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梦始
“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
1990年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朱迅出国。
选择9月9日，颇有点儿下了决心、狠心的意思。就像秋收起义，义无反顾，只有勇往直前了。
电视剧《梦回青岛》刚刚杀青，凯丽姐姐代表全剧组送给我一套蓝色印花布做的连衣裤，“马上就要播我演的《渴望》了，可惜你看不到，好妹妹一路顺风！”
虽看不到《渴望》，可此时的我全身心都充盈着渴望，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只剩下两天，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姥姥还在灯下等我。她耳朵不好，听不见开锁的声音，见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屋，才慌忙站起，心疼地摸着我的脸，“黑了，黑了。”姥姥的手有点扎人，糙糙的、硬硬的，倒还厚实。
姥姥的皮肤很白，白皙的脸庞总含着笑，无限慈爱地看着我。脸上最明显的标志是一副宽边眼镜，重重地压在鼻梁上。几十年的分量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血印，给人很痛的感觉。
“换副轻薄的吧。”从第一次挣钱起我就跟她讲。
“不用不用，你挣了钱，我替你藏起来。”姥姥的爱是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代价的。我突然很怕，怕自己无法回报这样的目光。赶紧躲进房中，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沓钱。这是我这次拍电视剧的片酬和以前藏下的所有私房钱，加起来有好几千块，在1990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把它们放在姥姥的桌上，“这些您留着用。”
姥姥看着厚厚的一沓10元钞票，“穷家富路，你带上吧。”
“日本花不了人民币。”
姥姥不再坚持，同样的话：“我替你藏起来，等你回来时用。”
我腻在她身上，再一次提议：“姥姥，你一个人行吗？要不请舅舅来接你去上海？”
“没关系，老不离家是贵人，少不离家是废人。我在这儿看家，等你们回来。”
姥姥眼中看不见一丝犹豫，一点忧伤。她曾饱受苦难，练就柔中带刚的坚强。
送行的排场不小，六辆黑色的小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首都国际机场。姥姥没有跟来，八十八岁的她像每天送我上学一样，站在三楼的阳台上，戴着厚厚的眼镜，朝我笑着，平静地挥手，直到看不见我的影子。车拐弯时，我看见姥姥摘下厚厚的眼镜，擦着眼角。
从此，姥姥三楼阳台上的身影成了我一生的惦记。
东京会师
第一次走进机场“国际出发”的感觉很不错，骄傲中带着几分年少的轻狂。飞机上没有像我这样十几岁的独行者，更有一番独闯天下的傲骄了。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仍在戏中。
一路好睡，飞机降落的巨大轰鸣把我惊醒，睁眼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是一个干净得几乎透明的地方，我自豪地通过“外国人通路”，带来的五个超大旅行箱却给我惹了麻烦。来时做好吃苦的打算，连被子都塞着呢。
我用仅会的一句“斯咪妈散”（日语“对不起”）马上就招来了两个地勤人员，这两个大男人很费力地把行李搬上车，其中一个“黄头发”还把我送到接站口。
“Welcome to Tokyo. Take care！（欢迎来东京，请多保重！）”他鞠躬告别，嘴角边挂着灿烂。人家帮了忙，还向我鞠躬，我忙不迭地模仿他的样子还礼。
一个人从后面扑上来，抱住我，“一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妞儿！”二姐哈哈笑着，像在嘲笑我这印花布做的连衣裤，“你才老土呢，这是国内最流行的！”
我和二姐从小就亲，交情是在拳打脚踢中拼出来的。三姐妹中，她比较“另类”，天生一身牛力气。小时候爸爸不在家，家中男人的活儿都是她一手承担。扛个煤气罐，连上三层楼，大气都不喘。更有甚者，二姐上中学后，开始在东城区武术馆练散打。开始还算收敛，渐渐地，我就成了她的拳靶子。每次回来都要跟我“切磋”一番。一个劈掌加飞腿，能让我在床头足足哭上半天。“等你老了，我一定报今日之仇！”每次我都会咬牙切齿地默念着“君子报仇几十年也不晚”的口号。
就在一次激烈的“比武”中，一个五大三粗的邮递员擂鼓般地敲开了我家的门。“没事吧？”他探头向里看，一定是听到尖厉的哭叫声，以为是遇上了入室抢劫。
“没事，叔叔。”二姐一脸坦然，我含着泪在一旁怒目圆睁。
“日本的挂号信，朱迅签字。”一看是小孩儿打架，邮递员叔叔笑笑走了。二姐却躲进里屋哭出了声，一会儿她拿着那封信跑出来，“三儿，我的日本签证下来了，以后没人跟你打架了，自己要多小心。”
我哭得更凶，“就是你把我打得再疼，我也不希望你走！”
中国功夫练就了她的吃苦耐劳，来日本两年了，二姐一个人熬过了最窘迫的日子，为我们三姐妹在东京会师建立了根据地。现在她已经站稳了脚跟，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一家清洁公司里打工挣学费。
“大姐呢？”
“在那边的出口等你呢。”
一大群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大姐。她还是那样出众，甚至更漂亮了。只因她从小就在清华附中住校，所以姐妹间略显得客气。半年前，她放弃了高级白领的生活，也来日本求学。
“红姐。”我挤不进去，就大声叫。
二姐捅我，“在日本别喊。”
大姐已经发现了我们，快步迎过来，轻轻拥住我，“半年不见，怎么黑了？”
“我刚从海边拍戏回来。”
“哟，还是小明星呢。”大姐身边冒出一个男孩子。
“这是我同学，今天他开车来接你。”大姐解释。
大姐的出众让她身边总围着一些男孩子，可她跟每一个人都不冷不热地保持着最合适的距离。水中月、镜中花的清高，让男孩们更加趋之若鹜。出自外交学院的她，这就是本事！
出了机场，天已全黑。东京的夜真亮啊！城市的七色光从眼前划过，留下无边的想象。空气更是清透得让人忍不住深呼吸，心高兴得直往外蹿，大喊一声：“东京，我来也！”
到了玉县的姐姐家，已经快晚上十点了。吱扭扭地拉开一扇木门，我走进一个只有六（计算榻榻米的量词，一约为1.62平方米）的日式房间。我们姐儿仨全要住在这里。五个超大行李箱往里一搬，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这里看上去很像电视剧中的布景，我兴奋得在榻榻米上打滚，“来，二姐，打一架！”
大姐劝着：“早点睡吧，从明天起，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我压根没明白大姐的话中之意，折腾了一天真累了。那晚，我挤在姐姐们中间睡得好香。“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不动声色，我的樱花梦就从这一夜开始了……
拾荒的日子
清晨，腿上奇痒。
我一骨碌从榻榻米上爬起来，腿上红通通四五个好大的包。“日本的蚊子好厉害！”我发狠地挠。
二姐从厨房里露出了头，“不是蚊子，这叫‘DANI’，也就是‘壁虱’。”
“恶心！家里怎么会有虱子？”
“壁虱是专门长在榻榻米里的。这房子太旧了，又全是木头盖的，一年到头都会长虫子。”
虽然早早地被虫子咬醒，并不影响我在日本第一天的好心情。坐在长着壁虱的榻榻米上，我开始打量日本的家。这是战后修建的已经很老的木房子。别看木板破旧、四壁透风，却是典型的独门独院的和式屋。房间真小，所有的地方加起来也就十平方米，可小小的木房间很别致。两面都是落地窗门，地上铺着榻榻米，有个很大的壁橱，起床后可以把摊成一地的被褥收进去。还有一张矮桌和一个低柜各自摆在角落中。
