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宋代文章学纵论
我们对散文概念产生的模糊认识，以郁达夫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为代表：“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1] 实际上散文概念宋已有之，而且形成了丰富的散文理论。而我们这一认识遮蔽了我们固有的丰富的散文理论，使散文理论研究跳不出“古文”理论的囿限，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散文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内涵作一认真梳理。
一 散文新概念的发生与佛教之关系研究
1.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
梳理中国散文理论史，我们发现，散文一词不仅原创于中国，而且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散文的概念最早出自佛教徒口中，《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锡）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锡等及翰林学士柳抗重更详定，锡充证义正员，辞笔不愧斯职也。”[2]
按赞宁《进高僧传表》：“臣僧赞宁等言，自太平兴国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传》与新译经同入藏者——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僧赞宁上表。”[3] 可知《高僧传》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成于端拱元年十月。则散文概念最早出现于此时。《宋高僧传》的材料多来源于碑文，如果那样，则散文一词出现更早，可能在中唐代宗年间了。但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这里散文与偈颂相对。偈颂的特点是讲究押韵，句式多四言，比较工整。与偈颂相对的散文则属散体，它不追求押韵与句式的工整。“今所译者多作散文”，这里的散文明显是具有语体和文体意义的概念。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散语的概念。
2.散语与散文
散语一词，较早见于唐庚的《眉山集·眉山文集》卷八：
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算、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有法度，宜诏有司以古文取士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之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间，亦有知此道者。而时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见于世。宜稍稍收聚而进用之，使学者知所趋向，不过数年，文体自变。使后世论宋朝古文复兴自阁下始，此亦阁下之所愿也。[4]
而散语词源学上的来历也是出于佛教。《容斋随笔》卷一“六十四种恶口”条：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诳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5]
散语即为恶口之一，既有非正统、非主流的文化因子，又有随意、散漫的特点。
同时期的陈师道也使用散语一词，“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又“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韩诗如《秋怀》《别元协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鲍照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6]。这里散语是与韵语和四六相对的，是无韵之文（散文）的意思，兼有句式和文体学上的意义。而世语云则是流行的说法、广泛的说法的意思。可见散语是一得到广泛认可的词语。散语有散漫、随意之句式、语体的意思，和散文一样具有文体的含义。散文一词，文体意义更鲜明，而散语后来则渐渐被中国古代文论界淡忘了。
3.译经体·古文·散文
散文概念出现于佛门，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佛教文学高度成熟的结果。过去儒门中人物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而释道两家则被目为无益教化的旁门左道。《四库全书》存书3461种79309卷，释家文字只有13部312卷，道家只有44部432卷，其卷数总共只占四库书目的百分之一。四库编主乾隆皇帝在编辑圣谕中明言：“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不合朕意。”[7] 而现存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5485卷，宋代《开宝大藏经》即达1076部5048卷，两者相加约有四库文字的八分之一，可见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过分儒化而忽视佛道的思想都是一种文化偏见。
自东汉起，佛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世高译经始至北宋景祐四年（1037）译场停顿，共889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其中宋代译500卷）（据《法宝勘同总录》）。如果和同一期的文章相比，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746卷552.5万字，再加上《全唐文》1000卷，佛家与儒家的著作数量之比是三比一。从文体上看，胡适曾说当年的骈体文几乎涵盖了一切，可偏这个传道的译经文字装不下，只能用古文来写，事实上，译经体是无数译经大师在古文的基础上，吸收梵文的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质朴、通俗、奇句单行的优美散文。佛教经典本身就有许多伟大的佛教文学作品，梁启超高度评价《马鸣菩萨传》《大乘庄严论》等佛经文学作品，得出“而他时代人之承袭此公共遗产者，各凭其天才所独到，而有所创造。其所创造者，表面上或与前业无关系，即其本人抑或不自知。然以史家慧眼烛之，其渊源历历可溯也。吾以为近代文学与大乘经典，实有如是之微妙关系”[8]。梁先生对佛经文学的成就及其对我国文学的影响之评价可谓独具慧眼。
