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块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这一块内容，主要是帮助人们如何能“客观”而不是“主观”地认识事物，从而能作出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
一、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反对和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唯物论是批判唯心主义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前提。它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世界的物质性
我们平常所讲的世界或哲学所涉及的世界是一个总称，指的是包罗万象的整体。中国古人把这个整体称为“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与此相似，佛学称过去、现在、未来为“世”，八方上下为“界”，合称世界。宇宙也好，世界也罢，指的就是存在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一切事物的总和。那么，这种复杂多样、千变万化、无限广阔的世界有没有共同性或统一性？如果有，是什么呢？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统一于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分析、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基础和前提，是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用哲学的话语来讲，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1.解答世界本质问题的两种路线
无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都始终存在着对世界本质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般来看，有两种路线最典型、最流行：一是唯物主义路线；二是唯心主义路线。所有的唯物主义都主张万事万物所组成的世界是在人们的意识、精神和观念之外客观存在着，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世界的本质就是物质本性，这就是所谓的“物质本体论”。其典型的代表如西方哲学家培根主张世界是物质性的，提倡从世界本来面目出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如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提出万事万物统一于“气”。气，在他那里是一种物质性实体，即表达世界统一于物质实体的思想。所有的唯心主义则主张万事万物所组成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精神性，世界的本质是某种精神或观念实体，这就是所谓的“精神本体论”。其典型代表如西方哲学家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中国古代哲学家陆象山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整个宇宙的本源就是“心”（精神、思想）。
2.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本质的正确揭示
人类实践和科学史证明，只有唯物主义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才是正确的、可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唯物论，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对什么是物质以及世界的物质本性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探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地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诸多限制，它们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认识，有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唯物主义对世界的物质本质或统一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朴素到科学、从片面到比较全面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朴素唯物论、近代机械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最终统一于物质。但它所认为的物质，指的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或特定的物质对象。这些具体物质形态的变化形成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古代朴素唯物论者认为，自然界中无限多样的事物中有共同基础，即共同的“始基”，“始基”是整个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它是可以变化的，万物由“始基”产生，万物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如成熟、衰老、死亡，最终又归于“始基”。比如，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始于水并终于水，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构成万物“始基”的是空气，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空气，空气具有无限变化的能力，不同的变化方式组成不同的事物。例如，当空气浓厚的时候，则形成风，然后形成云；当空气更浓厚的时候，便形成水、土和石头等等，其他东西都是从这些东西中产生出来的。我国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五行（金、木、水、火、土）是组成世界的原始物质。在古代朴素唯物论中，古希腊的原子唯物论和中国的元气说是古代朴素唯物论中的最高学说。古希腊原子唯物论的代表人物是德谟克利特。他认为，原子和“虚空”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原子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粒，这种微粒是不能再分的，这种原子在数量上无限多，性质是相同的，而形状大小不同，由于原子的形状大小和排序不同，才形成了世界上不同的事物，事物的死亡和变化是由原子的分离和重新组合导致的。“虚空”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的性质和原子不同，它非常松散，原子可以在松散的“虚空”中运动，原子相互碰撞，便结合在一起，形成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我国古代元气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王充、宋朝的张载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王充认为，元气是万物的原始物质。张载也认为，世界由“气”构成，“凡象皆气也”。王夫之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实际内容是气，“天人之蕴，一气而已”。但不管怎样，古代朴素唯物论在说明世界的物质本质问题上，带有直观性和猜测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陷。[6]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由古代朴素唯物论发展到近代机械唯物论。15世纪以后，随着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自然科学不断发展起来，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也不断提升。科学家们先后发现了几十种化学元素，创立了原子论。同时，科学家们发现，在化学反应范围内，原子作为最小单位进行化合和分解，具有一定的质量，并按牛顿所揭示的力学规律运动。总之，原子具有永恒不变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结构的最深层次。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反映到哲学上，就形成了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物质观。机械唯物论把物质概念归结为物质结构的原子层次，认为物质就是原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单位，世界统一于物质，即统一于原子。机械唯物论的弊端也是明显的。比如，它将原子理解成整个世界的最终的物质构成，是不可再分的。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点是放射性元素的发现），人们认识到原子内部还有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打破了长久以来原子不可分、不可入的观念。
辩证唯物主义在总结旧唯物论的经验教训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认为不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物质客体或某种物质结构，应归结为事物的共同本质。而作为反映本原的物质概念，能科学概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本质，揭示事物无限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科学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本性问题。恩格斯在谈到物质概念的时候，指出“物质”无非简称，它是对所有具体事物共同本质的正确反映，是从各种事物的总和中抽象出来的，是舍掉了一切事物的具体特性、具体结构、具体功能和具体差别的结果。物、物质无非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列宁在继承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哲学的物质概念所反映的各种具体物质形态的“共同属性”，就是它们的“客观实在性”。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7]这个定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科学地解答了世界的物质本性问题。它对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作了最高的哲学概括，指出“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世界统一于物质，就是统一于“客观实在性”。无论什么物质都具有自己的具体形态、具体结构、具体属性，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物质的具体形态、具体结构、具体属性，也不能用具体的物质实体作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整个物质世界共同的属性就是抽掉具体属性的“客观实在性”，这是物质的共性。这种共性是不变的、绝对的。不管物质的形态、结构和属性多么特殊、复杂和多变，它都永远保持着“客观实在”这一共性。客观实在性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它不仅能概括自然物质，还能概括社会物质；在自然界，不仅能概括宏观的物质层次，也能够概括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微观的物质层次。
至此，我们可以简要总结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问题。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世界最终统一于精神；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最终统一于物质。但不同的唯物主义流派对“物质本性”的认识程度又是不同的，古代朴素唯物论将它理解为具体形态的实体，机械唯物论将它理解为物质结构中的原子。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正确揭示出它的科学内涵——“客观实在性”。所谓世界的物质本性，指的是世界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律性。
（二）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指出，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的最高产物，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并对客观世界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就是要认识到意识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认识到意识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
1.意识是物质的最高产物
