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世界，充满着波折与紧张，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言，这个“短促的20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阴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70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而“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上望去，短促的20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预知的未来—但是未来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1]他并进一步富有判断力地指出，20世纪的世界与之前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其一，这个世界再也不再以欧洲为中心；其二，整个世界正在逐渐一体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其三，旧有的人际社会关系模式解体，这就意味着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联系也即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正在走向崩解。[2]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当时和现在的世界社会与组织形态，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分布态势，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世界学术地图上的边缘突破。
20世纪的中国，同样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变迁历程。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结束了帝制，迈向了共和时代。与此同时，参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一次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思想观念交流激荡，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经历了一个对自身主体性的质疑、反思与重建过程；另一次则使中国摆脱了百年以来屈辱的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学术研究的中国本土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形成了新的局面，之前帝国主义侵略所导致的中国边疆问题，从此开始转变为中国国内的内部发展问题。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于当代边疆问题的认知。而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命运跟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变迁及思想变革深深地联系到了一起，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时和当代的中国边疆研究。
他是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孩子，一个曾经铆足了劲想要考牛津大学的懵懂少年，一个在商行工作中发现边疆与内亚魅力的青年人，一个与新婚妻子度过一整个“蜜月年”的丈夫，一个跟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建立起终生友谊的学者，一个曾经拜访过延安的美国友人，一个首次将中国内陆边疆地区进行区域性划分的西方研究者，一个对政治不敏感却被委任为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老实人，一个被麦卡锡主义迫害而不得不远走他国的学问家，一个在耄耋之年应邀访华的老朋友，他是边疆与内亚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也是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者，更是20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见证者之一，他就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中文名为赖德懋、兰特模、赖迪谟 [3]等）。
欧文·拉铁摩尔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尚在襁褓之时即随他父亲戴维·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和母亲玛格丽特·拉铁摩尔（Margaret Lattimore）来华，因此，中国成为他年幼时代独特的思想与记忆场所，后来也激发了他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边疆地区的兴趣与动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自己对于中国边疆和边疆问题的独特理解，并将边疆地区作为构建自身历史观和地缘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当然，拉铁摩尔的幼年时代平淡无奇，就像很多当时在华的西方小孩一样，拉铁摩尔的生活总是随着父母生活的变动而改变，1901~1905年待在上海，之后迁居保定府，一直生活到1912年。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没有经历学校生活，他的教育由父母包办。1912年起，他被送往瑞士洛桑上学，在那里，他的法、德文水平大为提高，“一战”期间又转往英国圣比中学（St. Bee School）上学，修习拉丁、希腊文和英法文学，但因为经济拮据，最终未能进入英国大学就读，不得不于1919年重新回到生活多年的中国。
经历了求学的失败，年轻的拉铁摩尔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目标。1921年，他先是在一家英国报社—《天津时报》[4]干了一年助理编辑的活儿，之后又在一家英国商行当了六年雇员，负责商品贸易与推销。也正是在这时候，他的人生开始跟边疆和内亚研究联系起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背上被卸下装上货车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与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我必须要到商队出发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1926年，他收获了自己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件相伴终生的礼物—他与埃莉诺（Eleanor Holgate）终生不渝的爱情。新婚的拉铁摩尔辞去了在商行的工作，跟他的妻子一起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蜜月年：拉铁摩尔本人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他的新婚妻子埃莉诺则途经苏联、中亚地区，两人于1927年2月隆冬时节在新疆塔城会合，之后历经阿克苏、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山口抵达拉达克、克什米尔以及孟买，最终从孟买乘船，历经艰辛，在当年冬天抵达意大利。