除了佛经文学外，还有本土僧人的制作。一类是与儒道论辩、阐述佛理的著作，收入《弘明集》《广弘明集》及《法苑珠琳》等。其中有部分弘扬佛理的文字，著名的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肇《肇论》、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集结》、宗炳《明佛论》等，皆长于论辩，思维精致，推理严密，论说成就为儒门议论文字所不及，形式上散句单行，时用口语，偶有骈俪，但绝非齐梁形式主义的东西。另一类是传记作品，如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等。记人记事都大有可取之处。
辉煌的译经文学需要自己的话语对这种文体进行表述。印度是一个文体理论和文体思辨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印度古典文论名著婆摩诃的《诗庄严论》，注重讨论文体和修辞，把诗分为有韵律的和无韵律的两种，即韵文体和散文体。[9] 檀丁（约7世纪）的《诗境》第一章也主要讨论文体区别和风格类型。作者将诗（文学）的形式分为三体：有韵律体（诗）、无韵律体、杂体。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及中印的文化交流，印度的文体理论、格律修辞理论也一并传入中国。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永明体的对偶理论，皆受到印度文论的影响。
公元8世纪左右伴随排佛复儒思潮的古文运动，大力提倡“古文”理论，试图建立话语上的一统地位。而与之相对立的受排挤打击的佛教一派拒绝古文而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即是“散语”“散文”。所以散文由佛教界人士创造看似个人偶然的行为，实为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必然。
二 散文概念的接受史
1.北宋时期散文概念的接受、推广情况
佛家而外，较早使用散文的是偏于科学的学者沈括，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然《召南》‘彼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10]
沈括有《梦溪笔谈》26卷，又有《补笔谈》2卷，《续笔谈》1卷。沈括，字存中，钱塘人，寄籍吴县，登嘉祐八年进士，熙宁中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待制。从目前材料看，沈括是佛家外最早使用散文一词的人。此处散文与对文并用，和偈句与散文并用一样，句式的意味浓于文体意味。但是散文文体中最根本的特征——散体、散句的意义已经具备了。
沈括在北宋文人中学问最为博洽，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有究心，作有《雁荡山记》等多篇科学散文。正是科学家的敏锐和崇尚真理、不囿门限的态度，使他能够较早地接受佛门创造的散文概念，并将这种文体工具运用于语法语义分析的语言研究中。
沈括之后有苏轼的学生毕仲游使用了散文的概念。其《西台集》卷一第一篇《理会科场奏状》，在讨论科举考试是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说：“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易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11] 毕仲游，字公叔，郑州人，有《西台集》20卷。少负隽名，其试馆职时所与同策问者乃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诸人，而苏轼独异所作，擢为第一。他日又举以自代，称其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议论有余，原事具见《东坡集》中。“今观其著作大都雄伟博辩，有珠泉万斛之致，于轼文轨辙最近，针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间如正统封建郡县诸议虽不免稍失之偏驳，而其他论事之作，类皆明白详尽，切中情理，不为浮夸诞谩之谈。”[12]《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抓住了苏、毕文轨最近的特点，可谓的评。毕文与苏轼文的共同点是“珠泉万斛之致”，是自由的抒写。这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散文特质：随心所欲地抒写心灵，无拘无束地表达思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毕仲游在表达话语上敏锐地选择了更有文学意味、泛文化色彩的散文概念。
2.南宋人的散文观念
（1）南宋时，邓肃最早使用散文一词。邓肃《栟榈集》卷四《昭祖送韩文》：
两鸟相酬不肯休，欲令日月无旋辀；
斯文未丧得韩子，扫灭阴霾霁九州。
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
独渠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俱第一。
……[13]
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宣和壬寅，邓肃上十诗讽谏花纲艮岳之事，因其末句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春风”（此十诗现存集中）而被逐退。靖康初李伯纪启其事荐其才（有《送李丞相四路宣抚》诗），召对赐进士出身，后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邓肃属于敏锐而激进之人，唐宋以来学者皆尊扬雄，熙宁中遂至配享，而肃书扬雄事，独指为叛臣，无可寄于天地之间。邓肃《昭祖送韩文》大意是昭祖送新雕韩文一部，十分兴奋，既感其德，又喜其书，邓肃认为古来散文和诗歌难以兼擅，而韩愈独天才手笔，俱为第一。这里“散文与诗律”只能解成散文和诗歌的意思。而以“散文”一语入诗，也可见散文一词的流行程度了。