意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低级生物的刺激感应性，是物质相互作用方式的重大发展，这可以看成意识产生的第一个环节。而在低级生物刺激感应性基础上发展出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则是意识产生的第二个环节。从动物心理到人类意识，是意识产生的第三个环节，也是决定性的环节。自然界长期发展导致了刺激感应性、动物感觉和心理等产生，为人类意识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仅仅是自然界的发展还产生不了人类意识，只有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才能产生人类意识。人的意识的产生是与生产劳动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劳动对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人类意识或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思维得以可能的存在形式。总而言之，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意识是不可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它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2.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
意识依赖于物质世界，不仅表现在意识的起源上，而且表现在意识的本质上。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证明，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官。就是说，离开了人脑这一物质载体，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人脑只是为意识提供了物质器官，还不能直接产生意识。意识本质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意识依赖于意识的对象，意识的内容来自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意识不过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它不过是第二性的。马克思曾说，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当然，意识的内容来自客观世界，并不意味着它只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再现。人类总是根据自身实践的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反映外部世界的，外部世界的信息总是经过人的头脑的加工而形成意识的。
3.意识的能动作用是受到客观物质条件和规律制约的
辩证唯物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承认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的能动性，指人类意识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并通过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但我们不可夸大这种能动作用，它是依赖于物质世界且受到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制约的。第一，意识的能动性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意识是一种精神的、观念的力量，它不能直接“改变”或“创造”世界。意识只有通过指导社会实践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社会实践不仅必须有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和可供实践改造的对象，而且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第二，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性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性的前提。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要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三）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规律性
整个物质世界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什么是运动呢？恩格斯说：“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8]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固有属性。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在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着。物质世界为什么会不断运动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内部和外部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事物不停地运动、发展、变化。人们的实践经验和大量的科学事实都证明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从宏观世界来看，地球围绕着太阳不停地进行着公转和自转，太阳也进行着公转和自转，太阳还带着太阳系里的其他行星、卫星、小行星以及彗星和流星等绕银河系中心旋转。已发现的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无一不处在剧烈运动中。从微观世界来看，每个物质内部分子都在不断运动着，组成分子的原子也在不断运动着。在原子内部，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在原子核内部，质子和中子以及更小的粒子也处在不断运动中。从生物有机界来看，每一个生物个体都进行着新陈代谢的运动。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着。
物质世界的运动不是无规律可循，而是有客观规律的。我们不应从主观出发把握物质世界的运动及其相互关系，而要充分意识到客观世界的规律，并努力把握它。
列宁说过，规律就是关系，并且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客观事物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具有各个方面的联系，但并不是所有的联系都是规律，只有事物内部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才是规律。首先，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联系。事物的这种联系不是人们从外部输入的，也不是拍着脑袋“构思”的，而是事物自身，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天生”联系。其次，规律还是一种本质关系。那些偶然的联系、关系不能称之为规律。规律是一种必然联系，就是说事物这种联系是必然如此、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本质的、必然的关系，规律不是偶然的“一次性”存在，而是多次出现，具有可重复性。
规律是客观事物间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客观事物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作为客观事物本质的必然联系的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着。可见，任何规律都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管人们认识与否、承认与否，它都同样存在。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存在于自然规律中，而且也存在于社会规律中。对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对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有些人难以理解。虽然社会规律需要有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参与才能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比如，人类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转化都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引起的。
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变化不断、异常复杂的。但规律是事物众多联系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事物现象中长久保持着的东西。所以，规律具有稳定性。
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人们并不能制造或臆造规律，但是人们却能认识规律、利用规律。规律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可以被认识的。规律是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它无法直接被给予，但它可以通过大量的重复现象和因果现象表现出来。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可以通过认识事物的现象，并运用抽象的思维能力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即认识事物的运动规律。坚持规律的可知性，就是要反对唯心主义宿命论。唯心主义宿命论否认人们能够认识规律，主张规律（“命运”）主宰一切，人们必须听任命运的摆布。这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极为有害。
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核心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在前面已概述了其基本内容。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应抓住其核心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核心观点有两个。第一个核心观点叫作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这里的客观存在主要指的是生活环境、生活关系、生活方式等。这里的主观意识主要指的是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等。第二个核心观点叫作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这里的主观愿望主要指的是人的主观意图、观念设想、目标规划等。这里的客观实际主要指的是客观存在、客观环境、物质条件、客观规律等。
（一）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
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有三个要点。
第一，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实践和人们的客观生活。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人们的观念、主观意识、思想等都是来源于客观存在。简单地说，整个世界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但是，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就是说，虽然精神现象（人们的观念、思想等）与物质现象有很大不同，但它们最终来源于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精神现象得以产生的基础，是精神的来源。也许有的人说，不对啊，我们很多观念、知识来自书本，甚至有些观念、知识纯粹来自自己的主观思考。其实，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观念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前人社会实践的总结，最终来源于包括人们实践在内的客观存在。我们通过纯粹主观思考而获得的知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它依赖于我们的大脑，另一方面它的根源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没有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的感悟，即便我们冥思苦想，也形成不了有效的知识、思想。
第二，不同的生活环境、社会条件，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认知也不相同。主观意识来源于客观存在。这表明，有不同的客观存在就有不同的主观意识。一般来讲，有什么样的客观存在，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主观意识。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就往往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东北人、南方人、西部人、中原人，他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是有差异的，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比如说，赵本山的二人转和小品在东北很有市场，在北京也很有市场，但在广东、上海的市场就没有那么大了。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上海有一定市场，但在东北就没有赵本山的二人转和小品的市场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反映了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不同的客观存在意味着具有不同的主观意识的道理。人们的主观意识不一样，对同一个作品的评价就不一样，而主观意识不一样，与他们的客观存在不一样息息相关。这叫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个国家之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差异就如此之大，更不用说不同国家的人们了！如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德国人的严谨、法国人的浪漫、美国人的开朗、中国人的矜持等等。在这些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差异，是由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客观存在决定的。
