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以为这是科幻：2015年4月18日，一个中国基因科学家小组对83个人类胚胎进行了一次实验，旨在“修复”甚至“改善”胚胎细胞基因组。用于做实验的胚胎是否全部属于不能成活的胚胎？实验是否合乎道德规范且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实验结果如何？因为此类研究的相关信息很不透明，没人能够真正回答上述问题。此外，报告该实验结果的论文被两大著名权威刊物《科学》和《自然》拒稿，若是得到发表，也许能证明该实验的合理性。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近年来“剪切/复制”基因序列片段的技术[1]的发展突飞猛进，以至于当前的生物技术已经能改变人类个体的基因，就像人类很久前改造玉米、水稻和小麦的种子一样（这些出了名的“转基因作物”引发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担忧和愤怒）。
人类基因改造这条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有朝一日（很快将实现还是已经实现？）我们能随意改变孩子的某一特质——智力、身高、体格或相貌，选择性别、头发或眼珠的颜色？目前人类还没有到那一步，技术和科学层面还存在诸多障碍，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各地有许多科研小组正在极为严肃地研究这一课题。此外还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领域的技术科学正以超乎想象的迅猛速度蓬勃发展，但都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引起政界人士的注意或媒体的广泛关注，因此几乎完全不为普罗大众知晓，也不受任何有哪怕一点约束力的法规制约。
正如法国之外其他国家——主要在美国和德国——的一部分知名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想的那样，这一新形势迫使我们思考、预见这些人对人的新控制力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的诸多深刻问题，包括道德、政治、经济乃至信仰等多方面。本书旨在尝试提出这些问题，分析其来龙去脉并进行解释，从而尽早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眼下法国和整个欧洲确实需要认识到，美国正在兴起一种名为“超人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不仅有“超人类主义”预言家、学者，还有令人瞩目的代表人物和知识界拥趸。这一思潮日益强大，得到了Google（谷歌）等互联网巨擘的支持，拥有若干研究中心，并获得源源不绝的资金支持。这个运动虽然在法国尚少人知晓，但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有了数以千计的相关文章和论坛，在大学、医院、研究中心、经济及政治团体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相关研究协会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人宣称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将会出现一名倡导超人类主义的总统候选人。笼统地说（但我们将在第一章进行深入详细的探讨），超人类主义者正凭借其拥有的非常可观的科学手段和物质资源，宣扬新技术，支持采用新技术，支持大量使用干细胞，支持克隆繁殖，支持人机混合，支持基因工程及胚胎操纵，这些或将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我们人类，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
为什么要使用“革命”这个词？是不是有些牵强？
一点也不。首先因为这类计划已经变得有可能，而且，上文提到亚洲国家甚至已经在进行实验了。鉴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再生医学、机器人技术、3D打印和人工智能近来突飞猛进，今后在某些国家每年都会出现更大发展。其次，新型医药——及其对传统医药观的颠覆——似乎日渐被大众所接受，尽管部分观察家乍看之下表示对新型医药感到恐慌。
至于为何说“革命”这一词非常重要，我们将在下文中厘清这一点。
医学的目的从治疗转变为“增强/改善”
有史以来，医学一直都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已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模式：“修复”生物体内被疾病所“破坏”的那一部分。医学的思想框架主要是（且不说完全是）“治疗”性的。比如在古希腊，医生的职责是保证健康，也就是人的生物层面的和谐，如同法官的职责是保证人的社会层面的和谐。在失去秩序之后恢复秩序，在病原体或犯罪分子引发的生物层面或社会层面的疾病出现之后想办法恢复和谐，在明确的正常与病态的两极之间往复，对那些倡导超人类主义运动的人来说已经过时。有了NBIC[2]新技术，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互联网）和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之后，这些极具颠覆性而又极其迅速的技术革新很可能在未来四十年里使医药和经济领域发生过去四千年里都不曾出现的巨大变化，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人机混合技术以及3D打印（尤其是在医学上的使用）也在发生爆炸式的发展，以往的医学范式已经被超越。
NBIC新技术——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词，不要担心，我们会在后面相关章节中给出尽量清晰的解释，并厘清对于理解超人类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概念，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医学职业。医学不再仅仅局限于“修复”，还可以“改善”人，超人类主义者称之为“提高”和“增强”。（和信息系统中将虚拟图像与真实图像重叠获得的“增强现实”同义。所谓“增强现实”，是指将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对准城市中的某个建筑物，然后你会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这座建筑物的落成日期、建筑师姓名、最初和现在的用途等等。“增强”将是生物与医学领域里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会看到NBIC技术将触及人类生命的方方面面，比如共享经济——优步（Uber）、Airbnb[3]、BlaBlaCar[4]这类公司的出现就是例子。