邓肃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是好友，有《贺朱乔年生日》，又有《谢朱乔年》，其小序曰：“乔年觞客以冠带寓之，醉起曰：‘留以质纸笔。’明日如约，朱授笔还冠，而以纸为太鲜也，却之曰：‘傥无千幅纸，竟不往矣。’邓子以诗谢之。”[14] 可见邓朱两家关系不一般。《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在《答林择之问后山学黄山谷诗》时说：“择之云后山诗恁地深……（朱子）曰：……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15] 此处散文与诗对应，是明明白白的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概念，而且是诗文戏曲小说四分法中的诗文概念。
这句话《后山诗话》中表述为“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16]，可见散语略同于散文，具有文体学上的散文的含义。
（2）南宋时期散文概念已经广泛流传开去。邓肃、朱子之后，当时名家如周必大《文忠集》使用最多，杨万里《诚斋集》卷一六〇，陆象山《象山集》卷十二，楼昉《崇古文诀》卷二十四，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下，罗璧《识遗》卷二、《示儿编》卷十三，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刘辰翁《须溪集》卷六，黄震《黄氏日抄》多卷，龚昱《乐庵语录》卷一，吕祖谦《东莱集》，都使用了散文概念来辨析文体。
南宋人对散文认识的深化在于更深刻地认识了散文的文体特点，而且认为文体的关系是辩证的，文体之间是可以打通的，这与创作上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诗为文等破体为文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
（3）南宋人的散文文体意识已经非常明确，经常下关于散文的断语。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下：“然也字用多最难，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过有韵脚而缀也‘字’，若《毛诗》然。至欧阳文忠公作《醉翁亭记》，乃散文尔，首尾数百言，悉用‘也’字，前此所未有。因见《论语》云：‘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17] 断无韵之文《醉翁亭记》为散文。杨万里《诚斋集》卷一〇五：“下问诗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语，敬陈所见。寄大儿七字甚奇古。如《分公十四字》，浑成雅健，使山谷见之，犹应击节。‘务官’二句，乃散文语，前辈固有偶出此体者。如木之就规矩，然吾曹不可学也。”[18] 这里也是关于散文句式的断语，又涉及了诗文之别和以文为诗的问题。
（4）南宋人不仅散文文体意识明确，而且对散文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楼昉，绍熙四年进士，编《崇古文诀》，选文二百余篇，著名的文体理论家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19]。《四库提要》以为：“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终不能行于天下。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而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20] 陈森在《〈崇古文诀〉后叙》中说：“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先生之于文，其知味也欤？”[21]《崇古文诀》卷二十四评苏轼的《策略五》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间架整，波澜阔，议论佳，可为策格。作散文生疏，苦于断续不相连者，或语句费力者，熟读不患不进。”[22] 这里谈“作散文”而不谈“作古文”，在于楼昉不是个严格的“以理为主”的真德秀似的古文家，而是个比较通达，深“知味”于文的散文批评家，他的著作故能世所传诵。散文概念被接纳进教科书，可见它的流行和被接受程度。而散文概念借助全国通行本的教科书，更会广布流行，成为知识界一个常识。楼昉对散文可谓知其味者，他以为散文虽号称散，但也要语断而意不断，断续相连，语句流畅，认为模仿名家，可提高作文水平。
理学文学大师陆象山对作散文则有更精深高妙的见解：“散文字句窒碍极多。吾少时学文，未尝如此。此等可以立晓。比见后生作文，多有此患，窃所未喻。居山必须有暇读书，何为未能晓此。其文既如此，则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向来见此等，皆归之大体不振，精神昏弱，故观书下笔，皆不得力。比数书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谓粗存者，但习闻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辞决矣。”[23]陆象山辞须从“胸襟流出”的观点振聋发聩，直是李贽“童心说”和公安派“性灵说”的理论源头，是一代心学大师对散文理论的杰出贡献。