第三，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会随着生活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运动是客观世界的基本属性，我们所生活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以及制度、文化背景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状态也是变化发展的。就个人而言，随着工作、生活和人际环境的变化，其思想观念也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随之改变。就社会而言，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主流价值观、主导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也会发生明显或细微的变化。比如，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这使得当时的人们具有单位意识、计划意识和依附观念等；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客观存在发生了变化，也会使人们的主观意识发生很大改变，即许多人具有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自我意识、交换意识、竞争意识和法治意识等。
（二）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这一核心观点，也是由物质与意识，特别是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人是有意识、能思考的动物。人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有意识、有思维、有意图，并且可以通过他的意识、思维、意图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促进社会与人的发展。但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主观意图，就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特别是客观规律。我们平常讲的许多成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比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等。我们还可以通过“讲座”的例子来说明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我们各级党组织也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加强中心组的理论学习。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给党员和领导干部做报告、开讲座。专家学者坐在台上给领导干部讲课有一个主观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讲的东西，能使领导干部爱听、听得进去、受启发。但他们这个主观愿望能不能真正实现，关键还在于他们所讲的内容和方式对领导干部是否有针对性，是否深入浅出，是否切合领导干部的客观实际。如果有针对性，深入浅出，切合领导干部的客观实际，他们的主观愿望就容易实现。否则，他们的主观愿望就很难实现，这就叫作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可是，一旦我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节甚至相冲突，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主观意图，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就是说，好的愿望带来恶的结果，即“好心办坏事”“好心没好报”。搞农业耕作，只想多施肥，不考虑自然规律，肯定丰收不了；搞企业生产，只想多多益善，不考虑市场需求，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企业肯定会破产。“拔苗助长”，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类现象。有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或多或少有“拔苗助长”的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的出发点是好的，急于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有些主观愿望、目标计划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做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统一，这就不可能收到有益的效果。
把握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践行“两句话”：立足已有条件做事，不做好高骛远之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做“愿与事违”之事。
三、求实思维
前面，我们谈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我们要善于学习并运用这两个核心观点，把它们转化为领导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观念、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相对稳定的方法、程序的模式，即定型化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程序。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把这两个核心观点转换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要树立“求实思维”。求实思维的根本要义，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一）求实思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为什么要树立求实思维、从客观实际出发呢？它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是什么呢？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理论依据。哲学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彻底唯物主义立场，而且还坚持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反作用的辩证观点。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是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正确的意识或思想才能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或思想只能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要形成正确的意识或思想，必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另外，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上。客观规律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它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尊重、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为前提，而不能做违反客观规律的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说法，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第二，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我们开展并做好各项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实效。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仅仅依靠本本甚至以往经验，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也是做不好实际工作的。
第三，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凡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属于正确的时期，都是我们党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时期。反之，在某些历史时期，我们党未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大都是没有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四，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立足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告诉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前提和根本立足点，是反映和体现事物的本来面目，揭示现实世界的本质规律。
由上可见，树立求实思维方式、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有着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求实思维方式是人们获得正确思想、开展正确行动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正确思想的做法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党的八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等，都是运用求实思维的结果。
求实思维主要体现在认识事物的出发点上，那就是要求我们从事物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哲学角度讲，基本上有两种出发点：一是从主观出发，主观地看待事物。这是一种主观主义思维方式。主观主义思维方式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很深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脱离客观实际，满足于从书本公式、抽象理论出发去了解客观事物；（2）单凭主观想象、带有个人的先入之见，即戴着有色眼镜看事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集中揭示了主观主义的实质，揭露主观主义给我们党带来的严重危害。比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的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他说：“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9]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努力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而是从“本本”出发，完全忽视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用“本本”来代替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主观主义思维方式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甚至还有蔓延趋势。比如，有些专家学者总是直接拿着西方的“本本”理论来看待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人幻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拿到“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方案，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完全照搬外国模式和理论，完全不顾本地区的客观实际。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主观主义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还体现为单凭主观想象、戴有色眼镜看待人和事。比如，选人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有些领导在考察干部的时候，总是有先入之见，用自己的主观意志、主观想象和过去的经验代替对人的具体考察，用自己的主观好恶代替对人的客观评价。有些人总是带着自己的感情色彩和主观情绪看待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如在悲观主义者那里，世界似乎都是灰暗的，而在乐观主义者那里，世界似乎都是阳光灿烂的。自己心情好的时候，认为事物或人一切都好；心情不好的时候，认为事物或人一无是处。
