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末扬州影园诗会的昭示——盐商子弟主持风雅
1640年，明朝已是千疮百孔。外有崛起于北方的满族部落，已然建立起大清帝国，清军侵食着明政府的关外领地。内有剿不灭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活跃于陕西、河南一带。颇有抱负的崇祯皇帝为支撑这个风雨飘摇中的明代病舟而寝食难安。
但这一切，与远离京城，也远离陕西、河南的扬州人没什么关系。该年初夏的一天，扬州城内艳阳高照，柳绿花红，一阵鼓吹声从城南的影园中传出，一群女乐簇拥着一位骑马者，出了影园，一路向北朝红桥吹吹打打走去。一时大街小巷，居民兴奋地传告着“看牡丹状元去”，纷纷朝红桥赶去——“牡丹状元”正在游街夸耀。只见那骑在马上的书生，身披红锦，胸戴红花，手上捧着一对金杯，在犹如今天粉丝般的众看客的艳慕、激动的目光和欢呼中，脸上露出自豪得意而又不无惶恐的神色。
原来，这是举人郑元勋（字超宗）举办诗歌笔会的高潮场面。前不久，他的私家园林——影园的牡丹花丛里，绽放了一枝少见的黄色牡丹，令主人高兴不已。红牡丹花开富贵，却不免俗气；白牡丹清纯雅洁，却稍显清冷；黄牡丹则尊贵而无俗气，雅洁而不乏热闹。郑元勋广迎宾客，邀集文人墨客前来吟赏，并以歌咏黄牡丹为题，征诗江楚间；且声明在前，将搞评奖活动，奖品为内镌“黄牡丹赏最”的一对黄金杯。闻讯的一干诗人，喝美酒赏牡丹，搜肠刮肚，拈笔吮毫，逞风情，斗才华。郑元勋将征集到的专题诗歌，汇编为《黄牡丹诗》，请诗坛领袖钱谦益品评等第。一位路过扬州、名不见经传的广州举人黎美周夺魁。这天，郑元勋举行颁奖大会，将一对黄金杯送给黎美周，为他举行游街庆祝活动。
这次活动，非常有名。百年之后，才子袁枚对当时盛况作这样的想象性描述：“用锦舆歌吹，拥状元游廿四桥，士女观者如堵。还归粤中，郊迎者千人。（黎）美周被锦袍，坐画舫，选珠娘之丽者，排列两行，如天女之拥神仙。”最后感慨地说：“有明三百年真状元，无此貌，亦无此荣也。”[1]——明代三百年来，真状元也未享有如此的艳遇啊！
梳理这段佳话能够传远、被后代文人津津乐道的基本要素，肯定有这几点：
——赏花吟诗，夺得状元，还能获得女乐簇拥歌吹、珠娘排列两行“如天女之拥神仙”的精神享受。这最能契合传统士大夫吟赏风流的精神旨趣。
——诗坛大佬的参与和肯定，不仅诗作品评具有权威性，也使得这次活动具有了高层次、高级别的意义；这增加了该活动在传播中的名人效应。
——一对金杯作奖品，吸引了眼球。这一掷千金的豪奢，不必说众多士子难以想象，就是一般富贵之家、官员贵族也只能望其项背；因此，金杯所体现的经济利益，也刺激着众文人现实生活的物质梦想。
换个角度思忖，这则故事还体现出另一些意味。
私家名园为文人墨客的聚会、歌咏的空间平台。影园是郑元勋于1634年建成的私家园林。为此，他聘请当时最优秀的园林设计师计成精心设计，花费巨大资金和用十多年时间建成，该园以“柳影、水影、山影”三影而称影园；又请名士董其昌题额，自己作《影园记》以叙始末、特点。园林对于文人创作来说，不仅是物理的活动空间，更是一种充满自然之美和审美意象的文化空间，楼阁厅堂，山水树花，成为文人吟咏的对象，因而自然也成为创作内容的主要部分。
活动组织者郑元勋，从传统社会身份看，只是一个举人而已，并不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但他的园林、他的奖品，暗示了他可能的另一种身份。他确实还有一个身份——盐商富二代。他的父亲是来自徽州的盐商郑之彦。郑之彦从叔父手里接下欠债的家族业盐事业，苦心经营，数年后成为两淮最有影响力的盐商。“群贾慑公之才谞胆识，猝有大疑大虑，不质之有司，而质之公”。他也得到了盐务官员的信任，“虚左相延，多所谘决，公指陈利国通商之事，凿凿明辨，听者属耳洞心，颁行惟恐后”[2]。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元嗣、次子元勋，三子元化、四子侠如。郑之彦1627年死后，盐商事务主要由郑元化接受，其他人当然也分享盐业的收获。这从郑元勋等人建造园林的行动中得到证实，郑元嗣筑有五亩之宅二亩之间，郑元勋筑影园；直接经商的郑元化筑有嘉树园，皆高台曲沼，酒坐琴歌，意气雄豪，“当是时，郑氏为扬州最著姓。”[3]盐商家族的经济背景应当是研究此类文人活动的重要参数。