浴室是放在厨房里的一个透明塑料盒子，厕所是最古老的蹲式，连冲水都没有，听说每个星期会来抽一次。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中是那么新鲜，最让人高兴的是家中电器一应俱全：红色的小电视，两个录像机，音响、冰箱、空调，应有尽有。
“姐，这些都是你买的吗？”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家电在国内都很贵。
“我才不买呢，都是捡来的。”
“有这好事？上哪儿捡？”
“就在咱家门口的垃圾站。”
“什么？捡垃圾？”
1990年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顶端，银行年利率高达7%以上（现在几乎为0）。经济推动着紧追潮流的日本人，与此同时，地价暴涨，寸土寸金的房间依然是那么小。在频繁的新旧交替中，我们这些穷学生就成了其中的获益者。垃圾收集站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日本，垃圾处理是有固定时间的。分类非常细：可燃烧的，不可燃烧的，可回收的，不可回收的，瓶瓶罐罐都要分开。在我们家附近，每星期四可以扔不可燃物，其中包括小型电器。扔不能白扔，如果想扔掉中、大件的电器或家具，还要交垃圾处理税。所以有些日本人在前一天晚上就会把一些不要的电器、小家具等放到垃圾站里，同时上面还会认真地贴上纸条子：“我很结实，带我回家吧。”
二姐端着早饭走进来，拉门，关门，地板咯吱咯吱响。我在房间里蹦几下，整个屋子都跟着抖。
“这房子结实吗？”
“不结实才好呢。日本地震多，夜里房子塌了也砸不死人。”她把一个紫菜饭团掰开一半递给我，“大姐上学去了，今天我陪你做两件事：第一、去拜会房东，第二、办外国人登录卡。”
屋檐下
走出房门，便是用低矮的石头墙围成的日式庭院。入秋了，院子里郁郁葱葱，一抹红枫像团火般在绿色中燃烧。角落里有一棵好大的樱花树，正好盖在屋檐上，遮住我们的窗。
房东隔着院子住在对面向阳的木屋里。门前守着一条懒洋洋的老狗，灰白色的毛耷在眼前，看不清眼是睁着还是闭着。
二姐轻轻敲门。
“嗨——”拖着长音的应答声，一个白净的日本女人出现在门前，看样子有五十多岁。二姐鞠躬行礼，叽里咕噜地介绍着我们的来意。我看着有趣，在北京打起拳来威风凛凛的姐姐，什么时候变成点头哈腰的小绵羊了？房东太太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蹲下身摆出两双拖鞋，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房东正在屋里看书，见我们进来忙放下。他一抬眼把我吓了一跳，一只眼睛是瞎的，睁不开。
“你们好。”他热情地用不够地道的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房东衣服邋遢，头发花白，乱蓬蓬的吓人。
“这是我妹妹，叫朱迅。”姐姐故意用中文介绍。
“噢，是妹妹，朱迅小姐。”他的发音夸张，听着好笑。房东太太跟进来，坐在对面。
房东的中文到此为止。姐姐和他们之间一顿叽里咕噜的对答，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女主人看我的眼神并不友善。她向姐姐问了几句话后，就不再开口。还好，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中，没挨几分钟我们就起身告辞了。姐姐拿出一包我从北京带来的茶叶送给房东，女主人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
一出门，我问姐姐怎么回事，姐姐说，男房东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据说年轻时在东南亚打过仗，一只眼睛就是在战争中瞎掉的。他平时话不多，对中国留学生很友善。房东太太就实际多了，一直在问姐姐，是不是我们三个要住在一间房里。当初每月两万日元的房费是给二姐一人住的，如果加人就要加钱。二姐解释说，大姐已经考上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马上要搬到横滨去了，加上房东说情，才得以勉强维持现状。
“一到日本就住进‘日军’家里来了，真别扭！”我有些抱怨。
“傻瓜！每月两万的房租在东京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很多房子根本就不租给外国人。别看这里像个小柴房，但能住一天就省一天！”二姐为找房子到处碰壁，一肚子苦水。
走到院里，刚才那只懒洋洋的老狗在散步，或许是听懂了我们在抱怨它的主人，追着我们“汪汪——”地大叫。房东跑出来喝住它，“别怕，它叫五郎。”房东吃力地抱起狗，为我们让开路。这只凶狗，一身花白的毛，也瞎了左眼。
接下来，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吗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愤愤不平。
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己要来的，不想按，回北京去！”
我默默地伸手，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自我安慰着。
第一天过得有点儿别扭。
随俗，便随不了心
每日恋家十几秒
日本的电车准得让你根本没理由迟到。
开学了，我每天从玉县的家出来，清晨7:40一定会准时出现在浦和到东京的京滨东北线上。车上的乘客，主要是赶着上班的职员。一车的西装革履按照同样的节奏摇摆着。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素质和集体的隐忍，虽然摩肩接踵，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大声的喧哗，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
一小时的车程并不难熬，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耳机。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千万注意，随身听不能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嫌弃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拉着吊环背单词，晚上靠着门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回到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都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时，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文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训练让人透不过气。
压力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
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时，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没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
