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别人给我讲他们的童年，不过他们得快点儿讲，否则我乐得给他们讲讲我自己的童年。
我于“一战”爆发那年生于威尔士的一个大镇子——一个丑陋而可爱的镇子（至少在我眼里，过去和现在就是那样子）。它在一条长长的、壮观的、弯曲的海岸边滋长。海滩上，逃学的男童、采沙场的小伙子，还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老头儿，他们逛来逛去，百无聊赖，在水里蹚来蹚去，看着有些船进港，有些船出海远航，驶向奇幻的印度、神奇的中国，还有橘子漫山遍野的国度、狮群无拘无束的乐园。他们向大海扔石头，逗引嗷嗷直叫的流浪狗；他们在沙地上筑起城堡、碉楼，开凿沟渠，划出赛道。在夏天周六的下午，他们可以听管乐队的演奏，看木偶戏《潘琦和朱迪》，或者在人群外边闲逛，听一听宗教演说者们声嘶力竭的演讲，这些人对着大海咆哮，似乎大海大错特错而且罪该万死，就因为它呼啸而来，又轰然而去，卷起滔滔白浪，又装满鱼虾。
我记得，有个老头儿，时不时摘下帽子，在头发上放起一把火。我不记得这有什么意思，就算有点儿意思，只能说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老头儿。
这座海边镇子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出了镇子，就是我不了解的威尔士。那时，我只知道这个威尔士有矿井，有高山，有河流，还有唱诗班、足球队、羊群、夸张的礼帽、红色法兰绒背心。这个威尔士忙着它自己的事情，和我没关系。
这个我不了解的威尔士还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暗夜里的钟声、穿兽皮的山里人、唱不完的山歌。过了这个威尔士，就是英格兰，也就是伦敦，也就是叫作“前面”的那个地方，我有好些邻居去了那里再也没有回来。那是个只有年轻男人才去的地方。
起初，我知道的“前面”就是我家门口的门廊。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了那里就不再回来，后来我知道的事情更多了，但这个问题还是弄不明白。我扛着木头枪到公园去，射杀看不见的想象中的敌人，就像扫射一群群野鸭。在海边镇子这个天地里，公园本身就是整个世界。它离我家很近，在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床上也能听见大孩子在公园里丢满废纸的河岸上玩球的声音，公园是个到处是恐怖和宝藏的地方。公园不大，里面有高大的老树，上面刻满了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爬树留下的累累伤痕，还有好多隐秘的地方、洞穴、森林、草原和沙漠，那简直就是大海尽头的王国。
找一个日子，我们全副武装，竭尽全力地把这王国的每个角落都探索一遍，从强盗的巢穴到海盗的船舱，从土匪的客栈到牛仔的牧场，就连藏在灌木深处的小屋也不会放过，我们在那里举办甲虫比赛，点起篝火，烧烤土豆，畅谈非洲和各种牌子的汽车。然而到了第二天，那王国依然是尚未探索过的净土，就像南北极一样，那是刚刚诞生的王国，变化无穷的王国。
那时有许多秘密社团，不过你只能加入其中一个；用鲜血或者红墨水、生锈的小刀，当然还少不了一种剔除马蹄上石子儿的工具，你在一份生死文书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对天发誓要消灭其他所有社团，绝不泄露社团秘密，倘若食言，就甘愿遭受文火的炙烤。你还要展示自己的胆量或耐力，这个你可以选择：你敢爬上最高最危险的大树，朝下面的路人扔石头，特别是邮递员或其他穿制服的人，你敢吗？你敢把排屋所有人家的门铃按他个遍，尤其是那红脸大汉家的门铃，他家有狗，它跑得飞快，你敢吗？那池塘严禁下水，里面有凶巴巴的天鹅，你敢跳下去游一回吗？你敢吃下满满一坛子泥巴吗？
还有好多别的选择。我选的是耐力型的。我双手提起灌木中捡到的一架笨重的破推车，足足撑了半个小时，差不多吧。当时我觉得背脊都快要折断了，半小时如同一整天一样漫长，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比招惹那红脸大汉和他的狗强，也比生吞蝌蚪强。
我们认识公园里的每一个住户、每一个常客、每一个保姆、每一个花匠、每一个老头儿。我们知道那个一惊一乍的退休警察什么时刻到园子里来看大丽花，那个坐轮椅的老太太什么时刻领着六条哈巴狗来散步，还有给她读报的脸色苍白的女孩。如今我觉得她是在读报，而当时我们老以为她读的是魔法大全。每到夏天和秋天，有个老人坐在长椅上，凝望着水池，他那张脸我至今记忆犹新，离开公园和海边镇子很久很久以后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叫：