二是从客观实际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条件出发，客观地看待事物，力求认识事物自身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与主观主义针锋相对的学习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就是在认识事物的出发点上，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把握，不能凭主观想象，不能凭一时热情，不能凭死的书本，而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详细地占有客观对象的“材料”。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认识和对待客观事物要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具体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0]由此，我们要树立求实思维和实事求是态度，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引出规律，并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求实思维方式和实事求是的方法。邓小平同志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邓小平同志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与过，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他看来，无论是搞个人崇拜的“两个凡是”，还是带着个人情绪和主观色彩的“全盘否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都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也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寻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做法（照搬“苏联模式”）。邓小平同志说道：“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11]他继续说道：“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2]那么，如何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呢？
第一，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从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这决定了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出发。这里，我们不能完全用从过去的实际中积累的经验来看待当前的、新的客观实际。比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随着世情和国情的变化发展，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以往，因此，我们不能把以往的革命经验当作认识当前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的出发点。再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我们党还缺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等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来推进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这要求我们不能再从以往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而应从当下的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变化发展了的实践决定了我们的改革方法由原先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统一。
第二，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从特定的客观条件出发。就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而言，我们要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一些严重失误，就在于脱离了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我们曾主观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而不顾我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基本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具体语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上的。而新中国却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一穷二白”。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的东方大国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其前提就是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正确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方案，才能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言，我们也要从特定的个人条件和社会环境出发。现在有些学校搞“奥数”，很多学生一窝蜂似地参加，但并不是所有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都与之相符合。有些学生并没有从自身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来考虑自己是否适合学“奥数”。在择业问题上，很多人不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个人情况来规划自己的职业，而是想当然地根据自己的所谓“理想”“好的职业标准”来择业，从而出现了许多“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在工作领导上，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创造“政绩”，不顾现有的财力、物力状况和客观需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结果劳民伤财，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人是“条件论者”，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应当从客观条件出发。
第三，从客观实际出发，要求我们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部的主观成分。从客观实际出发，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摒弃主观成分甚至主观偏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评价它。西方国家总有一些人带着主观偏见来看待中国，他们从不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而是根据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偏见”，采用所谓的“价值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横加指责，完全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用附加外在主观成分或偏见的方式去认识和评价人和事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比如，现在有些政府部门按照干部年轻化原则，按照有关程序选拔了很多优秀的年轻干部。但现在不少网民一看到破格选拔年轻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不搞任何调查研究，就一味指责，认为该干部肯定有“后台”“关系”。这实际上是先入之见地看待问题，没有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没有做到调查研究之后再“发言”。有些领导干部在考察人才的时候，也掺杂主观成分，先入之见地看待人、看待问题。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不是去考察你的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而是根据你毕业的学校的“好坏”来评价其水平高低，往往认为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学生的能力大大强过毕业于普通高校的。这实际上是以主观偏见代替了对客观对象的观察或调查。
第四，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前文所述，客观规律是事物运动所固有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规律是客观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承认不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以一定的方式起作用。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学习和实践去探索和领悟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论的科学态度。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求实思维的重要要求。唯心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就是从自己主观愿望、主观偏好出发，忽视或违背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最终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甚至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历史上有人甚至著名的科学家希望设计一种机器，它不消耗任何能量，却能源源不断地对外做功。这种机器被称为永动机。历史上，人们提出了很多永动机制作方案，但都没有成功。永动机的制作之所以没能成功，原因就在于人们忽视了客观规律即能量守恒规律：只能使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能量。制造永动机的失败教训就在于，它脱离客观实际，忽视客观规律，只从人们美好的愿望出发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过去我们搞“大跃进”等，也是忽视和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没有做到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多人和单位没有树立求实思维，没有从客观规律这一实际出发。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运用过多的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不是在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就是要按照包括经济规律在内的一切社会规律办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做决策、做经济发展规划。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其实，古人就意识到，做什么事都要从客观规律出发，认为违背客观规律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庄子在《至乐篇》中讲了一段寓言：鲁国国君遇到一只海鸟，他认为是神鸟，所以每天给它听最好的音乐，给它吃最好的肉，给它喝最好的酒，用最高的礼仪供奉海鸟。结果，这只鸟目光迷离，神色忧郁，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就这样郁郁寡欢，三天就死了。庄子总结了原因：“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意思是说，国王只是按照养自己（人）的方式去养鸟，而不是根据鸟的天性、习惯和鸟的生长规律去养鸟。从唯物论来看，这个国君的失误，就在于没有从鸟的实际出发，没有按照鸟的习性和生长规律来养鸟。
第五，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事物所存在的时间、空间、条件出发。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中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条件是任何事物的存在方式。要客观地把握事物的实际，就必须从这一事物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条件出发，一切以时间、空间和条件为转移，或者说认识任何事物，都应具有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条件观念。
总而言之，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搞经济工作，要从客观经济规律入手，不能违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单凭蛮干和热情的“多快好省”的方式不可取；搞文化工作，要从文化艺术特点和发展规律入手，尊重文化工作者的自我创作和文化发展规律，不能用强制手段进行干涉；搞教育工作，要从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入手，不能单凭“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拔苗助长”式地开展工作。