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是这里的规矩。我骂你总比外人看不起你好，你自己打工后就知道了。”
也许是看过的抗日剧起了作用，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瞎了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里，我几乎不和房东家来往。但好景不长，房东太太已经来过几次了，没有笑容，薄薄的嘴唇张得很小，说出的话却毫不含糊。
“这房子要翻修，希望你们尽快搬出去。”
再装听不懂也无济于事。我们白天要上学，姐姐晚上还要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
“希望你们马上搬家！”女人再次出现在我们小屋门前的时候，近乎骂人了。
我们请求她再让我们多住些日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会尽快搬走。可找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有很多地方不租给外国人，即使租，一上来几十万的礼金、押金，刚刚交完学费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出门的时候尽量躲着对面，生怕撞上会更尴尬。开学了，学习紧张，回木屋休息也十分不安。我和两位姐姐商量，三人尽量抽休息时间分头找房子，我也尽快开始打工，看能否合三姐妹之力，找一处安身之所。
租赁房屋的店面到处都是，可租金高得我们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缝的眼睛圆了，“对不起，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
钱是尊严的屏障
一天，房东来敲门，从门缝中看见他的灰白的头发我就紧张。这回他要亲自上阵了。
“对不起，打搅了。”房东手里捧着一盒点心，“我刚从秋田回来，这是一点心意，请。”他很友好地递过来。
我不敢看他白色的眼睛，“谢谢。”
“我可以进来吗？”
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儿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抬头看见房东太太正在对面的阳台上晒被子，只好侧身把他让了进来，门大大地敞着。
“姐姐在家吗？”
“她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我磕磕巴巴，用刚学来的日语回答。
“真不简单，才来这么短的时间，日语已经说得很好了。”他坐在地上，看看四周，“布置得好漂亮，还是女孩子有心。”
我眼帘低垂，听他慢慢讲话。
“这个房间以前是我儿子住的。结婚后，他就搬走了，前一段好像闹了点别扭，说要回家住，所以我太太就……”
“我们正努力……找房子，可是……”我拼凑着单词，一脸委屈。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们真要分开，也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了。你们要是喜欢这里就请安心住下去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真的吗？我们不用重新找房子了？他微笑着点头，瞎了眼的脸似乎没那么可怕了。“我年轻时去过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十五岁吧。”他好像话中有话，“现在每两年也会跟着日中友好协会去中国走走，每次都会看到变化很大。”
我心里别扭，根据姐姐介绍过的背景，边听边猜他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现在是不是在施舍恩惠来弥补当年的罪恶。想起姥姥给我讲过那些日军的残忍，坐在面前的人已经戴上土黄色的遮耳帽了。我是一个喜怒都形于色的人，嘴上不好说，脸上一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并不回避，“以前日本在中国做过许多坏事情，现在年轻一代不是很了解。好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努力，就像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帮点忙。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安心地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搅你们的。过两天我帮你们安个电话，请不要告诉我太太。”
自从这次谈话后，房东太太没有再撵过我和姐姐。我们明白是房东在暗中求了情，心里十分感激。同在一个屋檐下，能明显地感觉到房东太太的不满，每次见面都是不理不睬。我们自知占了人家儿子的地盘儿，心知理亏，但也别无他法。
我第一次意识到“钱”是那么重要。在异国他乡，钱是维护自由和尊严的一道最有力的屏障。除了学习，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
一连几个晚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算计。有了钱，先买张床，刚来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我不喜欢睡榻榻米，老跪在那儿，跟受罚似的；然后还要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攒大学的入学金；千万别忘记先还上姐姐们为支付我的赴日费用，借别人的50万日元；最好尽快搬出去，弄个自己的窝儿……
生活百味，当然有臭
便池里的水，一饮而尽
说到挣钱，我是老手。
我十四岁进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部戏，挣的钱比父母一年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后，就再没向父母伸过手。俗话说得好，“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挣钱当然靠自己！
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做起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点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刚认识的同学，“如果您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我再次换上那件蓝印花的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出现的摩天大楼群。我兴奋且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费力地跟上前面日本人脚步的节奏。
同学宽慰我：“没事，对于不会讲日语的学生来说，这份工作最轻松了。”