影园“牡丹状元”的活动，诗歌作者在影园赏花吟咏，品定工作却由江南的钱谦益主持。郑元勋先是写信委托冒辟疆求钱谦益评选：“《黄牡丹诗》俱已全汇，糊名易书，即求尊札，遣一疾足至虞山，恳牧斋先生定一等次。得黄牡丹诗状元者，弟已精工制金杯一对，内镌黄牡丹赏最，待之。一时群公咸集听命，万望吾兄加意。由贵邑至常熟，三日可往返也。”郑元勋后再告知冒辟疆此事圆满结束：“牧斋先生回札至，知其赏心在美周，即以杯赠之。美周将渡江访虞山，执弟子礼。……弟更乞其序言、和章，以光此刻也。”[4]不难看出，扬州文化活动与文坛名人、江南文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容易形成富有影响力的事件。
黎美周共作十首，后人多喜其第四首《扬州同诸公社集郑超宗影园，即席咏黄牡丹》云：
恃买长门作赋才，守宫砂尽故徘徊。
燕衔落蕊成金屋，凤蚀残钗化宝胎。
三月繁华春梦熟，六朝芳草暮霞堆。
上尊合赐词臣阁，邀赏犹传八骏来。[5]
这首诗是否绝对为《黄牡丹诗》中的第一之作，并不重要。其以典故、比喻形成的人事意象，来形容、开掘黄牡丹的文学意义，展现作者的想象、才情，确实是呈现了文人的诗酒风流。而一对金杯作为奖品，则说明经济实力所体现的世俗金钱与文人风流完全能优雅地融合在一起。
因此，“牡丹状元”的金杯之代表意义在于：盐商及其后裔的以文人的身份，参与诗文活动，并常以提供活动空间和经济支持成为活动的组织者，从而成为中心人物。这是一种具有某种新特点的文化活动。影园“牡丹状元”的故事于此只是初露端倪。入清以后，扬州文坛活动的不少场景似乎就是“牡丹状元”故事不断再现：盐商或其后裔，在其自己的园林里面，接待着路经扬州的文人官员，迎来送往，酬诗唱和；聚结着一批骚人墨客，吟风弄月，出版诗集，声名远传。成书于清乾隆六十年的《扬州画舫录》写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6]，其中马氏是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为登记在册的盐商；程氏指致仕官员程梦星，为清初大盐商程之韺之孙；郑氏即指郑元勋之弟郑侠如，他于清初建休园，至乾隆朝已传至四代。除此乔国祯、乔国彦兄弟的东村书屋、江春的康山草堂、汪玉枢的南园及其后代经营的九峰园中，都是文人经常出入的游赏、聚会、吟诗的重要场所，酒香、茶香、墨香，随风飘荡，浸润扬州郡城，传至远方。而这些园林的主人都是扬州盐商。
扬州盐商文人的诗酒风流，是推动清代扬州文坛运动的重要力量，且与江南乃至全国文坛的发展相呼应，成为颇具特点的文坛重要现象。
二 清代扬州盐商作家的界定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自当是厘清研究对象——清代扬州盐商诗文作家的概念。
清代官方设两淮巡盐御史、两淮盐运使管理两淮盐务。两淮是古代方位地理概念，一解为“淮南”、“淮北”之合称，泛指今日苏皖两省淮河南北的地方，是纵向概念；一解为“淮东”、“淮西”之合称，分别指代苏皖两省江淮之间的地方，是横向概念。但明清两代盐业经济上的两淮，还有另解，就是狭义地指江苏境内的淮河南北地区；具体讲，淮南指以扬州为中心包括南通、盐城、泰州的地区；淮北指以淮安为中心包括海州（今连云港）等地区。两淮盐业的最高长官两淮巡盐御史（俗称盐政）的衙门、两淮盐业主管机构盐运使司，都设在扬州；另在泰州、通州、淮安（后移至海州）三处设分司。两淮盐业的几十名总商，也多住在扬州郡城。扬州自然成为两淮盐业的中心和代表，扬州盐商也成为两淮盐商的代表。
