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三场婚礼，主角之一仍是张志沂。
上海的房价飞涨，张志沂手上还有一条街的房产，和之前已经不太来往的亲戚们走动得也勤了，成了亲戚间难得的择偶对象。张志沂找了新工作，给日商住友银行的买办孙景阳当助手，处理英文商业信函，后来娶了孙景阳的庶出妹妹——孙用蕃。
“你二叔要结婚了。”楚娣告诉她，“耿十一小姐——也是七姑她们介绍的。”
楚娣当然没告诉她耿十一小姐曾经与一个表哥恋爱，发生了关系，家里不答应，嫌表哥穷，两人约定双双服毒情死，她表哥临时反悔，通知她家里到旅馆里去接她回来。事情闹穿了，她父亲在清末民初都官做得很大，逼着她寻死，经人劝了下来，但是从此成了个黑人，不见天日。她父亲活到七八十岁，中间这些年她抽上了鸦片烟解闷，更嫁不掉了。这次跟乃德介绍见面，打过几次牌之后，他告诉楚娣：“我知道她从前的事，我不介意，我自己也不是一张白纸。”
孙家是书香世家，孙用蕃的父亲是孙宝琦，在清政府任法国大臣时庇佑过孙中山；北洋政府时期，做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等。孙宝琦娶妻五房，共有子八人、女十六人，属于“养孩子嫁娶权贵专业户”，女婿有“河间总统”冯国璋、邮船部尚书盛宣怀、清庆王奕劻、北洋总统袁世凯等。
庶出的孙用蕃在十六个女儿中排行第七，却是晚嫁。她为人精明干练，同“赵四风流朱五狂”的朱氏姊妹关系不错；同陆小曼私交甚好，因为二人皆有烟瘾，她们一度被称是一对“芙蓉仙子”。较之其他兄弟姐妹，嫁给张志沂做继室，做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后母，孙用蕃也不是不委屈的。
一九三四年，张志沂和孙用蕃结婚，夏天时在礼查饭店订婚，冬天时又在华安饭店举办婚礼。婚礼办得很热闹，场面很大，但张爱玲不开心。
怎么开心得起来呢？
之前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的张爱玲，万万没想到书里的情节会应在自己身上。在《私语》中张爱玲说，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她必定把她从阳台推下去，一了百了。
可惜张爱玲不能做，只能想。想得多了，竟急出肺病来，胳肢窝里生了个皮下枣核，推着是活动的，吃了一两年的药才消退。
二
该敷衍的，还是需要敷衍。
嫁到张家后，孙用蕃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给用人来了个大换血；第二件是搬家到位于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的一栋有着二十多个房间的大别墅里；第三件是为张志沂操办生日。
那别墅位于现在泰兴路（当时叫麦德赫司脱路）和泰安路（当时叫麦根路）的转角上，隔着一条马路就是苏州河；过河就是闸北区。它是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方建筑，房间多而进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用人居住；全部有二十多个房间。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用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物，算是个贮物间。
孙用蕃为素未谋面的名义上的继女张爱玲准备了自以为是的礼物——她把娘家的两箱“料子都是很好的”旧衣服带来了，送给张爱玲穿。
好心也好，立威也罢，对于小时候便在心里立誓“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喜欢新鲜特别的张爱玲来说，这就是赤裸裸的羞辱与欺负。
张爱玲穿着一件一件的似乎永远穿不完的旧衣服，在贵族化的女校里很是难堪，可她不敢说自己不喜欢。她在《穿》中记：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三
张爱玲开始跟父亲练习旧体诗，张志沂在亲友做客时常把女儿的佳作展示给客人看。张爱玲写《摩登红楼梦》，写《红楼梦》中的人在现代的生活：秦钟和智能儿坐火车私奔，贾琏做了铁道局局长，贾元春主持新生活时装表演，宝玉闹着和黛玉一起出洋……张志沂亲自为女儿代拟前六回回目：第一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第二回“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第三回“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第四回“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第五回“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第六回“隐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从中可见张志沂的文学功底。他自小受母亲李菊耦教导，直到中年还保留着母亲李菊耦的习惯，成天在房里“走趟子”，踱来踱去地转圈，一面不断地背书；背到末了还大声吟哦，末字拖得奇长，中气极足。