超人类主义者很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种看待医学的视角变化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人们并未觉察和反思。比如，整形手术在20世纪一直发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确确实实是为了改善，具体说是“美化”人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丑陋并不是一种疾病，丑陋的相貌——不论人们如何定义丑陋——跟病理无关，尽管它有时可能是疾病带来的结果。又比如万艾可（伟哥）和其他能增强性功能的药物，它们的存在也是为了增强人体的某种机能。
在很多领域，治疗与改善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比如我们使用的抗衰老药物，到底是属于“治疗”类还是“改善”类？疫苗又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超人类主义文献中充满对此类话题和论据的尖锐讨论。“改善”和“治疗”之间的区分不仅难以界定，而且在超人类主义者眼中，这种区分在道德层面不具有任何价值。超人类主义者喜欢用“两个小矮人”的例子来阐释他们的观点：有两个人身高都不超过一米四五，其中一个人是因为童年得病，另一个人是因为父母也个子矮小，所以很“正常”。两个人都因为身材太矮小而在一个偏好高大身材的社会中受到歧视，为什么只治疗其中一个而拒绝另一个呢？在道德层面上，从超人类主义的观点看来，区分病理性的侏儒和“正常”的侏儒并无意义，被关注的应该只是个体所经受的痛苦。
再看另一个例子。
在法国，现在有约四万人患有一种退行性的基因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会使患者逐渐失明。一家德国公司研发出了一种电子芯片，可以植入患者视网膜，恢复其大部分视力。芯片将光线转换为电信号并将其放大，通过一个电极传输到视网膜上，使这些信号能够通过正常的视神经通道抵达大脑然后转换成图像。请注意，不久前这还被视为科幻。回到20世纪初，一流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自称发明这一技术的人是招摇撞骗！今天，这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不会太感意外。这恰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医学是如何不知不觉地从治疗疾病演变成增强机能：起初当然是为了治疗病理症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人与机器的混合。此外，假如有朝一日科学再进一步，基因治疗手术可以通过“剪切/粘贴”的手段对胚胎中具有缺陷的基因进行修复，我们也很难反对这种治疗，原因很简单：几乎找不出任何反对这种手术的理由。
因此，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对以下这句话有所理解：超人类计划所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远远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么简单，如大众媒体上通常会有人以为自己可以站队“支持”或“反对”，好像这个问题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似的。科学的进步既有可能带来令人赞叹的好处，也有可能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严格区分以下两者极为重要，尽管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一是现实，或者说至少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二是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时候很讨厌，有时甚至很可怕。比如上文提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例子，只要去问一问那些得益于电子芯片而重见光明的人，就能理解这确实是非常符合人们需求的发展方向。正如某个法国报纸[5]采访的一位英国女性告诉我们的，她从小失明，看不见自己的两个女儿长什么样子，手术成功后，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过圣诞节的孩子一样开心”。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我们思考的真正敌人是把一切简单化。把超人类革命说成“噩梦”和把它说成“福祉”或“救赎”一样极为愚蠢。我们要注意细微差异，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要区分清楚科学与意识形态、治疗与增强，甚至是上文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里传统治疗与增强性治疗之间的界限和差别。归根结底，最后都回到同一个问题：到底是要让人变得更加像人——或者说，使人变得更加像人所以变得更好——还是反过来使人失去人的本质，甚至人工制造出一种新的物种，即后人类？
对抗衰老与死亡
显然，超人类主义革命者是从“改善”的角度贯彻他们的逻辑的，把衰老与死亡看作病理或类似于疾病的不好的东西。衰老和死亡毕竟也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其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人的机体染病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他们认为，在新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医学应该尽可能以根除衰老和死亡为目标。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说起我想就这些主题写本书的计划，他略带讽刺和怀疑地说：“说实话，吕克，衰老和死亡可不是什么疾病呀！”没错，他说得很对，而且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生老病死对我们这些终将一死的小小凡人来说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个体一旦完成基因的传递，在地球上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他那本精彩的《哲学词典》中，我们在“衰老”这个词条里读到以下颇具教益的句子：
