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火麟（赌场荷官）
2000年圣诞前夕，24岁的健明焦灼地考虑究竟要送什么礼物给阿芬。那个年代，中国还不大流行过圣诞，更别提他们所在的这个福建二线城市了。可健明坚持要送。
他花了好几个月工资，在金店买了只镶刻着龙凤图案的金镯子。陪他去的哥们笑话他：“人家都要去美国享福了，还会记得你吗？把钱往水里扔！再说了，谁圣诞节送金镯子？这是该结婚时才买的，得买一对。”
健明把镯子收好，说，结婚的时候再买一只，凑一对。
健明和阿芬来自福建一座小县城，关系要好，从小一起长大，健明高中毕业后就跟随叔叔到漳州做水果生意，阿芬读了几年大专也来到漳州，在一家私企做出纳。
他俩同岁，原本准备过了龙年，本命年就结婚，可在本命年里，阿芬爸妈决定带一家人去美国投奔她姨妈，定好了日子，过不了多久全家就飞往美国。关于移民的细节，阿芬没有正面回答我，我也很识趣地没有问。
阿芬在漳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健明带她去了两家小店吃卤面和蚵仔煎，说：“到了美国以后，漳州小吃应该就吃不到了吧？”
阿芬的眼红红的，嘴里吃不出滋味。两人沿着河道没有目的地朝前走，天黑蒙蒙的，冷风呼呼刮在脸上。
健明把礼物递给她，阿芬措手不及，接过来打开看，一阵恍神，盖上盒子，硬要把礼物塞还给他。
“这很贵吧？快退了去。金镯子这么土，我到美国也戴不上。”
健明拉住她，把脸凑近前去：“镯子是买给我媳妇的，要退也得由媳妇去退。”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健明才说：“听说美国那边冬天下大雪，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呢，你可要多穿点。”
阿芬说自己从来没见过雪。健明把她抱得更紧了，说来年和你一块儿去美国看雪。
一个多星期后，阿芬一家五口落地洛杉矶，一点儿都不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那是纽约，洛杉矶从来不下雪。
阿芬一家被前来迎接的姨妈接到家里，她松了一口气。来之前，她读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本书，很怕一下飞机就像书里那样，被亲戚拉到阴暗残破的地下室去。
姨妈开的是一辆旧旧的六人座本田商务车，在中国一般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开这样的车。姨妈说，在美国开大车方便，接送人、托运货物都能用得上。能自己搬运的东西就自己运，能自己干的活就自己干，租车请人都贵得吓死人，来久了你们就明白了，处处都需要省钱的。
姨妈一家移民到美国快十年了，每逢她回福建小县城探亲，亲朋好友都围拢来问她，是不是在美国发财了？是不是开小车住大洋房了？姨妈大多笑而不语。
她们家住的是独栋平房，外观看上去很老旧，内部没有装修，屋里只有普通实用的必备家具。姨妈和姨父住一间主卧，他们的大儿子住一间小卧室，小儿子刚结婚搬出去住了。姨妈把阿芬爸妈安排在以前小儿子住的那间卧室，阿芬和弟弟妹妹们睡在客厅。弟弟睡沙发，阿芬和妹妹一人一张折叠单人床。
第二天，姨妈带他们一家去感受圣诞节气氛。大商场热闹温馨，拉着彩旗，挂着彩灯，聒噪的圣诞乐循环往复地提醒着人们给亲友们购买礼物。商场中央划出一块区域，一位扮成圣诞老人的大叔坐在长椅上，和排队的孩子们合影留念，脚下堆满用泡沫塑料制成的假雪。
在姨妈家客厅里一翻身就会咯吱作响的简陋小床上，阿芬还没有调整好时差。圣诞夜里，她辗转反侧，就像商场里没有真正的圣诞老人一样，在美国也没有一张舒适温暖的床。礼物，更是没有的。
时差还没倒好，家人们已把谈论的话题集中在了找工作这件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上，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说的“美国不养人”。
姨妈带他们全家去找中介帮忙。中介所位于丁胖子广场附近一栋低矮破旧的写字楼底层，很小的一间办公室，里外都是人。八九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溜椅子上，五六个人坐在门口台阶上，还有几个人蹲在门边。
阿芬看看那些人，他们大多四五十岁，灰头土脸，眼神空泛，不像受过高等教育的模样。中介所里就一个工作人员，看着像老板娘，拿着一部手机和一部座机疯狂地接打电话，语速快得像机关枪。
“杂工对吗？有没有年龄限制？什么时候要？”那女人把话筒从嘴边移开，朝等待的人群大喊，“中餐馆，杂工，1200，包吃包住，45岁以下的有没有？”