“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请你吃鳗鱼饭。”我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中年男人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时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蒙，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第一天上班，穿工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示范。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得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边上的一点点黄色，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着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
我一阵恶心，虽然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樱花梦醒
女厕比男厕脏多了。
九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下班后，留在这里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幺，十四岁进央视做主持，十五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中的一些唯名利“誓”图的作风，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五部电视剧的片约，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欧巴桑”（日语中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她一直侧眼盯着我。到了十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
这样一干就是四个小时，从一楼扫到十楼时，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的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
“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
“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
过腰的长发在眼前不停地抖动着。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堵满了心，我硬梗着脖子，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们日本人低头！
阔太太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要我出去。
“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上午刚在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
阔太太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也就不再多问。她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说：“KAWAYISO（可怜的）。”
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傲娇的我来说是扎进骨血、刺痛自尊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疼、还要冷！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离开。没到大门口，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纸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着。
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哆嗦，手里捏着的那两个饭团已经变了形。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听不懂，也不想听。走进一个小格子，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我的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天知道我是怎么扫完这十八层厕所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初到日本的兴奋，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我不是在演戏，这是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这一切是我自己选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为了挣钱，我只能一步一步跪着向前走……
他写上我的名字——阿迅
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
第二天，当我再次出现在同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时，穿工服的“领导”有些吃惊。他翻出一张纸卡，写上我的名字——阿迅。“从今天开始，请加油干啊！”他把纸卡塞进小机器，“咔嚓”一声，我正式打卡上岗。
日语学校每天下午五点放学。我在便利店买袋薯片或面包当晚餐，边走边吃。街边自动贩卖机里的汽水又在诱惑我了。想到“噗”地拧开盖子，会冒出晶晶亮的气泡，喝进胃里，打个响嗝，爽透了！
一瓶要100日元。我捏了下自己的兜，里面有个硬硬的钢儿——500日元。不行，这是最后的底牌，不到发工资是绝对不能用的。目光艰难地从葡萄味的芬达上移开，前面就是车站的免费饮水处，我对着水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喝。
晚上六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时楼里大多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十八层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它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
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更不知道现实和梦想的结合点在哪里。每天的重体力劳动后，身体就像用旧的抹布一样，破旧萎缩，不剩丝毫力气能对自己怜香惜玉或暗自神伤，那些是娇小姐的奢侈品。睡眠时间少得可怜，刚闭眼就被闹钟叫得直挺挺地从榻上蹦起来，不敢再有一秒钟的赖床，如有，是定不会再醒了。
《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打工时，我常常会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勾践，明天是苦菜花，后天是阿信，现在不过是卧薪尝胆、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戏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我感谢生活给我不同的味道，当然包括臭味。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刘海儿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厕所厨房，更是课堂
