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心想：监测地震毕竟是搞“科研工作”，要到省里、市里、县里和领导、专家们坐在一起开会，一个泥腿子的形象倒没啥，不会写不会说的可怎么成？矬子里面拔大个吧！张明一比较：五个人还就数姜成田的文化水平高。得了，就他了——虽然中专没毕业，好歹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于是，1972年10月20日，姜成田成为地震站的观测员兼任临时负责人，仍属于“临时工”的借调性质。
这个没有过多“想法”的决定，可是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后来，那些保住性命的海城人民知道是张明挑选了姜成田，都很感谢他，有的人甚至都想给他“磕”一个头。
姜成田是一位做事极为认真的人。上任之初，4个观测员对他很不服气：你不也是一个门外汉？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领导？他心里没底，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干这一行责任太大了——地震一来，弄不好就要死好多人，我能干好吗？后来，他还是下了决心：既然已经干上了这一行，那么，自己就必须干好，尽快由外行变成内行。
实事求是地讲，在姜成田之前，我国一些充满智慧的土专家，已经开始对监测地震作了一定的研究，发明了“土地电”等一系列地震观测仪器。姜成田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开始了自己地震预测的探索工作。
姜成田先后到营口地震台、金县地震台、大连地震台等多个上级单位或兄弟单位上门求教。他的业余时间，全都是用来钻研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地震监测书籍。1972年12月17日，姜成田去沈阳，参加辽宁省地震大队为期两个月的测震班。来自全省各县市地震站的同行，一见面惺惺相惜，牢骚满腹，彼此大吐苦水：“临时工啥时候能转正啊？”“我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太低啦，得找机会跟省领导提一提！”等等。只有姜成田一个人一声不吭，埋头学习。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的工作怎么样？现在哪是谈这事的时候？
海城地震站坐落在县东部郊区玉皇山脚下，一共五间平房。郁郁葱葱的原生态环境，十分优美。可是，姜成田却没有注意监测室窗外的好风景，他坐在椅子上，像一尊泥菩萨，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天。眼睛始终盯在那些土仪器上，观测仪器的变化，并养成了一个记工作日记的好习惯——他很想摸索出一些地震的规律。
1974年3月13日，姜成田正在值班，他突然发现，站里的土仪器——“土地电”仪表内的微电流，有了上百次的“突跳”。他皱起眉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地震前兆呢？3月14日，他接到省地震大队的电话通报，辽西地区果然发生了一次地震。3月14日，“土地电”仪表上的微电流又产生“突跳”。3月15日，辽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地区又连续发生了上百次的“小震群”。“小震群”成为姜成田的重点研究对象。他渐渐地摸索总结出了地震时间、方位、级别的一定规律。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地震站的工作制度，根本不适用地震监测——5个观测员轮流值班，每天在值班日志上，只要记录下两次仪器的监测数据就算完成工作任务。
姜成田觉得：这种记录是不真实的。这并不能代表每天监测的真实变化。为了抓住地震前兆，他把工作制度作了改进。这个“馊主意”，让大家叫苦不迭：观测员要24小时守卫在工作岗位上，观察所有的地震监测仪器上的数据瞬间变化，并如实记录下来，以确保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吃饭和上厕所，观测员之间可以轮换接替，总之，工作室内的仪器具前，每一刻也不许离开人。
大家硬着头皮，只坚持了两个月，就说啥也不干了。有的人脸红脖子粗地反驳：“我说头儿，世界上，还没有一家地震站像咱这么傻干的。再说，靠这些土仪器就能报地震啊？”
姜成田坚定地说：“能！”
大家侧目而视。随后出现了一个姜成田和部下失和的尴尬场面：大家作完值班记录，就去隔壁的休息室，或睡觉，或打扑克，或下象棋。
一看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姜成田心里很苦恼。不过，他还是理解大家的心情：人工监测记录的方式，确实挺辛苦……能不能想出一个新的办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