（二）牢固树立求实思维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错误思维的影响，这阻碍了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求实思维方式看待人和事，必须警惕三种错误的思维倾向。
一是不唯实、只唯书的思维倾向。上级政策也好，书本理论也好，都有正确的一面要坚持。上级政策、书本理论往往反映的是一般性的东西，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但是，一般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会与某些地区、具体地方的个性有一定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呢？当上级政策、书本理论符合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具体实际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理论，贯彻这种政策。当书本理论、上级政策与地方的特殊实际存在某些不符合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既要立足于客观实际来丰富、发展书本理论，完善上级政策，也要根据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引导实践的发展。这里就贯穿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思维。当然，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年，王明就是采取唯书唯上思维来看待中国革命问题的。王明对书本理论懂得比较多，他书房里的书就堆成山，你说哪一个观点在哪本书里，在哪几行，他倒背如流。王明在演讲过程中，总是引经据典，对于经典，他信手拈来，经常大段大段地背诵，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应该说，他读的书不比毛泽东同志少。但王明只看重书本理论和书本公式，他唯书不唯实。他从书本理论出发来看待中国革命问题，所以他提出要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他还唯上，总是拿着共产国际指示指手画脚，自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钦差大臣”。毛泽东同志也注重读书，注重书本和理论，但他更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城市武装暴动”使革命屡屡受挫，“农村包围城市”使革命转危为安、走向成功。
由此我们认为，当书本理论、政策与正确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立足点应该立足实践，从客观实际出发。我们经常讲从客观实际出发，那么，怎样理解从客观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一“客观实际”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不同，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就不同。所以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要从这一事物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和所面临的条件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把握这一事物。李瑞环同志一直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坚持用包括求实思维在内的哲学思维方式指导工作。2010年出版的《务实求理》这本著作，集中反映了他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注重务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从他的大量讲话中，从他在天津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他在中央工作期间的繁重的重要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李瑞环同志身上看不到只唯上、只唯书的影子，所看到的，就是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国家的一般政策与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是“感情用事”的思维倾向。即把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作为看待事物的尺度的思维倾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容易“感情用事”，在观察和评价人和事的时候，往往用“感性”代替“理性”，用“情感”代替“认知”。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要求我们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要力戒以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为绝对尺度来看待事物，而是要借助于理性分析，揭示事物的客观本质。如果把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意志、情感偏好绝对化，缺乏理性分析，就容易走向对事物的主观认识，而不是客观的认识，因而就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貌。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真正认识到个人的感觉兴趣、主观偏好所具有的局限性，然后把我们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带着个人的情感偏好、主观好恶来看待人、看待对象、看待事物，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正确认识事物，作为认识主体，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主观偏好、情感是具有局限性的，是一种先入之见，应该尽量避免这样做，尽量去通过不断的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地比较，不断地反复，不断地总结，来检查自己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主观主义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也宣称从客观实际出发，也主张从事物“本来面目”出发，但他们只是抓住事物的片面和表面的东西，形成了片面和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感觉认识。这时候就需要理性比较、理性分析和理性认识，从而完整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我们才能说真正做到了从客观实际出发。所以说，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中的“客观实际”，不是人们感觉兴趣、主观意志和情感偏好的“选择”所“构成”的实际，而是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本质内容的实际。
三是完全带着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看问题的思维倾向。马克思在1846年讲了一个观点：人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这就是说，从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出发来看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看问题、来认识和评价对象。比如看待一个人，当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时候，这个人跟我的关系相当好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把他的优点放大，而对他的缺点可能视而不见；而当他与我有利益冲突且有矛盾时，那么，就很容易把他的缺点放大，而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从个人利益出发看待一个人，就很难达到对这个人的客观而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看待对象的时候，要尽量把个人利益先放在一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这一事物、这个对象的客观而正确的认识。求实思维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从客观实际出发，避免因个人利益而混淆视听，影响我们对事物、对问题的客观认识和正确判断。
四、领导工作方法
应把求实思维即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转化为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领导干部的一项首要工作就是决策，决策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职能。领导活动实际是领导者制定决策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他每天面临的各项工作实际上都要不断地作出决策。决策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和提出诸多处理方案或方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面临着各种影响决策的因素，他必须依靠自身的感性经验、理性思维等对它们进行筛选。用哲学思维方式来指导领导干部的工作，首先体现在领导干部要运用哲学思维方式来作出正确决策。
我们首先来看看决策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决策，是指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为了解决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通过采用一系列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诸多方案的比较中选择最优方案，并在实施中加以完善和修正，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活动过程。一项完整的决策由五个要素构成：一是决策者。决策者是决策活动的主体，是决策最核心的要素。决策者是决策的内外信息的处理者，是决策系统的掌控者。决策主体的素质、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决策活动的成败。二是决策目标。决策目标，是指决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决策目标的确立是科学决策的基点，是决策所指的方向，是筛选行动方案的衡量标准。三是决策备选方案。领导要在诸多备选方案中，选择出可行性方案。四是决策情势。决策情势即决策环境。决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正确性、实施的可操作性。五是决策后果。决策后果，是指一项决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13]领导干部要完成一项科学决策，至少要遵循下面几个原则：客观性原则、预测性原则、信息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等等。就求实思维而言，客观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最直接地、最集中地反映了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理论要求。客观性原则，说的就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决策。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为了实施，因而必须是可行的。要保证决策的可行性，必须分析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科学技术水平等主客观条件，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分析决策实施后产生的各种影响，经过慎重的全面的科学的论证、审定、评估，作出可行性分析，确定可行性的程度，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决策才是科学的。可以说，决策的客观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树立求实思维，从客观实际出发展开决策活动。领导干部作决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具有三层内涵：首先，从决策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任何决策都有一个对象问题，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决策。决策对象的客观性和客观规律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最根本的实际。只有符合决策对象的客观性，才能达到科学化的决策。比如，领导干部要进行经济领域的决策，那么一定要从经济规律以及特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律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单凭“眉头一皱，计上心头”的做法，肯定不会作出正确的决策。其次，从决策环境的客观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具体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这些都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任何决策都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形成的。