得宠是久违的事
富兰克林说，恭候运气的人连一餐饭也无法保证。
于是，三个月后，我主动出击，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当最后一次从一层清扫到十八层，再从十八层下来，拿了工资和这座大楼里所有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告别时，我竟有一丝留恋。这里是我的第二课堂，穿制服的工头、日本老太、每天进出厕所的男男女女，给我上了多好的一堂社会实践课。有的对着镜子笑，有的锁进门里哭，有次还撞上对偷情的男女……人生百态在这最隐私的地方上演着。走出这里，我不再怯生生，熬过了最底层，还会怕什么？！
东京的涩谷区，有一家不大的亚洲料理店，老板经营有道，这里的东西好吃不贵，顾客盈门。菜单上有几道类似中式的家常炒菜，也许是喜欢来这个餐馆的客人中有些有中国缘，老板招工时就雇了我洗碗，而且可以当天开工。傍晚六点，小店里客人最多，活儿最忙。
洗碗这活儿最要命的是不可以戴手套，容易打滑，也洗不干净。只是我的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洗洁精里，不到一个月就变得粗糙并开裂。但我还是喜欢在餐馆打工，和清扫相比，这里更需要跟人打交道。只要是日本人，都是我练口语的“靶子”。每晚小店热热闹闹，人气旺旺的。除了我这个留学生外，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工，他们比我来得早，对我很友善。因为我眉毛浓浓，眼睛闪亮，总是笑着，进门第一天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看，阿迅多像‘芭比娃娃’。”
得宠是久违的事。在这里，即使一点点善意都会让我感动。比如说，忙不过来时，一个叫桥本的男孩会主动帮我洗碗，为此，他还挨过店长的骂；我曾一次打碎过四个盘子，胖厨子挺身而出帮我担下责任，没有罚我钱。至今我还忘不了他们的笑脸。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厨房里我学会了感恩。
但洗来洗去，我还是洗出了心理障碍。夜里梦见自己如雷峰塔底的白娘子般被堆成山的盘子压在下面。但一到店里，我又会被洗洁精的清香所感染。告诉自己，洗碗这活儿是有前途的。吃苦，苦十年；不吃苦，苦一辈子。现在把一辈子的碗洗了，一辈子就再也不用洗碗了，长大后定找个不让我洗碗的老公才嫁。
当我洗到十指肿胀时，店长终于松口：“阿迅，你可以到前厅端盘子了。”
厨子笑着竖起大拇指，顺手奖了我根胡萝卜。我乐喷了，谁不知道当跑堂就意味着要涨工资了！
语言就是生存的手段，就是钱。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时，这种动力是无可替代的。我的口语能力和听力与日俱进，这种进步如三月的小雨，润物无声。有一天自己会吓一跳，能听懂周围人说的话了！
端上客人要的菜，我退到一角。今天客人不多，我却忙得很。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日语学校要求每天必须掌握的七十个新单词。偷偷打开来看一眼，赶紧合上，心里默记着，样子像考试中作弊的学生。
“对不起……”有时客人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没话找话。
遇到善意的人我会应几句，碰到张扬的主儿，我有自己的招儿。
开始可以装听不懂，这招很管用。“原来是外国人。”一般客人就会宽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饶的，我从来不生气。笑着把一连串的英语甩过去。上高中时，我就给外国人做过翻译，英语好得可以骂人！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脸上一定要笑着，笑着较劲，心里痛快着呢！
日本人对英语有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让周围人看出自己不懂，“OK，再拿瓶酒来。”他口气软了下来。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男人，女人要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活儿店长马上就会让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歧视中国人，非常生气。后来渐渐了解，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做到了是有教养，做不到是没家教。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苦时快乐多
只有了解艰难，才懂感受快乐。
说到苦，十八岁的我真不觉得有多苦，而快乐是发自内心的，那么简单又随处可见。发工资了，考好了，别人的话能听懂了，我说的话别人也听懂了，都会有一连串的惊喜。苦的时候并不缺少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有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留学时，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时，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妈妈只好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直到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组织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女儿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早已是人性化管理的必备福利，但在当时，我不仅童年和少年没有父爱，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就在父亲身边，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经济上我更不敢伸手要钱。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很低，爸爸、妈妈加起来也到不了5万日元（约3000多元人民币）。当时随丈夫出国的夫人都是“编外”，妈妈作为编外人员，每月800日元津贴，只够买碗面条。
爸爸最喜欢吃面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50日元一大碗的叉烧面，加个蛋，正好800。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儿，带着嘶啦嘶啦的响声埋头大吃，声音越大，吃得越香。
我很想爸爸妈妈，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极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要六千多日元！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拼命打工赚钱的目标。餐馆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加班，虽然到点儿已经筋疲力尽，但想到多挣的钱可以去买那盒巨峰葡萄，我顿时打了鸡血。每天一到快下班的点儿就盼着来客人，多干一小时，多挣750嘞！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盒美丽得如艺术品般的葡萄捧到了爸妈面前。这盒葡萄足够让我在店里站上八九个小时。看着爸爸妈妈一边责怪我，一边把一颗颗晶莹送进口中时，我是幸福的。