人群中有三四个人举起手来，起身快步朝那女人围过去。
跟这些人比起来，阿芬的条件绰绰有余。她趁那女人接打电话的空隙，主动起身自荐：“我24岁，大学本科毕业，学工商管理的，做过……”
老板娘用余光扫了她一眼，让她找个地方等着。
等了整整一天，那女人始终在竭力喊叫着：“保姆有没有？月嫂有没有？厨师三年经验的有吗？司机呢……”
阿芬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这只是临时的，没有一家女主人愿意请一个24岁的女人来家里当住家保姆。当老板娘喊出“每周工作3天，一天50块，5~6个小时，要女的有没有”时，一个响应都没有。
阿芬举手走上前去。她说，举手的那一瞬间，自己内心的某种坚持垮塌了，默认自己和在这儿找工作的人们没什么区别。
为了做这份工，她交给老板娘50美元作为中介费。姨妈接送她上下班，也得付10美元。
她的雇主周姐比她大十岁，她家房子比姨妈家的宽敞气派多了。第一次到周姐家时，打扮得美美的周姐客气地安抚她说，知道工资不高，但工作很轻松，只需要在没大人在家的时候，照看下九岁的孩子和两个“小宝贝儿”——两条上蹿下跳的雪纳瑞。
去了没几次，周姐叫阿芬连时间都开始不固定了。说好的每周哪几天去，周姐却会临时通知她不用来了，或是火急火燎地催着她去。
“有次周姐催得急，没好气地说：‘知道洛杉矶工作不好找吗？’”时至今日，阿芬对我说起来还有些恼火。
很久后，她才明白，周姐要急着出门就必须把她叫来，因为在美国不允许把这么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这样的话，她就得全天待命了。
渐渐地，周姐精明算计的一面也暴露出来。除了让阿芬打扫家里卫生和清理院子，还让她干其他活。超市里手工水饺卖得贵，就买了饺子皮和肉馅让阿芬包，包完把大双开冰箱的冰冻层塞得满满当当。给两只雪纳瑞洗澡、吹毛、剪指甲的活，也落在阿芬身上。
当时，在阿芬的一家人里，阿芬妈妈的收入最高，她当住家保姆，一个月有1500美元。她爸爸在餐厅做杂工，平均一个月被辞退一到两次，老板总是在找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他，加上不懂维权，语言不通，阿芬的爸爸精神抑郁了一段时间，一度很后悔带家人来到美国。阿芬的妹妹和她一样，也在打零工，弟弟则被安排进了高中。
姨妈家也不是白住的，阿芬一家每个月要交大几百美元的房租、水电费和耗材公摊费。说起这些，阿芬没有抱怨，反而很感谢姨妈一家：“我们一家五口，这个收费标准真不算高了。”
第一年在海外过春节，阿芬一家就随便吃了顿饭，没有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没有小长假，也没有亲友来回串门。只有华人超市里播放的新年喜乐，提醒着春节到了。
一次晚饭，阿芬不自觉地谈起美国的种种不好以及洛杉矶的破烂，还不如福州，好想回国。性子耿直的姨妈不以为然地提高了音量：“谁刚来美国不是这样的，人人都坚持得下来，怎么你就不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段日子，阿芬常常用这句话宽慰自己。
健明当初的圣诞礼物被她藏在一只装满衣服的旅行箱深处，在姨妈家的那段日子里，她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渐渐地，给健明打电话的次数也不那么频繁了。
阿芬走后几个月里，健明的哥们儿劝他死心：“早跟你说了，人家在洛杉矶，你在漳州，该断的心思就断了吧。”
健明只是埋头干活，把一箱箱水果搬起，然后整齐地码放进货车厢里。
初来美国，阿芬睡不好觉，精神日渐萎靡。姨妈的大儿子，也就是阿芬的表哥，时常对她说边打零工边上学，还有些奔头，光打零工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阿芬向他寻求建议，表哥说，只有去上学才能从社会最底层往上爬，至少得先学会英文，否则在美国相当于瞎子和哑巴。
姨妈也表示支持，带着她和妹妹去社区学校报了免费ESL课程。社区学校的老师试图说服她俩学完英文课后继续学习正规课程。可哪怕只是社区学校，每年也要一万多美元的学费。这让阿芬望而却步了。
最终，她决定寻求爸妈的支持，共同资助妹妹读书。“我那时都25岁了，学什么都晚了，阿妹才21岁，不能像我这个没用的姐姐一样干一辈子体力活。”
出国后从没掉过眼泪的阿妹抱着姐姐痛哭了一场，她们的爸妈也含泪默许了。
在姨妈家的客厅里睡了半年多，阿芬终于告别了那张吱吱呀呀的弹簧单人床，告别了夜里摸黑去上厕所的日子，和家人搬进了新家。搬家时，姨妈的那辆旧本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家不大，阿芬只能和妹妹睡一个房间，三个卧室的房子的租金对于一家五口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阿芬早已不做零工，而是在餐馆打工，从杂工、油锅、帮炒到企台都做过，梦想着将来开一家自己的店。
