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60余年来，我国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根据研究发展的轨迹，以及迄今面世的阶段性成果，[1]同时为了叙述上的便利，笔者将1949年以来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分为前40年、后10年和近10年三个阶段，阐述其研究和发展的大致情形。
一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初步形成，并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的时期。1949年以前对西南边疆史虽然有过一些研究，但大多是零散及不连贯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大规模调研活动的开展，西南边疆史方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状况的全面调查，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慰问边疆的少数民族。从195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重点在边疆各省区——中央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调查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于国家民委主编的《五套丛书》，即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简志、简史、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自治地方简况以及综合性著作《中国少数民族》。
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为中心，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方面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成果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西南少数民族起源问题。藏族、彝族、白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与布依族等民族，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情况较复杂以及相关记载较多，因此是研究的重点。此类研究的特点，大都包含本土起源说、外来说与本土外来融合说等几种意见，研究者假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今少数民族必定有其可明确追溯的祖先，其发展嬗变过程可以寻求，因此将所探讨民族的起源向历史的前端延伸。二是对氐羌、百越与西南夷等重要群体的研究。研究重点是这几个群体的构成、分布、承续及其相关活动。上述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如氐与羌、百越与百濮、骆越与西瓯、西夷与南夷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热点。三是巴、蜀、夜郎、滇国、南越、吐蕃、南诏、大理国等古国与地方政权的研究。上述古国与地方政权的族属、源流、社会性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历史活动及其衰亡，均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古代民族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探讨较多的有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策。一般认为秦汉较好地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三国中以蜀的治策最成功而吴最失败；两晋的民族治策在蜀汉的基础上倒退；唐前期的民族治策应予肯定，但后期的做法与前期差距甚大；宋朝于大理国的治策学界看法不一，大致有宋封大理国主为大理国王，继续与云南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严重影响两者的关系等两种看法；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研究者大都持肯定意见。
土官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是讨论的热点。前半期重点探讨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建置时间、实行原因与历史地位，后半期较关注各省区、各民族土官土司制度推行的情形，以及改土归流的原因、实施过程及其评价。
关于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学者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央王朝欲显示国势之盛，土司制度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二是中央王朝欲在边疆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土司制度并无同一的经济基础。
对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大致有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代清初，以及历代的羁縻制、土官制与土司制大同小异两种见解。
以边疆史为对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20世纪7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2]《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尤中、朱惠荣等承担了西南边疆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理清了秦至清历代王朝边疆的政区，而且标明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辖地，汇集了包括历史地名、古代通道、重要城镇和族群分布等重要信息。
二
1990年至1999年，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前40年之后的第一个10年。这一时期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已大致摆脱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拓了包括边疆史地在内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研究集中的问题有八个方面。
西南部疆域的变迁与历代设治。这时期，尤中先后出版了《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与《云南地方沿革史》，前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的基础上写成，阐述清代西南边疆变迁的过程；后者具体探讨汉至清诸代王朝在云南地区设治的情形。徐建新《西南研究论》与李寿等《云南历史人文地理》，也研究了云南的疆域与设治问题。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覃延欢等主编的《广西史稿》、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也专题讨论了历朝广西疆域的变化与历代的设治等问题。张荣芳等的《南越国史》考证了南越国的疆域与设治。这一时期，研究者偏重于政区设置、疆域演变等问题，对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内地与边疆、边疆各地以及边疆内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等注意不多。
历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研究了古代各个时期中央王朝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并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分析传统治边思想、古代边疆管理机构的演变等问题。马汝珩等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阐述了清朝的边疆政策。郑汕主编的《中国边防史》，研究我国历代的边防与边疆经营问题。横向研究有李大龙的《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与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上述著作均以不同的篇幅，探讨了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的探讨，关于古代的较多而近现代的较少；对各朝代治边政策与民族治策的研究较多，而对长时段范围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以及边疆开发与社会治理思想的关注较少。
较深入研究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表明我国学者已摆脱讳言中国与邻国历史纷争的桎梏。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是我国学者的一致意见，但国外研究者仍有不同看法。陈吕范的《泰族起源问题研究》阐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就这一问题撰文的还有黄惠焜、贺圣达等人。贺圣达的《缅甸史》与《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申旭的《老挝史》和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均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云南与中南半岛诸国的历史关系。
关于近代西南边界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钮钟勋、张振鹍、吕一燃、余绳武、张植荣、谢本书、秦和平等撰文，阐述了中缅边界的历史沿革、中缅两国的边界交涉与相关谈判等问题。尤中的《云南地方沿革史》叙述了清代中越两国的边界交涉与边界变动的情形。刘庆、黄振南、罗素珍等撰文，叙述了中法战争中清廷的对策、中法战争对中越边界的影响等问题。尤中、李国强研究了中老边界的形成过程。
西南边疆开发史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疆域史与政治史、制度史、政区沿革史等有较多的联系，主要体现了政治关系的话，边疆开发史则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资源、经济和人口等问题的联系更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边疆开发的研究还不多，以后此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迄今仍呈方兴未艾之势。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历代经营边疆的措施，以及农业、矿冶业、交通业、畜牧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边疆各民族在边疆开发过程中的贡献等。相关著作有李珪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杨毓才的《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蓝勇的《南方丝绸之路》与《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陆韧的《云南对外交通史》、吴兴南的《云南对外贸易》、夏光辅等的《云南科学技术史稿》、张荣芳等的《南越国史》、钟文典主编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马汝珩等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等。
历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土官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仍受重视，这一时期的探讨，已不限于就上述问题的内容、意义和影响等作一般性讨论，除较有深度的总体研究外，还出现就其在各地区的施行与对策等微观性研究。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与荆德新的《杜文秀起义》，探讨了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蛮夷治策是治边政策的一个部分，但这一时期还未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联系更多的因素考察。另外，对土官土司制度的深远影响及其文化形态，还缺少研究。
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尤中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与苍铭的《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阐述了西南古代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葛剑雄等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与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从人口史的角度，研究了包括西南边疆在内的古代各地的人口问题。钱宗范等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探讨了广西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宗法制度。王文光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对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源流做了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虽有明显进步，但对外来移民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以及对近现代民族关系的探讨还不多。
对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研究继续深入。这一问题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是将西南跨境民族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考察，同时注重跨境民族的现状与现实影响，对跨境民族的界定也提出了新的看法。较有分量的著作，有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金春子等的《中国跨界民族》与赵廷光主编的《云南跨境民族研究》。朱德普的《泐史研究》探讨了傣族与境外相关民族的关系。中原王朝施行羁縻治策的范围，涵盖疆域内外较大的地域，对上述地区的民族似可称为“古代边疆民族”。跨境民族则是现代的概念。这一时期，对涵盖现今跨境民族的古代边疆民族，尚缺少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回顾总结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是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出版的此类著作，如马大正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与《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均涉及西南边疆的研究史与学术史。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拓展。
三
2000年至2013年，可称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最新10年。这10年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深度抑或新方法及新视角的应用，均有明显的进步。
对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马大正总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包括多部通史。其中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研究了秦汉至清历代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对西南边疆的研究有一定贡献。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计100万字，阐述了远古至1840年西南边疆历史的演变，包括各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与社会生活以及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与治策等内容。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改变了过去研究相对零散、总体探讨薄弱的情形，促进了西南边疆史研究从全国的视野和中长历史时段的视角审视边疆历史。何耀华主编的《云南通史》，是数十位云南学者耗时10余年研究的成果，其浩大篇幅涵盖了云南历史的诸多方面。郑汕的《中国边疆学概论》是探讨中国边疆学的首部著作。
跨境民族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进步。范宏贵的《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与黄兴球的《老挝族群论》，深入探讨了中国与越南、中国与老挝相连地区的跨境民族。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探讨了西南边疆与邻国苗族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上述探讨不仅较深入叙述了跨境民族的情形，还详细阐述了越南、老挝对跨境民族的政策。和少英等的《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是系统研究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的首部著作。何平的《从云南到阿萨姆》《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与《东南亚民族史》，系统梳理了中外相关史料，对云南与中南半岛及印度阿萨姆地区古代民族的来源与流变做了新的探索。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是研究中缅历史关系的首部著作。新近出版的谢崇安的《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李昆声等的《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将中国西南边疆与中南半岛史前文明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这一时期，清代及近现代西南边疆史和开发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较有分量的著作，有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朱昭华的《中缅边界问题研究》、吕昭义的《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秦和平的《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杨煜达的《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杨伟兵的《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周琼的《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与《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陈征平的《云南工业史》、林荃的《杜文秀起义研究》与刘树生等主编的《当代云南简史》。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是探讨该问题的首部著作，其中与西南边疆有关的内容占较大篇幅。
