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③，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注释］
①计：考察，审查。②劫：劫制，强力胁制的意思。③在臣期年：臣下有了一年的势力。
［译文］
剖析君主之所以爱民，是为了利用他们而爱。因为爱民的原因，随便破坏法律损害政令，那就丧失爱民的意义了。只以爱民的方式用民，人民并不服利用，这是很明了的。善于用民的，会用杀害、损害、困苦、饥饿、干渴等方法。用民者利用这种极端办法，而人民并没有想到危害自己，是因为圣明的君王在位，道和法畅通于全国，人民都能舍弃个人所好的安逸，而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危险劳累之事。所以善于用民者奖赏不往下减，刑罚不向上加。这样贤人就会受到鼓舞，暴徒就会被禁止。贤人受鼓舞，暴徒被禁止，接着来的便是名利兼收了。人民就会冒死犯难、在所不辞来执行君令，君令就都能实行，禁令就都能禁止。把人民唤来使用，他们不敢移动力量；把他们送去作战，他们也不敢珍惜生命。不敢移动力量就可以立功，不敢珍惜生命就奋勇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战士都能保护生命，他们的父母妻子也能在国内相安无事。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们商讨开始，只可以同他们庆祝胜利。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同别人商讨事情怎样开始。
国家没有因为弱小和遭遇不幸而减弱灭亡的，一定是由于君主与大臣自己背德，国家的官职、法制、政教错误，外交上对诸侯的策略不当，以致地减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强大和遭遇侥幸而名利兼收的，一定是因为君主与大臣自己有德，国家的官职、法制、政教有用，外交上对诸侯的策略得体，这才大功告成。可见治国怎能丧失正道？用人怎么能够不用贤人？得正道而教导之，得贤才而利用之，将是对于兴利剔弊大有帮助的。希望兴利剔弊，没有比身体力行更急需的了，而国君极为重要。如事业受到影响，那必定首先是法令失误。人主将由于法令失误而受欺骗，由于欺骗而被劫制，由于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的原因，由于他有权势。因此，人君失去权势，臣下就掌控他了。权势在底下，君主就被臣下所支配；权势在上边，臣下由君主支配。因此，君臣的地位倒转，就因为权势下放。大臣得权一整年，臣尽管不诚，君主也不能取；儿子得权一整年，子尽管不孝，父亲也不能使之服从。因此《春秋》记事，臣有弑君的，子有弑父的。因此说：朝堂之上能够比百里还远，朝堂之下能够比千里还远，门庭能够比万里还远。现在，走路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了解了，朝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清楚，这就称作比一百里还远了；走路十天，可以清楚一千里地的情况，朝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清楚，这就称作比一千里还远了；走路百天，可以清楚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清楚，这就称作比一万里还远了。因此，事情进而不出，称作“灭”；政令公布而实行情况不能报告朝廷称作“绝”，事情报告朝廷而不能到君主手中称作“侵”，政令公布而在半路被制止称为“壅”。有断绝侵壅现象的君主，并不是因为有人阻塞了他的门，封闭了他的家，而是由于政令不能实行的缘故。因此说：政令比财宝关键，国家要放在亲戚的前面，法制比百姓关键，威势和权力比俸禄宝贵。所以不能为了重视财宝而轻视号令，不能因为亲戚而把国家放在后面，不能因为爱民而扭曲法律，不能因为爵禄而散布威势和权力。因此说：权势是不能施与别人的。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正伤法。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①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威严，非德行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②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③。牵瑕蔽壅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注释］
①非务：不干正事。②杀生急于司命：杀生比司命鬼子要厉害。③瑕：指抵触，有障碍。
［译文］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以正确肯定万物之命的。所以，圣人总是修正德性，肯定中道以培育这个“正”字，宣传这个“正”字来管理国家。因此，“正”是用来禁止超过而弥补不足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同样危害国家。勇而不义危害军队，仁而不正危害法度。军队失利，来源于不义；法度的危害，就是来源于不正。说话有善辩而不务实的，行为有谨慎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符合务正，不苟且强为善辩；行为一定考虑善良，不苟且维持谨慎。
规矩，是修正方圆的。人尽管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笨拙的规矩能修正方圆。所以，巧人能够造规矩，但无法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可以制定法度，但无法废法度而治国家。因此，虽有贤明的智慧、崇高的品德，违反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止规矩来修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言论：人君的威信，不是由于他的德行特殊能比一切人都好；而由于他是人君，因而人们敬重他，并不敢理论他德行的高低。由于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可使人富有，使人穷困，使人相互役使；他也能使人高贵，使人低贱，使人相互服从。君主掌控杀、生、富、穷、贵、贱这六种权力来治理臣下，臣下也由于这六种权力被人掌控而侍奉君主。君臣关系的产生，就是以这六者为中介。这六种权力掌控在臣下手中一年，臣下尽管不诚，君主也百般无奈；这六种权力掌控在儿子手中一年，儿子尽管不孝，父亲也迫不得已。因此《春秋》里记载，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由于他们获取了这六种权力，而做君主做父亲的还不清楚。六种权力掌握到臣下手中，君主就会受欺骗。君主受欺骗，政令就会有过失。因此说，令入而不出称为蔽，令出而不入称为壅，令出而不行称为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称为瑕。面对牵、瑕、蔽、壅的君主，并非阻塞关闭了他的门户，而是由于政令不能实行。