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老焦无论如何要请导演到他家里吃饭，要和导演交朋友。我也是出席作陪的。我说导演你充分尊重了原作。导演说，如果原作有需要提高改动之处，导演当然也可以跟编剧商量，有的导演不在导出剧本内涵上多下功夫，反而要求在戏中乱加枝节，甚至撇开编剧，任意改动，口授台词，这是我最反对的，这是滥用导演权力。导演说罢这番话，又对老焦说，你如果遇到我说的这种草台遗风导演，你会有少女受强暴之感，能把你气得要跳江呢！我就是二十八岁时写了一个戏曲剧本，遭了这样的罪，愤而到戏剧学院学导演的，其实我本是复旦中文系毕业！老焦听了，对导演感激万分，一再敬酒，最后执意要把自己一件心爱的六朝古董送给导演作纪念，还说，你反正也是S城的人，到你手里跟在我手里是一样的，这句话使导演感动的程度可以想象，导演双手接过。
到了老焦家里，我才知道，他能写出《二桥春》来，不但因为有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等方面的修养，而且他对古代和当代的戏曲也有相当研究，这从他的藏书里有一大溜这方面书籍就看得出来。老焦谈起传统的优秀戏曲剧目，头头是道，眉飞色舞，关汉卿的《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他都能背诵出其中的唱段来，更不用说《西厢记》里的唱段了，地方戏曲《赵五娘》，他也能如数家珍似的背诵出几十句来，可称之为老才子，即使再过多少年，我也未必能达到他这种程度。
不过，我也感觉到老焦有他的弱点。一是希望显露才华，二是心性比较高，这与他六十二岁的年龄似乎有不协调之处。当然，我不赞成那种保守见解，好像人到一定岁数就应当如何如何，同时不应当如何如何。可是，我们毕竟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你是六十岁，他人的目光看你就是六十岁，就绝对论说，六十与二十三十确实也不是一个数字。当然，老焦的弱点，恰正是他的优点，要不然，他怎么会写出不同凡响的《二桥春》来呢？
彩排那天，我看到老焦和许多老头子会聚在剧场门口，从那些人的身份样子看，大约就是诗词协会里老焦的诗友，他们都兴高彩烈。老焦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穿了一身好衣服，好像他今天办什么喜事正在大请其客。
后来在剧场里，我却看不到老焦，他没有与那些坐在一起的老头子坐在一起，他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的角落上，尽量避开旁人。我虽然不曾有戏被排演过，但这种心情我能猜得到，他是要好好地不受干扰地看看他自己的戏到底如何，就像一个画家作好了他的画，就站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审视打量它一样。我没有打扰他，我在别处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看。
老焦的戏成功了。S城的人看戏不爱鼓掌，但他们会看戏，如果是好戏，他们总是让自己少走动，生怕把什么内容看漏掉，一出戏在他们心中最后的评价好不好，就看剧终时他们是否报以较热烈的掌声。老焦的戏获得的，就是这种珍贵的掌声。戏演出结束时，我到后面却找不到他了，局长也满场在找他，说是部长县长要见作者，那些老头子也在找他，说是要向他表示祝贺，但老焦确实不见了。
在外面也没有看到老焦，我只好回去。那些老头子也在剧院门口拱手作别回家了。我骑在自行车上慢慢地踏，回味着老焦的戏和演出时的剧场情况，我是要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一路上，我都听到散场的观众夸赞这个戏好。
忽然，路边似乎有个人在叫我，声音不高，但有点熟悉。我左右一看，不见人，眼一低，却看到是老焦。他坐在路边的一个关了门的商店台阶上。我大吃一惊，忙下车，走去搀他站起来。我说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是走不动了吗？他说，不是，我坐下来品味品味。我说，散了场我们局长啊你的老朋友啊都在找你，你怎么一个人先离开了？他说，我有意回避的，这种时候，我怕人说好，也怕人说不好，我要一个人想想。我问他，这会儿你想好了没有？他说，我认为，戏成功了。我说，是的，观众认可了，大家找你就是为了祝贺你！部长县长刚才都要见作者，但你离开了。他忽然一下子站不住似的伏在我的肩上，软弱地啜泣了一声，颤抖抖地说，成功了！成功了！当时，我的心弦被猛地拨动，一股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因为他毕竟是个岁数大的人，我真怕他欢喜得过分了，出什么意外，我冷静着说，我送你回去吧。他说，好的，我确实有点头昏，到了我这种年龄，也许不宜有这样大的喜悦，唉，我像个孩子似的，我是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