而古代常以两淮盐商来指称扬州盐商。因此本书所指扬州盐商，主要是居住生活在扬州地区的盐商，自然也包括与扬州有密切关系的两淮其他地区的盐商。
清代扬州盐商诗文作家的时间概念，当起自清初，迄于清末。本书的考察重点，截止于清代嘉道年间的盐商作家。这是因为清代道光年间的两淮盐政改革，对于国家的盐业财政颇具贡献，但传统的盐商巨族多遭经济打击，传统的两淮盐业文化业态为之大大改变，著名的盐商家族盛名不再，积累百年的盐商诗文传统也受到冲击。嘉道之后，在两淮文坛上较具影响的盐商作家寥寥无几，遑论全国文坛的地位，两淮盐商文事处于衰落阶段。
其次是身份限定。严格来讲，当指社会身份为盐商的诗文作家。但落实到具体人物，却有些复杂情况。
一是如何看待盐商本人的职业变化及多种社会身份。有先为盐商而后弃商为官、为文人者，亦有先官后商者。如清初的孙枝蔚、雷士俊等人，早年皆参与经商活动，后来又都弃商为学，成为有影响的作家。乾隆时程晋芳则是由商而官的著名文士。
程晋芳（1718-1785），先名志钥，字鱼门，号蕺园。高祖程量入为清初著名商总，财势极大。程氏后代业盐者甚多。昭梿《啸亭杂录》记载：程晋芳“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声色狗马。先生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先生不能无用世心，屡试不售，亡何，盐务日折阅，而君舟车仆邀之费不资，家中落，年以四十余。癸未，纯皇帝南巡，先生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辛卯进士，改吏部文选司主事。未几，上开四库馆，诸大臣举先生为纂修官，议叙改翰林院编修。”[7]程晋芳本是盐商子弟，显然也继承祖业成为盐商。但自己却是好读书、好交友，入仕途。袁枚说他“付会计于家奴，任侵盗，了不勘诘。以故虽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8]，也证明其盐商身份，只是不亲自参与经商活动，任凭家奴侵盗而经商效益下滑，支撑不了巨大开支，终至破产。
二是如何看待盐商子弟。这里盐商子弟，不包括继承祖业而成为新一代盐商者；也不包括一度为商而后转行者，他们毕竟曾为商人。这里专指确为盐商之后，但无资料证明其经商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或消闲一生、或科举做官，也有不少人读书求学为乐。
上述两种人，若有文学创作活动，可否列入研究对象？
笔者以为，在把盐商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展开研究时，先商后官、弃商为文的人员和盐商子弟都应该列入研究对象。这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前者毕竟曾属于这个群体的一员，虽然也许不是最主要的成员；后者生长于盐商家族的背景，浸润于盐商文化，其自身的社会行为虽不直接从事盐业活动，但其盐商家族的经济背景的影响不能忽视。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享受着祖辈经商的遗产，包括盐商股份的分割或收益分成。盐商研究学者汪崇筼认为“徽商资本的传承特征是，后人不把自己所得商业遗产立即抽走，而是仍集在一起，由家族中一代表人物继续经营。那些不参与经营的人，则按其所持商业遗产的份额获利。”[9]因此本书讨论盐商作家将包括这两种人。这里有必要将盐商子弟作一辈分限定。本书将盐商儿子辈，称为一代盐商子弟；其孙子辈，称为二代盐商子弟。除少数盐商世家延续百年，作为盐商世家作专门研究之外，一般以三代盐商子弟为限。