张志沂绕室兜圈子的时候，偶尔揉张爱玲的头发，叫她“秃子”。张爱玲很不服，觉得自己头发很多。多年后才悟出他是叫她toots——宝贝，亲密的人。
张子静是张志沂儿子，对于孙用蕃而言，也是她以后儿子的威胁。所以张爱玲说，弟弟总是在继母孙用蕃的挑拨离间下被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一顿。有个老仆人不过说了几句，就被打发回了乡下。
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里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记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亲戚让张爱玲、张子静叫孙用蕃“娘”，张爱玲排斥这个称呼，却又无可奈何；孙用蕃说张爱玲可以请同学来家里打网球，却因为网球场的修缮费太贵，一直没有维修；最尴尬的是，问父亲要钢琴学费的时候，张爱玲站在烟铺前，看两个人吞云吐雾，久久不发一言，后来干脆不学了。
张爱玲觉得，自己的父亲与弟弟都已经叛变了。
冬天只有他们吸烟的起坐间生火炉。下楼吃午饭，翠华带只花绸套热水袋下来。乃德先吃完了，照例绕室兜圈子，走过她背后的时候，把她的热水袋搁在她的颈项背后，笑道：“烫死你！烫死你！”
“别闹。”她偏着头笑着躲开。
下午九莉到他们起坐间去看报，见九林斜倚在烟铺上，偎在翠华身后。他还没长高，小猫一样，脸上有一种心安理得的神气，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角落。她震了一震，心里想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烟铺上的三个人构成一幅家庭行乐图，很自然，显然没有她在内。
所以，有关继母的一切，都成了针对与别有用心。
明年校刊上要登毕业生的照片，九莉去照了一张，头发短齐耳朵，照出来像个小鸡。翠华见她自己看了十分懊丧，便笑道：“不烫头发都是这样的呀！你要不要烫头发？”
“娘问我要不要烫头发。”她告诉楚娣。
楚娣笑道：“你娘还不是想嫁掉你。”
她也有戒心。
四
黄素琼带着她的美国男友回国了。
张爱玲即将中学毕业，黄素琼托亲戚找张志沂，希望他送张子静上学，送张爱玲出国。
张爱玲对于未来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中学毕业后到英国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志沂对于张爱玲出洋一事，感情复杂。在他看来，前妻黄素琼和妹妹张茂渊便是前车之鉴，一旦出国便和自己开始疏远；何况，出国留学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他也并没说没有，只道：“离了韩妈一天也过不了，还想一个人出去——就要打仗了，去送死去！”
翠华道：“小莉到底还想嫁人不嫁？”
五爷把话传了过去，楚娣又是气又是笑，道：“哪有这样的，十六七岁就问人还想不想嫁人。”
孙用蕃是不想张爱玲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觉得浪费钱。她和张爱玲最初的客气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所以干脆也不求张爱玲承自己的情，给自己委屈受。黄素琼一直都是孙用蕃心中的一根刺，黄素琼越想让张爱玲出国，孙用蕃越不想让张爱玲出去，提起黄素琼也是言语刻薄。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开打，黄定柱在法租界租了旅馆，黄素琼去住的时候叫张爱玲一起。张爱玲跟父亲报备后去旅店住了一晚，次日回家后被孙用蕃质问为什么外出过夜没有告诉她，还打了张爱玲一耳光。张爱玲想要还手，被用人拦住，然后被孙用蕃诬陷说张爱玲还手打人，张志沂打了张爱玲一顿。
《私语》中，张爱玲记：
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向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记：
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用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张茂渊同黄定柱前来为张爱玲讲情。话不投机，张志沂从烟铺上跳下同妹妹扭打开来，被众人拉开。据张子静说，临走前张茂渊对哥哥张志沂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后来张爱玲搬去同姑姑、母亲合住。黄素琼不在的一个周末，张茂渊和张爱玲一起包包子，用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蒸笼的水蒸气熏糊了眼镜，张茂渊摘下来揩拭的时候被张爱玲发现眼皮上有一道曲折的白痕——那是张志沂在兄妹争执中用烟枪留下的印记，事后张茂渊去医院缝了针。张爱玲听着姑姑的轻描淡写，眼泪忽然流了下来。