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开发史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黄家城等的《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与吴小凤的《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弥补了广西开发史领域的薄弱环节。李中清的《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研究的重点是明清时期，具有内容详尽、观点新颖等特点。滕兰花的《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提出了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发展呈现不平衡的原因。黎小龙等的《历史时期西南开发与社会冲突的调控》，将西南边疆开发与社会冲突调控相联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西南边疆的人口史与移民史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成绩。路遇等的《中国人口通史》与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详细阐述了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人口问题。研究历代移民的著作，则有陆韧的《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与苍铭的《云南边地移民史》。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张中奎的《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与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两部著作对土司制度或改土归流的探讨更加具体和深入。
这一时期，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史较有分量的著作，有郭声波的《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刘复生的《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与段红云的《明代云南民族发展论纲》。
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厉声等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该书系统总结了1989年至199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面貌，其中西南边疆部分长达六万余字，详细介绍了近10年研究的基本情况。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上）》，探讨了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政区沿革。方慧主编的《云南法制史》，阐述了云南历代的法律制度及其管理。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将中国古代分为四个时期，分别叙述各时期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其中西南边疆所占篇幅较多。廖宗麟的《中法战争史》与黄振南的《中法战争管窥》，是研究中法战争的两本力作。白兴发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是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李良品等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史》，关注了此前学术界较少论及的问题，内容较为出新。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日渐增多，一些与西南边疆史有关的著作先后译成中文，如英国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费正清总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与《剑桥东南亚史》、法国赛德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澳大利亚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和介绍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著作，如牛军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陆韧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于沛等的《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李小兵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
四
1949年至今，60余年间学术界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时期，以下一些观点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地和边疆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内地与边疆的各民族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边疆地区发展演变的历史，与中国整体史及中国内地史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差异；西南边疆历史层次的深厚，以及所研究问题的多变，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探讨空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头40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重点，基本停留在社会状况的调查，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渊源、历史活动、社会形态、民族治策及古代民族关系等方面。《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边疆部分”，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亮点。1989～1999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在继续研究民族关系、跨境民族等的同时，视点转向了西南边疆的疆域史、政区史、治理史、边界史与开发史等内容。这一时期研究呈现的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者的思想逐步解放；二是研究领域明显扩大。近十年西南边疆史研究，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采用了新视角与新方法后，西南边疆历史的整体性有了深入的、深层次探讨，并积极体现出交流与合作的特征。
由于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日益彰显，赢得了社会和政府对西南边疆史研究的积极支持。近二三十年获准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有相当比例是西南边疆史研究项目。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十分重视西南边疆史研究，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资助课题等途径加以扶持。2008年启动的“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广西等省区的相关研究。
这一时期，推出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对西南边疆30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的研究，特别是对壮族、白族、彝族、傣族等人数较多民族的探讨。相关研究较集中的领域，有土官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历代边疆治策、跨境民族等。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疆域变迁史、政区沿革史、边界史、交通史、开发史、对外交流史等方面的成绩较为突出。60余年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且解决了不少素有争议的问题，并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60余年的大部分时段，主要是关注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研究，而较少研究边疆史地与边疆史。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而重大和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不少研究者的学术视角与探讨方法较为陈旧，导致研究的领域相对狭小，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总体水平提高也较慢。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注意四个方面。
（1）拓展研究领域，提倡深度研究。西南边疆相关的民族史、政区沿革史、治理史与开发史，是目前人们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可扩展的领域还不少，如在边疆民族史方面，还可研究西南边疆的社会史、人口史、文化史与传统史、民族观念史、族群演变史等。在政区沿革史方面，可探讨疆域形成史、地名史、政区制度史、城镇史、地缘政治史、历史地理信息数字化问题等。研究西南边疆治理史，可扩展至治边思想史、边疆治策史、治边实践史、治边制度史与治边经验探讨等。研究西南边疆开发史，还可探讨经济类型史、经济结构变迁史、境内外共同开发史、经济格局变迁史、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史、开发个案史等。
（2）采用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研究方法。相对全国史及大部分断代史而言，西南边疆史研究的选题不多，史料亦较缺乏。在这一领域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可以扩大选题的范围，解决某些方面史料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透视更清晰，便于从多维的视角审视，更准确地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取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研究专门史的学者，应多注重某一方面的系统发掘和深入剖析，关注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的复杂联系，并进行贯通时段的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也应重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及资源利用的关系，注意借鉴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两个学科采用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均值得借鉴。
（3）重视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与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此前西南边疆史领域的研究，以较小区域、较短时段以及细小问题为主。鉴于前期研究已有了必要的积累，同时现实迫切需要了解探索复杂问题、深层问题方面的成果，今后应加强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研究，积极探讨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这方面的选题有：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以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疆域发展理论；西南边疆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及其嬗变；西南边疆历史上的热点及敏感问题研究；西南边疆治理与开发史；中央与地方政府治边关系史；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史；西南边疆居民观念变迁史；西南边疆治边研究史；西南部边界沿革与谈判史；西南边疆与邻邦关系史等。
（4）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提倡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学者，积极关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多学科的合作与研究，也能为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上述建议言及的一些内容，已有一些学者身体力行，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相信可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西南边疆史研究领域将更趋繁荣。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中国的边疆经历了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数千年间这一过程从未发生断裂，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积累了治边方面的认识并形成悠久的传统，包括历代王朝治边的方略及其施行；另一方面，我国对边疆史的研究有深厚积累，并经历了渐次提升、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应总结边疆史的研究方法，既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也要学习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推动边疆史的研究不断前进。
一 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边疆史研究源起于近代以来的边疆舆地学、边政学和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体现现实关怀，这些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有关，历史学的传统方法，仍是探讨边疆史的主要方法之一。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注意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相关因素间的复杂联系；在对史料做全面收集、正确诠释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演绎与归纳等方法，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的原貌，进而总结历史演变的特点与规律。
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对与边疆问题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仍是目前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古代边疆史方面，除常见的正史与专门史籍外，边疆历代的地方志、相关的文集与手稿，也汇集不少宝贵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数量甚多，分布十分零散，整理难度很大。以云南省为例。明代以来保存至今的云南省志有10种，各地府州县志近1000种，其中已整理标点出版的仅数十种。历朝尤其是明清两代与云南边疆有关的文集，据初步统计有数百种，内容涉及诏令奏议、政治军事、边疆事务、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习俗、民族邦交等方面。云南历代的地方志、文集与手稿，还记载了不少封疆大吏的奏议、禀报及议论，对研究历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府治边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近现代边疆史方面，北京、云南等地保存了云南省大量的档案资料，涉及边疆的经济开发、社会状况、民族关系、与英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19世纪，一些西方探险队和传教士从越南、缅甸等国进入云南和广西，进行探险、勘测与考察等活动。他们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见闻录，对了解当时情况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些材料分藏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其中一些还是手稿，迄今翻译出版的很少。20世纪前期，民国政府曾组织有关方面对云南等边疆省份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调研报告与治理开发方案。目前这批资料的全面整理尚未开始。
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科各领域的方法也有差异。鉴于边疆史自身的特点，应特别注意总结边疆专门史、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边疆民族史、边疆开发史与边疆治理史，是人们较关注的边疆专门史领域。同时，还应开展对边疆理论与治边思想史、边疆社会史、边疆制度与管理史、边疆文化与传统史、边疆与内地和境外地区关系史、边疆跨境民族史、边疆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与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内地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相比，在研究方法方面，边疆专门史应注意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注重历史的横向关联与纵向发展，注意历史过程的动态改变及其发展轨迹，关注边疆地区与内地、邻邦之间的复杂联系。至于在研究视角与知识准备方面，边疆专门史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差异亦较明显。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定位上有两派意见，一派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与发展的学科[3]；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4]受这一学科定位的影响，历史地理学势必兼采历史学、地理学两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历史地理学界研究的一些问题，如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变迁、边疆的行政管理及其变迁、边疆人口的分布与迁徙、边疆的经济开发与地域差异、边疆城市与交通线的历史变迁、边疆的历史文化景观及其变迁、边疆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均具有多学科合作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上述命题也是边疆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边疆史。历史地理学与边疆史研究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均擅长从整体观、发展观、运动观与比较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
除传统的实证方法、分析综合演绎方法外，边疆史研究还应引入系统分析方法、历史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等较新的研究方法。