衰老过程是生命体的损耗，损耗降低了它的机能（生存、思想、行动等能力），逐渐接近死亡。在这一过程中，明显可见的不是演化而是退化，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衰老则是这一过程带来的状态，一种本质上不值得向往的状态（谁不想永远保持年轻呢？），不过，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老总比死要好。因为死是万事皆空，老则一息尚存。
达尔文看得明，说得妙。但是，在这种前提下，既然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不要老去，既然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宁愿老也不愿死——这就很能说明人们对衰老和死亡的态度——何不把它们视为应该尽可能除去的疾病呢？何况，数千年来的种种神话和宗教不都殚精竭虑地让我们相信永生不死是高于其他一切的完美救赎吗？
很多生物学家会告诉你对抗衰老和死亡是虚幻的妄想，不是真科学而是科学幻想。也许在人类看来，衰老和死亡是坏事，而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它们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前文所述，它们具有实用性：当一个活的生物完成繁殖，当一个人生育了后代并且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将后代保护、抚育到可以开始繁育其后代的年龄，这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就算是完成了。所以从这个阶段起，人类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开始衰退并死亡，正如常言所说，以便“给新一代让路”。所以从物种的角度来说，衰老和死亡是很有用的，甚至必不可少，若是想跟大自然的逻辑对着干，到头来只会大失所望。此外，据最杰出的基因学家之一的阿克塞尔·卡恩（Axel Kahn）所说，“改善”一个活的生物的衰老或死亡，必然会有引发不平衡甚至极端灾祸的重大风险，因为生物是一个整体，改变一处通常会给另一处带来灾难。而且，那些觉得超人类主义不现实或危险的人认为，在目前的科学研究状态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可确认的探索性进展能让人真的“停止时间”，终止衰老过程，达到如公元前18世纪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所写的“永无止尽的生命”。
上述这些都没错，应该纳入考量，仔细审视。但与此同时，有一些同样严肃的科学家坚持另一种不同的观点[6]。虽然“死亡的终结”尚未到来，但想显著延长生命的极限在科学上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当然，这个领域的研究确实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7]，仅仅是在某些菌类和人们熟知的实验室的苍蝇——果蝇身上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已经有所进步。干细胞的运用、人机混合技术和医学的进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能让我们很好地修复受损或衰退的器官。可惜的是，大脑仍然是、并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是最难被“返老还童”的器官。不过，近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此迅猛惊人，完全先验地排除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意识形态[8]——
超人类主义者可以说推翻了举证责任：确实，自1953年华生（Watson）和克里克（Crick）揭示DNA结构之后，科学家们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发现，鉴于此，谁敢非常确定地说或多或少推迟死亡的到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9]呢？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科学家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对癌症细胞的研究也为此打开了新思路：导致人类死亡的癌症细胞是杀不死的，也许对这些细胞的研究能让我们摸清楚如何掌控时间、掌控“时间生物学”，从而有望延缓死亡——这在目前尚属假设，但是，即使对此持谨慎态度，我们不得不从现在起就认真思考人的寿命得到显著延长之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由于寿命延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而且20世纪所经历的人口寿命延长（尽管不是因为基因技术，而是因为早夭人数的减少）眼下就已经带来了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开始面对它们。就算不谈显而易见的人口问题，也还有经济问题（如果人类可以活到200岁，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退休养老金）和社会问题（一旦医学具有此类新能力，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越发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平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吉尔伽美什或西西弗神话里反复出现、令人纠结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人类能够像超人类主义者承诺的那样延长寿命，我们究竟想不想活上数百年？我们是不是真的希望“真正”长生不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如事故、谋杀或自杀——才会死去？我的朋友、法国大生物学家让-迪迪埃·樊尚（Jean-Didier Vincent）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我们只会像老祖母的陶瓷茶器一样死去：最后总是碰裂了或砸碎了，但（死去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疏忽意外”。假如可以（几乎）长生不老，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还会愿意工作、早晨起床去工厂和办公室上班吗？我们难道不会感到厌烦、怠惰？活上漫长的数个世纪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学的新东西？我们还会不会想做一番大事，继续精进自己？我们的爱情故事难道不会变得令人厌倦？我们还会想要孩子、还能生孩子吗？一本没有结尾的书、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一段没有休止的音乐基本上没有意义。“永无止尽的生命”是否也同样如此？乌鲁克（Uruk）[10]国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书[11]里就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永生。
