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军
凤杰新作《文化符号：武术》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很高兴，也很惶恐。
“序者，述集所由。”以“述集所由”来认识“序”的性质和“序”的含义，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作者的认识，二是对作者著作的认识。
对作者的认识，自然包括对作者的学术发展、学术努力、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的认识。对此，我自感还是“认识”凤杰的。准确地说，岂止是认识，简直可以说是赞叹、心折。
我和凤杰相识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1992年9月的一天下午，那时我在北京体育大学读研究生，此前有一书稿草成，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编辑相约，商谈出书事宜。那时北京体育大学还叫北京体育学院。那天下午我提前几分钟来到了出版社，便在出版社会客室等候。这时来了一位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个子不高，很朴素，也在会客室坐了下来。不大的会客室里就我和这小伙子俩人，显得安静冷清。因等候，也因要打发等候时间，我就随意问了这小伙子怎么也跑到出版社闲坐，小伙子的回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说和编辑约好要出一本书。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做研究的感受和出书的体会，那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活，而且十年的冷板凳坐下来还不一定见效，眼前的这个小伙子还像是个学生就出书了，着实让我吃惊。出于好奇，我们又聊了几句，得知他刚毕业于河南大学体育系，要出版的是一本武术方面的书。短短几分钟，凤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偶遇，凤杰的名字深深留在了我心里，但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我们并没有联系也没有见过面，凤杰的模样也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淡忘了。时间到了2007年10月，我到上海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凤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我们彼此并不知晓，也不认识。在会议的晚宴上，凤杰他们几个年轻学者敬酒，介绍自己，当凤杰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一下子唤起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相见的场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但15年的岁月，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此时彼此已认不出来了。
至此我才知道，凤杰本科毕业留校，后来在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深造，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接下来又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苦读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又进入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做了2年的博士后，时任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体育学院副院长。我还从多个渠道得知，虽然求学的学校不同、专业不同，但凤杰一直在做武术哲学和武术文化学的研究，而且成果丰硕，已经是武术哲学和武术文化学研究领域的领军者。内行的人都能看出来，凤杰学术上的骄人成就，除去天赋和勤奋外，还和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学术经历、学术背景、学术训练有关。
此时，我已在清华工作。从来到清华的2001年开始，就负责清华体育学科建设工作，2004年起又担任体育部党总支书记，负责人事、科研、研究生培养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工作。清华体育学科在学校支持下，特别是在时任学校党委书记陈希教授的关心指导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2002年获得国家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获准建立体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和2个硕士点；2004年参加教育部学科评估，全国排名第4位；2005年获准建立体育专业硕士培养单位；2008年参加教育部学科评估，全国排名第5位；2010年又获准建立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通过10年的努力，清华体育学科形成了学科设置的完整序列。
学科建设，关键靠人才，关键是队伍的建设。陈希书记在清华工作时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指导体育学科建设工作时多次叮嘱：学科建设，带头人是关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可忽视。我负责学科建设工作，在学科建设的第一线，经历了清华体育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进入全国前列的全过程，对学校领导的叮嘱更有切身的体验和体会，深知学科建设不是一句空话，也深知清华体育学科在公共体育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优势与不足，以及学科队伍的所长与所短。因此，在出差、参加学术活动时，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物色寻找清华体育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然而人才总是少有、少见、难求。此时遇见了凤杰，了解了他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这正是清华学科发展需要的人。于是会议期间就做起了劝说凤杰到清华任教的工作。2012年，凤杰放下了自己在河南大学成就的事业，作为引进人才来到了清华大学。仅两年，凤杰在完成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又有新的成果问世，着实令人高兴。
凤杰要我作序，我只是想通过序来表达我对凤杰新作出版的高兴之情，就没有想到作序的第二层意思——“序论作者之意”，要对作者的著作有深刻认识，而不仅仅是认识作者，认识作者是“事”，“事”仅仅是作序的外在缘由，更重要的是“意”，是对作者学问的认识。学问的认识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对于武术、武术文化、武术哲学我完全不在行，想到“序论作者之意”，我着实很惶恐，责怪自己怎么就只顾高兴，不顾轻重地答应了下来。在学术的评价上，古人有“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之说，也有“各以所短，互重所长”之声。既然答应了下来，就以自己浅显的认识谈一点对《文化符号：武术》的读后体会吧。
