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易明[3]
一个口号的提出不仅要考虑到它是否正确，尤其还必须注意到它是否有利。
鉴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的政治背景，以及深圳面对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近年来，大量使用“深港衔接”一词。
现在，应当重新研究这个词的适用范围，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公路、铁路、口岸等经济基础设施实物硬件上，能够直接接上的，可以使用“衔接”一词。
第二，在涉及生产关系，尤其是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等虚构软件，因有“一国两制”的最终界定，所以不宜提“衔接”。
第三，有些中性问题，如运行机制、国际贸易法等，人们虽然也习惯用“国际接轨”“国际惯例”来表述，但是为了规范化，应尽量使用通则术语，不用模糊语言。
第四，港人普遍心理是怕“变”，如果我们一味地讲“衔接”，恐怕会加剧他们害怕的心态，认为内地要“吃掉”香港。如果一切都可以“衔接”，那么还有什么“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的中央许诺？
第五，如果我们深圳一味地讲“衔接”，那么会造成误解，以为我们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与资本主义一体化。
第六，由于香港经济具有高度自由化特征，虽然深圳可以多方借鉴，但终究不可能“衔接”成功。就是说，在体制上仍会有巨大差异。
据此，我建议，该用“衔接”用“衔接”，该用“合作”用“合作”，该用“联系”用“联系”，不宜笼统地统称“深港衔接”，这样既对香港有利，又对深圳有利，还对英国有利，而且也不会贬低与否定深圳在促进香港长期繁荣中所起的作用。
（199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