我倾向于认为，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都会乐于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涉及寿命延长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一定会妙招百出。在纯粹假设的前提下，超人类主义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很重要，哪怕是能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人类目前的生存状况也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延缓衰老和死亡的研究计划尽管并未确定其可能性，更没有真正实现，却在北美大陆大受欢迎，而北美在这方面相对欧洲旧世界来说本就已经领先一步，虽然祸福未知。
尽管如此，这场运动也已经开始波及欧洲，而且不用怀疑，它的影响只会在下一个十年里迅速扩大。事实是，在法国，以人民优步[12]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仿佛在一夕之间冒了出来。虽然GAFA[13]（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还有微软、推特和领英都是美国公司，但他们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却不比在美国低。它们在法国的兴起相当晚，主要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但这一点意义重大，说明欧洲人已经真正意识到网络巨头公司开创的新科技为我们打开了经济领域的新视野，带来了“全球优步化”。说实话，欧洲此前竟然如此低估优步、BlaBlaCar、Airbnb、Vente-privee.com[14]等电商，低估其对日常生活乃至对就业和消费的巨大影响，着实奇怪，甚至有点令人担忧。这些电商平台依靠互联网工具、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成为出租车、租车租房、酒店和百货商店等行业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那些推动超人类主义运动的技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这个过程启动，优步化很快就会席卷全世界。当然，我们会在下一章里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对上述重要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我已经多次验证了法国大众对这些概念仍然很不熟悉，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或政界官员（顺便提一下，这两类人有时候并不重合……）。
超人类主义运动近十年来声名鹊起，主要是由于四份重要的报告将它先后推到了美国和欧盟关于伦理、政治和科学的核心争议的中心位置，以至于这一思潮变成了——毫不夸张地讲——“不可回避的”议题。
四份重要报告让超人类主义在欧洲及全球范围内赢得声誉
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案头就摆着这几份报告。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你也很容易就从网上下载到[15]。报告一开头就显示出超人类主义革命的不同路径之间的巨大差异，有些甚至截然相反，且不说它们完全势不两立，但有时确实过分夸张，几乎令人发笑。
第一份报告出自美国，于2002年写成，2003年发表，题为《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这篇报告充满了乐观和热情，引起了很大反响。报告建议大力投资超人类项目（谷歌将很快有所动作），因为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此外，报告在结论中提出，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可能被不那么审慎、不那么民主的国家赶超，比如朝鲜，甚至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可能加入这场竞赛，因其没有太多伦理上的阻碍，反而会更快获得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显著优势。
随后出炉的第二份报告——《超越疗法：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反对第一份报告的结论，拉开了“生物进步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者”之争的序幕，这些争论如今愈演愈烈。这份报告写于2003年，由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撰写，其成员由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任命。参与撰写的还包括两位美国思想家——迈克尔·桑德尔和弗朗西斯·福山——他们无疑是美国最敌视超人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对这一报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下文会进一步分析两人的主要论点）。报告极力反对“增强”人类机能的计划，不顾一切地强烈建议医学及使医学取得飞跃式突破的新技术完全停留在以治疗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框架中，完全排除任何“改良性”治疗，尤其从根本上批判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普罗米修斯式计划。我们在阅读报告时注意到，至关重要的是，报告非常严肃地看待超人类计划的现实性，而不是将之视为幻想或乌托邦式理想。