在体育的语境里，我们习惯将源于西方的体育称之为体育或者是现代体育，把我们国家固有的体育称之为民族传统体育，大抵上又把武术纳入民族传统体育的范畴。这样的划分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为了认识事物，总要有一个区分。要紧的是，西方的体育怎么就变成了现代体育，变成了风靡全球的全球体育，而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怎么就没有变成现代体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绕不开对它们受自身文化的影响和作为有影响的文化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改变了西方，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头，影响着世界，也改变着世界。实际上，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是一种文化使然，这种文化背后的逻辑是科学精神；市场经济的兴盛与发展也是一种文化使然，这种文化背后的逻辑是公平竞争。当然，改变了西方，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头，除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它的政治理念也是重要的因素，政治理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背后的逻辑是民主。无论是政治中的民主理念，还是工业革命中的科学精神，抑或是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都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遵守规则。现代体育的产生发展大体上都与这些文化有关。早期在英国，体育中所倡导的公平竞赛、光明正大、竞争协作、遵守规则的理念，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以竞技为中心的现代体育所追求的以成绩为导向，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化、商业化、科学化、视觉化、娱乐化的理念等，无一不和西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折射和反映。而它在世界上传播，发展成为现代体育，更不能忽视了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现代体育所反映的西方文化特质，西方文化符号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作为西方文化“代言人”的作用和价值，是人们稍微留神就能看出来的，而且从文化的角度认识西方体育和现代体育的研究在西方也不少见。
再看看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虽然人们也把它视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但倘若进一步追问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对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或者说武术怎么就没有变成现代体育，所有这些问题，尚不见系统的有深度的学术上的回应，所有这些问题也同样需要从文化的源头上去认识、去剖析、去寻找答案。
正是体现了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对武术珍爱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文化符号：武术》系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在讨论武术的起源基础上，鸟瞰了武术在原始时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国以及现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在讨论各大拳系起源和特征的基础上，叙述了散落在华夏大地的诸多拳系，并对这些重大拳系的本质内容进行了剖析揭示；对中华传统的兵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武术发展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对武术所折射的传统中国人有别于现代人的特色思维方式，诸如基于武术技艺多样性与非标准性所揭示的传统中国人对事物完整感悟的认知方式，基于诸多拳种特别是象形拳种所认识到的传统中国人象形取义的认知方式，基于武术中的气、阴阳、五行理论所认识到的传统中国人定律类推的认知方式，基于武术的动作名称与流行谚语所认识到的传统中国人比喻表达的表达方式等进行了详尽梳理，字里行间都体现出凤杰对武术作为载体的文化的思考、文化的洞见、文化的揭示。
21世纪之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文化概念，作为民族传统体育范畴的武术无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项，它通过活动、师传、习练，历经几千年传承，形成了一种具有情感认同和文化共鸣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并不仅仅是外在的程式化的样式，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形态。忽视了文化内涵的集体记忆，充其量也就是集体复制。这样的传承和保护究竟能传承和保护什么，实在是很可怕的。武术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文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人在世界上创造的一切莫不具有文化的意义，文化是不应当被忽视的，忽视了它就是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存在。在中国走向世界，在武术走向世界的今天，重视和传承武术文化尤为重要，因为唯有如此，才会让我们的武术在传承的过程中，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至于丢掉了“魂”，迷失了自我。
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眼中，文化是一种符号、文化是一种品位、文化是一种资本。当然，说文化是一种符号、一种品位、一种资本，是需要认识者去体认和感悟的。在《文化符号：武术》中我们看到了将武术视为文化，对它的源起初衷、对它的符号意义、对它的品位体现、对它的资本价值所做的艰辛探索旅程和良苦学术用心与学术追求。说良苦的学术用心，是说诸如武术的文化资本价值还需要读者去体会作者之意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完全可以相信，阅读了《文化符号：武术》一书之后，读者对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瑰宝，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文化价值、文化资本的认识必将全然改观，而目前能担当起如此重任的论著并不多。
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