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视研究对象为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的结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深刻影响了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过程。系统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严格组成，总系统下存在不同等级的子系统，诸系统相互影响和制约。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系统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并经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关系。系统分析方法脱胎于自然科学，同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该方法注重分析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并把事物的发展视为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采用系统分析方法，便于我们从多维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进一步弄清事物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以准确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些联系既来自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地关系等不同的剖面，也存在于诸多要素的主次、相互影响、因果联系、位置变化等关系之中。从系统分析方法的视角观之，研究对象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诸多要素间相互关系的改变，造成事物的变化与发展；而事物的改变又导致相关要素的关系发生变化——客观世界便是如此——我们采取上述视角与分析方法，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历史时段研究方法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重要方法。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长时段主要研究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中时段关注数十年间被称为态势、局势、周期一类的历史现象；短时段则研究更短时间内的事件、现象与人物短期的活动等。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及其研究内容的划分，给我们以积极启示。由于受断代划分的影响，我国的中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割裂分散、重微观甚于宏观、重史实考证甚于究其所以然等弱点。合理应用历史时段方法，可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开阔，研究亦得以深入；对改变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上述弱点，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突出贡献。这一理论将历史发展过程分解为不同时段，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注重发掘中长历史时段下隐藏的结构性因素，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应指出，布罗代尔关于三种时段重要性位置的排列有失偏颇。关于事件、现象和人物等短时段问题的研究，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与前提，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复原基本史实及相关剖析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也认为，结构、局势和事件的排列顺序，是“该书（按：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的一个严重错误”，“如果布罗代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那么该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加”[5]。另外，长时段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忽略了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研究；在论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布罗代尔过分强调后者的“决定”性，而忽视人的“创造”性。
对比较研究方法我国学者较熟悉。成功应用比较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对象应注意有无可比性，遴选适合比较的类型后，遵守相关程序逐项进行比较，最后总结比较对象的异同及其成因。边疆史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高水平、大视角的研究较少，研究的深度也应继续拓深。
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可单独使用，亦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结合使用。试举一例：笔者认为，就统治的有效性而言，历代王朝对云贵地区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秦汉至宋和元明清两个阶段性的时期，元朝是进入后一时期的转折点。在前一时期，中原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对云贵地区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设置郡县和推行一系列统治措施。但统治的有效性仍较有限，原因是受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等的影响，也由于云贵地区较为落后、资源优势亦未显现，历朝乃将云贵地区归入四川行政区管辖，基本上不在云贵地区收取赋税，统治方式亦大致沿用汉代以来施行于全国边疆的羁縻治策。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还谈不上对云贵地区形成规模的治理与开发。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相对松弛等原因，云南出现南诏、大理国约500年的地方割据。
元朝建云南行省，将统治中心从今滇西移至滇东，积极经营云贵地区并广收赋税，同时开通由今昆明经贵阳达湖广地区的驿道，导致前代云南与四川间的旧道逐渐衰废。为保护这条堪称云贵地区命脉的官道，也由于云贵地区脱离四川的行政管辖已成定势，明朝乃建贵州省，奠定川、滇、黔、桂四省分治的格局。元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适合当地特点的土官制度，有别于在北方草原推行的万户制度，不仅开始了中原王朝统治边疆地区、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分别制定治策的时期，而且使封建统治深入今云贵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营与开发。明清沿袭元制并有所发展，对云贵地区的有效性统治大为增强，明清之际，云贵地区未再出现地方性割据。历朝统治云贵地区的有效性过程，涉及历朝的治边思想与蛮夷治策，云贵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交通、核心区域等在西南边疆的作用等诸多问题。
鉴于边疆史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点，因此研究方法也不应是单一的。笔者认为有四种方法可以体现出优势。一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重点是从宏观的视角总结历史传统、发展演变规律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二是横向分析与纵向梳理相结合。既要弄清各个时期及阶段政治、经济等因素与治边方略和施治的复杂关系，还应分析不同时期及不同的阶段，治边方略与施治演变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发展轨迹和具有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历朝治边的方略与施治形成发展的规律。三是应加强对居于主导地位的治边方略与施治的研究，并与非主流（如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与民间思想家）治边思想及施治建议相结合进行探讨。四是提倡做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相结合的研究，研究的重点虽是前者，但对后者的分析也有其价值。
二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边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历史学外，边疆史还涉及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法学、军事学、外交学、环境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不熟悉这些学科，而去建设具有较高水平的边疆史研究，是不太可能的。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大致有两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其一是通过课题合作与集中探讨某一问题等形式，吸引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加边疆史的研究。优点是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熟悉本专业的情况，提供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弱点亦较明显，主要是不同专业研究者间的对话、合作必须经历艰难磨合的过程，吸引相关专业研究者参加研究也有难度。其二是鼓励边疆史学界积极学习相关学科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较易实现传统方法与所学方法的初步结合，弱点则是短期内难以真正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初期成果难免有非驴非马之虞。事实上，上述的两种方法可并行不悖，我们可通过组织跨学科的研讨与课题合作，以及举办多学科研究者参加的专题笔谈等形式，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难度很大，绝非一蹴而就。以下就相关学科与边疆史研究的结合，以及借鉴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谈几点初步的意见。
地理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科学。它以地球表层空间为研究对象，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6]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两大分支。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主旨，重点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与历史地理学较为接近，所不同的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现实方面的问题。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地关系，以及经济活动、人口、聚落、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区域的发展与协调等问题，均与边疆史研究密切相关，其研究方法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与可检验性等一般意义上科学的特征，这是边疆史学界应予学习的。
人类学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7]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两个部分，文化人类学亦称社会人类学，亦即中国所说的民族学。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文化人类学可分为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人口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不同分支。人类学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文化，这一点将其与历史学区别开来。笔者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以普同论、全貌论、整合论、适应论、文化相对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研究对象的全貌性、整体性与适应性，认为文化的价值是相对和平等的，任何文化均有其独特价值，值得尊重和研究；其二是重视直接观察方法，通过深入的观察与访谈，全面、系统地把握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形；其三是注意发掘研究对象的诸多表象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探索深藏其内部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过程，以及相关的运行机制与内在规律。
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可说是相得益彰。一般而言，大部分历史学家主要从事根据史料复原史实的工作，而较少关注深藏其中的内在规律及其机制。我们若引入人类学的方法，深究历史发展的内因与内部关联，较此前主要关注历史的外貌当更为深刻。文化人类学强调的全貌性、整体性与适应性，与上述的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历史人类学使用的研究方法，正是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结合的有益实践。鉴于探讨和总结历史时期对边疆的治理，于今天边疆地区实现稳定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深入研究历史上边疆治理的机制及其规律，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认真学习和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边疆史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学以现实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别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社会学注重微观分析、宏观分析与对策分析，主要是采取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社会事实，注意遴选有典型意义的选题，注重划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科学合理地设计调查问卷，重视所收集资料与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并对所收集的资料、数据进行科学的抽样与处理。中国社会学对包括边疆问题在内的我国重大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重视收集和分析社会事实的方法，以及注重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等学科特点，对于我们研究边疆现实和历史方面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一步说，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边疆问题的观察与治理，为我们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参照系，其中不乏有积极意义的启迪，有助于研究者拓展思路。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8]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中国政治学界十余年来探讨的热点，主要是国家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也是边疆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包括政治制度史在内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而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探讨，大致有政治学与历史学两种不同的视角，表明这是一个边缘学科。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封建集权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包括法律、监察、军事、财经、教育、职官等在内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对探讨中国历史疆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兴起的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民族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等学科分支，也表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政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采用国际视野，对全球范围进行历史对比，积极捕捉并追踪重大理论与现实方面的问题，善于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值得边疆史学界学习与借鉴。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关涉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9]所言国际关系指国家及跨国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围绕双边和多边关系而展开的各种外交活动。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尤其是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学相近的学科，主要有外交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学、国际传播学等，由此反映出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存在关联，以及在研究方法方面有相似性。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主权国家、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的途径与手段、国际合作、国际关系的制约因素、国际关系的协调与整合、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等，均与边疆史学界探讨的问题有关，因此受到关注。
应该指出，国际关系学虽主要研究现实的国际关系，但其遵循和使用的原则与方法，对探讨古代邦交关系以及边疆内外关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原因是现代处理国际关系所依据来自法学、外交学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虽不尽适用于古代，但毕竟为探讨古代的此类问题提供了宝贵借鉴。笔者认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徼外的蛮夷实行“来则纳之，去则不追”以及重赏朝贡者以收羁縻之效的政策，使中原王朝名义上的臣属者遍布边陲甚至疆土以外的地区，古代边疆因此成为一个概念含混及地域范围不甚明确的区域，或称之为“弹性边疆”。在这样的情形下，古代中国的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经常混淆。一般而言，封建统治者对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的区别仍较清楚，通常以不同的用语分别称呼之。但遍阅历代典籍，并无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关系相关原则和尺度的描述。当然，古人对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的理解，与当代不同。但现实国际关系方面处理此类问题的原则与做法，对探讨古代的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显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还发现，在边疆史与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法学等学科的接合部，也有不少可供选择的题目，深入其中，必将收获惊喜，满载而归。
三 概念界定