（5）宋四六比较流行，作为韵文的四六和作为无韵文的散文，自然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罗璧《识遗》卷二“崛奇可味条”：“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24]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四六本只是便宣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方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郑侍郎望之云：‘四六使重不如使轻，使实不如使虚。’”[25] 在罗璧看来骈俪文的特点是整齐而格律，而散文则不讲声律和句式的整齐。谢伯采更认识到四六的声律读来朗朗上口的特点，并认为四六比古文和散文具有更高的艺术要求。欧苏只是以文为四六。谢还隐约地意识到散文的外延要比古文大，古文是散文中的一体。
南宋文人也认识到了四六可以借鉴散文长于叙事的长处。方逢辰《胡德甫四六外编序》：“尤长于四六。近得启事数篇观之，交乎上者不谄，交乎下者不倨，且铺叙旋折咳唾历荦如散文，每篇于颂之末必有所规，规之末必有所劝。”[26] 此处勾勒了胡德甫四六与散文在“铺叙旋折，咳唾历荦”方面的相通之处。而前引罗璧《识遗》卷二，也强调了散文长于铺叙状物的特点：“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水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顾命》。《周礼》文章之奇不一，而状物最精。”[27]
宋人认为散文、四六不仅叙事状物相通，而且声律也可相通，要辩证地看待。龚昱《乐庵语录》卷一：“散文自有声律，如《盘谷序》《醉翁亭记》皆可歌，韩退之《送权秀才序》云：‘其文辞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即此可知矣。”[28] 宋人有以文为骈赋的特点，而龚昱此处着眼点未尝不是以骈为文。提高散文的韵律性和艺术性是对散文艺术的高要求、高标准，是对散文文体认识的深化。
（6）南宋时期散文概念应用最多的是王应麟《玉海》中的文体论部分《辞学指南》和黄震《黄氏日抄》论文体的部分。“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语须浑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对而失大体。但观前人之诏自可见。’”又一条：“散文当以西汉诏为根本，次则王岐公、荆公、曾子开诏，熟观然后约以今时格式，不然则似今时文策题矣。”[29] 又：“（檄）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拟汉河西大将军谕隗嚣》、倪正父《拟晋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谕中原豪杰》皆用四六，然散文为得体，如东莱《汉使谕莎车诸国》是也。”[30] 又：“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31]卷四将诏、檄、记、序皆称为散文，并与时文相对。
《历代文话》中《黄氏日抄·读文集》卷四“表启”：“二十七卷启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语相似而便于读耳。陆宣公奏议体也。”又“表状”：“《徐州贺河平》一联：‘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与散文无异，不过言理，但取其齐比易读，盖表启本如此。”[32] 卷五“制诰”：“制诰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类者耳。拟制诰则遍言新更官制之意，此为王介甫代发明者也。”[33] 卷六：“外制召试三道，其二以散文为之，以此知祖宗盛时制诰尚存古意，自宏词之名立，而朝廷训诰之文遂同场屋声病之习矣。[34]”又卷六“启”：“《贺韩魏公启》‘言众人之所未尝，任大臣之所不敢’，此确论也。公之启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数相对以便读耳。自宏词之科既设，启表遂为程文，各以格名，无复气象。”[35] 卷九“外制”：“从官用偶句，余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斫。”[36]
从现代文体论的视角看，宋人的文体观无疑发生了倒错的现象。现代文体学是散文、诗歌（一级文体），而后诏、制、檄、表状、启（二、三级文体），宋人文体观则是诏、制、檄、表状、启（一级文体），下面才是散文、四六、诗歌（二级文体）。
《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的文章论部分都是讨论古代文体的专门之作，不过中国古代文体的诏、制、表、启，皆是以用为本，而不是以体为本。讨论这些琐细文体时，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具有近代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他们使用散文概念时多与四六、偶句相对，虽然四六、偶句与散文并不是同层级的范畴，但毕竟是纯文体的形式和范畴，而不是功用的范畴，这是体用纠缠不清、混合使用的时代。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中国文体学的结构是显隐二重结构，显结构即《文选》等标榜的以用为体的数十乃至上百体，而隐结构则是受印度拼音文字传统影响而以有韵、无韵作划分的文体观念。这一观念从刘宋的文笔之辨起，至散文、散语概念的提出，皆是中印文化交流碰撞的直接产物。
3.金元时代的散文观念
（1）元人的散文观念进一步跳出了古文的窠臼。金元人对散文文体本身辨析不多，这是概念已约定俗成了的缘故。他们的贡献是对散文的本体精神作了许多精彩的发挥。元好问《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一有“散文亦精致”[37]，以精致评散文，是一种艺术的要求与评品。元胡祗遹有《紫山大全集》，《四库总目》评为：“盖以吏治名一时，而无一语及其文章。今观其集，大抵学问出于宋儒，以笃实为宗，而务求明体达用，不屑为空虚之谈，诗文自抒胸臆，无所依仿，也无所雕饰，惟以理明词达为主。”[38]胡氏提出散文衰变为四六的观点。《紫山大全集》卷十一：“波流风靡，诗降而为律，字画流而为行草，散文变而为四六，歌咏转为市声里曲。”[39]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这里的散文又是先秦散文的特指了。这也是比较保守的尊古贬骈的文体观。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下提出了散文三说：“（公）徐莞尔曰：‘不知谓我云何，至于散文，亦有三说：入作须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酿而多也；末同虿尾，取其临出螫而毒也。’此虽常谈，亦可为之法。”[40]这里总结了散文结构章法的精神。王恽文章源流出于元好问，波澜意度不失前人规矩，《四库总目》称其：“凡文章得失，典制沿革，皆汇而录之，颇为精核。”[41]
