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设立静修院的初衷本是让更多人去追求更高的真理，而很多人根本是随波逐流地来到这里。祖父一直让我们为自己考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取悦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就很鼓励追随者挑战和质疑他。
“宁可坚定不移地说‘不’，也不敷衍地取悦他人说‘好’。”但人们还是不敢质问祖父，祖父在他们眼里是睿智的圣人，是他们的老师。
宁可坚定不移地说“不”，也不敷衍地取悦他人说“好”。
而我最先是从六岁的妹妹艾拉身上懂得这个道理的——为自己的诉求发声不但情有可原，而且至关重要。
我们初到赛瓦格兰姆时，父母和妹妹陪我住了一周。我和艾拉早已习惯南非家里的生活，我们住在同是由祖父创立的菲尼克斯静修院。那是他群居生活的第一次试验。起初只有近亲和表亲来这里，但慢慢地朋友也来了，后来人越来越多，他们都为与自然和他人协作生存的想法所吸引。
菲尼克斯静修院的生活十分简单，但比起赛瓦格兰姆则小巫见大巫。在家我们有实用的家具，住在木板和瓦楞铁盖的房子里，而这里全是土房子，我们还得坐在地上。不过最大的差别还在于食物。我们在两个静修院都会种菜，自给自足，但母亲在家做饭总有很多花样，也用很多香料。赛瓦格兰姆的食物简直一塌糊涂。每天我们吃的都是煮熟没有调味的南瓜，每顿饭都跟上一顿一样索然无味。早餐，煮南瓜；中饭，煮南瓜；晚餐，煮南瓜。我和艾拉跟父母抱怨，但他们让我们别作声，毕竟我们是客人，需要听从祖父的安排。我们还想跟厨师商量，但得到了相同的回复：“我们只听甘地的。”每个人都默认祖父钦定了菜单，没有一个人质疑。静修院里并非只有我们对食物不满意，但没人想冒犯祖父，也就没人愿意提出诉求。
年幼的艾拉可顾不了这么多。吃了整整一星期的南瓜后，她终于受不了了。就这样，一个六岁的孩子发着脾气，走进祖父的土房喊道：“你不如把这个地方叫作南瓜院吧！”
祖父被艾拉的不满震惊了，抬起头问：“孩子，你想说什么？”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中晚吃的都是南瓜，我都吃厌了。”她不假思索地说道。
“是吗？”祖父大吃一惊。但他幽默地回道，“我们去调查一下。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那就改名字。”
于祖父自身而言，一箪食，一瓢饮，足矣。他甚至还用断食来表示抗议。但他并没让所有人都向他看齐，粗茶淡饭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他很忙，没时间和大家一起吃饭，自然也不晓得大家在吃些什么。
那天晚祷之后，祖父没有像往常那样讲道，而让静修院的管理人向大家解释食物的问题。管理人名叫慕纳·拉尔，他坚称自己是遵照祖父的意思，给大家吃农场自产的食物。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农场只种了南瓜？”祖父问道。
“您说我们得吃得简单点，我就按您的意思办了。”
“但‘简单’并不意味着每顿都吃一样的东西。”
管理人羞愧难当，只好坦白。“我们种了一整块地的南瓜，南瓜长势太好了，不吃掉根本都没办法处理。所以我们才吃了那么多天的南瓜。”
祖父觉得这样的计划不妥。“我们准备餐点可以从简，但种植水果蔬菜应该多样。”祖父每每告诫完后总会给出解决方案。“既然我们的南瓜有富余，你不妨带到村子里去跟人换其他蔬果。”
艾拉是我们的英雄——她不仅帮我们争取到更好的食物，而且教会我们敢于发声，直面难题。如果我们担心祸从口出而踯躅不语，那么就永远无法改变现状。
*
父母和妹妹走后，我很快就跟上了静修院的生活节奏。每天凌晨四点半醒来，准备五点的晨祷。祖父领头祷告，之后与我们商议当日要事。有时他会直接谈一些关于静修院本身的实际话题。我总是暗自偷笑，想着外面的人要是知道甘地关心如何给蔬菜浇水该做何感想。但对祖父来说，生活无小事。
然后我就会练习一小时的瑜伽，再之后就到了打扫卫生的时间。每个人都要承担脏活累活，比如打扫厕所。在印度，这些活都是交给社会底层的人干的，但祖父认为只有打破三六九等的划分才能杜绝偏见，于是我们就轮流干粗活。倒垃圾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一开始，我闻到垃圾的臭味就捂住鼻子要逃，希望作为甘地的孙子能得到特殊照顾。但根本没门！不过跟大家一起合作一会儿后，这活似乎也没那么累人。祖父常说人人平等，其实也让我明白工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内务之后便是早餐时间，用餐完毕我便与导师到室外烈日下上课。有时候温度高达四十六摄氏度，我只能在头上顶一块毛巾。导师脾气古怪，发了誓不到阴凉处上课。静修院的人们常通过起誓来表达追求目标的决绝。不过，若是我的导师不那么严格地遵守誓言，我或许还能过得舒服点。