本书使用的一些概念，有必要进行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古代中国的情形十分复杂，在不同的时期，一些名词的含义前后不一；二是古人所使用一些名词的含义，与今人的理解有一定差别，甚至两者说的并非是同一事；三是现今研究者做出界定，将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对这些名词赋以学术含义上的准确定位，即研究者对相关名词所含内容做严格界定，以便在研究中进行剖析和比较，借以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为避免读者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导致误解，并说明该名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现将本书使用的名词，进行概念界定。
西南边疆 指古人眼中的西南边疆。地域范围通常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和四川西南部，以及历代曾进入中国版图的中南半岛北部地区。明代中期中南半岛北部脱离中国的版图，清代内地的范围向四周扩展，今广西和贵州的东部或不再被视为西南边疆。
边疆、徼外、边陲、四夷 古代“边疆”的概念与今天不同。由于古人视华夏以外的文明为夷狄或蛮夷，华夏与夷狄相连的地区，通常被视为边疆。或者说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势力范围之核心区域的外围部分，以及与其他国家或政权的势力范围分界附近的部分，被视为边疆地区。古代的边疆通常指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古代边疆还因不断变动与调整而处于变化之中。简言之，本书所说的“边疆”，主要指王朝腹地的外围，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与他国疆界之间的缓冲地带。古代并无“边疆”一词。为叙述上的便利，现今研究者借用了“边疆”的说法。古代与“边疆”类似的称谓，主要是“徼外”“边陲”与“四夷”。这三个名称共有的特点，是认为边疆是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与外部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其范围具有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的腹心地区与边疆的接界部分相对清楚，而边疆的外延向外延伸而相对模糊的特点。至于“四夷”的说法，更明确表示中原王朝视边疆的居住者为夷狄，因此有“守在四夷”“谨事四夷”一类的说法。[10]
方略、施治、经营 本书所说的“方略”，指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在其治边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基本战略或总体策略，与清代所言边疆战事之“方略”无涉。所言之“施治”，指中原王朝或边疆政权施行统治或治理的实践。所说的“经营”，广义上包括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统治，狭义上主要指历代王朝对边疆的行政管理与地区开发，并无现代意义上从事经济活动一类的含义。
中原王朝、历朝、封建王朝、边疆政权、局部政权 中国古代政权的类型很多，相关的情况很复杂，各类政权的性质也经常发生变化。本书所说的“中原王朝”，其基本特征包括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以儒学文化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为管理的核心区域，通常多由汉族建立。所言之“中原王朝”，既包括大部分全国统一王朝，也包括虽非全国统一王朝，但具有以上基本特征的宋朝、东晋等局部统治王朝。“历朝”通常是指中原王朝。本书所说的“封建王朝”，范围较中原王朝更大，大致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两个部分，其中辽、夏、金、吐蕃等属于边疆王朝或边疆政权，其共有的特征是实行封建专制制度，统治者有清楚的王朝自我意识，王廷、军队、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较完整，并有明确的行政管辖区。但本书提到的封建王朝，通常是指中原王朝。局部政权的范围较边疆政权更大，还包括一些朝代分封的诸侯国，以及全国分裂时期内地的割据政权，但本书中所言之“局部政权”，通常也是指边疆政权。
夷狄、蛮夷、夷 春秋时已有“夷狄”“蛮夷”的说法，最早是用来称呼华夏四周的其他民族，通常具体有所指，如称不同地区的诸族为“东夷”“北狄”“南蛮”“西戎”。其中又以“夷狄”称呼西部和北部的边疆民族，以“蛮夷”称呼南部的边疆民族。因华夏文明的所有者根据所见文明的性质划线，认为非华夏文明远落后于华夏文明，乃称之为“夷狄”或“蛮夷”，“夷狄”“蛮夷”乃成为华夏文明所有者对非华夏文明的泛称，或统一称之为“夷”。华夏文明的所有者则自称“华夏”或“夏”。以“夷夏有别”“尊夏卑夷”为核心的夷夏观，长期以来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之价值观与德化观的基石。在大部分中原王朝看来，华夏之地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夷狄文明对其形成尊崇、服从以及拱卫或相安的形势。在处理与边陲蛮夷的关系时，中原王朝通行的朝贡、藩属、和亲、教化等交往方式，无不源自夷夏观。应该指出，华夏文明所有者所称之“夷狄”，不仅包括有边疆地区的诸族，还包括同中原王朝有往来的邦交之国。清末洋务运动的提倡者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言之“夷”便是指西方列强。
文化软实力 为中原王朝综合实力的一部分，与中原王朝的社会生产总值、基础设施等硬件拥有程度的硬实力对举。“软实力”是指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的影响力等。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上，还包括国际认同、公共话语权、良好形象塑造能力、软实力传播途径、推动国家有序发展能力等诸多内容。古代并无“文化软实力”的说法，但却有与“文化软实力”相类似的概念。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自己的文化、实力与制度高度自信，并以封贡制度为传播载体，通过文化浸润等方式，将其传播至四方夷狄。大部分中原王朝，将彰显自己的文化、实力与制度，作为拓边和治边的有效武器。唐宋之际，天下格局发生改变，中原王朝彰显其文化、实力与制度的做法，在传播方式与宣传重点等方面，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封贡制度 四方夷狄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对入觐夷狄进行册封的制度。封贡制度的主要基础是服事观。封贡制度的实质，是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基本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四方夷狄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规范。封贡制度是中原王朝传播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将自己文化与制度的影响力传播至四方夷狄。[11]唐宋以后，封贡制度的内容与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藩属或边疆宗藩关系 一般而言，与治边有关的藩属关系或边疆宗藩关系，指边疆夷狄与中原王朝建立宗主及从属的关系，中原王朝处于宗主的地位，边疆夷狄居于从属的地位。但元代以前的藩属关系，与元代以后的藩属关系有所不同。元代以前的藩属关系，广泛适用于包括边疆民族与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四方夷狄；而明清时期的藩属关系，仅限于安南、朝鲜等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藩属国，边疆民族则成为王朝直辖下的子民，中原王朝与其不再是藩属的关系。[12]
西南边疆诸族 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情形十分复杂。从民族发展的过程来看，有相互融合、内涵变化与时分时合等情况，其经济文化也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兹就本书使用的概念说明如下。“西南边疆汉族”：指西南边疆本地的汉族，与外来移民有关但并非重叠。“外来移民”：指历代进入西南边疆的外地移民，汉族是其主体部分，还包括蒙古族、色目人、满族等民族，本书所说的外来移民或移民主要是指汉族移民。“少数民族”：为近现代使用与汉族相对的概念，本书所说的少数民族指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原有民族”：指新石器时代以来居住在西南边疆的本土民族。“本地民族”：既含原有民族，也包括在不同时期迁入西南边疆定居的民族，亦指外来移民与原有民族融合形成的白蛮等新的群体。“山地民族”：为从坝子、山地相对的二元性结构视角划分的类别，与坝区民族相对；坝区民族主要经营水稻种植，亦有相当程度的商业与加工业，主体部分是汉族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本地民族；山地民族居住坝子以外的广大山地，畜牧业发达，流行狩猎和采集，亦经营以旱地种植为主的山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低于坝区民族。[13]
山地文明 指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举之古代中国的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其基本特征是分布区域以山地为主，由此形成在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居民类别与文化类型、历史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多样性。山地文明主要分布在云、贵、桂诸省区，以及川、湘、鄂、皖、赣、辽、吉等省的多山地区。山地文明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之间，存在共存互补的复杂关系。
地缘政治 指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政治与政治问题。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一系列相关的思想与策略。中原王朝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观，并将其用于处理治边方面的问题。我国古代对边疆地缘政治的认识，包括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边疆地域板块间的关系、不同地理位置的边疆地区，在治理方略上的共性与差异性等内容。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注重划分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界限，以农业文明为固守的基础，谨慎地向外部扩展或求稳定。历朝多恪守“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惯于远交近攻和坚守待变。对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及其理论，迄今学术界仍了解不多，有待今后继续发掘和深入。[14]
第三节 开展边疆治理史的研究
边疆治理史是一个备受研究者关注的新领域。其内容十分丰富，近年学术界探讨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古代边疆理论、古代的治边思想与治策、边疆开发史、以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为重点的边疆制度史等。目前西南边疆治理史方面的研究，可说是方兴未艾。
一
关于中国古代的边疆理论，主要包括中原王朝的边疆理论与边疆政权的边疆理论两个方面。但影响最大、情况最复杂的是前者，也是应予以研究的重点。中原王朝的治边理论，大致包括统治者的边疆观与治边观、治理边疆地区的理论、治理边疆蛮夷的理论、开发边疆资源的理论、边疆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及其演变、疆域形成与演变的理论、邦交与国防的理论等项内容。
所谓治边思想，大致包括边疆观、治边观以及处理与边疆事务有关的认识和思想；所谓边疆治策即治理边疆的政策，则是指在治边思想的指导和统领之下，为实践治边思想而制定的方略、政策和措施。执政者对与边疆有关问题的认识以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治边的思想和治策方面，中国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并对现实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受时代背景、经济文化基础和施政实践等因素的复杂影响，历代的治边思想和治策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代的治边思想和治策，还包含了不同时期仁人志士的积极思考与探索，堪称是历史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我国幅员广大，历史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持续、漫长的过程。研究我国历史上的治边思想与治策，可以深化我们在历史疆域形成方面的认识，促进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了解。由于历代王朝管辖的范围常有变动，古代边疆的概念涉及边陲及徼外。历代王朝对边疆诸族和某些邻邦施用封贡制度，以取得羁縻对方以维持边疆安宁及显示王朝强盛的效果。因此，探讨我国历史上的治边思想与治策，不仅对深入探讨古代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内地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关系等有积极的意义，还有助于了解古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邦交关系。
历代的治边思想与治策，与中原王朝在边疆的统治有密切的联系。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民国，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另一方面，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历代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边疆地区的很多历史现象，都可以从历代的治边思想中找到根源。
古代治边思想和治策对我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乃至1949年以后，有关部门在处理边疆问题时，都不难看出当事人所受古代治边观念影响的痕迹；另外，过去研究中国历史，人们主要是关注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却不太注意历史当事人行事的出发点和历史规律的生成；若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相关的推测和描述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我国治边思想和治策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建议，应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历代的边疆观及对利益边疆的界定，重要的治边思想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营边、治边与国家安定及发展的关系，历代治边中保守或开拓的倾向及相关传统的形成，重要治边政策与措施的有效性及制度化建设，历代在治边方面的重要思考和创造，重要领袖人物的治边思想及其影响，历代治理西北、西藏、西南、东北、海疆的思想和治策，全国统一时期对中央与边疆关系的处理，历代经营和开发边疆的思想与政策，历代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想与政策等。
还有以下一些内容值得关注：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治边方面的关系，治边思想和治策与西南边疆整体发展，历代西南边疆治策的成效及其影响，明清两代西南边疆封疆大吏的治边思想和治策，民国时期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实践及相关著述，民国时期云南、广西地方政府的治边思想与政策，西南边疆政权的施治及其历史作用，边疆政权对中南半岛的经营，明清民国时期政治家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及其相关著述等。
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历朝治理边疆的政策，经历了从单一模式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由此派生的选题有：历朝的边疆制度与治策的发展演变、边疆政权的边疆制度与治策及其变化、边疆民族内部的管理制度、政府制度与边疆民族内部制度兼容的问题等。
二
应重视研究西南边疆开发史。包括今云南、贵州、广西诸省区，以及历代曾进入中国版图的滇、贵、桂以南一些地区的古代西南边疆。这些地区是中国开发较早、地位重要及特点明显的一个边疆地区。历朝对这一地区进行程度不等的经营，使西南边疆成为中国重要的门户与资源的重要供给地。
西南边疆多山地以及热带亚热带气候，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如云贵高原居民的分布，就有人口集中，地势平坦的坝子，也有居住高山从事采集、狩猎和渔捞的群落。由此可见云贵高原的居民具有小规模聚居、大范围散布以及经常进行扩散式迁徙的特点。
西南边疆具有局部地域的相似性。主要是以种植水稻的坝子为中心，经营坡地与草甸的山区或半山区为边缘，组成众多近似同心圈状分布的经济地理单元。在这些经济地理单元中，坝子经济起到主导与核心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地理单元的发展程度与影响亦存在差异，虽可细分为高坝经济、低坝经济、坝子结合丘陵经济、坝子结合湿地经济等不同的类型，但诸多坝子的经济形态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历代在西南边疆所置郡县的治所大都位于坝子中，这些治所逐渐发展为当地行政管理、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中心。其中昆明坝、大理坝先后发展为云南高原的统治中心，贵阳坝则成为贵州省治所在地。
西南边疆动植物的种类极其丰富，为当地诸族提供了食物、御寒原料与役用牲畜的来源。包括药材、珍稀制品在内的动植物类产品，历来是各民族向中原王朝缴纳的重要贡品。动植物类珍稀制品、优良畜种与珍贵木材，也是中原王朝竭力搜括的对象。大致而言，中原王朝前期重点搜括动植物类珍稀原料及其制品，中后期的统治者，则重视获取西南边疆的良马与珍贵木材。
西南边疆种植业开发较早，南诏时期已达到较大规模，清代山区和边远地区的种植业得到更大发展。包含农业、畜牧业、养殖业、采集和狩猎成分的初级复合型经济，是西南边疆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西南边疆大中坝子的农业经济虽较发达，但发展水平仍明显落后于中原；大中坝子的农业与周围山地的种植业虽有差距，但总体上仍属于同一经济类型。
金属开采在西南边疆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不同时期技术水平与社会需求的差异，西南边疆各种金属开采加工的程度亦有不同。大致是历代对铜、铁、金的开采较早，而后期则以银、铜和锡为开发大宗。由于历代在不同时期重点开采的矿种有异，因此这也成为重点经营的地区以及相关的通道，发生兴衰更替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以上原因，西南边疆的经济发展，具有与内地和其他边疆地区不同的特点。其差异不仅表现在金属开采、动植物资源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还反映在各经济门类发展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有明显差异。大体而言，西南边疆的交通线和郡县地区的种植业，是汉朝至晋朝历代经营的重点。元朝经营的重点可按照交通、农业、矿冶业、商业的顺序排列。明清两代在西南边疆扩大有色金属开采的规模，并大量砍伐优质原木，两朝在做法上的差异，是明朝主要大量征收开采金银、铜铁、铅汞、朱砂诸矿的矿课；清朝则大量开采云南的铜和银，作为京城乃至长江以南数省铸造钱币的原料。
今后应注意研究以下问题：对西南边疆自然资源的认识与开发的过程，资源开发类型的多样性与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西南边疆经济开发的特点及其规律，矿冶业、交通业等部门在经济整体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开发与西南部疆域形成、巩固之间的关系，多类型经济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联系，西南边疆与邻邦相连地带历史上的共同治理与合作开发，古代边疆政权对中南半岛北部的经营与开发，近代英法等国对西南边疆的渗透及其影响，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鸦片经济及其影响，明清民国时期政治家、历代开发西南边疆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上西南边疆城市和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西南边疆交通线的形成、演变及其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西南边疆与邻国土著民族经济文化的类似性与差异性，历史上西南边疆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历史上西南边疆对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历史上西南边疆有色金属的开发利用等。