（2）著名文论家王若虚作有《文辨》四卷，提出了一些精彩的散文观点，《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42]卷三十六：“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43]欧评家们向来称颂欧文阴柔之美，而金源文论家却崇尚精洁峻健之美。王若虚最精彩的观点是真散文真文字的论述，《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44]所谓真文字，卷三十六：“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45]卷四十五：“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46]卷三十四：“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47]求真，真性情才是真文字、真散文。王若虚对崇古派、古文派的古意追求提出了质疑，可谓求真而不崇古。又刘埙《隐居通议》三十一卷，论文章的有八卷，其卷二十二：“次山览之嘉叹曰：‘此乃以散文为四六者，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也。呜呼，知我如此，可谓具眼矣！’予尝与次山言，不论古文、时文、诗章、四六，但凡下笔铸辞，便当以风骨为主，若文字有骨气，虽精采差减，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论。”[48]论文以风骨为主，强调血脉贯通，得文章之精神命脉。看来散文自有南北派别，水土之不同也。
另方回的《续古今考》卷三十六，《定宇集》卷七，潘昂霄的《金石例》卷九，也都讨论了散文问题，兹不赘述。
4.明人的散文观念
（1）明代是文体学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著。徐师曾《文体明辨》，分类有一百二十七类之多，并考述每一文体的来龙去脉、式样特点，进而探讨正体、变体、别体，是明前期文体论的集大成者。它分出一百二十七类，是一类文体。而以形式划分的诗、四六、散文是隐蔽于其中的，是二类文体。以功用划分的一百二十七类文体的归结点又是诗、四六、散文。这是内容与形式、体用兼备的混合的文体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曰：“此释经之体，非属文之体也。……至如以叙事为议论者，乃议论之变，以议论为叙事者，乃叙事之变，谓无正变不可也。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丽语，浓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49]徐师曾《倪文贞集·原序》：“汉魏而降，操觚之家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烦而递起，势使然也”“五经之中惟《易》《礼》《春秋》，道专体一，为圣贤之著书，后世子史二部，凡成一家言者……虽理致宏深，要亦应世之作也。若夫《易》之有序、论，《礼》之存铭、诔，《春秋》之记书、檄、赞、传，成书之内，时见散文，乃知六经之书无多，大半遇人事而作”。[50]《倪文贞集·原序》告诉了我们一个明人眼中散文外延的信息，“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烦而递起”，论道的六经、后世子史二部，皆属“言”的范畴，不在散文之内。只是“成书之内，时见散文”，这可能源于颜延之把无韵之文分为言、笔二类。《文心雕龙·总述》转载曰：“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51]可见宗经的思想又将论道文字凌驾于各文体之上了。
（2）明代另一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汇选》也曾十一次使用了散文概念。该书以吴讷《文章辨体》五十卷所收未广，因扩大规模为七百八十卷，经史诸子百家山经地志靡不收入，分别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搜罗广博，是作者积平生精力抄撮而成，坠典秘文往往多有收藏。但是这本书只存抄本，传播甚稀，影响不广。不过我们透过它十一次使用散文的频率，可见散文概念在明代文体学界的大影响。
吴讷的《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陆深《溪山余话》称《文章辨体》一书号为精博，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后未有能过之者。不过他过分正宗的理学家眼光使他大体以《文章正宗》为蓝本，开口闭口真西山云，独尊古文而绝口不谈散文概念，《四库提要》批评它：“其余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52]
（3）唐宋派代表作家唐顺之著有《稗编》，《明儒学案》卷二十六记载：“初喜空同诗文，篇篇成诵，下笔即刻画之。王道思见而叹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袭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欧、曾，得史迁之神理，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53]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多讨论文体问题，有七处使用了散文概念。如“露板以宣众，不可以义隐，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辞直义显，昔人谓檄以散文为得体，信乎”[54]。“以散文为得体”，体现了尊崇散文的观念。唐顺之《稗编》七处使用散文概念，无疑表明了唐宋派的散文观念，也透露了唐宋派散文、古文概念混用的情况。