日本的夜太短
咆哮夜归人
日本是安全的。
刚开始打工，晚上下班就提心吊胆。渐渐地，胆子一天天大了，一个星期总有两天加班到十一点多。加了班就可以奖励自己在路边摊上买串盐烤鸡皮！真香啊，油油的、焦焦的，脆脆的，顶到第二天早上也不会饿。舔干净签子，抹把嘴，赶00:13的末班车回家。
来日本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一月份的天气很冷。
腿被电车里的热气烘得暖暖的。“浦和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不要忘记随身物品。”电车的广播把已经喝迷糊的乘客叫醒，零零落落几个人，我睡眼惺忪地下了车。一阵寒风，两个冷战，哆嗦几下，顿时醒了。
出了浦和车站，我一个人快步往家走。浦和的周边环境不错，非常安静。从车站到家大约有十七八分钟需要步行。车站附近还算亮堂，经常会遇上“面壁思过”的小解者或“倾吐衷肠”的醉酒人。
越走越暗，回家要路过一片荒草地，即使小跑过去也要四分钟。每次走到这儿，我都有点头皮发麻，心中发紧。还好，田地前有个红绿灯，有个人用长大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站在那儿等红灯。日本人很守规矩，即使很晚了，周围没车，也会等到灯绿了才过。我没有介意，见灯变了就快速通过。
“请等一下。”后面那个人礼貌地叫了一声，这么晚了，我心里防备，放慢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还是没说话，怕对方听出是外国人。
“对不起，”那个人的大衣领高高竖起，挡住了半张脸，戴着一顶黑帽子，只留着口鼻在外面，“请你帮个忙。”
我向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前面就是荒草地，更没人。我有些担心，好在他有礼貌，不像个醉鬼。
男人不说话，快步跟上来。昏暗的路灯下，逆光，看不清他的脸。我没敢停下来，低头继续走。他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绕过我，在我前面站住。我开始怕，要是二姐在身边就好了，姐的那身功夫一定不怕他！他挡着路，我只好停下，还是不说话，冷冷地看着对方。相持了一会儿，慢慢地，他从上往下把大衣扣一个个解开，“哗”地把衣服掀开，白晃晃的一片。原来是个变态的暴露癖！
我吓得“啊”的一声惊叫，撒腿就跑。不敢回头，但能感觉到男人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从来没在任何一节体育课上跑得这么快。用最快的速度穿过荒草地，我喘着，前面还是没人，但路边有人家，路灯也明亮起来。胆子大了些，回头看他还是跟在后面。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其实他想追上来很容易，但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这更让人害怕。
已经看见家门口了，不，不能这样逃回家，如果让坏人认了家门，以后我和姐姐的生活就不得安宁。继续向前跑，我家隔墙对面是另一家，两家之间有一个窄窄的缝隙，我回头看看那个人还没有转过弯来，就一头扎进去，藏在窄缝中。冬天厚羽绒服让我几乎是卡在那儿，不敢出声，不能动弹，只听见心在衣服里上下乱撞。
穿黑大衣的男人跟上来，黑影从窄缝前一闪而过，随即又马上退了回来，探头往缝隙里看。根本没地方躲，他一眼就发现了我。我卡在那里，吓得腿都软了。他堵在窄窄的入口处，不出声也不进来，我拼命向后挤，想从另一端逃出去，这才发现另一头早被高高的铁栅栏封死了。我扭头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灯影下，他的大衣一摆一摆，像魔鬼的斗篷。
我怕极了！
男人的手又伸向大衣的扣子，想掀开自己的衣服。我向里挤，“噼啦”一声，羽绒服被旁边的锈钉钩住，扯开了一个口子。这是我冬天唯一的一件羽绒服啊！我突然由恐惧变成愤怒，气得破口大骂：“你干什么？臭流氓！不要脸！……”
急了，我脱口而出的是响当当的中文。男人被这种不熟悉的发音吓到，他愣在那儿。我家院子里那条瞎眼老狗被我吵醒，跟着一起大叫起来，周边的狗也应和着，在夜幕里如“千军万马”在咆哮，格外凄厉。连我都被自己发出的叫声震慑住了，刚才吓得四处逃窜的我，突然间变成了一头咆哮的母狮子。那人愣愣地迟疑了会儿，转身跑了。
过了好半天，我才敢挤着墙蹭出来。确定周围没人，才溜进了家门。
院子里，我向老狗作揖，兄弟，够仗义！
临界之困
我的时间表：
07:20—08:50，上学路程（一个半小时）。
09:00—17:00，语言学校上课。
17:00—18:00，打工路程（一个小时）。
18:00—23:00，打工时间。
23:10—00:00，回家路程（50分钟）。
00:00—03:00，做学校作业。
03:00—07:00，睡觉。
一年来，我每天的睡眠时间绝不会超过4个小时。真是“头悬梁，锥刺股”了。日本老师非常严格，学生睡眠时间再少，也要求我们把作业和练习完成。否则，会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班同学面前严肃地训斥：“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赚钱的？”一句话就能把你噎死。
我所在的ABK是日本最有名的几所语言学校之一，也是少有的全日制日语学校。一个班不过十四五个学生，除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外，还有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刚开学时曾做过分班考试，我交了一张白卷，毫无争议地被分到了F班。F班里中国大陆的同学居多，都没什么日语基础。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于韩国、马来西亚的富家子弟，更摆不上台面。但是，一年后整体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F班的学生大多跳到了A班，A班的几个学生降到了F班。
原因很简单，那时的中国留学生都得不到家里的资助，全部需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生活危机是最强的动力，语言好，就能少挨骂、多挣钱。打工的地方更是一个超级教室，不仅学校里教的能得到极限应用，连粗话、俗语也是得心应手。语言上的长进自然比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要快得多。
时间飞逝，马上要进入考大学前的最后冲刺了，一切辛苦和努力都要在考试中得到验证。为了强化外语思维能力，老师规定在教室内不许使用其他语言。实在表达不清时，句子里顶多夹带几个英语单词充当日语中的外来语。强制自己用外语思维是很折磨人的，一天下来，头疼得直恶心。这就是用脑过度，时时有想呕吐的感觉。这也是进入一种状态、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天凌晨，我迷迷糊糊地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摇晃着向外走，一脚踩在姐姐的腰上。
“你干什么？”
“onagagaidai（肚子疼）。”
姐姐一下子精神了，“梦话都说日语，过关了！”
考试就在眼前，打工照常进行。
京滨东北线的列车呼啸着进站了。飞速掠过的车厢冲断了我停留在白雪上的视线。上车，末班车的车厢里总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气。