研究西南边疆开发史，还可探讨经济类型史、经济结构变迁史、境内外共同开发史、经济格局变迁史、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史、开发个案史等。对已进行探讨的问题，则提倡做深度拓展的研究。
研究西南边疆人口迁移问题，学术界已取得一些成果。今后探讨的重点，可放在不同时期移民的比较、移民的作用与深远影响、移民与本地民族的关系、移民与本地民族形成开发合力等方面。
三
改革开放以来，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一直是西南边疆研究的一个热点。据初步统计，2011～2012年，我国研究西南边疆史和民族史的论文，涉及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的约占1/3强，充分说明研究者对该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以及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某些方面，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已达成共识。如关于土司制度的性质和基本特点，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创造。这一统治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封建王朝以较宽松、灵活的统治形式，与边疆民族建立政治同一体的关系，并通过彼此联系的逐渐加强，最终确立巩固的历史疆域。土司制度获得成功，提供了以一国多制的形式解决边疆问题的成功范例。在土司制度的起止时段方面，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朝，完善于明清两代，清朝通过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土司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近年西南边疆研究的成果表明，元朝将前代的羁縻治策发展到土官制度，明清两朝形成更有成效的土司制度，并在西南民族地区推广。土司制度与羁縻治策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统治者的经营思想、治边方略与施行成效等方面。土司制度实现了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中原王朝的统治得以深入，并初步解决了中原王朝经营边疆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土司制度培养了土司及所辖百姓的忠诚，促进了边疆与内地文化的融合，同时形成南方边疆地区丰富的土司文化。明清两朝进行改土归流的原因虽复杂多样，但雍正朝施行较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却较清楚，即主要是为解决一些土司或苗酋肆意违法，与朝廷争夺自然资源，阻挠驿路开通及移民进入等问题，与改流地区是否存在地主经济大体无关。清朝进行的改土归流，实质上是对土司制度进行必要改革，并非是要彻底废除土司制度。
在实行土司制度或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中原王朝积极发展各类学校教育。元朝在云南的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明朝在边疆各地广设学校，仅云南省便有儒学63所。清代西南边疆的教育发展更快，清中叶云南省有府学、州学、县学与厅学等学校共计101所，一些重要城市还设立书院。通过发展学校教育和移风易俗，南部边疆与内地的文化逐渐接近。土司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且连绵相沿流波甚广，影响十分深远。土司文化虽含有封建糟粕，但仍为边疆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土司制度有关的史学、文学和家谱学等学科，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习俗，都值得进行研究。
土司制度存在的局限性。一是土司获得朝廷的保护，但中央政府对其行为有时鞭长莫及；土司乃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所辖土军分裂割据。二是土司制度客观上保护了落后社会，并使管辖下的土民难以获得国家法制的保护。随着边疆地区的发展，土司制度保守、落后的一面越加明显，土司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的情形越加增多。即便如此，土司制度在边疆尤其是僻远之地，仍有存在的合理性。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列强染指云南边疆，而清廷已无力抵抗。边疆土司乃自发组织抗击，为维护疆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将土司制度视为元明清治理边疆的重要制度，而并非仅是民族统治策略，将有效地扩展研究的空间，这方面的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仍处于学术的开端期，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另外，相关的研究也不够深入，不仅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有许多空白，如新设土司的程序，土司袭职的手续、印信、号纸的颁发与收缴，护印的相关规定，分袭制度的实施及效果，流土并治的推行及特点，土司地区的赋税征收，革除土司的安置和处理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历朝推行土司制度过程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如土司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土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土司的关系，土司与土民的关系，土司的区域分布，土司地区的社会结构等，都需要深入探讨；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科举考试、习惯法等问题，几乎是无人问津；另外，受学科划分的限制，迄今对土司制度尚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历史学界多是将土司制度分代进行研究，而民族史学界的研究，则多侧重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因此，有必要组织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土司制度通史。
若以新的视角或采用新的方法面对西南边疆研究，亦有可能将探讨引向深入。以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为例。过去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诏、大理国的史实与史料方面。若将南诏、大理国的历史置于大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将其历史与云南数千年的发展相联系，便可拓宽研究的视野。
笔者认为，可就南诏、大理国兴衰的过程及其相关因素做一综合研究。该选题涵盖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南诏、大理国的崛起与兴盛：包括南诏崛起和兴盛的原因，与大理国兴起和巩固的原因，南诏兴盛时期与大理国兴盛时期的经济文化，南诏的内外交通与大理国的内外交通。二是南诏、大理国的衰落与灭亡：包括南诏、大理国衰落与灭亡的原因，南诏对外战争的作用及影响，大理国后期的分裂割据及影响，蒙古对云南地区的统一与影响。三是南诏、大理国兴衰的外部环境：包括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影响，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南诏、大理国与中南半岛的关系等。四是南诏、大理国的治理方略与施行：包括南诏、大理国的民族政策及其施行，南诏、大理国对内的治理方略与施行，南诏、大理国对外的应对方略与施行。五是南诏、大理国的生存条件与深远影响：包括南诏、大理国生存的外部条件比较，以及南诏、大理国生存的内部条件比较，南诏、大理国开拓边疆的贡献，南诏、大理国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影响，南诏、大理国与地缘政治变迁的关系等。
审视南诏、大理国兴盛与衰亡的过程，其影响因素很多。我们应分析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和相互间的联系，从整体结构、辩证发展和动态演变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审视，对南诏、大理国的兴亡做出合理的解释。
影响南诏、大理国兴衰之内部、外部的因素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内容包括南诏、大理国的治理政策，南诏、大理国的内部关系及其调整，南诏、唐朝、吐蕃三者间的关系，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大理国与宋朝关系的性质，南诏、大理国与中南半岛的关系等。关于南诏、大理国的贡献与历史地位，应包括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和对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南诏、大理国对边疆的开拓，南诏、大理国对云南地缘政治的影响，南诏、大理国在云南历史上及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等。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南诏、大理国兴衰的过程，影响南诏、大理国兴衰的因素及其作用，以及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进一步来说，对南诏、大理国兴衰史的探讨，可为我们研究匈奴、突厥、辽、金、蒙古等边疆王朝的兴衰史，以及这些王朝在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和贡献，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第四节 重视边疆史的理论思考
历史研究需要理论统领，边疆史研究也不例外。可以说，近年来史学理论建设的缺乏，已对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是研究者应注意的。
一
关于边疆治理与边疆内外关系的问题。与民族史、地方史、断代史的研究相比，边疆史的探讨有自己的特点，某些研究成果可为国家治理边疆提供史鉴。研究深层次的问题，总结历朝治边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仅用传统的考证方法还不够，还要采取中长时段、整体史、比较研究等较新的方法。近几年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是历代的治边思想、边疆观、治边观、边疆政策和边疆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应注意选择当代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中原王朝的治边战略”问题。古代中国由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共同组成，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治边的做法和思路不一样。中原王朝统治的时间长，又长期统治中国的腹心地区，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形成的传统可说一直影响到现今，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中原王朝治边战略的研究。“战略”最初是指导战事全局的计划和策略，因而“治边战略”可表述为历朝在治理边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基本的谋略与传统。中原王朝因腐败或统治失控而更替，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等并未改变；另一方面，自秦朝统一全国，中原王朝的周边环境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封建王朝虽不断更替，但各朝治边仍基本上承袭传统的谋略与做法。历朝对传统治边战略可能未进行过系统的总结，但相关的认识和记载在史籍中不绝于载。
研究中原王朝的治边战略，我认为应重点探讨以下问题：中原王朝的夷狄观及对治边战略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边疆观及对治边战略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及其战略应用，中原王朝的治边博弈观及其战略应用，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战略，中原王朝治边“造势借势”战略，中原王朝影响治边战略的制度性因素，中原王朝治边战略演变与发展的过程等。与中原王朝治边战略有关的问题虽多，但以上问题最为重要。弄清这些问题，可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内容和深度，如探讨中原王朝的重要制度与边疆治理的关系：中国古代疆域形成与中外邦交关系间的复杂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等。对传统治边理论的批判继承问题，以及在新形势下我国治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等问题，也应进行研究。
关于边疆开发主要动力的问题。过去由于片面理解“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论断，一些人持边疆开发的主要动力是边疆人民的观点。应该看到，“开发动力”与“开发主体”是有区别的，“开发动力”指的是推动开发的主要力量，“开发主体”则指实施开发的基本力量。毫无疑问，实施边疆开发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包括本地民族、外来移民和王朝军士。但推动边疆开发的主要力量，则是包括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在内的统治政权。原因是封建时代统治政权拥有强大的权威和行动力，为实现既定目标可随意调用各类资源，甚至不惜以大量消耗国库和人力资源为代价，其行动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统治政权经营边疆地区，虽主要出自地缘政治考虑或某些具体的目的，但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的开发或为边疆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来说，开发边疆的主要动力是统治政权，边疆经营及其管理的主要操盘者也是统治政权，这也是现今学者研究此类问题，以相关的统治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为关注重点的根本原因。
二
关于边疆史与民族史关系的问题。1949年以来的60余年，学界对边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前，相关研究基本上以民族史为主，这和当时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55个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并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有关。因此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主要是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史出发，偏重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包括少数民族在源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以及各个时期民族关系的情形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政府重视民族平等的追求目标。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时期，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经营实践，需要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资借鉴。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史和经营史，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重点也转移到历史上边疆的交通、农业、文教、社会变迁等方面。第三阶段是边疆的经济腾飞时期，这一时期边疆地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民族自我意识也有所增强，这些都使民族关系发生了某些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不安，同时产生了一些利益冲突，兼之美国重返东南亚也带来新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新出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应对东亚地区日益紧张的形势，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目前较新的一个研究视角，是将历史上的边疆形成与邦交问题，以及边疆治理与邻国关系等问题结合进行研究，这也符合在古代较长的时期，中国的边疆问题与邦交问题密不可分的历史实践。
关于古代边疆经济开发的问题。过去多从经济史和地方史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史主要研究边疆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较注意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农业、畜牧业、矿业、交通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具有的水平，重视社会产品总量、单产、土地面积等的统计。地方史的研究则将经济开发视为地方发展的一项内容，将之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等并列。地方史大都以省区等行政单位为研究范围，较少注意所研究省区与周围地区的联系，也少有将类似地区进行比较的成果。
关于经济开发与边疆经营关系的问题。显而易见，经营边疆的中原王朝和地方政权，其经营边疆的思想、方略和经营重点等，是影响边疆开发的关键因素。不同王朝甚至同一王朝在不同时期，其经营边疆的思想、方略和重点会发生变化，边疆的开发活动因此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比如，元代以前，历代王朝经营边疆具有重北轻南的倾向，治边的重点是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南部边疆大致是消极应付，因此南部边疆还谈不上形成规模性的开发。元代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元朝统治者来自蒙古草原，同时元朝的北部疆域延伸到西伯利亚地区，西北面疆域则与四大汗国相连，致使向北部拓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元朝实行游牧汗国及以汉法治汉地并行的政策，必须不断获取土地、人口来满足封赏将士的需要，因此元朝前期继续向外扩张，并将扩张的方向选在南方。元朝积极经营云南、广西和相邻的中南半岛地区，云南由此成为直隶中央的一省，经济开发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元朝对云南、广西的积极开发，加快了这些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过程，南部边疆的矿产、林木等资源也使朝廷深为受益。元朝积极经营南部边疆的做法为明清两朝所继承，使元明清成为中原王朝开发南部边疆力度最大、效果也最明显的时期。
三
关于边疆经济形态与历史疆域形成关系的问题。研究边疆地区不同时期生产力的状况，以及交通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部门的发展固然重要，但还应关注经济形态对历史疆域形成产生深刻影响等问题。我国边疆各地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利用方式复杂多样，在边疆制度、形成、巩固方面存有差异。现将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边疆，与蒙古草原为代表的北部边疆做一比较。