第二年的圣诞很快到来。阿芬给健明寄去了一双漂亮的球鞋，在一张卡片上写着：“下一个圣诞节，穿着它来美国和我结婚吧。”
健明收到球鞋后，却没有对哥儿们炫耀，而是把鞋盒盖上塞到床底下，直到盖子上积满一层灰。
2003年底，健明以阿芬未婚夫的身份，穿着两年前的新鞋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他们在教堂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健明提起要买个金镯子凑一对，阿芬告诉他：“不用了，你来了我们就是一对了。”
阿妹则从社区学校结业后，转到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华盛顿州，嫁给了一名药剂师。
健明来美国后也在餐馆打工，先后打了十多年工。
2005年，他们迎来大女儿Lisa，2009年，又有了小儿子Jacky。
儿女的出生，在为幸福生活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增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母有他们的生活，不能常来帮忙看孩子，阿芬也有了当年周姐的难题——孩子离不了大人。
阿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有那么几年里，一家几口就靠健明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计。从2000年来美国直到2015年，阿芬和健明才盘下一家中式快餐店，实现了梦想。
开店后，阿芬成了全职太太。她听说我是熟人介绍、来采访她时，先是一口拒绝了：“我没时间。早上6点就要起床弄早餐，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回来买买菜收拾收拾，就要做午饭了。把小孩接回来，吃完午饭，再送去after school。做完晚饭又把他们接回来吃。有时带他们去上跆拳道课，还要盯着他们写作业，帮小的那个洗澡，你说我怎么会有时间？”
我问周末呢。她说：“周末更不行了。店离家远，我老公平时住员工宿舍的，周五晚上我要带两个孩子去找他，星期天晚上才回来。一个星期，我们家就团聚这么一次。”
我努力了很久才采访完这个故事。她几次向我哭诉，钱难挣。半年前，离店几个街口外新开了家同类型的餐厅，和他们一样，也主打陈皮鸡、蒙古牛肉等菜色，因此她店里生意每况愈下。
他们的快餐店在洛杉矶棕榈泉附近的“老墨区”，在那片区域居住的墨西哥人和黑人比较多，治安状况也不好。夫妻俩选择这里的原因无非是这家店转让费最低，租金也低。
三个星期前，他们的店被人砸了。那天，快餐店的落地玻璃窗被人砸开了一个大洞，店里的收银机、部分电脑连同墙上的摄像头，都被人搬走了。
阿芬站在一旁直掉眼泪。健明伸出手轻轻地帮她擦去脸上的泪痕：“别着急，我会叫人修好的，很快。”
阿芬的落泪一半也是因为前晚受的委屈。前晚，两个墨西哥人快打烊时才进店里，两人要了三份餐。各吃完一份后，大个子把阿芬叫过去，要求把第三份退了。小个子却说，不退，他可以吃完。
不料，等小个子把餐盘吃得一干二净后，又把阿芬叫去退钱。阿芬没忍住，和他们吵了起来。健明怕阿芬受欺负，赶忙同意退钱。
望着一片狼藉的店铺，阿芬止不住啜泣：“也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
健明温柔地安抚她：“别想太多，该来的总会来。”
上周五，临近圣诞，我再去阿芬家的店里，她正在和丈夫商量，今年是不是该往墙上贴圣诞老人了，再把去年那棵圣诞树拖出来摆在柜台旁边。
她对我解释说，这么多年，家里从没买过圣诞树呢。Lisa大了，懂事，从没提过。Jacky从前年就抱怨说同学家里都有圣诞树，就我们家没有。
一旁的健明不置可否：“今年买一个也行，不过圣诞树华而不实，不如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事上。”
夫妻双双把头转向正在店里的小餐桌上做作业的儿女，阿芬当场做了决定，对健明说：“要不我们全家人去看雪吧，大熊湖，大熊湖那边下雪！这辈子我们谁都没见过下雪！”
健明看看孩子们，又看看阿芬。提到雪，她脸庞上挂着孩子般的稚气。
“好，圣诞节我们全家去看雪！”
几天后，她给我传来了几张大熊湖的街景和雪地的照片，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