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以其辽阔的疆土、灿烂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各区域之间彼此交融互动，共同描绘了中华大地的壮美画卷。在这当中，以平原、丘陵等为主要地貌特征的农耕地带与以草原、森林、荒漠、高原等为主要地貌特征的游牧地带作为两种具有各自鲜明生态和文化特征的主要地域类型，两者之间的互动在中国历史发展演进历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独特多样性和包容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作为共同构成了整体中国的边疆与中原地区，彼此之间虽然在自然条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始终无法割裂它们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血肉联系。要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社会，我们就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内部所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意识到中国内部各地域尤其是边疆地区在形成中国这一文明共同体中的重要性，这需要我们摆脱长期以来似乎已成为习惯的单一农耕社会的视野，以更为全面和多角度的态度去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与边疆社会。唯有如此，我们对于自己祖国的认知才能更加全面、丰富，对于自己的认识也才能更加客观、公正。
中国的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与深厚的积淀。在古代，中国的官方正史和民间记述中就有许多关于边疆地区的记载，并涌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边疆研究者。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一代中国学人以西北史地研究为号召，先天下之忧而忧，形成了近代以来第一波边疆研究热潮，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徐松、张穆、何秋涛等，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当时的民众对中国边疆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局势有了更多的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寇入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学者又一次挺身而出，掀起了研究边疆、开发边疆的新高潮，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等专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通过编辑刊物、进行田野调查记述边情、推广教育培养边疆地区人才等方式，唤起政府和民众对于中国边疆的新认识，对中国认同的进一步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战略的推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放步伐日益加快，当地社会发展也突飞猛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边疆研究更是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而随着当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调整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边疆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从古至今，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和学界在边疆研究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累起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正是我们的学术能够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础，承认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不会失去主体性的根基。同样，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近代以来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尤其是近代西方学术研究传统和学科的系统性传入，有很多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研究工作，尽管其中有些人确实抱有不良的目的甚至企图，但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外国学者还是出于学术兴趣，在进行着认真严谨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们的诸多研究成果后来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成为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因此，在客观认识外国学者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忽视外国学者在相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认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才能时刻感知世界的脉搏，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当今的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而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只有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全面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梳理和认识国外相关研究的意义及其不足。在如今这个国际学术交流日益紧密频繁的时代，对包括边疆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关注都无法回避来自各个角度的观察、回应甚至质疑，我们只有以更为平和的、学理性的态度去认真面对来自不同视角的质疑甚至挑战，对于中国问题话语权的把握才能更有自信，中国自身主体性的确立也才能更为有力。因此，重新发现和全面认识国外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贡献与价值，就成为我们提高对外认知程度进而形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自幼随父母来到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投考大学失败的挫折，在不得不从事商贸以谋生计的时候，激起了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浓厚兴趣，经过数十年积累，最终成为西方对华边疆研究领域中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也成为我们如今研究现代中国边疆问题和边疆史所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学术人物。他的学术作品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被中国学界引介并认可，当时还出现了很多关于他及其理论的研究文章；此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他还和一批美国进步记者前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关键时期，他受美国罗斯福总统委派赴重庆出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以及《中国的边疆》（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在华的译介出版，更是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个拉铁摩尔研究的高潮。但随着后来政治局势的变化，拉铁摩尔在中国知识界逐渐被人遗忘。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内学界与国际学术界交往日益深入，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被重新完整译介进来，他的回忆录等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在这些新的学术准备基础之上，国内学界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拉铁摩尔及其研究的相关论述，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美国研究、汉学研究、边疆研究、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深化与推进。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拉铁摩尔本人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但20世纪50年代之后特殊的国内外原因，拉铁摩尔长时间被国内学界所遗忘，数十年来，跟他基本同一时期的另一位中国学泰斗—费正清相比，关于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寥寥，显得十分冷清，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拉铁摩尔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形成自己的学派，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随着中国对于周边与外围世界知识视野与需求的扩大，现在到了我们重新“发现”这段历史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的这种重新“发现”，并不是要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种场景，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学术讨论与思考，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认识拉铁摩尔及其理论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衍生性影响，尤其是关于游牧—农耕结构性关系、内陆亚洲地缘政治以及近期逐渐受到广泛关注的“新清史”等。
袁剑近些年来一直关注拉铁摩尔及其理论梳理问题，曾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在这一问题领域积累了相应的学术资源，并经常就相关的学术问题跟我商量讨论。他出生于江南，却没有被传统的农耕视角所限，对边疆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十余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此，翻译并出版了《危险的边疆》等经典作品，并努力深入中亚和中国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力图形成一种将中亚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新视野，做出了一些成绩。我十分支持并鼓励他的这种学术热情，而他这部关于拉铁摩尔学术史与人生史的作品也可以看作这种学术努力的一种呈现。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同时也是国内首部关于拉铁摩尔的研究专著，我希望他能够以此为新起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开启新的征程。
是为序。
成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