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
——龙应台《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在所谓的“新世纪”里，我一直不愿意使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遣词，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自己无端地与“八十年代”拉开了距离。于我及同龄者——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而言，“八十年代”绝非仅具时间纪年的意涵，她永远是我重温理想、积蓄激情的“根据地”，更是六十年代人的青春与气质的萌生期。在“八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迟缓而生怯地发育，而最相宜的环境，莫过于大学校园，那是青草如斯、绿意仍然的康乐园。
一“文化热”
我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初年即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读书，但上述意义的“八十年代”，事实上迟至八十年代中期方拉开帷幕。也许，其标志性事件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我仍记得列为该丛书之首的是当年几乎人手一册的《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自此往后直至八十年代末，热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比较中西文化特质以及文化救国论的期刊、书籍、电视节目林林总总，年轻学子在课堂、宿舍有关“文化”的辩诘也是激越难休，“文化热”如火山熔岩，流到哪里，哪里就硝烟顿起，火光一片。
后来者自是不解：在那样一个百事待举、衣食有虞的年代，人们何来讲谈文化的闲情逸致？在此，后来者真正没有理解到的倒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既非高堂讲章，亦非炉边絮语，毋宁是人声鼎沸的前线号角。在八十年代，“文革”还只是近在昨日的往事，虽然全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激情已如潮汐般在一夜间退息无踪，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无根本改变，人们还沉迷于直接型的现实参与和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就像潮落之后必有潮涨一样，人们告别“文革”并不等于告别直接参与现实的激情，厌倦“阶级斗争社会动力说”也不等于厌倦整体性社会改造方案的魅力。稍稍不同的是，“文革”中人可以动用免费发放的领袖语录作为口诛笔伐各类贴着标签的“敌人”的工具，但时至八十年代，“敌人”的面目模糊难寻，并日渐消遁于“人民”的洪流中。不仅“敌人”逃逸，而且旧有的武器也威力不再。为重振战斗豪情，人们不妨虚拟假想敌，也不妨就近顺手抄起自家门后的扁担扫把。在此，“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当了一回冤大头，成为八十年代中国人人皆可喊打喊杀的假想敌。而进一层的奥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被作为“替死鬼”——人们既缺乏直接参与现实，实现社会全面改造的渠道和机会，也欠缺相应的能力（新生代知识界缺乏起码的社会科学知识，无从开展社会制度层面的分析批判），既然屠龙乏术，那就找一个死无对证的“替死鬼”，作一通夹杂义愤的激情发泄也罢。
如此反观二十年前的“文化热”，不免引起某些过来人的不满，以为他们当初的言行被低估轻视甚至被玷污了，就像“文革”中的某些过来人不满于后人全盘否弃“文革”一样。不过且慢，由直接型的现实参与和整体性的社会改造诉求驱动下的理想与激情虽然无效甚至荒唐，但唯因此类诉求正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日渐淡出，方显由其蕴生的理想与激情的弥足珍贵——在西西弗斯一趟又一趟地把山顶滚落的巨石重新推向巅峰之际，市侩宵小嘲笑西西弗斯的徒劳，而志存高远者则看到了坚韧中的激情和山高人为峰的理想！
二 从演讲到“学术讲座”