从决策的客观环境出发，就是要对决策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冷静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形势，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形势判断。正是有了这个正确判断，才有了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分析决策所处的客观环境，不仅要注意那些自然、社会、物质的条件或因素，还要注意人民群众的利益、呼声以及心理、心态等方面。因为我们政府的决策本质是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而且从实际角度看，领导干部的决策最终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一旦我们的决策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冲突，超出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心理承受力等，那么，就很难贯彻和执行决策了。一些地方出现的项目污染事件，反映了有些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没有真正从客观实际出发，没有从决策的客观环境出发，没有充分听取民意并反映民众利益，最终被人民群众抵制。最后，从决策主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决策主体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组织决策必须首先把组织内部的一些基本情况，如人力、财力、物力、体制、结构等方面弄清楚；个人决策则要首先对自己的时间、精力、素质、能力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领导干部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方式，特别是求实思维进行决策，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科学决策。那么，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而作出科学决策呢？这就涉及领导干部的具体工作方法。领导干部要作出正确的决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注重吃透“上情”和吃透“下情”相结合：既要吃透“上情”，把握上级的一般号召，增强工作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又要吃透“下情”，从当地的特殊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空间和条件为转移，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既不能借口本地方的特殊而自行其是，也不能不顾特殊实际而生搬硬套。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走向）、空间（大势、环境、民情）和条件（客观和主观）中存在的，只有把握住这一客观事物存在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才能比较容易客观地把握这一事物的实际。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一切工作方法的基石。
这里具体谈谈如何做到“上情”和“下情”相结合。首先要把握上级一般号召，吃透上情，即吃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上级组织的决议、文件、指示的精神实质。怎样把握上级的一般号召呢？听听报告、看看文件、讨论讨论、自学自学，基本上就可以了。更为关键的是要吃透下情。我们的两眼不仅要盯着上面，而且双脚要站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下情没有吃透。怎样吃透下情呢？关键是要搞好调查研究。
首先，谈谈什么是调查研究。任何人要做好工作，首先要了解具体情况，认识工作对象。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调查研究就是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它是认识工作对象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社会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也十分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就是要运用各种各样的科学的、可操作的方法和手段，掌握周围环境、工作对象、工作任务、工作条件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有关材料。它要求对相关材料的掌握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零碎的而是整体的，不是表层的而是深入的。研究，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其他科学理论和方法，对占有的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中找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看家本领，它关系到我们工作的成败得失。在工作中，我们只有进行科学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其次，说说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不调查研究就无从认识世界。调查研究更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不调查研究，无法认识世界，更无法正确、有效地改造世界。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调查研究尤为重要。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进行正确决策、解决问题、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揭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4]毛泽东同志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陈云同志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一个人应该用90%的时间用来搞调查研究，弄清具体情况，然后用10%的时间来作出决策。这些话都说明，领导干部在决策之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有在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否则，我们的主意、决策是要出问题的。“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5]对于调查研究与正确决策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有过多次论述。毛泽东同志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曾经花了32天时间，搜集湖南各地农民运动的极其丰富的实际资料。他认为，进行社会的经济调查，目的是明白各种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共产党正确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在1931年写的《兴国调查》的前言中，对调查与决策的关系做了科学说明。他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都不代表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和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非常危险的。1941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总之，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江泽民同志把这个道理进一步明确化了。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更是从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出发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什么时候全党都重视调查研究了，我们的决策就比较正确，工作就比较顺利；什么时候调查研究不被重视甚至偃旗息鼓了，工作中的问题就多了起来，以致出现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邓小平同志通过调查研究世界经济、政治、科技等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加强和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领导干部要学习和掌握正确方法，努力提高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也要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证调查研究经常化。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各项工作，必须练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难题和问题，我们更需要调查研究，更要充分意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克难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科学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法措施。新形势新挑战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拓展调查研究的途径、方式和载体，运用调查研究成果，形成符合实际的政策举措，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解决好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最后，讲讲如何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做到吃透下情，关键就是搞好本地区、本部门的调查研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把调查研究提高到科学化水平呢？要做到一从时间、二从空间、三从条件出发进行调研。从时间出发进行调研，就是要把握本单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空间出发进行调研，就是要把握势、境、情。势，就是发展大势、发展态势、发展形势；境，就是境况、境象，主要是把握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情，就是民情、民意。从条件出发进行调研，一是把握客观条件，二是掌握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指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客观环境，就是硬件怎么样。主观条件，主要指民众的需求层次，民众的素质状况。
典型案例
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最终建立起来的是邓小平同志所谓的还“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最后还“不够格”，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我们过去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错了。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要么唯上、要么唯书。这里的“上”，就是“苏联模式”，这里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当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讲的是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公有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主要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等。为什么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这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劳动者、解放生产力。所以，在进一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础和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就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上。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所有理论最终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论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对围绕着生产关系来搞社会主义。