（4）后七子王世贞为明代文史大家，《四库提要》评《弇州四部稿》“才学富赡，规模终大”[55]。“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56]前人文体著作多囿于古文范畴，以至收入词曲即遭议论，而王世贞能开拓文体天地，将散文、小传、琐言、小说并提，《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几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文小传，如伶元《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一。”[57]中国古代文体论之发达，在于深细。而囿于古文观念，未能科学分类。诗歌、散文、四六（赋）、小说、戏曲早已有之，如能开阔眼界，扩大规模，则以简驭繁、以纲带目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早该成形，化隐为显了。王世贞这里隐然将小说与诗、文并提，实际上即是现代文体学上的四分法的雏形，在文体学上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时人的观念中已然有之，只是未能从理论上提纲挈领而已。
5.清人之散文观念
（1）散文一语在清代颇为流行，清初毛奇龄还提出了以词为文，能文者必能诗的说法。毛奇龄《西河集》一百九十卷，著述之富，甲于当代，其中文一百三十卷，词七卷，诗五十三卷，毛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西河集》卷五十、卷五十二皆使用了散文概念，其卷五十《胡国期诗序》曰：“能诗者不必能文，而能文者必能诗，李杜无文，而昌黎、眉山其诗并为世所称，盖铭颂赋诔，以词为文，故古善文者往往著有韵之语于散文之间，况举文八比，尤以偶对为章程者乎。”[58]毛奇龄以为能诗未必能通文，而文与诗是相通的，文中可以融入韵语，很多韵文是有韵的散文。他对散文与韵语的认识很辩证。他的崇文观反映了清文繁荣的势头。
（2）四库馆臣汇集一代文坛与文论界精英，馆臣们多恪守正统思想，却也偶用散文一语，《四库总目·水云村稿》：“埙尝自言，赵必岊称其能以散文为四六，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59]以散文为四六的想法很新颖，而对散文血脉贯连、讲究叙述结构的艺术精神也颇有领悟。又《四库提要·四六法海·提要》：“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于兹体深为有功。”[60]俪语散文相兼，而不言俪语古文相兼，盖俪语时文，今文今语而非古语古文，不能相兼而用。
（3）散文一语又常被考证界使用，《湛园札记》《义门读书记》《义府》皆有运用。《湛园札记》四卷，姜宸英撰，皆考证经史之文，而记三礼者尤多，自序称阎若璩欲改札记为劄记，宸英以劄记乃古人奏事之名，不见经传，而《左传》《尔雅》注中皆有简札之文，故不从其说，可知其言必据典。
《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蒋维钧编，皆录其师何焯之说。焯文章负盛名，而自选刻时文外无所著作。焯殁，维钧乃总辑其所评所校之书，录其题识共为一编，凡经十二卷，史十六卷，集二十九卷。焯因李光地荐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坐事落职，仍校书武英殿。何焯考评极精密，其《两汉书》、《三国志》，乾隆五年礼部侍郎方苞校刊经史颇采其说。《义府》二卷，黄生撰，生于古音古训皆考究淹通，引经据典，不为无稽臆度之谈，虽卷帙不多，而可取者不在方以智《通雅》之下。《义府》卷上“狱讼”条：“疏亦引此，而曲为郑解云此相对之法，若散文则通。……当是小罪曰讼，大罪曰狱。”[61]《湛园札记》卷一：“古者娣姒可通称，或娣姒相对则分大小，散文则娣亦可称姒耳。”[62]《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四：“玄酒与明水别，而云明水以为玄酒者，对则异，散文通谓之玄酒，是以《礼运》云，玄酒在堂，亦谓明水为玄酒也。”[63]
在这些讲究逻辑、学理的考据家眼中，散文被作为语言辨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二词并列，是对偶句法还是散文句法，直接关系到词语的含义，所以文体、句法判断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他们并未用散语一词，而用散文一词，很明显散语一词已不常用了，而散文、散文文法很明显更科学，也更通俗一些。
（4）清代的文体学著作中，方熊《文章缘起补注》虽只有一卷，却有十一次使用了散文。《文章缘起》一卷，旧题梁任昉撰，已佚，《唐书·艺文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绩不知何许人，然北宋洪适有跋，嘉祐中王得臣《麈史》又抄载部分内容，与今本合，则为张绩所补本，明陈懋仁注，清方熊补注，“诏辞”条：“古之诏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64]“按秦汉诏辞，深纯尔雅，近代则尚偶俪，间用散文。真德秀曰：‘当以书诰誓命为祖。’吕祖谦曰：‘散文深纯温厚为本。’”[65]“表”条：“下言于上曰表……诸葛亮《出师》，李密《陈情》，韩愈《佛骨》之类皆散文，后代始尚偶俪”[66]，“所施既殊，故其辞亦异，至论其体，则汉晋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67]“诫”条：“班昭作《女诫》七篇，散文也，文法警练详明。”[68]“檄”条：“后人代有著作，而其词有散文有俪体。”[69]“制”条：“惟唐无诰名，惟称制，其词有散文有俪语。”[70]“奏”条：“陈私情曰奏，皆谓之本，以及让官谢恩之类，并用散文，间为俪语，亦同奏格。”[71]这些地方的散文是明明白白、完全意义上的散文文体，而俪语则是四六体。散文与四六并为此类公文的主要应用文体。可见清人的文体观也承袭唐宋古文家崇散抑骈的思想。
三 散文意义的发生
从文笔之辨到散语、散文，从此历程来看，文笔之辨是中国文体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体现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价值：对纯文学的弘扬。但在文体本身分类上却有较大的局限性，毕竟它讨论的还只是当时主流文体骈文内部有韵、无韵的两类情况。《文镜秘府论》所引隋代人所作《文笔式》说：“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72]有人可能会将散文与笔混为一谈，笔依然是骈文而非散文。
