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耷在脑袋上，邋遢如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却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内，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揣过个反扣的塑料箱过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在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硕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bie）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量瘦小，五十多岁，焦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一个由权力和法律编织的网格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这种重复劳作持续久了，人像在封闭的噩梦中，不断循环、循环、循环……最终，达到癫狂。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1个小时呢？5个小时、11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腾、扑腾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后，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响了一声，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啊……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