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文坛》2004年第03期
栏目：新潮学界
1949年7月，45岁已入中年之秋的巴金写了一篇题为《我是来学习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人一种印象，写了20多年小说的他，走进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场，好像一下找不到创作的感觉了。这个夏天使巴金有了要“变”的预感。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齐刷刷地坐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台下，其中不少是面孔熟悉的老朋友，但解放区作家们意气风发和自信的神情却令他多少有些陌生：“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糅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就在他应周恩来之约动身来北京之前，上海人从来不曾见过的腰鼓队开始出现在街头，这些队伍来自工厂、学校，先是自发、零星的，从南京路到静安寺路，从爱多亚路到霞飞路，再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红旗、口号、腰鼓，显示了上海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腾。他处在极端的不安与昂奋之中，他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极端自卑、怀疑、幻想和参与的心态：
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却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1]
曹禺小巴金5岁，同样是虽为中年却依然保持着青年人天真和浪漫的心态，和一个对社会的极其年轻化的观察视角。他的前半生都在用戏剧探寻命运的秘密，他用笔抨击阻碍人性健康发展的黑暗势力，但他又相信命运是一口走不出的“残忍”的“陷阱”。然而，他又渴望生活，留恋生活。他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使他早早就懂得了“挣扎”的意义，所以在舞台之外，在沉闷之外，他同时具有了极爱幻想和时时想“飞”的强烈欲望。一种周冲式的出于逃避恐惧但又追求玫瑰色美丽世界的本能，为世人留下了这些文字：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涵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你若想做一个人民的作家，你就要遵从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你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是非观点写作，你就未必能表现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人民便会鄙弃你、冷淡你。
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每当读到这一段话，就念起以往走的那段长长的弯路，就不觉热泪盈眶，又是兴奋，又是感激。我真能做这样一个好学生么？无论如何，现在该学习走第一步了。[2]
这是探讨巴金、曹禺转折期心灵路程及性格特征的两个重要文本。他们也许曾经这样幻想，在大时代的转折之际，自疑、自轻的文字表白或许能使自己顺利的跨越“思想改造”的门槛，以牺牲精神主体性为前提的对权威文艺观点的奉承与接受，或许能逃过历史之劫，由此以“新人”的姿态完成与新时代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