西南边疆多山少平地，气候湿润温暖，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在以云南地区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各民族的主要经济类型是低水平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主要以旱地、水田的基本粮食作物的初级农业为基础，同时兼以畜牧、采集和狩猎等。低水平复合型经济是一种初级的自给自足经济，它只能满足居民果腹的需要，始终达不到如同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这种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属同一经济文化圈，但发达程度不能与后者相比，致使西南边疆各族对中原王朝始终持敬重和学习的态度，绝无与后者一争高下甚至问鼎中原的意愿；另一方面，低水平复合型经济能覆盖不同的资源类型和生产方式，使居住山地、盆地的诸多本地民族及先后迁入的外来移民，易于相互包容和实现彼此关系的整合，在西南边疆形成相对融洽、和谐的民族关系，并成为推动边疆向内地靠拢的动力之一。受其影响，唐宋时西南边疆与内地实现一体化的倾向已较明显，即便在宋朝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对大理国采取疏远和排斥态度的情形下，大理国仍奉两宋为正朔，多次遣使两宋希望建立臣属关系。宋末蒙古军平定大理国，以后元朝以云南地区为基础建云南行省，云南等地与内地实现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兼之明清两朝重视开发云南地区，尤其是大量开采银、铜等矿产以裨国用，至明末清初，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已被人们视为内地。
蒙古草原地势平坦、牧草茂盛，历来是重要的放牧之地。该地区的经济是典型的畜牧业经济。畜牧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种植业、采集业、矿冶业等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畜牧业经济地区通常缺少布帛、铁器等重要产品，需要通过交换或战争从农业地区获取；另一方面，畜牧业经济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牲畜可成倍增长，若遇超常寒冷的天气则牲畜大量死亡，游牧民族被迫结队南下避寒。还有一种情形，即长城附近的农业区若向北面过度扩展，势必大量侵蚀牧民赖以为生的草原，游牧民族势力将被迫南下反击。畜牧经济地区，在环境、资源、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类似性，致使游牧民族之间易于兼并实现集团重组。游牧社会长期停滞在阶级社会的前中期，与中原王朝相比，其国家形态、统治制度等成熟的程度较低。因此，游牧民族势力崛起甚快，失败甚至瓦解亦速。简言之，蒙古草原的主要矛盾是外向型的，草原游牧民族内部易于整合和聚集，使其成为冲击中原地区的巨大力量。经过残酷的争斗和痛苦的过程，一些南下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了，又有新的游牧民族势力在草原形成并再次南下，重演前代出现过的历史悲喜剧。
出于以上原因，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具有经常、突发和易造成严重破坏的特点，南下的游牧民族势力在前后不同时期也较少有继承性，这些都增加了破坏性及中原王朝应对的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原王朝将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同时对游牧民族高度警惕。与西南边疆相比，中原王朝之北部边疆形成和巩固的时间甚晚，而且北部边疆与内地最终实现一体化，并非是因中原王朝大力开发边地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清朝实行与蒙古族上层广泛联姻，以及在蒙古草原大力推广佛教等措施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疆与北部边疆，在形成和巩固的时间、程度和内在动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进一步来说，中原王朝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与边疆各地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等因素有关。
第五节 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及其他南方类型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存在600余年，在实行地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49年以来，学界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持续升温，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目前进行的研究，涉及中原王朝统治边疆和少数民族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土司地区社会与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变化、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我们有必要总结学界迄今对土司制度的认识，提出拓展的方向，并就深化研究提出设想。
一 相关研究回顾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以及其他南方类型蛮夷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明史》卷310《土司传》有一段话描述土司制度的特征，虽较简单但大致准确。其言：“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
土司制度源自元朝的土官制度，明清时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土司制度。[15]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统治者废除部分土司代以流官，史称“改土归流”。剩下的土司历经清代和民国，残余的部分保留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民主改革最终废除。土司制度存在600余年，在实行地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印痕和流波至今犹存。从1908年李根源发表文章《云南之土司》算起，对土司制度的考察和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百余年学界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可说是一个动态起伏及遍布时代烙印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1949年以前、1950年至1989年、1990年至20世纪末、20世纪末至今等四个时期。
1949年以前学界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边疆土司状况的考察和情况介绍等方面，一些文章还探讨土司制度的利弊和废存等问题。因受当时危机意识的影响，有关研究表现出关心时政及寻求解决边疆危机对策的特点。至于土司制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及与土司制度有关的其他历史问题，关注的人尚少。
1950年至1989年的40年，是土司制度研究预热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文革”以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三个阶段。“文革”前我国学界对土司制度的探讨，体现了关心民族平等与民族问题，踊跃学习马列主义并应用于历史研究的热情。土司制度实行时间的起止、封建王朝实行土司制度的原因、土司制度是否存在经济基础、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的影响等，是研究者所热衷的话题。通过研究，人们逐渐熟悉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涌现出一些在史观、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方面，与此前研究截然不同的成果，亦不乏有一定厚度和深度的论著。但某些研究成果，难免带有“左倾”及教条的色彩。“文革”十年人们噤若寒蝉，少有探究土司制度的论著面世。“文革”结束后对土司制度的探讨逐渐恢复。人们认真反思此前的研究。诸如改土归流必以地主经济在土司地区充分发展为前提等一度流行的观点不再流行。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拓展，如各省区的土司制度、对土司制度的评价、土官土司等土职的含义、改土归流的地位与各省区的改土归流，都是研究者积极探索的对象。
1990年至20世纪末，为土司制度研究渐趋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质量也有所提升，时见精彩之论。二是注重纵向演变视角与横向剖析视角的研究，在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土司制度的积极作用与弊病，明清两朝改土归流的异同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三是研究选题相对集中，如边疆地区的土司尤其是近代土司，各省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土司家族及其传承与演变等问题较受关注。四是一些学者不满足对土司制度做一般性的讨论，转而研究各地区与各种类型的土司制度，并选择具体问题做较深入的探讨。上述情形表明，研究者已逐渐摆脱教条及固化的思维方式，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相关探讨亦逐渐扩展和深入，显现出土司制度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末至现今，是土司制度研究趋于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此前积累的基础上厚积薄发，研究成果的数量迅速增长，研究质量也明显提高，目前发展仍呈方兴未艾之势。据初步统计，近年全国研究南方地区民族史与边疆史的论文，有近1/3与土司制度或改土归流有关，表明土司制度是深受关注的一个领域。
这一时期的探讨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新选题不断增多，研究呈不断深入的态势。研究中采用新视角、应用新方法的论著也明显增加。学界不仅继续关注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对湖广、重庆等靠近内地区域土司制度的探讨也取得长足进步，一些学者还涉足甘青、川边与木里等地的土司制度。鉴于土司制度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学者提出构建土司学的建议，并讨论土司学的概念与学科建设等问题。二是土司研究学界加强合作并形成合力，连续数年召开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201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在广西召开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研讨会；2011年，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与吉首大学合办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201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云南师范大学与景东县政府合办第二届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与长江师范学院等单位，合办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
特点之三是土司制度研究领域涌现不少新人，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近年出版了不少土司制度方面颇具分量的专著，作者的主体便是青年学者。土司制度研究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尤其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有力支持，有数十项与土司制度有关的项目先后获准立项。一些高校成立了研究土司制度的学术机构，或选择土司制度作为主攻方向。现今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弱点，如研究地域仅限于南部边疆及南方类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基于整体边疆制度与比较研究的视角，研究者关注得比较少。又如探讨细小问题及重复研究的选题仍然偏多，对土司制度问题的理论构架、土司制度的制度建设及规范、土司制度领域其他重大及深层问题的探讨，都还需要加强。
二 对土司制度的认识与拓展的方向
近百年尤其是60余年来取得的成绩，深化了人们对中原王朝的边疆及蛮夷统治制度的研究，也为以后的探讨展现出广阔的前景。目前研究视角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继续探讨土司制度具体问题的同时，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从民族史转向边疆史，从局部边疆史扩大至全国边疆史；从一般的边疆史，扩大至边疆地区的形成、治理与古代的邦交史、国际秩序史等方面。在研究对象方面，流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宏观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学者从细小问题转向整体史和历史发展规律等方面，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土司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土司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土司制度的前身是羁縻之制。羁縻之制盛行于秦至宋代，是基于中原王朝的疆域还在变动游移、对边疆的统治较难深入，以及边疆与邻邦尚未明确划界的事实所制定。羁縻之制以管控方面的宽松和随意、普遍施用于各地边疆与徼外相邻地区为主要特点。汉朝的边郡、唐朝的羁縻府州与宋朝的羁縻郡县，代表了羁縻之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类型。元朝将羁縻之制发展到土官制度，明清两朝对土官制度进行完善深化，形成更具成效趋于规范的土司制度。羁縻之制主要施用于边疆地区。初期的土司制度也是作为边疆的统治制度而设计，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后，进而推广到湖广、重庆等地区，成为治理南方类型少数民族的一项重要制度。
（2）土司制度的制度性特征。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中原王朝将接受统治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正式纳入国家官吏体制，明确规定各级土司的职责和义务。土司可以世袭，但须经朝廷审核批准。朝廷准许大中土司统辖一定数量的土军，土军依附于相关土司，但纳入国家军队系统进行管理，除负责维持土司地区的治安外，土军或受朝廷的调遣外出征讨。上述内容与羁縻之制均有明显区别。
（3）实行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的关系。作为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土司制度及其前身从草创、繁荣到衰落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这些改变也反映出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方略与措施演变的过程，由此不仅可了解历朝统治的特点，还可进一步弄清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发展的轨迹。这些问题，若采取边疆和蛮夷统治制度的视角，将扩大研究者的视野，有助于探讨历朝的政治制度同治边思想和治策、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等问题的关系。
（4）实行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土司制度有特定的基础，即南部蛮夷地区具有的蛮夷及其首领与当地的土地等资源紧密结合，三者的依附关系世代相传所形成的特殊社会结构。在南部蛮夷地区，蛮夷以占有土地等资源为基本生存条件，首领必须牢固控制所辖百姓及其依赖的土地等资源。朝廷为此规定土官世守其土、世辖其民，允许其职务世袭。朝廷将归顺的蛮夷首领任命为正式官吏，使之在与其他蛮夷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得到归顺蛮夷首领的拥护，土司制度得以顺利实行。
（5）中原王朝边疆治策的重大改变。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混同到后期的细致化及个性化发展的过程。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策出现多样化，并明确区分边疆治策与藩属国制度，堪称以土司制度为肇始。元朝的土官制度创建于云南行省。在占领云南之初，蒙元亦推行传统的万户制度，但效果不佳且动乱不止。统治者在蒙古汗国委降附者继任原职做法的基础上，吸收南宋在广西设置土官与壮丁的经验，在云南始创土官制度，取得明显成效后进一步推广。一方面，土司制度仅推行于南部边疆与其他南方类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北部草原等其他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仍实行万户等传统的统治制度；另一方面，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域，仅限于纳入王朝有效统治的边疆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对朝鲜、安南与缅甸等邻国，元明清王朝实行藩属国制度。因此，在施用的范围、朝廷与土司的关系、施治的具体做法、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深入的程度等方面，土司制度与羁縻之制存在明显区别。土司制度深受元明清统治者的重视，还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和土军，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原本由朝廷遣发的官吏和军队，这样就大量减少了朝廷治边的行政成本，并成功实现了前代统治者梦寐以求的“以夷制夷”的策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仅属初启，涉及的内容众多而复杂。
从上述视角出发，我们可拓展出新的研究方向。
土司制度与其他重要制度在发展演变方面的互动关系。如汉代的边郡制度、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宋代的羁縻郡县制度的具体内容与特点，这几种治边制度的异同以及相互关联，元朝的土官制度与明清土司制度的异同，土司制度对土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清朝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的改革及其局限。以上制度在中原王朝边疆统治史上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制度演变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原王朝的重要制度，包括封贡制度、行政管辖制度、官吏制度、军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对治边的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变化关系。
边疆社会环境，周边环境的变化与中原王朝的应对。如土司地区之资源占有和利用的方式、社会关系及其结构、文化传统与人文环境，以及上述因素对中原王朝治边的影响。不同土司地区及其统治制度，其个性化、阶段性的发展及其特点，对其相互之间异同的比较等。边疆各地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及其成熟的时间与程度，进而剖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发展不平衡性。中原王朝与邻国的关系渐趋明确，经历了中原王朝边徼之地演变分割，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邦国关系演化的长期过程。从土司制度为基本分界的视角，可探讨历朝对边疆地区、外邦及邻国关系的认识，其应对原则、相关制度与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问题。