起誓也是印度教的传统。某次我去看望外婆，我的一个阿姨曾发誓一天只吃两顿饭。那天我们去野餐，阿姨没吃午饭，但我和妹妹明明看见她整个下午都在吃糖。我们问她为什么节食。她解释道，“我已经吃了早餐，现在准备撑到晚饭时间！”
与阿姨不同，我的导师言出必行，不走任何捷径。我们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天，中途只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外面除了热，还满是尘土，非常干燥。而等到下雨，完全就可以洗个泥水澡了。最可怕的是冬天，零下一摄氏度的气温能把人冻僵。
我的导师还不只这样一个怪癖。某次他与一位居民发生口角，竟朝对方喊了起来。这件事很快传到祖父那里，祖父便向他指出行为的不妥，责令他学习控制情绪。
“您觉得我该怎么做？”导师问道。
“你是个聪明人，自己决定吧。”祖父回答。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祖父都没想到，我的导师竟然用一根铁丝缝住了自己的嘴。他用笔写字解释说，他的嘴会一直这样闭着，直到他确定自己不会发脾气为止。而这一缝就是好几个月，其间他只能在嘴角插个漏斗灌流食吃。我再碰见他时，他上下嘴唇的伤疤还清晰可见。因为怕热就躲到阴凉处显然不是他的作风。
祖父并不介意古怪的性格和行为，也鼓励大家按自己的观点行事。但他不能容忍别人不经大脑，随波逐流。他要是知道我们现在想都不想就给人点赞、加关注，肯定会担心。名人分享减肥秘籍，百万粉丝虽然明知行不通，却纷纷响应号召。政客发表粗鲁和固执的言论，与他同一党派的人就会无条件支持。宗教领袖发布的声明侵害了女性权益，信众照样以传统之名全盘接受。
如今太多政客擅长见风使舵，凡事跟着民意调查走，只有触及自己利益时才会站出来。他们不会停下来听取他人的观点，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出尔反尔”反而会被媒体炮轰。祖父倒无心参与党派政治，也不追求政治正确。他每天都尝试新想法，经常质疑那些被自己奉为圭臬的观点。他绝不允许自己得意忘形。他明白一旦信仰被当成教条来供奉，信仰就变成了笑话，失去了目的。
祖父一定有话对那些不为自己考虑、不敢发声反抗不公的人说。六岁的艾拉都做到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绝不能任由他人的观点占领我们的思想高地，而不去思考这些观点是否与我们的信仰相悖。若你接受别人关于“对”和“好”的定义，而不去寻找自己认同的价值观，那么你就跟吃南瓜的人无异。
找到对你而言意义重大的理念和想法，并且站出来捍卫它们，那么即便是逆流而动也没人能够阻挡你前进的步伐。
*
作为甘地的孙子，我一生都在向非暴力的信仰看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必须紧跟祖父的步伐，不可有一丝偏离。但我又想到直言不讳的艾拉，可能祖父更希望我顺从自己的内心。人生哲学并非一成不变，需在考验中不断完善。我跟祖父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你看看我就知道哪里不同了。
“你那么胖，你祖父那么瘦！”印度的孩子们经常这样嘲笑我。
青少年时期，我常常充斥着不安和焦虑，总怕被拿去跟人比较。我当然比不上伟大的甘地。
“我该如何带着这份遗产生活？”我问母亲。
“如果你把这份遗产当作负担，那它只会越来越重。”她告诉我说，“如果它对你来说是通往真理的途径，那就轻松多了。”
自那以后，我不再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我可以仰慕祖父，而后继续推动他奋斗终生的事业，但我同样能够做我自己。我不像祖父那样吃素，尝试过但放弃了。我在餐厅碰到过有人过来把我“逮个正着”。他们知道我想传播祖父的言论，但我面前却放着一个汉堡！这时我便需要解释，祖父并非要求我们完全按照教条行事，放弃享受美味。你得思考，得发问，得参与到观念和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去。所以我并没有违背祖父的教诲，而是把他的想法内化为自己的理念。
祖父教会我，活着不是为了取悦别人。随波逐流无法创造机会，改变世界。在大公司就职的人喜欢伏案加班到深夜，觉得那样能满足上司的期待。这样做真能创造额外的价值吗？他们难道无法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同时完成工作吗？我们在选择道路时，千万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眼里的正道不一定能通向我们想要的幸福。
我们很多人在广告、电视、电影和社交媒体的包围下纷纷陷入物质追求的泥淖。尽管我们知道房子大一点、轿车快一点并不能使我们快乐多少，但我们就是没有勇气回绝这些期待，然后告诉世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祖父一生简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比别人拥有更多。但年轻时的他可不这么想。在伦敦当律师时，他在邦德街上定制了一套高档西装。他甚至还去上舞蹈课，买来小提琴，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