我很累，但思维却痛苦地清醒着，它不肯睡。要考试了，电车锃亮的玻璃上映出我困倦的脸。在日本很少有“漫漫长夜”的感觉。对我来说，长夜总是太短，打工回来，仅仅是一个部分的结束，接着是另一个部分的开始。“今天的作业是……”
一瞬间，突然没了知觉和记忆，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手紧紧握住吊环，不让自己摔倒。这样短暂的休克已经有几次了。清醒后，我糊弄着自己，没事，睡个觉就好了。
1990年10月，我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考试——有资格考大学了。
闻见伤口糜烂的气味
月光如盐，洒在伤口
手里攥着医院的诊断书，头上挂着吓出的汗。
刚才日本医生说得很肯定，这个病不能等，最好马上手术，术中切片化验，但愿不是恶性的。
为什么会长肿瘤？我不知道。可能是累的，也可能是心情压抑，憋的。马上回国吗？不行，半途而废，如何见江东父老。在这里开刀，继续学业？摸摸自己的口袋，这一年来，一小时、一小时攒出来的辛苦钱刚够交大学的入学金和上半年学费。
咬咬牙，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
贪便宜的结果是手术失败，坏东西没全拿干净。
无奈第二次开刀，我选择了日本红十字医院。当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后，医生戴着血手套，掌心托着一块鸽蛋大的石头和一串芝麻大的小颗粒，“全取出来了，放心吧。”
半昏迷中，我只记得那块石头粉红色、半透明、很好看。医生将它们放入铁盘时，“当啷”一声很清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回到病房，麻药劲过后，我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哭喊着：“姥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病房里灯光昏暗，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姐姐去打工了，陪伴我的只有透过窗帘的温柔月光。我一动不动，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手边的床单是皱的，疼得钻心时我攥紧它。后来攥不动了，就让它疼吧。心里更疼，在这儿住一晚上要花多少钱呀！两次手术转眼几十万就没了。大学的学费怎么办？大脑在计算着各项费用，快算出结果时，又迷糊了。放弃吧，眼泪滑到枕头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吗？
我突然很饿，饿得发慌，更想姥姥，想她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姥姥要是知道我生病了，定会炖上一锅浓浓的乌骨鸡汤，一口一口喂给我吃。来日本这一年，别说乌骨鸡了，就连一只完整的鸡都没见着，超市里都把鸡分成各个部位，洗得白白净净的摆在货架上，哪有国内的农贸市场里被人追得满街跑的鸡来得美味。那一夜，迷迷糊糊，我梦到了北京，看见了姥姥……
经不住我的一再恳求，医生只好让我提前出院回家静卧。妈妈偷偷从社里跑出来看我，她看着仰面平躺的小女儿，心疼得不知所措。我挤出笑容给她。
“没事的，放心吧！”
妈妈给我带来半个西瓜，2000日元，用了她两个半月的津贴。对我们来说，在日本吃西瓜是件奢侈的事儿。妈妈把半个西瓜放在我床头，里面插上把勺子，“饿的时候自己挖着吃。”妈妈眼里带着歉意，按当时的纪律，她只能马上返回分社。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真想喊住她：“再陪我一会儿好吗，妈妈？”
白色的月光洒在伤口上，像盐一样……
粥饭不易，丝缕维艰
等我能站起来去学校时，已经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幸好，动手术前，我已经通过了一所私立大学的考试。可私立大学需要每年120万的学费啊！为了凑足这笔钱，第二次手术后刚出院，我就开始打工了。
这天，餐馆里客人出奇地多。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走了两趟，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脚像踩在棉絮上，似乎没有落地，我很怕自己脚步不稳，摔了托盘，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死死地擎着托盘。随着我一趟一趟地走来端去，盘子的重力一点点地集中压在了刀口的位置。我头上的汗珠开始大滴大滴地往下淌。这时的伤口像泡在盐水里，钻心地疼。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会让我丢掉饭碗。人家会同情你，但没人会原谅一个拿钱却不能做事的人。我必须带着微笑面对每位客人，做出轻松热情的样子。
回到家，手已经疼得抬不起来了。二姐帮我脱掉外衣，她惊叫起来，纱布上浸透了血水。当把纱布一层层地揭去，姐姐哭了。原来缝合已经长肉的伤口，竟然像两片翻开的嘴唇，完全裂开了。二姐为我消毒，贴上新的纱布，我用牙咬着下唇，疼得冷汗直冒，马上到急诊室重新做了缝合。
挣不够学费，我就只能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回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餐馆，继续端我的盘子。虽笑脸迎人，但手中的托盘却重似千斤。强体力劳动使伤口久久无法愈合，血水、脓水和纱布粘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到家，姐姐都会帮我处理化脓的伤口。即使穿上衣服，我都能闻到自己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姐姐心疼得暗自落泪，但也无能为力。
每当我做选择时，这段生活经历总给我巨大的勇气。有底线的人生无所畏惧。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靠家里供给，在国外毫无压力、一掷千金的留学生。有时，生活越富足，越容易生出更多的抱怨和是非。回到国内，什么都看不惯，什么也做不来。
我感谢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和意志。五岁时背诵的《朱子家训》，嘴上早已滚瓜烂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可直至今日，才明白其中道理。更感谢的是，父母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让我很早就知道：女孩子要对金钱、物质、欲求有足够的自制力，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我在日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在每天上学和打工的劳累中我看不到未来。在120万日元学费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我犹豫过。
但性格即命运，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扫厕所，还是在术后伤口撕裂的疼痛中端盘子，我始终都怀有良好的愿望与梦想，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每天心平气和地去感受细节，点点滴滴都会成为生命的财富、生活的动力、生存的价值。