报告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很大，这也证明报告所表达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类机能增强计划不被视为可行的计划，这份报告的态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欧盟公布的第一份专门研究超人类主义的正式报告出现在2004年，由菲利普·比斯坎专员指导，标题耐人寻味——《技术汇聚——塑造欧洲社会的未来》。尽管此报告也是用英文写成的，却带有欧洲大陆的印记。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这份报告附和了福山和桑德尔的生物保守主义态度，不仅拒绝超人类主义者提出的“改良性”治疗以及投入全球竞争的紧迫性，而且明确地坚持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即欧洲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主张新技术应该被用来改善社会和政治而不是生物和自然。这一报告将平均主义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因此它极力反对人类的“基因强化”计划，认为这一致命的逻辑将导致无法忍受和不可弥补的不平等。尽管这份报告敌视超人类主义的论点，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没有把超人类主义说成疯癫或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它极为严肃地对待超人类主义，所以才会拉响警报。
2009年欧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态度有别于前一份，没有那么决然地反对。这份报告不是出自欧盟委员会之手，而是出自欧洲议会。报告题为《人类增强》，也是用英文写成，说明美国在这一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一统天下，报告主体部分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研究。正如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霍托伊斯指出的，尽管该报告更加谨慎和节制，但它比较接近美国的第一份报告。虽然没有洋洋洒洒的抒情或对技术的狂热，它同样主张对治疗和增强不加区别。报告认为超人类主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并且称“嘲笑超人类主义的做法本身是可笑的”。该报告终于试图对超人类主义计划会带来的危险（必定是不小的风险）和不可否认的益处（谁也不能轻易否定）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对的。因此，并不该简单地允许或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而是要开始思考界限在哪里，思考国际上应该对其实施哪些监管。正是这个思路使它成为一份重要的报告，随后欧盟各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意见或建议。
当然，上述报告也说明，超人类主义运动引发了诸多争议，有时甚至是极大争议，这一运动中包含形形色色的倾向，牵涉到不少重要人物，从最严肃的学者到正儿八经的公司再到备受争议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眼下声名大噪的奇点大学校长，奇点大学[16]位于美国硅谷，是由谷歌资助的最大的超人类主义研究中心。
16
我们看到，超人类主义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仅仅”想改善人类，不牺牲反而加强其人性，而另一部分像库兹韦尔那样的人倡导用技术制造“后人类”来创造一个新物种，有必要的话，可以将人类与体力和智能无限优于我们的机器进行结合。对前一阵营而言，超人类主义是某种“非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延续（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17]到孔多塞（Condorcet）的人文主义发展而来，主张人的无限完善性。后一阵营则与人文主义完全决裂。
欧洲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对新技术仍然一无所知、缄口不言，令人不安
说到全城与全球气候问题，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为此频繁参与各大媒体/政治盛事，其实应者寥寥；而面对那些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新技术，各个民主国家几乎完全失语。我们（法国）的领导人以及我们（法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哀叹国家的衰退甚至衰落，沉迷于昔日、国界、身份迷失等问题或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辉煌的怀念，除了极少数例外，似乎都对这些新的人操纵人的技术一无所知（且不说昏昏失智），仿佛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最珍视的“敢于求知”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眼下更迫切地需要理解当下以及当下正在涌动的风潮。在新形势下，“监管”这个词显得如此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的新形势也许是不可逆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以下两种态度都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荒唐）：一个是主张阻止一切，另一个是许可一切，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凭着极端自由主义和技术至上的幻想，认为所有科学上有可能实现的都应该成为现实；认为所谓“人性”在宗教或世俗意义层面上神圣不可侵犯（两个层面的说法都有，下文会进一步讨论），不可触碰且不可剥夺，因而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对超人类主义或多或少带有的“优生学噩梦”卷土重来的种种可能防患于未然。