五
张茂渊和张志沂的关系早已恶化，如果不是为了张爱玲，她是不会来这一趟的。
两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是一批宋版书。
张志沂和张茂渊回上海之后正式同大哥张志潜分割遗产，张志潜想要独占一批价格不菲的宋版书，大家对簿公堂。
知道内情的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表大爷（原型为李鸿章长孙李国杰）因为贪污，被免去公职并且被公诉。表大爷的儿子“绪哥哥”四处借钱解救父亲。和绪哥哥恋爱的楚娣（原型为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也帮忙筹钱，她想起了大哥张志潜手上的宋版书。
表大妈住着个奇小的西班牙式弄堂房子，楼上摆着一堂民初流行的白漆家具，养着许多猫。绪哥哥大学毕了业，在银行做事，住在亭子间里。九莉向来去了就跟猫玩。她很喜欢那里，因为不大像份人家，像两个孩子凑合着同住，童话里的小白房子，大白猫。所以她并不诧异三姑也搬了去，分组他们三楼，楼梯口装上一扇纱门，钩上了猫进不来。里面也跟公寓差不多，有浴室冰箱电话，楚娣常坐在电话旁边一打打半天，她也像乃德一样，做点金子股票。
九莉去了她照例找出一大沓旧英文报纸，让她坐在地毯上剪贴明星照片。
“表大爷的官司，我在帮他的忙。”她悄然说。
九莉笑道：“噢，”心里想，“要帮为什么不帮韩妈她们，还要不了这么些钱。”
“奶奶从前就喜欢他这一个侄子，说他是个人才，”楚娣有点自卫地说，“说只有他还有点像他爷爷。”
九莉也听见过楚娣与乃德讲起大爷来。也是因为都说他“有祖风”，他祖父自己有儿子，又过继来一个侄子，所以他也过继了一个庶出的侄子寄哥儿。此外在他那里拿月费月敬的人无其数。
……
有一天楚娣又告诉她：“我们为分家的事，在跟大爷打官司。”
“不是早分过家了？”
“那时候我们急着要搬出来，所以分得不公平。其实钱都是奶奶的，奶奶陪嫁带过来的。”
“那现在还来得及？还查得出？”
“查得出。”
她又有个模糊的疑问：怎么同时进行两件诉讼？再也想不到第二件也是为了第一件，为了张罗钱，营救表大爷。
这场官司打得异常艰难。楚娣不肯妥协，大房也不肯退让，双方僵持了很久。
与大房打官司拖延得日子久了，费用太大，翠华便出面调解，劝楚娣道：“你们才兄弟三个，我们家兄弟姐妹二三十个，都和和气气的。”她同母的几个都常到盛家来住。她母亲是个老姨太，随即带了两个最小的弟妹长住了下来。九莉他们叫她好婆。
楚娣不肯私了，大爷也不答应，拍着桌子骂：“她几时死了，跟我来拿钱买棺材，不然是一个钱也没有！”
事情的结局是这样的：
“我们官司打输了。”楚娣轻快地说。
“是怎么样的？”九莉轻声问，有点恐惧迷茫。
“他们塞钱。——我们也塞钱。他们钱多。”
楚娣没告诉她打输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父亲倒戈，单独与大爷私了了。
由于律师给了法官和张志沂好处，官司判定张志潜胜诉。自此之后，张茂渊与张志沂很少往来。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写：
姐姐读高二那年，我们与二伯父的争产官司失败，这件事她倒是一直留意着。一九一二年我祖母去世时，父亲十六岁，姑姑十一岁，房产、地产虽照祖母的遗嘱分妥，但以父亲、姑姑年龄尚轻，名下分得的产业都由二伯父托管。
一九二八年我们由天津搬回上海，姑姑也与母亲从英国回来了，才正式与二伯父分析遗产。房屋、地产、不动产都有契据，容易分割清楚，我祖父留下的一批宋版书则引起了纠纷。当时宋版书已很值钱，全部在我二伯父手中。我姑姑认为那也是遗产的一部分，应作三等份分配，不该由我二伯父独得。二伯父不愿照办，就发展成我父亲与我姑姑一方、我二伯父一方的争产官司。当时二伯父延请的律师是汪子健，父亲与我姑姑的律师是李次山。
诉讼期间，证据对我父亲及姑姑是有利的。但二伯父请的汪子健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律师，他建议分化我姑姑与我父亲。他们认为姑姑的态度比较坚决，不易妥协，我父亲的态度则比较动摇，似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一方面由律师给当时担任推事的法官和庭长一笔钱打通关节，一方面由我二伯父向我父亲做工作，亦答应给他一笔钱作交换条件，向法庭自动申请撤销告诉。我后母也在旁说项，劝我父亲接受二伯父的条件。我姑姑虽未撤销告诉，但经此转折之后，这件官司最后判我二伯父胜诉。姑姑后来知悉详情，一直怪我父亲背叛了她这个亲手足，以后就很少来我家走动了。
六
张爱玲被软禁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极难挨。张爱玲生了痢疾，险些命丧黄泉，张志沂在仆人劝说下瞒着孙用蕃偷偷给张爱玲打抗生素针剂，她才渐渐康复。张爱玲发着高烧，梦见张志沂开车带自己去兜风。到了郊区，车夫将车开快，夏夜的凉风吹得人十分畅快。街灯越来越稀少，两边似乎都是田野，她不禁想起阎瑞生案中的那个妓女王连英，被阎瑞生因财害命，张爱玲觉得张志沂也很可能这样对自己。
