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母亲接过钱，看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关切地问我：你打翻煤油了？我摇摇头说：见鬼了。什么鬼？等我断断续续地说完全部过程，母亲笑了：他不是鬼，是日本时期生的，叫鬼仔。
那他们的房子，怎么又深又长，天井也很大？母亲说以前日本飞机在这里投炸弹，船公司房子被炸坏了，修房时隔墙被打通了，房子就连通了两条横巷。
后来，我爬上我家房顶放风筝，越过高低起落的房顶，从一处突然低陷的瓦楞板上，可见从那里穿出来的吗啫喱树的青黄树叶。
巷子里卖面的阿云对着空中指画：那时我们沿街卖面，我爸挑担子，我敲板子。正走着，日本飞机飞来了，机枪突突突地扫射。我拼命奔跑，一进门我就昏死过去了。阿云说起当年的经历，犹有余悸。
据说，当时福婶的儿子正在街头卖绢花，为抗日筹赈会筹款，结果被炸弹吓蒙了，从此神经失常，一看见花就笑，一听见炮仗就呼天叫地，高兴了“唱松花江下”，不高兴了朝福婶抡拳头乱打。福婶一口口给儿子喂饭，一头白发一头黑发凑在一块儿时，谁见了都摇头兴叹。
每天早上，我提着茶壶到海香咖啡店买咖啡，走过船公司门口时，我放缓脚步，“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就闯进我眼里。我问过父亲，原来“孙文”就是孙中山，“天下为公”是他的手迹。人家为什么要在大厅上挂这么一个大匾呢？我没再细问。倒是鬼仔，以后再往船公司送煤油的时候，一看见他那直勾勾的白眼仁，我就浑身不自在。
鬼仔的脸长得和连环画上的日本兵一个模样，也像她母亲——那个成天念经的妇人，脸色青白阴森，叫人可怕不舒服。我不免带着种种猜测，将鬼仔和飞机投弹的事件联系起来。我是家里唯一的送货员，去船公司送货，经常看见鬼仔身穿白色的文化衫，蓝色的长筒裤，脚上趿拉一双凉拖，似乎永远就这一种着装。他除了坐在妇人身边，偶尔也坐门槛上观看行人。
后来我发现，原来鬼仔是个哑巴。
他是阿成
海香咖啡店灶头内的木屑开始冒出火星。
海叔的三个孩子挤在院里，洗脸刷牙，准备上学去。偶尔，因为谁蹲厕所时间长了，下一位实在忍不住了，不免发生口角。这时只要海叔一声短喝，孩子们就赶紧噤声，再不敢吵闹了。
这一切，被蜷缩在火门边往灶里添木屑的他看在眼里，但很不以为然。
他家里人说话都扯开喉咙，常把邻居客家佬惹急了，打开朝他家的窗户，低吼一声以示警告。可是不过一会儿，喉门就又大起来。
奶奶过世后，大姨一家搬过来同住，房子里十来口人，一说话甭提有多吵闹了。他也不上学了，在海香咖啡店给海叔当学徒，洗杯端茶，收拾客人走后的桌面，打扫卫生。
穿沙龙和娘惹绣纱的奶奶死后，邻居们感叹了不少惋惜的话。经常来咖啡店转悠的黑文说：谁也没有她的本事。你知道吗？你奶奶的马来话，连红毛法官都佩服。我们兄弟被抓进去，只要你奶奶出面，就是砍了人没死的，也不用“米查拉”[1]。黑文很瘦，赤着上身，一条短裤要掉不掉的，说话时眼睛瞪得老大，口水在嘴边吐泡。黑文对他说这话时，他听得很迷惘。奶奶经常阿峇阿峇地招呼人，说的马来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但奶奶有本事解救那些街头兄弟，听见他们出自肺腑的话，让他很为奶奶骄傲。
事实上，奶奶在临死前，做了一件让他很感贴心的事。
有一个推三轮车卖蕃薯芋头瓜果蔬菜的潮州老头，经常将车子停在他家门口，一根接一根吸烟。老头见他放学回来，常无端地抓住他从头看到脚，问这问那，使他很纳闷。有一天，老头上楼来找奶奶，两个人在后房里叽呱了一阵，临走老头还不断地求说：给我带回去吧？原来，老头是他见过一面长凶眼睛的“老爸”的爸爸，是来认孙子的。但奶奶拒绝了，不舍得她一手养大的孩子被带走。
奶奶那天早上一觉没醒来，就离开了他们。唯一关心他爱护他的奶奶走了，使他感到更加落寞。
听说，那个“老爸”去婆罗洲前将姨娘狠揍了一顿，姨娘的脸青肿了好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姨娘又换了一个男人。家里人一多，姨娘就更少回来，他姐索香更像一匹没人管的野马，也不知跑哪儿去了，三天两头不回家。
当他忍不住热气和吵闹，跑到船公司的长板凳上睡觉时，还是只有那一盏街灯陪伴他，昏黄的灯光下一团又一团的飞虫。每到深夜里，就会传来老鼠在阴沟里相互撕咬的叫声。
鬼仔偶尔还糊弄他醒来，糊弄醒他以后，就又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看他搓揉眼睛。通常这个时候，海叔已打开店门。他便溜进海叔的店里，把头俯在水龙头下，一只手指头伸进嘴里，洗漱洗漱了事。和海叔几次交谈以后，海叔就将他留下当了学徒。
我是我
其实，小巷里每天都有许多故事，在聚集咖啡店里喝咖啡，或打麻将的人中间说个不停。我家开杂货店，我每天给这家那家送去葱头蒜粒之类，耳朵里也捎带了不少的事，可唯独一说到鬼仔，那些人就三缄其口，另找话题了。
小巷里有几家讨海的渔民，男人出海后，一般过把月才回来。女人在家里打牌赌钱，有时男人被以非法捕鱼的罪名抓去坐牢，一年半载还回不来。女人钱又输光了，就来我们家赊账，买这买那的，一直等到男人回来再结。阿成家也不例外，一直是赊欠大户。
注释
[1]“米查拉”：土话，意指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