拉铁摩尔随后将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在1928年以《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为名在伦敦出版。借助这部书的成就，拉铁摩尔经时任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顾问鲍曼（Isaiah Bowman）推荐，在学历等条件不够格的情况下，破例申请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项研究资助。作为前期准备，拉铁摩尔在1928~1929学年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地理学“预备训练班”进修了八个月，得以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方法，为他之后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929年秋至1930年夏，拉铁摩尔和妻子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他的这次东北考察之旅收获颇丰，不仅访问了奉天（今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吉林等大城市，而且还探访了东北地区山岭之间的小城镇和寺庙，此外，他们还接触了当地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张学良、时任吉林省长张作相等，并偶遇了当时在东北进行田野研究的中国民族学家凌纯声。他学术论著的发表和出版在这一时期也进入爆发期，1932年，他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同年又发表了《中国东北的偏远之地》（“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一文， 1933年发表了关于黑龙江赫哲族的作品《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1934年出版了《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一书。
1930年夏，拉铁摩尔偕妻子从东北来到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在这个城市落下脚来，并于1930~1931年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进行相关研究。[5]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以通信方式编辑《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能让他保持对时局的敏锐性。1931年，他的儿子戴维（David）在北京出生。1933~1934年冬天，拉铁摩尔夫妇短暂回到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总部工作，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正式编辑。1934年，拉铁摩尔举家返回北京，直到1937年，继续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 1936年春，拉铁摩尔一家乘坐列车从北京横跨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就中国局势做了一场演讲，反响强烈。之后，他和家人从莫斯科抵达伦敦，在当地做了几场演讲，最后从英国返回美国。1936年末，他又携家眷从美国回到伦敦，进行俄语的强化培训。1937年初，拉铁摩尔全家经海路回到中国。1937年6月，拉铁摩尔与《美亚》（Amerasia）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毕恩来（Arthur Bisson）等人从北京出发，前往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彼此相谈甚欢。拉铁摩尔从延安回北京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夏，鉴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已经无法保障《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顺利出版，拉铁摩尔不得不携家离华返美，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中国。
1938年，拉铁摩尔受聘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院长，并继续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1940年，拉铁摩尔整理之前十多年的调查研究成果，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该书首次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所存在的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并深入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所具有的丰富多样性。这本书展现了中国边疆各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性特征。对于这样一部重要作品，中国学界的反应十分迅速。在第二年，该书就以《中国的边疆》为名被译为中文出版发行，中译本译者赵敏求不无敏锐地发现了该书的价值，他写道：“这一本书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地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他除汉文之外（拉氏的汉文程度在一般外国学者中，并不算太差），兼习俄文和蒙文，再加其原有的德文和法文知识，使他能直接涉猎中英法德俄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边疆的书籍，同时又用汉语及蒙语作实地访问，所以材料来源，相当渊博”。赵敏求还认为该书“力求严谨”，“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书时，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1941年，拉铁摩尔出版了自己在蒙古地区旅行多年的回忆录《蒙古游记》（Mongol Journeys），该书被《纽约时报》评论为是一部写得很轻松、很美的书。1944年，他与妻子埃莉诺合作撰写了《现代中国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书。
在1934~1941年，拉铁摩尔还一直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辑，在这段时间里，他结合当时动荡复杂的亚洲形势和地缘政治环境，逐渐使这一杂志成为当时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1936年之后，这一杂志在风格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相继刊发了诸多号召建立和巩固反日联盟的文章，并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与相关文章，使国际知识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抗战中的这一重要力量。1941年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之前从来没有政治身份的拉铁摩尔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并有了“赖迪谟”的中文名字。但他在重庆期间，除了偶尔提一些建议之外，没有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决策。1942年，拉铁摩尔返回美国，担任美国军事情报部（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亚洲司司长，同年，因其在研究领域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他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1944年6月，他受命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访问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中国内地以及当时的外蒙古地区。