爷的笛子吹得好，好得不得了，跟收音机里没有啥两样，那根笛子还是我探家时从欢城带给他的，我们欢城的竹子好，做笛子天下第一。我迷迷糊糊走出了养老院，老人说的那个人，我觉得根本不是我姥爷，至少不全部是我姥爷，他是我姥爷和别人的姥爷的合成。
因为午夜的缘故，整个宾馆安静得过分，安静到让人有一丝不安，安静到我这个满怀心事的人无法入眠，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适当的嘈杂反倒给人安稳的感觉，嘈杂与我焦躁的心情是匹配的，于是，我用失眠来对抗欢城的安静。我溜达到吧台，杨眉正在吧台内用手机玩一款“愤怒的小鸟”的游戏，当然，我是从游戏的声音上判断出来的。杨眉看到有客人到来，马上放下了手里的游戏，脸上也露出自责的笑容，在她问过我来欢城干什么之后，我抓住了这个理由，理所应当地坐在她对面的那张能旋转的椅子上，我当时想，既然你问了我来欢城干什么，就有责任听我把话说清楚，做事情有头有尾，无论对于造船厂的人还是欢城的人来说，都算是美好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