这种想法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坚持的，理由很强大也很明显：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想象一下，有朝一日（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但这种假设将很快出现，且必然出现）医生都能够“在胚胎状态下”将最糟糕的疾病根除，比方说（可惜这仍然是假设）阿尔茨海默病、囊肿性纤维化和亨廷顿病[18]（且不提各种癌症）。再想象一下，如果这只能在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不可逆的操作的前提下实现，谁能真的反对这么做呢？即便是出于对家人的爱，出于对我们未来孩子的幸福的考虑，出于对那些备受病痛折磨的人的同情，我们也会选择走向“进步”。当然，会有一些阻力，首先来自宗教，他们连最简单的医学辅助生殖都敌视（顺便指出，这种敌视并未能阻止任何人甚至包括部分信徒接受人工辅助生殖），但这种阻力很快就会被人们对免于痛苦、疾病和死亡的渴望一扫而光。需要用数字来说明吗？97%的孕妇在知道会生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之后选择流产——这说明某种自由选择的优生学已经不再是禁忌（如果说优生学的确曾是禁忌）。另一方面，很明显，对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开绿灯，创造出人/机/动物混合，与当前的人类相去甚远的怪兽，这种想法也会把我们大多数人吓倒。
因此，面对超人类主义革命，广泛一点来说，面对那些使之成为可能的新技术，我反复强调，关键词就是“监管”。就像在生态、经济或金融方面一样，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力求规范，设置限制，应尽可能做到明智和细致，避免站不住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逻辑。但是，这一领域的规范难度超过任何其他领域，包括“传统的”生物伦理学领域——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告知，使人们了解实际情况、关键问题和超人类主义所引起的争议。因为新技术有两个特点使之能够轻松逃脱普通民主程序的监管：发展速度极快，严格讲是以指数曲线急速发展，而且非常难以理解，更难控制。首先，因为相关理论和科学知识一般超出政界人物和公众意见有限的知识水平；其次，因为其背后的经济势力和游说集团非常巨大，且不说过分庞大。
大部分新技术不仅服从著名的摩尔定律（粗浅地说，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的能力自其发明以来每十八个月便增强一倍），而且无论是纳米技术、网上“大数据”的处理、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每一个学科（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所有学科）都可能足足需要一辈子才能完全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您就可以明白，这些技术的汇聚，无论是在医药领域还是“共享经济”领域——我们也将花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领域——是如何异乎寻常地难以追踪、鉴别，因此极难监管。
从生物学到经济，新技术如何彻底改变市场和医疗：“共享经济”的诞生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在这一本书里讨论两个看似很不相同的问题：一个是人类身份在生物和精神意义上的未来，另一个是新型经济，它本质上是绕过专业从业人员建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法国人最近才刚刚通过优步认识这种新型经济：从巴黎到圣保罗，优步，尤其是人民优步（一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低价“不正规出租车”服务，以大大出乎公共权力意料的方式突然降临，对城市交通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冲击）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突。而优步的例子与在不久的将来等待我们的那个世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公共权力这种缺乏预见的表现本身也是一个迹象，一个令人略为吃惊的征兆，表明我们的领导人对超人类主义运动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应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过分简单化。他们以为通过禁用相关的应用程序就能立刻把火扑灭，但这就像是用滤茶器来拦截亚马孙河一样。不要被愚弄，这个禁令只是一个临时补丁、一块橡皮膏，维持不了多久，没法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暂时起效，无法阻止以人民优步为第一波汹涌而来的海啸。世界正在“优步化”，而大部分行业和贸易部门都有可能在某一天受到来自优步一类的应用程序的竞争。许多（不是全部，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领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在其他很多领域，我已经提到过的很多公司（Airbnb、BlaBlaCar等）已经发起了挑战。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应该理解，这第二种革命，即所谓的“共享经济”，与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有着表面看不见却很深的关联。这两种革命至少有四点彼此相关，重叠度很高。首先，两者都只在具有广泛通用的技术基础设施的背景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共享经济用不到生物外科，相反会用到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3D打印机和机器人技术也都渗透到这两个领域，使它们变得可行。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技术，超人类主义或共享经济都无法实现。