再次，就是文学创作的活动限定。这是核心内涵，其义甚明。身为两淮盐商或子弟，有文学作品——诗文、词曲，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如果仅有学问著述而无关乎文学创作的文章，其人则不在本书论述之列。
概言之，本书中盐商作家的基本概念是：身为盐商、或曾做过盐商、三代以内的盐商子弟从事文学活动者。两淮盐商作家，就是指曾在两淮盐业区域经营盐业者及其子弟从事文学活动者，主要对象是扬州盐商。在不同章节里，视具体情况或称盐商作家，或称盐商子弟作家，以示详明。
据上述界定，结合古代文献资料的具体情况，本书考定盐商诗文作家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1.嘉庆《两淮盐法志·人物》“文艺传”所收作家。
这些作家被收进《两淮盐法志》“文艺传”，说明了他们与两淮盐业的关系。该名单在“史翰”传后，以“谨按”的方式列出与之交好的“顾书宣”小传，并特别注明“以非盐务人物，附传于此”[10]。这就证明正传所收诸人是与盐务有关的作家，也许可以理解为这些人都是属于商籍、灶籍，本人不是盐商、灶民，就是其子弟。
嘉庆《两淮盐法志·人物》“文艺传”分两类，共收76人，另外第一类作家中连带兄弟、子孙有诗文者附见20余人。这是一份清政府官方认可的与两淮盐业有关的诗文作家名单，因而在我们认定盐商作家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名单。其中，有不少为同时人大为称赞、后人也经常提起的作家：如盐商家族的背景却以官员面世的李宗孔、吴绮、马荣祖等；自身经商的作家程名世、马曰琯兄弟、江昉、张四科等。
细析这份名单，有两点需要指出。
一是名单中并非所有人都是本书界定的扬州盐商诗文作家。如吴嘉纪，出身盐场的灶户，虽是盐业之民，却非盐商；任大椿因养于灶籍陈氏而成为盐业之民，而祖父任陈晋却是进士、府学教授。如孙默，“其乡人多以盐筴起家，而默独不事生产，布衣蔬食晏如也”[11]，似乎不是盐商身份。而罗光荣“少穷坟典，精易理”[12]，未及文学创作，似乎难算诗文作家。
我们重视这份名单，却不宜照单全收，前述诸种情况之人，固已排除在外，即使是两淮盐业所办学校培养出来的文人，也未必就是盐商或其子弟。因此，对于这份名单，有其他资料证明是盐商或盐商子弟且有文学创作者，算入盐商诗文作家；反之则不取。
二是这份名单并非官方认可的全部人选。据“文艺传”对第二类名单的说明：“文人半出科第仕宦中，凡无事迹可传而有撰著者各附着其人之下，其无科第仕宦者，无所附丽，别录姓名于后”[13]。这说明，或有盐商子弟作家因科举为官，而另见于《盐法志》“科举仕宦表”者。
2.其他资料记载其人是盐商或盐商子弟且有诗文者。如乾隆朝的大盐商江春，《两淮盐法志》“文艺传”未载，而嘉庆《两淮盐法志》其他部分一再提及，而其他若干资料也表明他与众文士有诗歌唱和，亦有诗集传世。江春可以确定为乾隆后期盐商作家的重要代表。
本书考定，清初到嘉道年间的扬州盐商诗文作家，有90余人。
三 清代扬州盐商作家的社会身份分类
仔细考察各人的社会身份并进行归类，可以明了盐商作家群的基本社会构成。某些人的社会身份，会有变动，较难归类，本书着眼于各人长期、一贯、主要文学活动时的社会身份，约分为三类。
第一类，纯粹的盐商作家，约得30人。所谓纯粹的盐商，主要指社会身份较为单纯，成年后基本就是经营盐业，如程庭、马曰琯、江春等著名盐商，包括《两淮盐法志》“文艺传”中明确指明为“徽商、西商”者。个别人则根据材料，推断而来。如雷士俊，父辈业盐，雷士俊虽有兄弟六人，但两人死于父亲逝世之前。两人在陕西泾阳老家，而雷士俊又是老大，常理该是他继承父业。他父亲亡于顺治九年（1652），时年七十九岁，按常情，其在六十岁以后即明末则可能淡出业盐事务，盐务自然由雷士俊接手，只是家业在明清换代之际，日渐凋零。其中某些头面人物，多捐有官员虚衔，也有朝廷论功行赏授予虚衔，如江春就获得布政使的头衔。
