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十分注重对私德的培育和修持。无论是孔子教诲颜回的“克己复礼”，抑或《中庸》里讲的“君子慎其独也”，都是严明私德的意思。人生于世间，不能无眼耳鼻舌身意等欲，有而节之，必赖于修身。《大学》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是指身有贪嗔痴漫淫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斩绝其根。如此谦冲自牧，与朋友交则扬人之德，择善而从之；与家人处则造家之福，孝悌尊亲。能严明私德，立身行道就会俯仰无愧。
一、修身始于戒贪
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是为民父母者，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领导干部要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那么，政德修养从哪里入手呢？
在《群书治要》这本讲治国理政的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告诉在位者、从政者应该如何修身。《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君主自己的身修好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了。修身又从戒贪开始，这是合乎治国平天下的次第的。
楚庄王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一心一意想把楚国治理得强大，让百姓安居乐业。《群书治要·列子》中记载，有一次楚庄王向詹何请教说：“怎么治国？”詹何说：“我仅明白修身却还没明白治国的道理。”楚庄王很真诚地说：“我得以尊奉宗庙，拥有整个国家，我希望学会怎样来守护它。”詹何回答说：“我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他的国家却没有秩序的，也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他的国家却安定的。所以，根本就在于自身修养。像治理国家这种次要的事情，我就不敢对您讲了。”楚庄王听了，说道：“你讲得很好。”
如果君主是贤德的君主，他也必然会用贤明的臣子。《群书治要·魏志下》中有这样一句话：“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所谓的“不世之君”即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出现的卓越君主，所谓的“不世之功”即不是每一个时代都可建立的伟大功勋。
修身从哪里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是为民父母者，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
《史记》记载，周厉王登位，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时有一位忠臣叫芮良夫，劝谏他说：“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为什么？接下来就说到了这样一句话：“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这个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如果要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分配不均，害处可就大了。“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大家都需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专有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有大的祸患，还用这个方法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能够持久？
这里芮良夫的劝谏非常诚恳，也非常直接，可以说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劝谏君王。这是古代忠臣一贯的做法，如果看着君王做错事而不去劝告，就是陷他于不义。芮良夫接着说：“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您如果干这样的事，归附您的人就会很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
可惜周厉王没有听从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让他主管国事。周厉王施行暴虐统治，奢侈骄纵，国都的民众都纷纷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召公（也就是召穆公）又来劝谏他说：“民众都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结果，周厉王很恼怒，他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去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这个巫师来报告有谁诽谤自己，便立刻把诽谤的人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愈来愈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
周厉王更加严厉，结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都的民众都没有人敢讲话了，在路上相遇时，也只能互相用眼色示意一下。这下周厉王高兴了，得意地对召公说：“你看，我能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乱讲话了。”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这句话也成了历史名言。他说：“你这不过是塞住民口罢了。堵住人民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住民众的嘴巴也是如此。所以，擅于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让民众发泄，让他们讲话。放手让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可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支持您的能有几个人呢？”
周厉王仍然不听。三年之后，大家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跑到彘地。后来，周宣王即位，整顿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诸侯重新归附周朝。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和他熟读《群书治要》这本书密不可分。《贞观政要》里记载着唐太宗与臣子的谈话，从中可知，他确实是把这些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了。
《贞观政要·论贪鄙》中记载，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宝珠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吗？而人的性命要比明珠珍贵得多，但一看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就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射鸟雀，怎么能用比明珠更加贵重的生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很可笑的。”在这里，唐太宗用了一个“明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告诫官员，不能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只会得不偿失。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国君很贪婪，必定亡国；做臣子的、做领导的很贪婪，必定丧命。唐太宗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这样的例子，告诫臣子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唐太宗作为皇帝，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时时警告朝廷百官，让他们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小心地遵守法令，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
“贤者多财损其志”，虽然原本是贤德之人，财富一旦多了，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着放纵的生活，从而不思进取。他的志愿就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种清白的志向，磨炼自己的意志。
“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给了他很多的钱，结果他拿着钱无恶不作。不知道拿着钱去做利国利民、弘扬传统文化的事，为自己累积更大的福报，反而去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结果不仅是富不过三代，甚至可能富不过当代，这一生还没有过完，就已经败落甚至锒铛入狱了，这是不读圣贤书的过错。
所以唐太宗说：“这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实践证明，贪官整日都是战战兢兢，他们的这种压力、紧张，让自己身心都不得安宁，所以有的领导干部英年早逝，和这种不必要的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蒙受羞耻？”不仅害了自己，一旦锒铛入狱，自己的家人、儿孙都会跟着蒙羞。走到哪里，人家都在背后指着说：“你看他们家的谁谁谁，因为贪污受贿，被关到监狱里了。”从这些对话中可见，唐太宗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他自己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
贞观七年，唐太宗到蒲州巡视。当时的蒲州刺史赵元楷是隋朝的旧臣，在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游江都（即今天的扬州）的时候，就是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隋炀帝与萧后及后宫的美女酒杯不离口，所以赵元楷因“献异味”被提升为江都郡丞，初尝“媚主”的甜头。现在唐太宗来蒲州巡视，他又故技重演，令老年人穿着黄纱单衣，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且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修建、装饰城楼城墙以讨好唐太宗。除此之外，他还暗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
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把赵元楷招来，斥责说：“我巡察黄河、洛水之间的地区，经过了几个州，凡是用度所需，都是由官府的物资供应。你给我们饲养羊、鱼，修饰庭院屋宇，这种行为无疑是已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现在不能再实行了，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务必改变旧习。”赵元楷听后又惭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就死去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隋朝很快就灭亡了，而唐太宗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便安定，创下“贞观之治”？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唐太宗能够从古籍之中汲取经验教训，明白修身是治国之根本。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有很多银坑，如果开采出来，利润很大，每年可收入银钱几百万贯。”一般的领导者听到这样的建议会怎么样？如果是贪财好利之人，一定会非常高兴，说这个建议好，然后找人马上去开采。但是唐太宗熟读经书，他说：“我贵为天子，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缺乏。我缺乏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什么？我只需要有好的建议，来推行善事，以有益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增加几百万贯的钱，怎么能比得上得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呢？”这些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不以金银财宝为宝，而是以人才为宝。
他接着说：“你不推举贤能，建议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使权贵豪强震惊敬肃，只会说出租出售银坑以获取利益的事。过去尧舜把璧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深渊，因而美名被称颂千古。后汉的桓帝、灵帝却重利轻义，是近代有名的昏庸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当作桓帝、灵帝吗？”短短几句话，就能够看出明君的风范确实与众不同。不仅如此，他当天就勒令权万纪停职回家。
《论语》中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在上位者没有贪欲之心，你就是去奖赏人们，人们都不会去偷盗的。如果在上位者特别喜欢珍奇之物，贪财好利，那么上行下效，大家也都会竞相追逐利益。所以唐太宗能够把唐朝治理好，创下一代盛世，成为一代明君，绝非偶然。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还唯恐树木不够高，要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还唯恐水不够深，穴居于水底洞穴之中。然而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捕获，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贪图诱饵、抵不住诱惑。现在大臣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禄，应当忠诚正直、清廉无私，这样才没有灾祸，才能长守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古人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要有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可见，学习《群书治要》有助于反腐倡廉。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读一读、看一看古人是怎样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就知道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贪财好利的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尚书》中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经》中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领导干部真正明白并深信这些道理，人生必然少走很多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