但不止于此。在哲学层面上，这两种情况都是在人的自由和人对自己命运的控制之中引入了大量的真实可控性，而这些在不久以前还属于命运的范畴。超人类主义变运气为选择（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之一就名为“变运气为选择”），把从听天由命的遗传基因随机决定变为自愿选择和积极追求的基因操纵/增强。在一定意义上，这对个人之间的网络共享经济来说也是一样，新的经济模式越来越倾向于——至少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让人获得解放的使用权而不是使人受到束缚的所有权。如果我使用共享单车可以更自由，为什么要在巴黎拥有一辆自行车？如果我能自己更便捷更便宜地租用某一个人的房间，为什么还要在“专业”酒店订房？更何况这个人可能跟我情况相同，实际上是另一个我自己。如果我可以使用共享汽车或拼车，为什么还要拥有一辆价格昂贵又带来麻烦的汽车？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为了把我们自己从各式各样的异化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即摆脱大自然的原始和残酷，挣脱以传统方式组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任意强加给我们的约束。
如此看来，难怪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哲学和技术基础，还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两者都属于某种多少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自由主义，甚至是纯粹的、死硬的极端自由主义。它悄悄驱动着那些不顾一切想要甩掉强加给个人的传统包袱的人。举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创客[19]已经越来越多，他们想要摆脱集体惯性乃至国家法律的束缚，在自由选择的社交网络和小型社区里，运用3D打印机和开源软件，自己制造电力、家具、家用电器等。为什么不呢？总之，他们能够制造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福利和生计。
丝毫不奇怪，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完全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根本进程，这是一个缓慢但不可避免的演变过程，并且自20世纪末以来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一进程，至少从启蒙运动开始，就是不断地将那些在由习俗、文化遗产以及历史传承构成的人类传统社会中被先验地排除在人的自由决策之外的东西，进一步推进到人的自由决策这一轨道上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禁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昏乱无措，因为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这一定义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在远古时代，我们认为这个定义取决于上帝、习俗或自然。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也是这本书的第三大目标，与上一本《破坏性创新》的思路直接相关，同样旨在尽可能促进人们对目前经济、科学和医疗创新的深刻而本质的理解，以及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道德、政治、精神和形而上学方面的颠覆性变化的理解。因为，我坚持认为，有了史无前例的共同技术基础设施和全球数字化的极速发展，这些初创公司才能问世。如果没有大数据，没有我们在“共享经济”一章中讨论的各种形式的互联网会聚，“第三次工业革命”简直不可想象。成千上万的类似优步的应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了社区网络的产生，社区网络本质上是去监管化和商业化的。
但这种新经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在数字化、机器人化、自动化和世界“优步化”的同时，我们会不会经历“工作的终结”？至少领薪雇员人数会减少而社会地位不明确的个体户会增加，我们会不会经历“无就业的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增长的终结？难道是，如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说，资本主义的终结或“式微”自此开始，让位于“合作网络”或新型社区，使用权取代所有权（比如前文提到的共享单车模式），关心他人取代自由个人主义，共享取代自私，免费取代营利，可持续取代一次性，等等？还是相反，如我在下文中所写的，这其实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巨大风潮，不仅去监管化还利欲熏心，这些新应用“商品化”一切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自己的车、公寓、衣服、服务，在家工作和各种其他东西），其高远目标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而是“超资本主义”的？如果不能无限期禁止这些新的个人对个人的服务出现，我们怎么能监管或对它们进行征税而不扼杀它们呢？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不简单，都不能匆忙处理，因为，很明显，我认为最正确的理想的监管要成为现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面对当前体现在技术领域的无控制无限制的强大意愿，民主国家不能乱了方寸，他们必须能意识到这个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暗中发生的急速且强大的运动。
因此有了这本小书，根本旨在完成黑格尔给哲学定下的首要任务：“理解现在存在的东西。”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出现实，有助于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以准备尽可能做出正确的行动。
本书的结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安排了以下章节：
第一章专门论述超人类主义的所谓“理想型”，简单来说就是确定超人类主义的主要特点。显然，它必须尽量涵盖不同派别，甚至这一相对复杂的运动中出现的深刻分歧。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对本书的主题，尤其是古典人文主义、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
第二章将尽可能详尽地列出反对和支持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各大主要论点，因此，我们将讨论当前生物进步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二律背反，并分析福山、哈贝马斯和桑德尔对此在道德层面以及哲学层面所做的批评。