元明清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统治与治理。土司制度的形成、完善及推行是在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的统治进一步深入，土司地区的社会也发生显著变化。其具体的表现：一是中央政府对南部类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更为重视，管辖深入各地乃至基层；二是积极发展土司地区的交通业、种植业和矿产业，从中获取税收、有色金属和木材，有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通过发展教育、变更旧俗等途径改造土司地区，推动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近年关于元明清诸朝对边疆和蛮夷的治理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土司制度是重要的切入点。
元明清三朝统治土司地区异同的比较。元明清三朝治边，在目标、方略、措施与成效方面各不相同，这与三朝统治者的天下观、边疆观和胸怀见识等有很大关系。蒙元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创立土官制度并取得很大成功，这与统治者具有独到的天下观与边疆观，信任和大胆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以及行事奉行灵活简便的原则有关。元朝享国日短且中后期迅速腐败，未能对土官制度予以完善。明朝将土官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并积极推广，在土司制度的充实与规范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其局限。明代后期云南麓川土司发动叛乱并向外扩张，朝廷出动数十万军队三次征讨，虽予平定但隐患未除，其后南部边疆失守疆界内收。今湖南、贵州的苗、瑶等也多次大规模起事。南部边疆的卫所地区十分繁荣，设置土司的地区则明显滞后。明代土司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统治者较为保守，并继承唐宋治边传统的一些消极经验有关。
清朝治边较有全局意识并刻意经营，对南部边疆的治理与开发十分重视。尤其是康雍乾诸朝的治理和开发达到空前规模，深入、完善的程度亦非前代可比。雍正朝先后改流南方各地的土司，总体目标是扫除阻挠统治的障碍、夺回被霸占的土地等资源，某些改流则为巩固边防或消除社会隐患。清廷在滇、黔、川、桂等省进行改流，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各地的情况制定不同方案，注重分化瓦解及各个击破。有研究者指出，清朝的改土归流是对土司制度进行的改革而非彻底否定，有清一代土司制度（尤其在沿边地区）仍继续发挥着作用，过去那种称清朝改土归流不彻底的看法有待商榷。对以上所说的问题，学界近年虽有一些研究，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仍很大。
元明清时期政府对土司地区的管控。实行土司制度后，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长期局限于县级政区的状况有所改变，中央政府对南方基层的控制亦明显深入，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深刻影响了这些地区。我们可引入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对土司制度之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对各级政权包括基层的管理和控制，蛮夷地区基层的行政管理及其效率，各级官吏的培养、使用和监督等问题重新进行思考。
元明清时期边疆各地统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元朝的土官制度主要实行于南方地区，遂开创中原王朝因地制宜治理边疆的先河。而后为适应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资源类型、受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影响形成的社会结构、边疆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明清两朝在南北边疆及西部边疆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并纵向发展形成各自的制度体系。如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制度演变为土司制度，蒙古草原的万户制度发展为盟旗制度，万户制度在新疆演化为伯克制度，在西藏则发展为金瓶掣签制度。土司制度为何不在草原等北部边疆普遍推行？上述边疆地区实行的万户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实行的社会文化基础及施行的成效如何？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历史多样性、复杂性的认识。
土司制度对土司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土司制度影响之广泛与深刻，均远超此前的其他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推行，使中原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深入，中央政府对上述地区的控制程度大为加强。为提高各级土司的素质和培养其接班人，元明清王朝在土司地区积极兴办各类学校，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司地区的文化水平，培养了广大本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还有力地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元明清时期，土司地区发生的这些变化既表现为外来移民不断进入土司地区并与当地民族相融合，也反映出土司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发生了明显改变。这些都是颇具学术价值的选题。
土司地区的社会史与草根史。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关注西南边疆下层社会的研究。南方少数民族与内地相比无论文化、历史均存在差异，但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具有内容丰富、复杂多样的特点。由于资料有限和受传统偏见影响，过去学界对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十分薄弱。凭借土司制度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打开南方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实行土司制度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和资源分配的格局、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关系、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相关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利用丰富的地方志、家谱、契约和考察记等资料，我们可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还可探讨土司地区社会的演变与文化传承的历史。在民族关系、国家认同与民族性格等方面，曾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与未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存在明显区别，其中原因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尤其是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历史影响，以及在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等方面的作用，都值得深入研究。
土司地区民族的群体性格与相关文化。在实行土司制度的约六个世纪中，少数民族对内地的感情和对国家的认同明显增加。土司制度还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群体性格和行为方式。在土司制度之下，一些人愚忠于朝廷，惧怕官府与汉官，循规蹈矩而缺乏进取心；一些人则惯于弄虚作假，欺骗政府或上司。土司制度，甚至融入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到现今。改革开放后，学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成为热点。目前，研究的重点已从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内容，逐渐转移到较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性格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受土司制度的影响，南方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性格等发生了哪些变化，留下哪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均值得进一步发掘和探讨。
三 深化研究的若干设想
笔者设想三个内容为重点，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1）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土司制度相关史料。研究土司制度问题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其时限以元明清为重点，向前可延伸到汉唐，向后可延续到民国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官方和民间保留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但迄今做过的发掘整理还不多，继续前行的余地仍很大。对土司制度有关史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不仅可为以上所说诸多选题的研究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也将催生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材料必然产生新学科，这已为众多的事例所证实。
迄今对土司制度史料已做过认真发掘整理的部分，主要是正史、专史和一部分地方志。近年发掘整理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中央和地方的相关档案，历代的官书、文集与各类地方志，以及碑刻、家谱、近代口述史料和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等。2012年获准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我国研究土司制度迄今唯一的国家级重大项目。[16]该项目组织中国社科院、中央历史档案馆与云南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计划用五年时间，对全国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史料做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为不少于500万字的史料汇编和一部研究著作。史料汇编不求全部收全，计划在集齐重要史料、形成史料的科学编纂体系方面取得突破。研究著作包括土司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史料编纂体系探讨方面的最新成果。该项目的一个亮点，是将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珍稀史料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档案史料，以及近年新发现的地方志、碑刻、家谱与考古材料悉数收录。该项目的获准及实施，对我国土司制度领域的研究，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2）提倡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样化，充分体现采取不同视角与方法形成的优势。鉴于土司制度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研究的类型复杂多样，研究中采取的视角与方法是否得当，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明显的影响。分析、总结和演绎的传统方法，仍是探讨土司制度问题的基本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可采用宏观、微观等不同的视角。前者主要研究土司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土司制度与治边思想等问题的联系、土司制度在古代国家发展史上的地位等较宏观问题。后者可选择具体的省区、民族或类型进行研究，或探讨某一土司的兴衰及土司地区的某一问题等。在研究思路方面，可采用纵向或横向的视角。前者主要是探讨在较长时段，土司制度有关问题发展变化的轨迹，如土司制度从草创、繁荣到衰落的变化，元明清不同时期土司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实践效果等。横向视角主要研究在较短时段，与其相关的诸多因素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如元朝的土官制度，与行省制度、蒙古贵族的蛮夷观等因素间的关联。若将纵向、横向的方法结合进行研究，可使读者既明了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又了解相关因素的内在关联。
除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外，还可采用历史时段法、系统研究法、比较法等较新的方法。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历史时段方法，将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认为三种时段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历史时段法强调不同时段的研究内容，重视发掘中长历史时段下隐藏的深层因素和事物发展规律，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从划分历史时段的视角审视，有助于探讨以下问题：土司制度与此前羁縻之治的关系，元明清三朝之土司制度的异同，土司制度与中原王朝疆域形成的关系，统治者的观念、思想与作派对边疆、蛮夷统治制度的影响等。系统研究法又称“整体史研究法”，该方法视研究对象为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系统，总系统可细分为子系统及次子系统，不同系统之间以及诸多要素之间，都存在复杂的关联并呈现持续运动的状态。该方法注重事物内部诸多因素间的联系，并以动态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与历史唯物史观有类似之处。系统研究法，可深入探讨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土司制度所蕴含的精华、糟粕及其留下的历史遗产等问题。比较法应用于土司制度研究也有优势，如可将土司制度与盟旗制度、伯克制度、金瓶掣签制度等进行比较，以及横向比较南方各省的土司制度等。
（3）在土司制度、土司社会与土司文化方面，形成新的突破口。在土司制度史方面，近年较新的研究选题有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与制度性特征，土司施治的策略与统治方法，土军的组建、体制、训练与征调，民国时期土司制度的变化，1949年以后的土司残余及其消亡过程等。我们还应关注以下问题：土司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及其演变，朝贡、承袭、考核等与土司制度有关的规定，土司制度有关的学术史，不同区域土司制度的个性化差异，元明清王朝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制度的比较，改土归流产生的短时效应与深远影响，改土归流前后社会矛盾的变化与统治者的应对，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与边疆社会发展、边疆内地一体化的深层联系等。
近年关于土司社会史较新的研究，主要是土司地区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控制，改土归流后当地社会的重构，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部分土司家族的儒化演变倾向，土司地区的外来移民与民族关系等。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土司地区的社会及其运作，土司地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矛盾与兼容，明清两朝及其主要时段改土归流的异同及其成效比较，改土归流后当地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一些学者注意到土司制度与边境内外关系的问题，重点研究了明清王朝对沿边土司的设置和倚重，西南沿边土司的内外皆贡现象，境外土司的活动及其作用等问题。建议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沿边土司对跨境民族关系的影响，边疆土司家族在境内外地区的承袭与相互关系，土司制度与中国南部疆界形成的关系等。
土司文化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领域。探讨较多的问题有：土司文学及其论著，土司家族中的作家群，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及其影响，土司地区的移风易俗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土司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土司建筑艺术，土司家族的饮食、歌舞和服饰，土司遗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可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土司文化的界定及其系统研究，土司思想意识、群体性格的形成及其影响，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土司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与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等。[17]
土司人物也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较多的是知名的土官与土司，土司的承袭与家族世系的演变；土官土司中的杰出人物，如元代云南行省的十一任大理总管，修建龙场九驿的贵州水西女土官奢香，以及明代率土军抗御倭寇的巴渝女土司秦良玉等。以后研究可扩展至以下方面：土司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土司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历代土司论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土司后裔及其参加政治、经济活动的情形等。
还应指出，我国学者与海外同行的合作与交流亟待加强。近年，日本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对壮族土司家谱做了整理和研究；港台和外国的学者发表了不少探讨土司制度的论著。我们应通过学术交流、发表笔谈与课题合作等形式，与海外同行积极进行合作与交流，把研究土司制度问题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六节 开展中国边疆学的研究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因现实的兴趣而呼唤真历史，过去并未死去其影响仍然活在现今。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克也说：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历史。进入21世纪后，在边疆的稳定与边疆的治理方面，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人们渴望了解历史上的治边思想和治策，以及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并企望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由近代边界问题扩展到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沿革史与边疆研究史的探讨；二是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到关注当代中国边疆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并较好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18]目前，作为一个全新学科的中国边疆学已现雏形，同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