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
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
一个拒绝记住的日子
我的乐观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
她总看自己有什么，不看自己没什么。
她总能从困难中看到机会，而不是在机会中看到困难。
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哥哥就是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活活烧死的。我去日本，您不生气吗？”
姥姥笑了，“孙中山、鲁迅还去过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八十八岁的姥姥和一个阿姨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妈工作任期满了，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团圆。过了一阵，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不肯，“您在北京已经住了二十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没想到，姥姥回到上海后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生活很拮据。得知姥姥生病，我第二天就飞到了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
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四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脸上的老年斑更明显了，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也变成了褐色，满脸疲惫，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睁开眼。
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脸上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心里冒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却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有人死去，她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暖宝宝，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暖。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头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赶快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的所有来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姥姥睡觉时，我坐在她床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守在姥姥身边几十个小时了，她不哼不叫，保持着同一个姿势，静静地躺着。一个人，生病也要生得如此隐忍吗？
这个睡姿我太熟悉了。我家有张大木床，因为屋里都是女孩子，所以床上像皇宫一样常年撑着白纱帐。姥姥是宫里的“皇太后”，我们姐仨儿就是最得宠的“公主”。
每到晚上，“皇太后”就会把蚊帐放下来，小心地掖进褥子下面。我们便飞快地钻进被子，占领各自的地盘。我是最小的“三公主”，所以总可以耍赖睡在“皇太后”的身边，另一侧由“大公主”和“二公主”轮换着睡。姥姥的皮肤很白、很滑，还有一股甜香，耳垂很大，每夜我总要拽着姥姥的耳垂、听着她的声音才能睡熟。木床已经很旧了，床上四个人无论谁动一下它都会大叫。想来真难为姥姥，耳垂被我拽着，手被大姐拉着，腿被二姐抱着，自己还不敢动一下，就这样坚持着！
大木床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先是大姐考上了清华附中去住校了，听说睡在两层的架子床上。接下来二姐去日本留学了，听说睡在长着腻虫的榻榻米上。紧跟着我也出国了，家里的大木床上只剩下了孤独的“皇太后”。再没人拽着她的耳朵、手和大腿了。但她每天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睡在大木床上，等着她的三个公主回来，一等就等到了现在。等我闻讯赶回时，姥姥已经躺到了这张医院的病床上，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姥姥终于醒来了，我朝她笑。姥姥轻声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我回东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平时记忆力极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
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白天磕断了镯子，夜里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边一家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号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见怪不怪，“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几个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
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我真的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给姥姥按摩时，她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才肯离开。就这样，每天我开门就来，关门才走，坐在地上陪她说话，一连几天如此。
半年后，姥姥入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入土的墓园。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献上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另一个世界好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的呢？
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时，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直至今日，每到上海，如有半日空，我定会去看望姥姥。
那里，心静、话真、爱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