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斌[2]
一 关于“二次创业”
“二次创业”的提法虽然具有“谦虚性”和“鼓动性”两大好处，但是同时又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造成某些误解。
首先，“二次创业”显然是针对着“一次创业”而提出来的，可是，“一次创业”的标准是什么？不清楚。当然，既不是“时间标准”（如十年算一次），也不是“人物标准”（如一代算一次），只能是“实力标准”（如综合实力达到什么水平）。
其次，“一次创业”的目标达到了没有？也不清楚。我们既不能说“一次创业”失败了，“二次创业”再重来；也不能说“一次创业”未创完，“二次创业”接着创。
再次，经过17年奋斗，从综合实力来看，深圳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创业”任务，如果否认“创业”已经完成，从实践上就大大低估了深圳创业的英雄史，而从理论上也会反证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失败。
据此，建议把“二次创业”的提法改为“深圳特区已经由‘创业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的新时期”。
二 关于“深圳的发展由主要靠‘政策上的优惠’转入主要靠‘发挥自身功能优势’”
这个提法虽然洋溢着“自力更生”的敢干精神，但忽视了特区发展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是特区就是特殊政策的产物，问题不可能是“有没有”优惠政策，而在于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二是特区的发展应“以‘作用’创‘功能’，以‘功能’定‘政策’”。即首先确定特区应该发挥什么“特定作用”，接着就大力培育它的“特别功能”，然后再制定特别功能所需要的各项“特殊政策”，由此形成“特殊政策—特别功能—特定作用”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
三是今天可以说深圳的发展已经由主要靠“财政政策上的优惠”转入主要靠“特殊权力政策上的作用”了。这里“权力”也是“优惠”，也是“政策”。如：如果让它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它就必须有充分的“体制改革优先试验的权力”；如果让它发挥“带动”作用，它就必须有一个能够“先富”起来的政策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如果让它发挥对港澳回归的“衔接”作用，它就必须具有更大开放度的权力；如果让它发挥精神文明的“前列”作用，它就必须有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
四是“体制”只能以“国家”为本位，对于体制转变来讲，深圳只能存在“先走几步说”而不会出现“一城胜利说”。
五是深圳发展目标在第一阶段（即财政优惠政策下）主要是“体制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验区；而在第二阶段（即特殊权力政策下）除了一般性的“体制目标”外，还有一个特殊性的“发展目标”——类似自由港状态。
在“体制目标”中第一阶段的深圳向全国提供的主要“公共品”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而在第二阶段，深圳要向全国提供的主要“公共品”可能是“建立地方政府行为新秩序”。
由此可见，忽视了“政策”的作用，就等于放弃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了，而这一点又是极其危险的。
所以，建议把“深圳的发展由主要靠‘政策上的优惠’转入主要靠发挥‘自身功能优势’”的提法改为“深圳的发展由主要靠享有‘优惠的财政政策’转入获得‘特殊权力的政策’的新阶段”。
（199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