母亲黄素琼托用人给张爱玲带话：“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的，没有反悔的。”
关于是否离开父亲去投奔母亲，张爱玲是仔细考虑过了的。第一，张志沂有钱，黄素琼没钱，跟着黄素琼自己会吃苦。第二，跟着张志沂受禁锢，满眼见到银钱进出也不是自己的，将来也不一定是自己的；而跟着黄素琼有自由，重要的是还能继续上学。
于是，一九三八年初，张爱玲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逃离了麦根路的家，投奔住在开纳公寓的和姑姑合租的母亲。
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虽是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地被连累。
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同年，张爱玲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大美晚报》，标题是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这篇文章，让张志沂难堪却又无计可施，两人的父女情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这年夏天，张子静也抱着一只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站在了母亲门前。黄素琼看着自己的儿子，想着他终究是张志沂唯一的血脉，他不会不管，而自己也没有钱再养一个，于是很理性地拒绝了。张子静哭了，站在黄素琼身边的张爱玲也哭了。
同年，张子静被张志沂送入正始中学读一年级。
七
在母亲身边，张爱玲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黄素琼很直白地告诉张爱玲：“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打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就没有钱来买衣服了。”
张爱玲选择了后者，黄素琼便以每小时五美元的高价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人给张爱玲补习数学，为她将来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做准备。
黄素琼手上资金紧张，张爱玲要钱觉得难堪，情愿一个人走半个城去补课。
《童言无忌》中，张爱玲这样说：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生活条件差改变不了张爱玲是学霸的事实：黄素琼以每小时五美元的高价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人给张爱玲补习数学，张爱玲发挥学霸的潜能，取得了伦敦大学远东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是欧战爆发，连护照都办好了的张爱玲去不成伦敦了，只好改入香港大学。
码头上，张爱玲遇见了锡兰女孩Fettima Mohideen。她的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锡兰人，家里开了一家珠宝店，是补课的老师介绍她们一起走的。后来，她们两个成了好友，张爱玲给女孩起了一个中文名，叫作炎樱。
船开动了，炎樱要再去看看给她送行的家人，叫张爱玲一起，张爱玲不去，趁炎樱走后伏在床上哭。床下的地开始移动。她遗下的上海是一片废墟。
八
母亲黄素琼和姑姑张茂渊委托昔日留学好友、工程师李开第做张爱玲在香港的监护人；后来李开第离开香港去重庆，改托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代为照顾张爱玲。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深居简出，除了和炎樱一起逛街看电影吃下午茶之外，余下时间全都用来学习。她门门功课都是优秀，还拿到两次奖学金。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有一个很喜欢的老师，叫作佛朗士，是《烬余录》里的英国籍历史老师，也是《小团圆》里的安竹斯先生。
张爱玲笔下的佛朗士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磁蓝的眼睛，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他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建了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他家里不装灯、不用自来水，不赞成物质文明。他有一辆破汽车，是用来买菜的。骑自行车上课看到张爱玲时，他会对她挥手。