在第三章中，我将分析所谓“共享经济”（称之为“共享”是既正确又错误的说法）背后隐藏的政治哲学。不仅研究它的运作模式，还分析它通过什么方式产生可观的利润，尽管它有时候看似对使用者完全免费，以及它为何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终结的标志，而是要把我们引向一个放松管制和日益商品化的世界。
“结论”一章将分析乐观主义与目前知识界和政界太过盛行的悲观主义之间的二律背反，两者因为想简单地允许一切或禁止一切而妨碍了真正的监管出现。应该远离当代思想中这两个令人心痛的陷阱，恢复古典悲剧，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思考当前在全球肆虐的大部分冲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出对监管的反思。另外，附录部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新的会聚技术，主要是著名的NBIC技术，帮助读者理解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技术/科学基础以及共享经济的极速发展。
注释
[1]最突出的是基因科学家小组在此次实验中所使用的所谓“基因敲除技术”，可剪切粘贴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由一位法国女科学家埃马努尔·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一位美国女科学家詹妮弗·杜娜（Jennifer Doudna）研发，这一重大突破据称原本有望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
[2]NBIC，是Nanotechnology（纳米技术）、Biotechnology（生物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Cognitive science（认知科学）的简称。
[3]中文名为“爱彼迎”，一家让家有空房的房主为有住房需求的人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房间的服务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
[4]BlaBlaCar，欧洲长途拼车服务公司，帮助旅行者寻找与自己出门路线相同的私人汽车并预订空闲座位。
[5]《巴黎人报》，2016年1月8日。
[6]这方面的书籍里可以用法文读到的最好的著作是洛朗·亚历山大（Laurent Alexandre）博士的《死亡之死》，他以清晰易懂、有理有据的方式总结了衰老与不死的问题，同时明确地谈及科学上和道德上的困难。我们还可以阅读盖伊·瓦兰斯（Guy vallancien）教授写的《没有医生的医疗？为病患服务的数码技术》。这本书介绍了新科技将带来的医疗界变革，引人入胜。
[7]然而，今年早些时候，罗彻斯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成功地延长了转基因小鼠30%的寿命，同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活质量。不过我们显然不能把人类跟老鼠相提并论！
[8]Google近期对其旗下的Calico公司投资了数亿美元，该公司的宗旨是“杀死死亡”。
[9]雅克·阿塔利于1979年在他的《人吃人：医药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到的种种医疗革新在当时看来属于非常未来主义的科幻，而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为现实。
[10]乌鲁克（Uruk），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南部苏美人的一座古代城市，传说中吉尔伽美什曾在此建立苏美尔国家。
[11]这里指《吉尔伽美什史诗》。
[12]人民优步（UberPop），优步提供的价格低廉的共享出行服务。
[13]GAFA，指Google（谷歌），Apple（苹果），Facebook（脸书）和Amazon（亚马逊）。
[14]Vente-privee.com，法国闪购网站，售卖产品包括时装、美妆、玩具、手表、家电、体育用品、电子产品等，折扣力度大、丰富多样。
[15]你还可以在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霍托伊斯（Gilbert Hottois）的小书《超人类主义是人文主义吗？》里读到对这些报告的精彩综述。在法语世界，此书毫无疑问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佳入门读物，清晰诚实，倡导“适度的超人类主义”，值得认真阅读。
[16]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是由谷歌和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联合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研究领域为合成生物学、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
[17]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其著作《论人的尊严》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18]亨廷顿病，一种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会逐渐丧失说话、行动、思考和吞咽能力，最后因吞咽、呼吸困难等原因死亡。
[19]关于这一越来越重要的运动，请参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创客，新的工业革命》。另见瑞秋·波兹曼（Rachel Botsman）和卢·罗杰斯（Roo Rogers）的《我的就是你的：共享消费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米歇尔·拉勒门（Michel Lallement）的《制造的时代》，从某些方面看来，生存主义者和钉子户（指在某保护区安营扎寨阻止搞工程建设的占领者）也属于这种超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围，矛盾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地加入新型社群网络，而这些社群网络都是他们自由选择的，他们都反对集体，却愿意属于不同于传统社群的新型群体。与传统部落不一样，是现代群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