第二类，是指曾有经商业盐的经历，但一般时间不长，后来弃商读书或出仕的作家。故后来的具体社会身份，或布衣终老、或出仕为官。
前者如方士庶，本为扬州诸生，后来以擅画名世，后人多称其为画师。其实，他当过盐商。其《祭本生母沈太安人文》云：“废举业就鹾务，命运不通，所遗俱尽”[14]；《祭亡室郑孺人文》亦提及“其时，本生考力振家业，余时得渐温饱，未三年先考见背，所给资产自为营运，奈命运不昌，未转瞬而所有俱尽”[15]。所谓“所给资产自为营运”，当是子承父业又亲自经营；不料很快破产，从此无力经商，只好奔走江湖，布衣终身，以画师名世。张潮本为歙人，祖上也曾经商，父亲为顺治七年进士，官至山东督学。张潮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来到扬州谋生，从事多种行业的经营，其间多年投资盐运，尽管他以出版家著称于世。
后者如张恂，业盐数年后，以前明进士身份得授清朝官职。
最特殊的是孙枝蔚，他承祖业来扬业盐，并三致千金，享受醇酒妇人的同时，也吟诗不断，此时适为纯粹的盐商诗人；数年后却弃商读书，乞食江湖，俨然一布衣诗人；晚年因诗名被荐博学鸿词，授中书舍人，却又立即辞官返扬。论早年的身份为盐商，其后长期为布衣文人，论晚年的际遇，又获授官职。
第三类即身为盐商子弟的作家。
这类情况也较复杂。其中有家道中落者，经科举而走进仕途者。如盐商李天祁之子李道南，靠母亲替人缝补衣服为生，一生读书，乾隆二十四年中举人，三十六年才考中进士，此时他已是六十岁老人，中式后回乡设教，有功名而未做官。
其中有继承祖产享受悠游生活者，也有既继承祖产又步入官场者。这些人，也许没有资料明确记载其曾有经商活动，但作为盐商后代他有可能是某盐号的所有者或股东之一；或者享受族产盐业的利润。
父辈盐商对子孙人生道路常做两种安排：既安排某位后辈儿孙继承祖业从事盐商经营，也安排其他后辈儿孙读书科举；经商、仕宦双管齐下，使家族发展在富贵、名利中相互支撑。两淮西商张景程，去世较早，其母对三个孙子做出明确安排：长孙张兰继承盐业事务，一心经商；二孙张馨、三孙张坦读书科举。后张馨、张坦果然中进士授官；一门富贵。这种择业分工，是为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安排，入仕者于祖业的经济收入肯定是参与共享，否则科举者享有主流社会的虚名却乏祖业的实惠，这种分工很难实行。盐商李天祁经历的事情，印证了这点。他承父业为盐商，长兄为进士、官知府，次兄为试用举人在北京当“行走”，小弟为鸿胪寺丞。其父在世，李天祁打理盐务，掌管家庭财政，兄弟共享财富。父死分家，两个哥哥嫌李天祁掌管家务时过度挥霍，李天祁只好以放弃遗产继承求得谅解。他的兄弟们名为官宦，实际享受着盐商祖产。《两淮盐法志》称：“故事，淮商登仕版，别立户籍，号曰官商。凡官吏需索浮费皆不及”，“商籍行盐者子孙，官于朝，遂自立为官商”[16]。这也间接表明盐商子孙中经商者和为官者，其政治、经济背景互为利用，政治、经济利益则是一体。
类似的盐商子弟也许不少，只是我们很难找到盐商子弟处置父辈产业的详细资料；但从盐商子孙从官者的豪富生活，还是可以得到某些印证。如康熙朝大盐商程之韺，儿子程文正、孙子程梦星均登入仕途；程梦星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翰林苑编修，不几年归里筑筱园，悠游林泉，赋诗作文，筱园成为扬州文人聚会的中心之一。他豪富生活、诗酒风雅的背后，理应有盐业收入的支撑。汪崇筼曾明确指出：“程梦星从其父辈起，已从直接业盐的行列里分离出来，专事儒业。但因祖辈是大盐商，故仍有丰厚利润可得。”[17]