佛朗士很豁达，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爱喝酒，曾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看小尼姑。佛朗士欣赏张爱玲的成绩，借张爱玲美国杂志看；在课堂提问时喜欢让张爱玲作终极回答，以此震慑其他同学。
张爱玲大四那年，香港的战争打响，所有英国籍教师都应征入伍。每当志愿军操演的时候，佛朗士都会跟同学们拖着长腔开玩笑：“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
那段时间黄素琼在香港，同朋友住在浅水湾饭店，张爱玲天天去看她。张爱玲形容在香港和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简直是二度蜜月”。
在这期间，张爱玲收到了佛朗士给她的八百块小奖学金。
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
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在她这封信是一张生存许可证，等不及拿去给她母亲看。
幸而今天本来叫她去，不然要是要憋一两天，怎么熬得过去？在电话上又说不清楚。
心旌摇摇，飘飘然飞去在公共汽车前面，是车头上高插了只彩旗在半空中招展。到了浅水湾，先告诉了蕊秋，再把信给她看。邮包照原样包好了，搁在桌上，像一条洗衣服的黄肥皂。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
可是这个舍不得存到银行去的“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却被母亲黄素琼打牌输了。
“嗳，你昨天输了不少吧？”她问。
“嗳，昨天就是毕先生一个人手气好。”蕊秋又是撂过一边不提的口吻，“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回来早，不到两点，我说过来瞧瞧，查礼说累了。怎么，说你输了八百块？”南西好奇地笑着。
九莉本来没注意，不过觉得有点奇怪，蕊秋像是拦住她不让她说下去，遂又岔开了，始终没接这茬儿。那数目听在耳朵里里也没有反应，整个木然。南西去后蕊秋也没再提还安竹斯钱的话。不提最好了，她只觉得侥幸过了一关，直到回去路上在公共汽车上才明白过来。
偏偏刚巧八百。如果有上帝的话，也就像“造化小儿”一样，“造化弄人”，使人哭笑不得。一回过味来，就像有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作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张爱玲本只想写信致谢，最终在母亲的要求下叫了同学陪自己去佛朗士家当面致谢。她不知道，这是见他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四年，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佛朗士是被自己人打死的——他黄昏时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张爱玲评价说：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
几十年后，张爱玲再写《小团圆》，写这样“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的时候，用笔深了许多。
“九莉！”柔丝站在浴室门口，“安竹斯先生死了！打死了！”
九莉最初的反应是忽然占有性大发，心里想柔丝刚来了半年，又是读医的，她又知道什么安竹斯先生了。但是面部表情当然是震动，只轻声叫了声：“怎么？”
校中英籍教师都是后备军，但是没想到已经开上前线。九莉也没问是哪里来的消息，想必是她哥哥。
柔丝悄悄地走了。
九莉继续洗袜子，然后抽噎起来，但是就像这自来水龙头，震撼抽搐半天才迸出几点痛泪。这才知道死亡怎样了结一切。本来总还好像以为有一天可以对他解释，其实有什么可解释的？但是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她最不信上帝，但是连日轰炸下，也许是西方那句俗语：“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这时候她突然抬起头来，在心里对楼上说：“你待我太好了。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
九
香港围城十八天，张爱玲在防空总部做志愿工作，同陌生人一起躲避空袭，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虚空而绝望的气氛下，张爱玲说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
所以，仗打完后，张爱玲有点精神失常，欢喜地发疯，为着自己起码保住了一条命。她和同学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让人想起“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诗句。