公园里的驼背
公园里的驼背
一个独来独往的先生
谁也不知他从何而来
大概是随着树木与河水
从大门的锁孔钻了进来
直到周日夜晚沉闷舞会的到来
吃的是报纸裹的面包
喝水的杯子套着铁链
孩子们常往里装沙子
他喝水的地方就是我放船的喷泉池
夜晚睡的是狗窝
只是身上没有套链子。
他就像鸟儿一样来得很早
就像河水一样静静安坐
镇上逃学的孩子们
都管他叫“嘿”先生
其实他们还在老远的地方
他早就清楚地听见他们的脚步声
经过池塘和小山
挥着报纸哈哈大笑
受人嘲弄的驼背先生
穿过柳树林大声喧哗的人群
凭借戳起树叶的手杖
能躲过公园的管理人。
睡狗窝的老驼背
孤零零行走于保姆与天鹅之间
柳树林中的孩子们
就像老虎怒目圆睁
在假山上咆哮
水手们把柳树林染成一片蓝色
在睡觉之前整整一天
他一直用自己弯曲的骨头
捏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
她像年轻榆树一样挺拔
到了夜晚即使锁链加身
她也能站得笔挺
夜晚降临没有铺床的公园
在栅栏和灌木丛后面
鸟儿青草树木水池
还有草莓一样纯真的野孩子
簇拥着驼背
爬进黑暗中的狗窝。
那座园子随着我长大，我越了解它的秘密和疆界，这方小小的天地就越来越宽广，在树林和灌木中，我发现了新的藏身处和伏击地，还有想象出来的形形色色人群的密室和巢穴、牛仔和印第安人，还有噩梦中闯入我卧室的高大恐怖的人形怪兽。不过，这不是我唯一的天地——虽然这里有小山坡、沙砾路、百宝箱、滚球场、演奏台、水池和大丽花园，在这个公园里，有个绰号大烟囱的管理员，他整个就是一条潜伏在草丛中满脸络腮胡的毒蛇，你得离他远点儿才好。还有另一个天地，每逢放半天假的时候，我和伙伴们沿着面对德文郡的海湾混他个半天，满心希望发现海潮冲上来的金表、羊头骷髅或者漂流瓶；还有一个天地，在那里，我们吹着口哨，穿过挤满人又像车站卖的三明治般了无生趣的大街，转过好玩的煤气厂和屠宰场，经过黑乎乎的纪念碑，还有那本身就该放进博物馆的博物馆。我们还会去游乐场，在那光秃秃的煤渣铺就的地上用草棍儿拨弄蛐蛐儿；有时候，我们坐上颠簸得像补铁果冻一样的街车，去到废弃的码头，在码头下面爬来爬去，不要命地倒挂在已经腐朽的木梁上，要不一直跑到码头的尽头，在那里蹲坐着没了活计又离不开大海的码头工人，他们戴着帽子手套，嘴里叼着早已熄灭的烟斗，在码头边弓着腰钓很难吃的鱼。
那时我以为，我们的镇子绝对天下第一，我们在沙丘上和好斗的野孩子打架，互相打赌，看谁敢爬上当时还只建了一半后来叫作金链花海滩饭店的楼房的脚手架。当时我坚信，我们的镇子绝对天下第一，周六的夜晚，这里有鱼香和薯片；周六的下午，这里有热闹的电影院，我们呐喊着嘶叫着挥霍一个个硬币；在国际之夜节日里，这里挤满了人，帽子里装满了韭菜；这里有公园，那是个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地方，丛林里到处埋伏着红种印第安人的公园，还有那个驼背以及把树林都映成一片蓝色的水手。小孩子的记忆是说不准的，所以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的学校绝对天下第一，牢固，亲切，一股胶皮靴的味道，钢琴课那甜蜜而笨拙的琴声从楼上飘到楼下空荡荡的教室，偶尔留在教室的还有几个眼泪汪汪的倒霉鬼，他们留下来做没做完的加法题，或者接着作恶——地理课上扯女孩的头发，英文课上在桌子下踢别人一下。学校后面有一条窄巷子，只有年纪最大、胆子也最大的才敢去，他们朝窗子扔石头，打架，夸海口，吹嘘自己的关系——
“我老爸有司机。”
“他有司机有什么用？他连车都没有。”
“我爸是镇上最有钱的。”
“我爸是威尔士最有钱的。”
“全世界都是我爸的。”
还有棒棒糖换弹弓，旧刀子换弹珠儿，风筝线换外国邮票。
那条巷子是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的地方；实在没有秘密，那就瞎编吧。
时至今日，我偶尔还会梦见自己跑出学校，拐进信任之巷，对班上的男孩子宣布：“不骗你，我真有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什么秘密？”
“我会飞。”
他们都不相信，于是我扇动胳膊，慢慢离开地面，起初只有几寸，接着加快速度，越飞越高，到后来我挥舞帽子，飞到学校最高的窗子，朝教室里望去，吓得钢琴旁的女教师尖声大叫，节拍器掉在地上，停止了摆动，时间停止了。
我飞过镇上的大树和烟囱；贴着桅杆和烟囱飞过船厂；飞过因克尔曼大街，塞瓦斯托波尔大街，还有那条所有女人都戴男人帽子的大街；飞过恒久不变的公园的大树，那里的管乐摇动树叶，纷纷撒向保姆和孩子、瘸子和懒汉、花匠和叫喳喳的男孩们；我飞过黄色的海岸、追赶石头的狗儿、老头儿，还有欢唱的大海。
童年的记忆是没个准儿的，也说不完的。
（1943，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