不容否认，这有其合理因素！但问题是：由于受“唯上”“唯书”思维的影响，由于对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给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即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致使以前一段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相对偏重在生产关系领域搞革命，没有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当时，我们就相对比较注重“一大”（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二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三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虽然我们也讲发展生产，但我们的提法是“抓革命、促生产”，即还是通过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等上层建筑的革命方式来组织生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一天，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中央领导，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高度关注。后来在全党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这场讨论的意义不在学术，而在政治。它的政治意义一在破、二在立。所谓破，就是破除当时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唯上”思维、“唯书”思维。所谓立，就是恢复并进一步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改变了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说明我们摆脱了主观主义的束缚，树立了求实思维，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客观事物。当然，唯上思维、唯书思维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本质区别，与认真学习、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本质区别，因为后二者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当时中国的国情呢？具体来说就是，要从时间、空间、条件出发来认识当时中国国情。从时间出发认识当时中国国情，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判断，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包括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从过去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政治前提，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制度基础；从现在来看，我国制度已是社会主义制度，但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从未来来看，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从时间上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很多问题上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比如，我们掀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热潮；在宏观战略制定上，提出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提出10～15年赶超英国、20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这就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当时，从空间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得出第二个重要判断，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作出判断：当时我国的基本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我们也曾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判断。比如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6]总之，阶级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经济文化与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但之后不久，我们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正是没有坚持关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结果导致我们所有工作的重心发生偏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正确地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地认识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便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条件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又得出第三个重要判断。就是我国底子薄、人口多，我们的生产力依然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依然低下，首要根本任务应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三大判断，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而得出的三个重要判断。正是基于这三个重要判断，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一个一个地陆续出场了。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次是“社会主要矛盾论”，再次是“根本任务论”。之后，“市场经济论”“判断标准论”也一一出场了。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当时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所以我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呢？邓小平同志具有世界眼光，他一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说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这就是说，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上，他主张可以选择市场经济。当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搞市场经济，我们有些人认为市场姓“资”而不姓“社”。所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一场“姓资姓社”的争论就出来了。不打破这种争论，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9]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冲破“姓资姓社”的抽象思维定式，并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所以“判断标准论”就提出来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初级阶段论、根本任务论、市场经济论、判断标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四个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基于邓小平理论，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个成功，首先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正确理论。而这一正确理论得益于我们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这个思想路线的实质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中国国情。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提出我国的“基本国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应重新认识“基本国情”。比如有些人提出，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的GDP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达到约7.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8%提高至10%，在世界上的位次由第10位升至第2位。如果说1978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正确的话，那么，如今再说我国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就不合时宜了。还有人提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分配之间的矛盾。因为，现阶段“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更迫切。这些具有探索性的学术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求实思维。党的十八大报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中国国情，提出了“三个没有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时间、空间和条件三个方面坚持了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时间、空间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现如今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并且，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变。也就是说，过去是、当下也是、未来一段时期仍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说明我们当下的改革开放、今后相当长时间的改革开放都必须牢牢把握“时间维度”，把握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任何超越阶段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条件上讲，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在科学技术水平、知识创新能力、金融体制、工业生产能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的判断。这同样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求实思维。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关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的重要概念，它从人民需要的总体状况和社会供给的总体状况两个根本方面，体现并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揭示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当今，无论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化。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在人民需求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已历史性地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转化不仅在外延上拓宽了，由对物质文化需要拓展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要，而且层次也提升了，由满足物质文化需要即“生活下去”的需要提升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即“活得更好”的需要。