只差半年就毕业的张爱玲本是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牛津大学免费深造的，然而香港大学的老师怕学校资料落入日本人手里，将所有的学生资料付之一炬。在香港读书的成绩全都没了，像一世功名付之流水。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说，那种感觉，像是小时候她发现她的一张水彩画被人用铅笔打了个横杠子，力透纸背。
一九四二年，因着战争和母亲失了联系的张爱玲从沦陷区香港回到同样沦陷的上海，与姑姑张茂渊合住在爱丁顿公寓，想着将来的出路。她和炎樱想去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起码拿个文凭出来，但是在钱上犯了难。张茂渊提出可以问张志沂要钱，前来看她的弟弟张子静也极力撺掇。
据张子静回忆，父女见面的情形是这样的：
回家之后，我就找了个机会，避开后母，私下向父亲婉转地说明与姐姐见面的经过。重点当然是强调姐姐要在圣约翰大学就读的学费问题。父亲听后，沉吟了一下才说：“你叫她来吧！”脸上毫无表情。显然他对姐姐出走一事也一样未释怀。但他要我去约姐姐来，至少表示他同意了。
过了几天，姐姐就回家来了。这已不是她逃走时那座大别墅，而是一座小洋房。后母事先已从我父亲处得到消息，躲到楼上没下来。姐姐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姐姐在家坐不到十分钟，话说清楚就走了。
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十
一九四二年秋，张子静进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读一年级，张爱玲转入文学系读四年级，姐弟同校。
张爱玲只在圣约翰大学待了两个月便辍学。张子静问她原因，张爱玲说了三点：教授不行，课程无聊，想早点赚钱。
第一份稿件是向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投的Chinese Life and Fashion，讲的是中国服装的变革，自己配了十二幅图片；她也用英文给《泰晤士报》写影评剧评，渐渐在英文刊物中小有名气，后来开始有刊物向她约稿。
一九四三年五月，张爱玲带自己写的《沉香屑》及熟人介绍信拜访《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周瘦鹃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读出了毛姆和《红楼梦》的影子——而这也恰是张爱玲非常喜欢的作家和书籍。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故事发生在香港：少女葛薇龙在“八一三”之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父亲负担不起飞涨的物价，决定回上海。葛薇龙为了留在香港，找了与父亲老死不相往来的嫁给香港商人为妾的姑姑，并做了姑姑勾住情郎的诱饵。为了给自己的将来找一条出路，葛薇龙选择与花花公子乔琪结婚，成了家里的高级交际花。
继《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又相继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广受好评。
国土沦丧，主流作家撤离，汉奸文学为人不齿……张爱玲正巧赶上了上海文坛最寂寞的时候。一直对张爱玲有着欣赏之情的曾任《万象》杂志主编的柯灵在几十年后评论：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即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的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十一
一九四三年八月，张爱玲在《万象》杂志上分两次发表了一篇作品——《心经》。这是张爱玲自己都不太喜欢的作品，原因是太过晦涩。父亲许峰仪相貌堂堂，有钱又有地位，母亲贤惠隐忍，女儿美丽开朗活泼。父亲和女孩的好友搅在了一起，女孩小寒对自己的父亲跳脚哭泣：“我有什么不好？我犯了什么法？我不该爱我父亲，可是我是纯洁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张爱玲将曾经发表在《大美晚报》上的文章译成中文，并加以改动，发表在《天地》月刊上，起名《私语》。
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沓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只是那个家，再也回不去了；她的父亲，也再也不在她身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