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贤人不来，忠臣得不到举用。因此君主对政令不可不重视。政令，这是君主必要的法宝。还有一种言论：贤人不来称为蔽，忠臣得不到举用称为塞，政令不能实行称为障，禁令禁不住称为逆。面对蔽、塞、障、逆的君主，并非阻塞关闭了他的门户，而是由于贤人不来、政令不能实行。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寒障逆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①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②，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违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③者，无智士焉。德行成于身而违古，卑人也。事无资④，迂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⑤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⑥，后稷为田⑦。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私之。
［注释］
①以上为心：以君王言行为出发点。②服法死制：服从法律，死守制度。③易其功：轻率就作出功利的答复。④资：基础，根底。⑤干：猎争，争得。⑥李：通“理”，审案典狱之官位。⑦田：指农官。
［译文］
一是说：贤人不来叫做蔽，忠臣不能用叫做塞，有令而不能行叫做障，有禁而不能止叫做逆。有蔽塞障逆现象的君主，并不是由于有人阻塞了他的门，封闭了他的家，而是由于贤人不来，政令不能实行。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因。
凡人民随从君主，不是随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随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喜好勇敢则人民轻死，君主喜欢仁义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爱好什么，下面就必定喜欢什么，而且更厉害。因此，明君明白人民必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制定法制以自己管理自己，建立礼仪以自己矫正自己。所以，上面不身体力行，下面就不会听从；如人们不愿听从法令，不愿死于制度，国家就必定要乱了。所以，有道义的君主，实行法令、修定制度，总是先于人民亲身实践的。
凡评价人物都有要点：高傲的人，没有高尚人物。高傲，即是自满。自满，即是空虚。做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控制。高傲，是细微的。凡评定人物而违反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明古道而随便作出判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反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基，遇到机会就随便抛弃其业的，是愚人。获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获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树立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处世，不想到要著名；成王业的君主实行道义，也不讲究成败。贤人做事，成王业的君主实行道义，全是自己想停下来不做也办不到的。
贤君以公治国管理人民来对待世务，忠臣以正道求进来表示他的能力。明君不愿意私授俸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才能来获得俸禄。君主不用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才能，可以这样做的，虽不会大治，也合于管理人民的准则。现在，以冒充有才能的大臣，侍奉用私对国的君主，这样可以完成功业的，从古到今都没有。冒充有才能的人是容易看穿的。我思考了先王的情况，舜管理天下的时候，禹担任司空，契担任司徒，皋陶担任治狱的官，后稷担任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世间的贤人，还只是各专门一件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才能的人，做事做官，都是一个人兼四贤的事情。由这点看来，功业之不成功，也就容易明白了。故而，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纳，对势利官大无不听从的人，用他们替君主服务，就是所说的冒充有才能、篡取财物的大臣。世上没有用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用直道上进的士人；没有认识贤能的君主，就没有建功立业的大臣。以前三代的禅让天下，哪有另一个天下可用来营私的呢？
贫民伤财①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惑②也；不当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注释］
①贫民伤财：指劳民伤财。②惑：错误。
［译文］
使百姓贫穷财产损坏，没有比战争更厉害的了；使国家危险君主忧虑，没有比战争更迅速的了。这四种祸害是显然的，但从古到今都不能消除战争。战争应当消除而不消除，是混乱的表现；战争不应消除而想消除，也是混乱的表现。这二种混乱的表现危害国家是同样的。黄帝、唐尧、虞舜之世，是帝业的繁盛时期，有天下财用，集权在一人。就在这期间，军备也不消除。现在君主的德行比不上三帝，天下又不安定，却希求消除军备，不也是困惑吗？所以英明君主清楚他的专务事，清楚他的忧虑事。国家太平百姓有积蓄，这正是专务的事；动静不适当，这就是忧虑的事。因此英明君主总是谨慎地对待他的专务，又完备地防范他的忧虑事。
猛烈的君主，免不了外患；软弱的君主，免不了内乱。猛烈的君主随便杀人，轻杀的弊端，就是使行正道的人不平；行正道的人不平，有能力之臣就要逃亡国外。这些智者清楚我们的真假，为敌国获取我们，外患就因此到来了。所以说：猛烈的君主免不了外患。软弱的君主姑惜刑杀，姑惜刑杀的弊端，就是使行歪道的人不改；行歪道的人久而不改，群臣就拉帮结派；群臣拉帮结派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遏善扬恶，内乱就从此产生了。所以说：软弱的君主，免不了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损害他的国家，关心国家甚于关心亲戚；不为个人欲望改变法令，敬重法令甚于敬重君主；不为重宝授予权力，重视权力甚于重视宝物；不为爱民减弱法度，爱惜法度更甚于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