第二类和第三类，也可以用“盐商背景”来统称。
对盐商作家的社会身份的简单分析，可以了解盐商作家概念的包容性和复杂性。所谓包容性，指除了以盐筴为主业的纯粹盐商之外，还包括了众多盐商子弟。纯粹的盐商与盐商子弟本是一个家族的组成部分，是基于血缘、家族文化、家庭利益的共同体，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群体，部分盐商子弟实际也可能就是盐商，他们许多文学活动都是借助于盐商家族背景来展开的。另外，嘉庆《两淮盐法志》“文艺传”开列的名单，实际意味着已将盐商及其弟子视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所谓复杂性，是指盐商作家社会身份的多样性，不少人亦官亦商，亦士亦商，包括了士、官、商三个社会层面，其错综交织的联系难解难分；这种特点对他们的职业行为、社会生活、文艺创作诸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分析乾隆时期《韩江雅集》中诗人的社会身份，能从一个侧面窥其特点一二。
韩江雅集本是当时扬州郡城以盐商马曰琯为中心的诗歌唱和活动，《韩江雅集》是这种唱和的部分记录，从乾隆八年（1743）开始，到乾隆十三年（1748）结束，合96次唱和，作诗编为十二卷。参加者共40余位，除去参加一次至数次者，主要参与者18人。
纯粹盐商者：马曰琯、马曰璐、汪玉枢、张四科、洪振珂
盐商背景之亦官亦商者：程梦星、张世进
一度经营盐业或经商的士人：方士庶兄弟、王藻
士人或罢官者寓居扬州盐商者：陈章、全祖望、厉鹗、姚世钰
致仕官员：甘肃巡抚胡期恒、翰林唐建中、郎中陆钟辉
本土士人：闵华
成员来自官、士、商三界，但商界为多。空间则联系江苏、浙江、安徽三处。时人对韩江雅集亦多所赞叹，诗坛领袖沈德潜为《韩江雅集》作序称：“吾谓韩江雅集有不同于古人者，盖贾、岑、杜、王、杨、刘十余人，倡和于朝省馆阁者也；荆、潭诸公，倡和于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于辋川，皮、陆之于松陵，同属山林之诗，然此赠彼答，祗属两人；仲瑛草堂燕集，祗极声伎宴游之盛；沈、文数子会合素交量才呈艺，别于贾、岑。以后诗家矣，然专咏落花，而此外又无闻焉。今韩江诗人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匪吟声誉，匪竞豪华；而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结常课，并异乎兴高而集，兴尽而止者。则今人倡和，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得谓古今人之不相及也。”[18]明确指出雅集的民间性、广泛性、内容的丰富。今天看来，诗文酒会中，盐商文人的主导性质也是非常明显的；也许沈德潜注意到这点，但囿于士贵商贱观念，不宜点明这些文人的商人身份罢了。无疑，韩江雅集是当时江南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而盐商兼作家的特殊身份彰显出他们在文坛的特殊作用。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盐商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凭借其复杂的社会身份所具备的士人文化气质和诗人才艺，以及资金保障，搭建起士人、官员乐于与之平等交往、诗歌唱和的平台。而众多士人、官员的诗文记述，也促进了盐商作家的文坛声誉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