对于拉铁摩尔来说，这不仅是他首次进入外蒙古地区，而且还有绝好的机会从苏联一侧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对于他之后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中亚地区并整体性地思考内亚问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45年“二战”结束不久，拉铁摩尔受命担任美国处理日本战败赔款委员会委员，赴日本参与战后恢复重建计划制订工作。次年，他作为联合国确认阿富汗发展经济所需技术援助委员会主任委员，出使印度和阿富汗，并负责安排对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事宜。总体来说，从1946年到1950年，尽管拉铁摩尔参与了上述一些外交事务，但这段时间也恰恰是他集中精力进行研究的时期，他在这时主要着力于对中国新疆和蒙古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在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实施了庞大的蒙古学教学与科研计划，并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947年，拉铁摩尔夫妇合著出版了《中国简明史》（China：A Short History）一书，该书是《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修订版，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是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的美国人。我们力图使这本书写得简单明了，如果你不是简单明了的话，那你就必然会迷失在这个同美国一般大小，但比美国悠久许多许多倍的国家的描述、历史和政治中。我们也竭力试图使这本书不致写得很肤浅。你不能仅仅通过描述的内容来了解一个国家，除非这种描述给你提供了启发思考的材料。我们试图在本书中提供这样一些史实，使读者根据这些史实能自己来进行思考。”[6]但当拉铁摩尔准备在此大展宏图的时候，灾难降临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受到美国参议员麦卡锡（Mc Carthy）指控有反美活动的嫌疑，并被宣布为“俄国头号间谍”。麦卡锡的指控对拉铁摩尔在美国的学术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51年3~4月，美国议会外交委员会忠诚检验小组审议了“拉铁摩尔案件”，当年6月至次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该案再次进行了审理。有研究者认为“迫害欧文·拉铁摩尔是中国革命的延伸和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内倾轧的焦点”。[7]可以说，“直到1950年，五十岁的拉铁摩尔在祖国触犯‘美国国家利益’时，他前后在美国的居住时间加在一起还不足十年。因此，他的思想言论很有可能与其说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亚洲，毋宁说是站在亚洲的立场去观察美国。然而在五十年代的前期，‘美国国家利益’是决不允许从亚洲立场去分析评论美国这种研究状况存在的”。[8]从1953年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保留薪金的情况下停止了他的职务，他所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也遭停办。1955年，麦卡锡对他指控的立案被撤销，拉铁摩尔得以恢复学术活动，但始终受到外界的非议。从1950年起一直到1955年，拉铁摩尔被停止了在美国的正常学术与教学活动，在这六年的时光里，拉铁摩尔接连受到停职、限制写作、断绝稿费收入的打击，而且还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可以说，他的名誉、地位和财产都一落千丈、丧失殆尽。“对拉铁摩尔的迫害，符合一些固执男女的政治意图。在一代人之久的时间里，拉铁摩尔和他的观点受到否定和压制，当时一些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也一样；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不可调和的敌意，也在那次起诉中得到了反映。但是，折磨拉铁摩尔有着超出他的命运或更大的外交政策问题的意义，因为对他的迫害冲击的正是个人信仰、交往和政治表达权利的核心”。[9]从1955年起，拉铁摩尔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曾赴法国巴黎等地讲学，他在这些年里参加了数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如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际东方学大会等。1956年8月，拉铁摩尔与夫人访问汉堡大学，并与时任汉学系主任的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一见如故。1957~1959年，他受聘担任法国索邦大学附属研究所的客座教授。1961年，他携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在归途中顺访丹麦哥本哈根大学。1962年，出版《游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1962年，他离开生活多年的美国，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在此创建了中文系（或称汉学系），并亲任系主任，“由于他是一个崇尚实际而不是从学院派的环境里出来的人，他的这个中文系就与众不同，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它的课程着重现代，学生都是从现代汉语开始学起，然后再逐渐进入文言，深入到古典文学中去。第二，除了语言、文学和文字外，它也把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列为教学的重点。换一句话说，他这个系里的汉学紧密联系实际，因为训练出来的人才也比较符合社会的需要。他的这个教学方向，不仅在英国，也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是汉学中的一大革新，影响是深远的。”[10]通过拉铁摩尔多年努力，该系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中文系，其中还开辟了颇具特色的蒙古研究课程，成为欧洲著名的蒙古学中心。1963年，他出版《边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论文集，次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68年，他与妻子合编《丝绸、香料与帝国》（Silk, Spices and Empire）一书。1969年，他被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70年3月，他深爱的妻子埃莉诺去世。同年，拉铁摩尔赴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加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大会，并在当年10月受邀访问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以及图瓦等地。同年，他从英国利兹大学荣退，随后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后又搬到法国巴黎居住。1971年，受日本东洋学会邀请，拉铁摩尔赴日讲学，之后前往蒙古，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同年，赴匈牙利参加学术会议，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下属的乔玛学会荣誉会员，随后顺访保加利亚，之后又前往民主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讲学，在这之后经哥本哈根返回英国利兹，在归途中，他又在丹麦阿尔胡思大学和联邦德国汉堡大学讲学。1972年春，拉铁摩尔回到美国，被选为蒙古学会会长。同年8月至10月，因中美关系逐渐转暖，拉铁摩尔一行受邀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10月1日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并专门前往新疆和内蒙古等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