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具有五个特点：涉及内容较多，涵盖面甚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科学科相结合；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边疆学包括以下内容。国内外边疆问题研究状况与相关理论；中国边疆（包括陆疆与海疆）形成巩固的理论；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史与边疆研究史；中国边疆的民族史、移民史与人口史；边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中国边疆与邻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边疆思想与治边政策；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
属于中国历史学科的边疆史，以及属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边疆历史地理，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边疆地区史与边疆民族史，中国古代疆域问题与近代中国边界问题，都较早地为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所重视，边疆历史地理主要源自古代的舆地学与近代的边政学，这两门学科为中国边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边疆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与历史学有着如影随形的关系，何况边疆史本身便是中国边疆学探讨的一个方面，由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与性质所决定，边疆史、历史地理学以及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是中国边疆学主要的学术支撑点。
边疆史学科中的区域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史地理学涉及中国边疆学的内容甚多，尤以历史疆域的变迁、历代行政区划、人口的增长分布与迁徙、边疆开发与地域差异、工矿业的分布与兴衰、城市分布与交通线变迁、历史文化景观等内容，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最密切。
疆界、边界、外交等属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问题，与法学尤其是国际法的关系十分密切。西方国家重视从国际法的角度诠释疆界、边界与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法学尤其是国际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开拓研究领域，同时也是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享有共同话语的前提。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方面的问题十分复杂，不仅需要进行细致的实地调查，还需要我们从事物内部的演变机制、文化事象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因此，关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掌握人类学的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国际关系学以近现代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全面探讨全球视野下大国之间以及区域性的国际关系，同时提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对中国边疆学的学术影响很有价值。此外，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应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可对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演变，以及近现代中国边疆的状况与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作出新的诠释。
处理好诸相关学科间的关系，是建设中国边疆学应注意的问题。边疆学应积极引入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寻找多学科合作的结合点，由此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就边疆史方面而言，可开拓的领域有：各民族活动与边疆地区形成史，治边思想、治边观念及其实践史，多国相连地带区域史，多省区相连地带区域史，以国际通道、国际贸易、国家间的人口转移、诸国相连地区联合开发等为线索的新的国际关系史，历史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与变迁的历史。自然环境对边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影响，历朝在边疆地区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与矿藏资源的历史等。
我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层次分明、地区差异大等特点。由此决定对边疆地区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应注意宏观与微观并重，整体性研究与个案研究并重，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若把中国边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系统，其所包括的子系统以及诸子系统涵盖的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治关系子系统，包括与治边有关的观念、思想、方略与治策，边疆政区设治与边疆统治制度，中原王朝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及邻邦的关系，国家、疆域的形成与演变等；二是社会经济子系统，包括边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原王朝对边疆的开发与经营，边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诸经济部门，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水平，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等；三是文化子系统，包括边疆与内地间文化的交流，边疆各民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边疆各民族的群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边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教育和其他文化等；四是社会子系统，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宗法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社会风尚与社会意识等；五是人口与民族子系统，包括边疆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化，居民性别与职业的构成，居民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的源流与演变，诸民族间的关系，居民的健康水平与疾病状况等。以此类推，在更大的范围，边疆历史发展又与中国整体历史发展、亚洲整体历史发展等组成新的系统，新系统内部也有自己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中国边疆学的角度观察，一些传统课题可展现新的研究前景，以中国近现代民族史为例。边疆近现代民族的形成，受到历代边疆治策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深刻影响，同时边疆近现代民族的活动，同样影响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近现代民族的形成是古代民族发展的延伸，若联为一体考察，可进一步探讨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清朝后半期是中国疆界最终形成的时期，边疆民族的演变与活动，与中国疆界的最终形成也有联系。分析边疆近现代民族的形成与演变，有助于深入认识清朝和民国政府的边疆治策与民族治策，进而了解中国边疆近代的状况及其变化；另外，鉴于记载近现代民族的史籍与调研报告保存较多，我们还可借助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边疆的近现代民族进行研究。
建设中国边疆学，应扩大研究领域，发展深层次研究。目前边疆学研究的选题已较广泛，但研究的发展又很不平衡，某些领域相当薄弱亟待加强，即便研究较多的部分，也有不少问题尚未弄清，需要进一步做深入探讨。还应提倡综合性研究与大视角的研究。边疆学研究具有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大、内涵丰富与情况复杂等特点，内容涉及众多学科与研究领域。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能扩大视野、扩展材料范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从比较研究而言，大视角研究更为重要。综合研究强调的是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大视角研究则是指在研究中扩大视野，把研究对象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考察。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社会与民族演进的历史过程极为复杂。若采取静止和孤立的方法进行研究，难以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
二
笔者认为，中国边疆学有如下一些工作需要强化。
新理论的构建与完善。如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边疆学的研究方法、边疆学的新视角与新领域、边疆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又如中国边疆学与国际边疆学的对话、实现话语接轨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与现实，及其对中国与邻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实现境内外共同繁荣、成功合作理论方面的问题；中国与邻国尤其是边疆内外地区历史的共享，或共同研究、共同面对历史的问题；中国传统的边疆思想（包括边疆观、治边思想、治边方略与治边措施等）及其施行，传统治边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合理继承与创造性应用的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完善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理论；边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影响理论方面的问题；中国边疆地区与边疆民族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理论方面的问题。
我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理论及其施治。我国古代在边疆治理方面形成的认识及其理论，是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但过去对此关注甚少。对古代边疆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大致应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中原王朝的治边理论，包含边疆治理与边疆民族的理论，边疆地缘政治的理论，疆域的形成与演变的理论，古代邦交与国防的理论，开发与经营边疆的理论等；二是中原王朝的治边施治，包括治边理论与治边施治的互动关系，治边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治边施治的影响及其评价，边疆吏治及其管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影响治边施治的非制度性因素等内容；三是边疆政权的治边理论与施治，包括边疆政权治边的理论与思想，边疆政权治边的方略与施治，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治边的比较等。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以及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等问题。可研究的内容有：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中国近现代疆界的确立与管理，边疆地区与边疆民族与我国东部及中部地区实现协调发展等问题；中国与邻国相连地区跨境民族的管理，以及跨境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共享、分布地区共同繁荣等问题。
研究中国边疆学，应注意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如历代王朝的历史地位与边疆经营的特点，所经营历代疆域的情形等；另外，应注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应研究边疆地区与全国的关系，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关系，各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应注意比较西南边疆与东北、西北、沿海等边疆地区历史发展的异同。应注意边疆地区发展过程中前后时段的比较，以及边疆各地发展差异的比较等。
除应重视我国边疆地区具有共性、普遍性的问题以外，边疆各省区还应根据自己的特点，遴选一些针对性较强的问题进行研究。
西南地区对跨境民族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近年又推出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近年受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推动以及民族意识强化现象的影响，分布在云南、广西与周边国家相连地区的跨境民族，在经济交往、文化渗透、民族内聚的意识与行为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如随着跨境民族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跨国经济活动、跨国婚姻与家族联系、跨国宗教活动等迅速升温，在一些边疆地区，区域性、狭隘民族性的文化认同渐占上风。我们应注意这些变化，研究其相关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
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等邻国的关系是较好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需要研究的历史问题。例如，越南学者对雄王时期、北属时期、中越交恶时期以及所谓东山文化等，均存在与中国学者不一致的看法。而我国学者过去研究较多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国友好的历史，对古代中越关系的全貌，以及民国时期云南与越南官方的关系，20世纪中国的援越抗法与援越抗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越关系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中国与缅甸、老挝的历史关系，也存在类似需要探讨的问题。应提倡研究边疆史上的敏感问题，古代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近现代的敏感问题。还可进行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
边疆各省区开展研究，还应注意总结在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形成的地方性特点。
以云南地区为例：云南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特殊，总的特点是多山少平地，山地约占总面积的94％；地形地貌复杂，大部分地区长期闭塞隔绝。其气候类型多样且复杂多变。由于云南纬度较低，短距离内地形高差悬殊，因此随地形高度的改变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几乎每一区域从山脚到山顶都可以划出几个不同的气候垂直分布带，有人称这一气候特点为“立体气候”。受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形成了多元、多样与十分复杂的特点。云南地理环境的这些特点，对历朝经营和治理云南地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云南与中南半岛和印巴地区接壤，数千年来是中国联系上述地区的纽带与对外的门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的地域范围不仅与周围地区相交错，在某些历史时期，还与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地区建立过密切的政治联系。因此，探讨云南历史，不仅需要研究这一地区与相邻区域的联系，还应探讨与邻邦的历史关系，某些时候，甚至应将云南地区与邻邦的相连区域作为整体来考察，如唐代南诏统治时期。另外，历史上云南及附近地区的经济开发，形成了特有的类型与发展的道路。
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云南有十余个严格意义上的跨境民族，还有一些虽有共同族源关系，但目前是否为同一民族尚有争议的亲缘民族。众多的跨境民族与亲缘民族，把云南与毗连的中南半岛北部、印巴地区东北部连在一起，其历史发展的区域性共有特征体现较为明显。
云南的古代经济，包括种植业、畜牧业、采集狩猎捕捞业、矿冶业、家庭手工业、交通业、商业等诸多部门，这些生产部门的地位与作用，在古代的前后期有较大区别。由农业、畜牧业、养殖业、采集与狩猎组成的初级复合型经济，是云南大部分地区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人们果腹较易，但很难达到与内地相比肩的发展水平；若因战争等伤害，人们也能在较短的时间恢复生气。居住不同海拔地区的居民，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在特定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的经验与技能，他们与其他海拔地区的居民，通过交换获取彼此的产品。云南各民族多习惯定居，或在同一海拔地区进行扩散式、渗透式的缓慢迁徙，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相互依存强于对立压迫。
影响历史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云南显现出特殊的重要性。例如：交通在云南历史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交通线的兴衰，可能影响各地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影响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兴衰，甚至影响统治者的治边方略与施治；另一方面，交通线的兴衰也受诸多因素的左右，如元代云南行省把省治设于今昆明，随后开通由今昆明经贵州达湖南的通道。明朝所以建立贵州省，与保护上述通道是分不开的。这条道路开通后，长江中游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云南，使云南的外地移民以四川人为主的局面骤然改观，位处道路沿线及其两侧的今贵阳、曲靖、昆明、楚雄、昭通、玉溪等地，也成为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广西、贵州和川西南地区，在地理环境方面与云南不尽相同，但地理环境在影响当地的社会发展以及历朝的经营方面具有共性。目前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尚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