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从《黄氏日抄》和《玉海·辞学指南》文体论部分来看，既有笔的公文部分诏、檄、启、制诰，又有讲究抒情的文的部分记、序、碑志。元代以后，大家基本取得共识，骈文、韵文以外部分皆属散文。与骈俪文相对，划出骈文、散文。与韵语相对，划出书诗、赋。则散文概念一出，当时文体大致划分为四类：诗、赋、散文、骈文。如果加上后来擅虚构的小说，讲表演的戏剧，则古人观念中的文体实为六大类：诗、赋、散文、骈文、小说、戏剧。
1.与骈俪文相对的散文概念
作为汉语词汇家族的新成员，散文的概念，必是在与已有的概念尤其是相反相对的概念的碰撞交融中生发的。散文概念的使用，首先与骈俪文相对。元潘昂霄《金石例》卷九：“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73]俪语主要是从句式着眼，四六则是文体而兼句式。《文章缘起补注》载史记：“张仪为檄告楚相是也，后人代有著作，而其词有散文有俪体。”[74]而文体之分，根本在句式的散俪不同。《文章缘起补注》：“惟唐无诰名，惟称制，其词有散文有俪语。”[75]《文章缘起补注》：“陈私情曰奏，皆谓之本，以及让官谢恩之类，并用散文，间为俪语。”[76]
宋罗璧《识遗》卷二《崛奇可味》：“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水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顾命》。《周礼》文章之奇不一，而状物最精。”[77]揭示了散文忌律，铺叙自然、状物求精的特点。《黄氏日抄》“外制”：“从官用偶句，余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斫。”[78]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四十二“檄”：“观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辞直义显，昔人谓檄以散文为得体，岂不信乎。”[79]揭示了骈文雕琢，散文辞直义显的特点。
2.与韵语相对的散文概念
文体的分野除了句式的散俪外，押韵也是重要的一维。因而散文又常和韵语一词相对。《文章缘起补注》“颂”：“其词或用散文，或用韵语。”[80]《稗编》卷七十五：“大抵赞有二体，若作散文，当祖班氏史评；若作韵语，当宗东方朔画像赞。”[8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韵”作为有韵、无韵二分法的分界线，是一种简单的，也是一种基本的分类法。它是从押韵角度立论的。
散韵而外，也有三分法的情况。北宋毕仲游《西台集》卷一“诗赋则有声律而易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82]，将诗、赋与散文三者并立，明显将赋列为韵文，有声律之文，剔出了散文的范畴。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83]将散文与偈颂并立，偈颂也是韵文，被剔出了散文。《文章缘起补注》：“盖祝文之变也。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84]则散文与韵语（重押韵）、俪语（重对偶）并立而三，将骈俪文剔出了散文的范畴。故古人文体的划分大概是，有韵之文：诗、赋、骈文（偈颂）；无韵之文：散文。这种分法与印度文体的分类法很接近，也是近现代文体以有无音韵为标准，注重抽象形式的分类法。现有的几本中国古代散文史，一般把赋、骈文也归入散文，看似合理，实际上是不符合古代文体历史真实的。
3.散语、散文，从句式到文体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体论是一个重经验、重实用，直接指导创作实践的理论体系。它既不是自上而下推演，甚至也未完成从下而上的归纳过程。如赋，它本只是一种写作修辞手法，后发展演化成一种蔚为壮观的文体。与散语、散文最接近的是宋四六（骈文），它本身只是一种句式，后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文章家族，而成了骈文（四六）。散文、散语最早肯定有句式上的意义。
① 以偈颂对散文，肯定有句式的含义。
②“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85]肯定谈的是句式。
③《西台集》：“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易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86]此散文应兼句式和文体的含义了。
④ 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黄鲁直短于散语”[87]，则只能是文体而非句式了。
⑤ 南宋邓肃说“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88]，诗文相对也只能是文体了，并且是文体学之一大进步。
⑥邓肃而后文体的意义远大于句式了。元陈绎曾《文说》“散文用对语，必以散文语间之也”，散文语表示句式，以散文表示文体，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再将散文说成句式则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4.散文与古文
散文与古文很多时候是混用的，那么既已有古文，何用散文呢？究其原因：
① 有古文还有白话文，古文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涵盖白话文。
② 古文毕竟是拟古派的僵化的东西，很容易受到反对派的批评。如陆象山提倡独造心得，王若虚反对拟古提倡真文字。不拘于古的文论家主张使用科学的散文概念，而不拘泥于古文一隅。
③ 从散文发展史看。拟古派称古文，秦汉时期则必不能自称古文，在当时只有散文，没有古文。
④ 古文只是散文中拟古的一派，所以宋元以后，清醒开放的理论家，很自觉地使用散文的概念。
散文属于无韵之笔，没有华丽的对偶，没有优美的韵律，那么，散文的文采何来呢？它来自散文这个新概念的本真：真实情感的自由抒发。这也使散文具有了区别于古文的去道统化、去政治化的特质。这使得散文这个新概念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