在社会供给方面，由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转化表现为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着力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升级为在“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新的历史方位着力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正由于当今人民的需要状况和社会的供给状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化，便直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这种转化具有重大意义，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要使大国成为强国，具体来讲，就必须聚焦到集中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在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党判断基本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把握我国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判断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尤其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在社会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治国理政要具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它首要是解决问题的），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重新确定的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蕴含着当时我们党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而集中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当时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正因如此，当年邓小平同志就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带领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大转移，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看作硬道理。同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集中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成为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社会主要矛盾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根据在于它在实质上表达或体现的是人类活动的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即需求和供给。人类活动千头万绪、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归根结底最终可以还原到两个最根本的原点：一是需求，二是供给。而这又是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其创立的内在逻辑是：他们所研究的历史，是人类活动参与其中的历史，因此，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研究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这种个人具有肉体组织的需要；这种肉体组织的需要主要体现为衣食住行；要满足这种肉体组织的需要，必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人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由是，人首先要生活，然后要去从事生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按照逻辑，进一步深入研究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着力于研究物质生产劳动的两个最根本的方面：一是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他们用“生产力”来加以分析概括，二是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他们用“交往形式”进而用“生产关系”加以分析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深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历史过程，结果发现了人类活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深入分析研究人的生活和生产的内在矛盾运动关系中，或者是在深入分析研究人的需要和供给的内在矛盾运动关系中，创立唯物史观的。由此看来，社会主要矛盾既关乎我国发展全局，也关乎我国发展的根本，同时还关乎我国发展的长远。
社会主要矛盾既关乎我国发展全局，也关乎我国发展的根本，同时还关乎我国发展的长远，这就意味着它从根本性、具体性上揭示了我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逻辑。作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方，其实质就是使人民生活“过得好”进而具有幸福感，而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供给方，其实质就是使国家“强起来”。“人民生活过得好”和“国家强起来”，是关乎我国发展全局、根本和长远的大事，是大国成为强国的根本。具体来说：第一，大国成为强国，体现在“人”的方面，就是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就是在生存方面“无后顾之忧”，如民生能得到保障，安全环境的需要能得到合理满足；在发展方面“有用武之地”，如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展现其价值；在各种关系方面“能得到尊重并和谐相处”，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需要能得到合理满足。第二，大国成为强国，体现在“社会”方面，就是国家要“强起来”。这种强起来，具体体现在发展既要充分，具有发展动力尤其是具有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也要平衡，使发展达到和谐、平衡、稳定；发展还要拥有良好的治理能力，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达到现代化。
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可得出诸多启示。
第一，领导干部要做到真调查、真研究，真正从客观实际出发，真想吃透“下情”。应该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意识到调查研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的重要性，意识到科学的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但有些领导干部只在表面、口头上重视调查研究，重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有些领导干部也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也搞调查研究，但只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有些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往往“走马观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他们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以上这些情况，并没有真正做到调查研究，没有真正从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吃透下情，更谈不上科学决策了。
第二，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事先“定调子”，“定调子”的调查研究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作不出正确决策的。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作出关于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就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能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当时世界形势和我国具体情况。现在有些干部不是不了解情况，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正视现实，只想听“好话”。下面有些干部投其所好，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201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只有公而忘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营造和保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
第三，领导干部要从时间出发进行调研，把握本单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和部门到另一个地区和部门，首先要了解和熟悉该地区和部门的过去的历史、经验、成绩以及出现过的问题、教训等等；也要熟知该地区和部门在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以及当下的定位和具体规划等等；还要对本地区和部门的目标规划、未来走向和面对形势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有所把握。
第四，领导干部要从空间出发进行调研，把握本单位的势、境、情。在前文已经讲过，势就是发展大势、发展态势、发展形势；境就是境况、境象；情就是民情、民意。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境和情，也就是主要矛盾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从空间出发吃透本地区、本单位的下情，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了解本地区、本单位的主要矛盾或主要问题。邓小平同志从空间出发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根本任务。领导干部了解“下情”，同样需要如此。从空间出发吃透下情，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调查民情，倾听民意，关注民生，这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此外，还要了解和把握本地区、本单位的优势、短板和发展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告诫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领导干部只有了解到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倾听到他们的真实意见，反映了他们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才能真正抓住实情，吃透下情，弄懂民情，才能作出正确且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策。
第五，领导干部要从条件出发进行调研，把握本地区、本单位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本地区、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客观环境。主观条件主要指民众的需求层次，民众的素质状况。现在一些地方依然注重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地区经济。领导干部在招商引资之前，一定要调查研究，搜集多方资料，反复比较，论证项目可行性，最终形成决策。在这一系列调查研究的诸多环节中，从客观条件出发进行调研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客观条件出发进行调研，也就是研究项目是否可行的物质基础，或者说，该地区是否具备投资某项目的物质条件。比如，某地区领导干部想引进钢铁制造项目，就必须首先考察该地区是否具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即便你想从外地运输铁矿资源，你也需要调研该地区的地理位置，看它是否具备便利的运输条件和较高的运输能力。即便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具备较高的运输能力，还需要有充沛的水源。这些都是从客观条件出发吃透下情的具体做法。如果在一个既没有铁矿资源，又没有运输通道，也没有水源的地区作出搞钢铁制造项目的决策，后果可想而知。除了客观条件，还有主观条件，这主要是民众的需求层次和素质状况。现在党中央提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些地方响应党中央号召，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繁荣文化产业的精神。但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基本吃透了“上情”，也把握住了精神实质，但却没有准确把握“下情”，没有从该地区的民众需求层次出发。有些地方特别是某些贫困偏远的县也模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建歌剧院、豪华电影院、大型娱乐场所，花了大力气，投了很多钱，试图发展该地区文化产业，满足该地区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结果这些影院、剧院冷冷清清，老百姓根本“不买账”。这实际上说明，该决策根本没有考虑到该地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层次。实际上，当地老百姓需要的不是歌剧院、豪华电影院、大型娱乐场所，他们更需要的是小型电影院、图书馆、农村的文化活动室等等。地方领导干部从主观条件出发吃透“下情”，还需要摸透该地区民众的素质状况。如果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发展水平不高、农业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地区搞高新技术开发区项目，那就是没有从该地区的民众素质状况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