后来，他到南非从事法律工作，某次他得坐夜班火车去比勒陀利亚（今名茨瓦内）处理案子。他拿着票来到一等车厢，但有个高大强壮的白人找他麻烦。
“给我出去，你这个干苦力的。”那人喊道。
“我拿着有效的一等车厢车票。”祖父回道。
“我管你有什么。如果你不下车，我就报警。”
“那是你的自由。”
祖父说完便平静地坐下了，他没有去给非白人种设置的三等车厢。
那人下了车，带回来一个警察和一个铁路官员，三个人把祖父扔下了火车。他们奸笑着往外扔祖父的行李，并示意火车继续往前。
祖父在冰冷的月台上坐了整整一夜，颤抖着思考他该何去何从。
“我始终无法理解，人为何会以羞辱同类为荣。”之后他写道。
我始终无法理解，人为何会以羞辱同类为荣。
那晚以后，祖父才意识到，他必须为自己的信仰发声。迎合别人的期待并不会使你快乐和完整，世界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这件事过后几天，祖父就开始发声，反抗种族歧视，激励更多的人回应。他把印度人在南非的不公待遇写进书里，强烈谴责南非的歧视政策。
几年后，祖父再回南非时已经小有名气，对种族隔离的强烈反对引来大量关注。他跟两船的印度劳工驶进南非的港口。政府知道这些人都是麻烦，当地白人不想接收移民，对祖父捍卫人权的行为更是嗤之以鼻。整整两个星期，政府不让船上的人登陆。最后祖父下了船，却被一群暴徒打得头破血流，差点就死在那里。但他还是到了朋友家里，妻子和儿子都在朋友家等着他。他明白挑战不公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那时没人能阻止他。为了宏伟的目标，区区一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
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警察把那群暴徒逮捕了，问祖父是否要起诉。祖父拒绝了。
“那我可把他们放了。”警察惊讶道。
“没事。”祖父回道。
如果他们锒铛入狱，那祖父就跟他们一样在散播仇恨。而他们得知祖父不相信暴力和报仇，或许还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有时无声的话语才最有力量。
祖父回到印度后不再西装革履，而是换上了缠腰布和披肩。他说，他没有权利比印度最穷的人拥有更多的财产。他并非在颂扬贫穷，他对钱也不是一无所知。他在旅途中总是想尽办法筹钱，而后送给有需要的人。他也明白基本生活所需和奢侈的界限。
我的父母也是祖父的追随者。我小时候，他们鼓励我去跟附近农场黑人劳工家庭的孩子玩耍。这也是他们反抗贫富差距的一种方式，让我早早地认识到财富分配的不均。我们当时没有玩具，就会把纽扣粘到火柴盒上做成小车。在附近的小溪里，我们挖来泥土，做成泥人。我们乐在其中，十分珍惜自制的玩具。如今的小孩有数不完的塑料玩具，但常常过一两天就玩腻了。
父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在玩耍中学习。所以我上学后也会教农场的小伙伴识字、数数。我能看书了，就教他们看书。我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天他们都迫不及待地等我放学回家。美国孩子可能抱怨学校无聊乏味，但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做梦都想上学，学习于他们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我教小伙伴看书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非洲的家长从各地赶来让我也教教他们的孩子。有的甚至带着孩子赤脚走了三十里路赶来。来学习阅读和数学的人越来越多，我妹妹都打算帮忙，然后父母也加入了教学的队伍。很快我们有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穷人学校”。命运对这些人不公，他们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但得不到帮助。我甚至在下午的课上开始抗议这个扭曲的体制。祖父教导我们要创造自己想看见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也可以直接用语言。
我的父母以祖父为榜样，承诺甘于贫穷。我们一家人没有积蓄，只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在身边的非洲平民眼里，我们简直活在天堂。