1974年，拉铁摩尔在巴黎创建了蒙古学研究所，在这之后，他的社会活动逐渐减少，但仍致力于学术研究。1980年，他从巴黎搬回利兹，1982年起，拉铁摩尔开始口授他的回忆录。1985年，他回到美国，与其子戴维一家生活在一起。1987年初，他不幸中风，语言及行动能力受到重大影响。同年，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五届国际蒙古学大会上，尽管拉铁摩尔因病未能到场，但依然被选为国际蒙古学会第一任主席。1989年5月31日，拉铁摩尔在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去世，享年89岁，他将自己的所有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11]
拉铁摩尔的一生传奇而又坎坷，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待了将近30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养成他的秉性并维持一生，而且和同时期在华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不同的是，他“并非‘miskid’（传教士的孩子），基督教对他的熏陶就远不如对赛珍珠、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卡灵登·富善（Carrington Goodrich）等在中国长大的‘闻人’了”。[12]对于研究的指向问题，拉铁摩尔自己说道：“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我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方法仅仅是应付生活中的普通问题。这与其他外国学者的作法大相径庭，他们同多少身居上层的人士接触，然后试图发现下面在发生什么事。”[13]在不经意之间，这种眼光向下的做法实际上使他的研究抹上了人类学的光彩，从此跟既有的纯文献研究区别了开来。而且，尽管他曾对自己未能入大学接受正式教育而遗憾，但学院派之外的生活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14]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事务当中，却无法真正介入决策；“二战”结束后，他虽怀抱学术研究的雄心，却又饱受麦卡锡主义的压迫，最终不得不带着他的蒙古弟子远走英伦，而其关注的重心则始终在中国和蒙古这一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生活、兴趣、政治、地缘的四重纠结下，拉铁摩尔可以说是孤独的，却又是独一无二的，“有人把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同列，以为都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这是不对的，拉氏只在哈佛一年，连大学学位都没有，后来竟当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和中国史的权威，这完全是游历（或用现代术语来说，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之功”。[15]或许我们可以重走他的游历之路，却早已没有了他当时所处的那种常常处于国家力量控制之外的内陆亚洲文明与社会样态，也没有了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再会有第二个蒋介石政治顾问和中共方面的理解者、同情者。他是边疆研究界的一个传奇，一部到头，再无续集。
但幸运的是，他的中国研究和蒙古研究并没有因为他在美国学术研究的终结而停止，而是在欧洲焕发了第二春，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以及后来剑桥大学的蒙古-内亚研究都在拉铁摩尔的努力和帮助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引领欧洲蒙古-内亚研究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方面来说，“尽管麦卡锡打了他一棒，他却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想反，这倒促使他开展一个新的工作领域，而且他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成绩也还做得不错，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甚至还可以传之后世，值得‘永远纪念’。因此在垂暮之年，退休到剑桥这个古城，他似乎也感到心安理得，没有觉得白过后半生。”[16]这些都要归功于他的个人才能和不懈努力，“他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精通汉语、蒙语等多种外语，他的思想方法是自由奔放型的，在他的众多的论文中，他把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等诸种学科的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并且能运用自如。他没有受过正规理论教育，这反而使他具有独特的思想方法，与他在实地生活、考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相辅相成，在他认识亚洲、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17]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麦卡锡的指控，借助“二战”之后美国这个世界力量中心和学术中心的平台，并依靠拉铁摩尔在之前二十年时间里在中国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领域所积累起来的深厚的政界、学界资源与人脉，他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学术和现实影响的学术共同体（学派），创造更大的学术生产力和更多的学术成果，其影响力可能会不亚于费正清，但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翻回这一页。不过，“拉铁摩尔所尝试的方法和所采取的观察角度，在中国和历史研究领域中是一个创造，它必然会对今后的中国研究产生很大影响”。[18]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拉铁摩尔的历史观与边疆观仍然是有所欠缺的。正如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所指出的，“他几乎没有将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纳入视线。在研究各种事物时，他常常先活跃地思考，并且历史比较论先行，其次才是事实考证。另外还感到，他还没有完整地掌握中国社会的空间发展和内在发展之间的关系”。[19]如今，随着中国内亚与边疆研究的逐步发展与深化，拉铁摩尔和他的思想资源必将重新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尽管拉铁摩尔所做的一些具体研究现在看来已经显得有些落后，但他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冲击和启迪是巨大的，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我们仍然需要这位曾经的拓荒者与思想者给我们带来梦想与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