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叫大家住一条巷里呢？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相互帮扶的。对我母亲而言，最关心的是账款最终能否结清，毕竟也要养家糊口啊。而我父亲呢，比较面慈心软，助人不求回报。有时因为赊欠的事情，父母就难免发生争吵。有意思的是，这一路过来，和讨海的邻居相处，我家没少吃鱼，特别是从深海捕捞回来的大鱼。像阿成的大姨父，就经常捎带来三五条，以感激平日他出海以后，对他一家老小的照应。
但小孩并没少了打架。
就说这一天吧，我走过咖啡店，看见一群人围着一摞木箱，木箱上搁着个玻璃水罐，水罐里有两条鱼正在战斗。嘴对嘴地撕咬一阵，又龇起尖牙朝对方身上乱咬，美丽的鳍片纷纷碎裂。索香手里拿着一个小水瓶，很显然，水罐里头有一条鱼是她的。我问她：哪条鱼是你的？索香却不搭理我。旁边有人指着水罐，朝我努嘴道：喏喏喏，红尾巴的。索香啪地一下打开那人的手：要是把我的鱼吓着，变我输了你赔吗？然后又横我一眼：你这种读书仔斯文人，不要来看，这里是赌钱的，回去你妈又说被我带坏了。这下把我惹急了，我说不就是一条打架的鱼吗，有什么了不起？索香顿时瞪大眼睛：干你姆，这只鱼，打过十几场，没有输过一场。有人出三十块钱我还不卖，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索香话音刚落，咖啡店里就冲出阿成来，姐弟俩扭住我一阵厮打。
水罐里鱼的战斗还没结束，我们这里又开一个战场，咖啡店前聚拢一群孩子，有为鱼儿喝彩的，有为我们叫阵的，混乱之中不知谁踹了木箱，一摞木箱应声倒下来，玻璃水罐砰然而碎。已顾不得和我厮打的索香大叫：干你姆，我的鱼呢？
这时咖啡店隔壁，船公司的大门口出现了鬼仔的身影，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跨出门槛的脚板，正好踩死了一尾跳到他跟前的鱼，把索香急得破口大骂：干你姆，你这个臭日本仔，你好死不死出来做什么？
我的衣服被阿成撕破，但他毕竟比我小，还构不成对我的威胁。倒是索香这泼女子，尖利的指甲，在我脸上划出一道长痕。让我解恨的是，她价值三十元的鱼给踩死了，还被船公司出来的一个大人，啪啪扇了两巴掌。
这是我打的一场大架，母亲知道后将我狠狠地修理一顿，禁闭了一段时日不让我出门。自那以后，索香一看见我，就满脸喷愤。好男不与女斗，我装作没看见。久而久之，她也觉得没趣，形如陌路，再不通声息。至于阿成，初初见我去海香买咖啡时，嘴里还哼哼不平，再后来也了然无事了。
倒是事发后的一天下午，父亲说船公司有人来找，吩咐母亲谁都不准出来厅上，他们有事要商量。我想，不会是为那天打架的事吧？赶紧躲到楼上，耳朵贴着楼板，偷听楼下他们说话。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一个很是宏亮的声音，用十分纯正的唐山腔，足足唠了大半个时辰。因为楼板下有一只电风扇在转动，我听不清他们谈话的内容，听着听着就头一歪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下楼见厅上多了两大纸箱柑橘，个头之大前所未见，一问母亲才知道，是船老板送的台湾柑橘。船老板每年“双十节”都去台北，带回这稀罕的东西来。
在场的二哥说：他是国民党派，反共的。
母亲急忙打断二哥的话头：你管他反什么的，柑橘只是吃的。
原来，船老板并非为打架的事来找父亲，我心中总算放下了一块石头。后来，有一次餐桌上吃饭，父亲心情不错，谈起过去的事来，说到了船老板，原来曾是个偷鸡摸狗的小贼，经常叫我阿公帮他销赃。虽说，现在的船老板有钱有势了，活得人模狗样的，但我从此打心里瞧不起他了。
瞧是瞧不起了，可索香为什么叫鬼仔臭日本仔，船老板为什么平白无故送我家台湾柑橘，我走过船公司门口时，心里总揣着两个谜团。
姨娘被抓走
一大早，给海香咖啡店送木头木尾的鸦片连，也给阿成送来一个坏消息：姨娘被“青灯”[1]抓走了。
鸦片连给几家枋廊运送板材，连带将厂里剩余的木屑、废木等供应附近的咖啡店。鸦片连之所以叫鸦片连，因为他有医生证明不吸鸦片就发病，是一个有执照的大烟鬼。但他除了自己抽又偷偷让其他烟客抽，如果被抓私烟的官员逮个正着，人赃俱获时，鸦片连和烟客就得坐上几天牢。
鸦片连已年过半百，虽无妻无子，孤家寡人一个，但也逍遥自在。有时，和黑文坐在咖啡店里，数说后马车路窑子里哪个婊子好，哪个婊子不好。但他们似乎都有默契，从来不在阿成面前提及他姨娘。鸦片连赤身光膀的，黝黑黝黑的皮肤，越长越像一头猩猩。后来也不知是年岁大了，还是嫖婊子给淘空了，颈背一天比一天弯曲，几乎要向后仰起大半个前身，才能看见对面的人。这也是再后来过马路时，鸦片连被一部大卡车当场撞死的根本原因。鸦片连告诉他姨娘被抓走的消息时，咖啡店里没有几个人。
阿成问：为什么抓我姨娘？
问罢了，虽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但没有人回应他，都眼吃吃地相互看着。
注释
[1]“青灯”：以前对海关人员的一种通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