我的母亲用她自己的办法帮助社会缓解不平等，而且还有所成效。我们的奶牛产奶较多，母亲便把多余的牛奶卖给穷人，每品脱卖一便士（每半升不到一毛钱）。自家农场的蔬菜与母亲从城里朋友那儿募得的衣物也都象征性地收取一便士。等我长大了发现这样的价格低得离谱，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干脆白送。
“人都有自尊，收钱是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是施舍，他们也会为出钱养家糊口而感到自豪。”她解释道。
母亲对穷人更多是同情，而非可怜。她想帮穷人树立自尊自信，这样他们就能努力成就自我。同情比可怜更有力量，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和祖父一样，我的母亲用实际行动为穷人的尊严发声。
祖父对于为自己发声还有这样一条劝诫：没有人是始终正确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静修院的生活旨在帮助人们克服偏见与分歧，让不同的人互相理解、接纳和赏识。
祖父认为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社会不公，才能更有力地发声，才能改变社会。
为信仰发声有时可能会置你于险境。我在印度生活时开始研究偏见，想要看清隔阂如何在我们中间产生。某日，一个密西西比的女士来到印度，造访了我在孟买的办公室，我们谈论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南非、印度和美国三个国家倒是很适合做种族歧视的对比研究。在南非，不是白人就会被区别对待。密西西比的朋友告诉我，那时在美国，种族隔阂导致了非洲和奴役后代与美国白人的对立。而在印度，我们不以肤色为标准，是社会等级制度决定了人们属于从名士到贱民的某个阶层。
后来密西西比大学为我提供研究经费，希望我能去那里从事偏见研究，我和妻子便搬到了美国。人们听说甘地之孙在美国，都赶来与我见面，试图了解更多甘地的事迹。一年后，即一九八八年，我受邀去新奥尔良大学演讲。关于演讲的海报贴满了学校——“甘地谈种族主义”。同年，三K党成员大卫·杜克，也是种族主义者，正在竞选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院席位。
我们在新奥尔良落地后，四名警察走进机舱对我说：“甘地先生，请您先行一步。”
我站着发抖。我做了什么？警察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只是说“为您的安全考虑”。我在前后各两名警察的护送下，下了飞机，坐上去学校的车。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学校收到了三K党的威胁电话，他们甚至准备谋杀我。
但演讲照旧。观众离我很远——观众厅的第一排是空的——而我是在最后一刻上的台。演讲结束后，我被火速送往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门口由四名警察值守。最后，我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在专门预留的头等舱落座。警察向我致意后便匆忙离去。
向社会大众发声可能在促成积极的改变前还会制造混乱、恐惧和矛盾。有时低头默不作声更容易——吃着煮熟的南瓜，告诉自己跟随众人才最安全。但这不是祖父的风格。那么多年，有人殴打他，有人攻击他，有人囚禁他，甚至还有人八次想暗杀他。某次杀手被志愿者活捉，但祖父没有将其移交法办，而是跟这个急于取他性命的人展开谈话。但杀手不知悔改，半小时后祖父只得放弃。祖父放了他，“祝你好运！如果我注定死于你手，那么谁也救不了我。而如果相反，那么你休想得逞。”
祖父无惧自己的对手，亦不惜为信仰身陷囹圄。他的力量全在于反抗错误体制的决心与渴望，而他的方法永远是非暴力的。
有人认为祖父生活拮据，诚然，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家徒四壁。赞誉与名声本可让他住进豪宅，受仆人服侍。但那都是身外之物，祖父的一生是热情与同情的一生。他为善良、仁爱、和平等普世价值发声，能捍卫正确和正直的立场是他此生最大的幸福。
也有人说，大卫·杜克也不过是在为自己的信仰发声，因而有权发表挑拨种族主义的言论。美国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然而，并非所有立场都可等量齐观。心中充满仇恨的分裂主义者、试图用自己的观点镇压他人的恶霸，只会为世界带来痛苦和悲伤。而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仇恨。
祖父年轻时十分羞赧，在早期的社会活动中都不敢作声。他说其实羞怯帮助他谨言慎行。“沉默寡言之人不鸣则已，言则一丝不苟，势必一鸣惊人。”
沉默寡言之人不鸣则已，言则一丝不苟，势必一鸣惊人。
望你能追随祖父的榜样，谨言慎行。想想你的言论对世界是好是坏。而当你寻得济世良言，那么不要犹豫，勇敢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