散文在很多时候和古文概念是重合的。因为古文向来号称散文的正宗、正统、主流，所以散文必有与古文相通之处，如对古意的追求，对场屋之习的批判。《黄氏日抄》：“外制诏试三道，其二以散文为之，以此知祖宗盛时制诰尚存古意，自宏词之名立，而朝廷训诰之文遂同场屋声疾之习矣。”[89]《文章缘起》集补：“古之诏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非独用于诏也。后代渐复古文，而专于四六，施之诏诰制敕表笺简启等类则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90]
《文章缘起》集补：“按秦汉诏辞深纯尔雅，近代则尚偶俪，间用散文。真德秀曰：‘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吕祖谦曰：‘散文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而失大体。’”[91]很多时候，古文家的声音大过散文家的声音。
而散文的概念自它提出那一刻，就被赋予了去道统化、去政治化的特质。《滹南遗老集》提出了真散文真文字的主张。《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92]这是批判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书本为诗，非真文字。散文直抒胸襟，信手写出来才是真文字。陆象山《象山集》卷十二，对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来见此等，皆归之大体不振，精神昏弱，故观书下笔，皆不得力。比数书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谓粗存者，但习闻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辞决矣。”[93]陆象山提出作文要振大体、有精神、得力、文要从胸襟中流出四大要求。“从胸襟中流出”尤得散文的精神，与苏轼“万斛泉流”说同出一脉。
在表达上，散文放弃了古文装腔作势的调子，突出了散文自由抒写的特质。明徐师曾《倪文贞集·原序》：“时见散文，乃知六经之书无多，大半遇人事而作，后世文人动皆有集……”[94]散文的本真，乃“遇人事而作”[95]“有为而作”，散文的文风应该平易，不必太讲究文采、音律，《黄氏日抄》“启”：“公（韩琦）之启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数相对以便读耳。”[96]《稗编》卷七十五：“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辞直义显，昔人谓檄以散文为得体，信乎。”[97]辞直义显的散文为得体。
在散文传统上，强调以艺术性较强的《史记》、韩文为宗，不甚强调原道宗经。《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六十三：“大抵赞有二体，若作散文当祖班氏史评。”[98]认为《史记》、班氏史评为典范。《辞学指南》卷四：“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99]而且对散文语言也提出了精洁峻健的要求。《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100]明《方麓集》卷九：“故吾谓（杜诗）乃散文中之先秦两汉者也。”[101]这是一个纯粹的偏离道统的文统。
在散文文法上，古人也有一定讲究。《黄氏日抄》卷六十二：“此类皆说理，不求工于文。近世表启，文虽工而理缺矣。二十七卷启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语相似而便于读耳。陆宣公奏议体也。”[102]探讨了说理而不求工，与求工而理短的关系。紫山则揭示了散文叙述详尽的特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六：“碑志既以散文序其人之平生，一事一言无不详尽。”[103]甚至有人将散文的格律化也提出来了，宋龚昱《乐庵语录》卷一：“以《中庸》、《大学》杂置《礼记》中，汉儒明经惟此一事可人意。散文自有声律，如《盘谷序》《醉翁亭记》皆可歌，韩退之《送权秀才序》云：‘其文辞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即此可知矣。”[104]
过去古文、文章、散文概念是交叉使用的，真正对散文理论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一是苏轼的“万斛泉流”说；二是陆象山的“胸襟流出”说；三是公安派“独抒性灵”说。他们揭示了散文的本体是自由的心灵，散文的形式是自由的抒写，真正把握了散文的本真。民国时期曾有过中国古典散文与中国现代散文是对接还是断裂的问题，周作人认为：“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它的根。”[105]认为苏轼、公安派小品文正是“新文学”的根。袁宏道我们宁可称他为散文家，而称他为古文家明显是不合适的，他是与秦汉派、唐宋派的复古的古文家在两条道上，甚至立场对立、革命性的人物。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云：“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106]《丘长孺》：“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107]《与友人论时文》：“且公所谓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极矣！何也？优于汉，谓之文，不文矣；……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108]《张幼于》：“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109]
如果说唐宋派唐顺之、后七子王世贞已经认可了散文概念的话语，公安派则是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的急先锋和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