在现代民族国家危难之际，知识青年走向街头，饱含激情唤醒民众，其剧场政治的效应至为强烈。这是在此前的电影中常看到的演讲画面。八十年代初，在党的各大媒体中，诸如“新长征”“新时期”“振兴中华”“八十年代的新一代”等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而在大学校园，也竞相出现各类级别的、以上述时髦话语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有的系甚至把优胜者组织起来，深入工厂、军营作演讲表演；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大海老师还适时地开设了全校性的“演讲学”选修课。是为“演讲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八十年代中山大学举行的最后一届全校性的演讲比赛时间应是1986年9月下旬或10月上旬，也就是说，“文化热”的兴起及时地取代了“演讲热”。此貌似表面巧合，实乃存有内在依据。因为当年的演讲者与鹦鹉学舌并无二致，尽管慷慨激昂，但讲的都是口号式的豪言，除了“四人帮”就找不到别的敌人了，演讲者徒怀壮志，空泛表态，犹如朝天鸣炮。而“文化热”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年轻的学子突然间发现了导致中国落后和妨碍中国现代化的“假想敌”——中国传统文化，大敌当前，兴奋难捺（1987年，《中大青年》某期扉页赫然写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字样）。打个比方，如果说演讲是激发斗志的“养兵千日”，那么，参与“文化热”则称得上挺身前线的“用在一时”。而开“学术讲座”，便是“战斗”的开始。
从1986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三个较成规模的以研究生为发起主体的面向全校学生的“学术系列讲座”，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系列讲座（中山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研究生学术系列讲座”（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术中心主办）、“历史·现实·未来”学术系列讲座（哲学系研究生会主办），这三个学术系列讲座基本上都是每周各开一场，此外还间有各文科系研究生会零星开设的讲座，就是说，校园里每周都有三到四场“学术讲座”开锣。当时，不少本科生成了赶赴“学术讲座”的“专业户”和“追星族”，往往是下午放学时，匆忙拿出一册破书到当晚的“学术讲座”现场“霸位”。之所以把学术讲座四个字打引号，是因为这类讲座的主讲人都是清一色的在读研究生，他（她）们并不把学理性摆在首位，为了引发听众的掌声，不惜走极端，席间多偏激之词。名为讲谈中国传统文化，实乃落于对中国现实的关切。台上牵引，台下呼应，那种源于现场感召的壮怀激烈，相信是任何书本都无法给予的。但对听众来说，虽然他（她）身临其境，但至多只扮演了呐喊助威者的角色，既然无缘披甲上阵，自是期待战事愈演愈烈，以便把个人的情感更彻底地释放、投射到“战士”的身上。这就是紧接着的较具现场对抗性的“辩论热”的到来。
三“辩论热”
今天，辩论赛更多地成了展示语言才华、知识储备和反应能力的活动，辩者的激情、理念已退居其次。但在八十年代，辩论赛即意味着宣泄激情和展示理念，光有“嘴皮子”功夫的人是得不到观众青睐的，有时甚至遭受“喝倒彩”。那时的辩论多偏向抽象、宏大的题目，如“中国传统文化弊多利少”（正方）、“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正方）、“中国现代化必须选择‘全盘西化’”（正方），等等。在一片反传统的语境和氛围中，对反方来说，这样的题目其实已没有多少辩论的余地了。抽到反方辩题，基本上意味着败北，只是硬着头皮陪辩罢了，因为对观众来说，正方的每一观点似乎都发自肺腑，似乎都击中了中国社会的要害，似乎都让每个人扬锁眉吐恶气，从而总是掌声如潮。这有点像五十年代初“土改”中的斗地主，反方（作为反面角色的“地主”）的在场乃是为了激发“革命群众”更强烈的义愤。当然，也有例外的结局出现，即如果正方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评委们为了维持最基本的公正，把票投给了反方。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果，观众哗然，怒形于色，指责评委没水平。人们自然要说，设定舆情民意如此一边倒的辩题，明显有失公允。把这样的批评放在八十年代，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八十年代观众想象和期待的辩论乃是动真情舞刀枪的实战，比不得痛下针砭仍不见血的“磨嘴皮”“抖书袋”的语言游戏，只渴望解心中块垒于一时，哪顾及谦然礼貌下的公平公正公道？
中山大学的“辩论热”兴于1986年冬，当时，文史哲法律等各系学生会分别组织了本系班际辩论赛，在校团委（尤其是时任副书记的刘惠祥老师）的组织下，又举行了多场全校性的辩论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趣的组队和比赛规则，即各系的辩手可以打破系别，自由组合，三人成队，记得当时各路好汉经自由组合，扯起了十来队人马。然后围绕同一个辩题，在同一时间场合进行擂台式的大会战——第一场的优胜者继续留在台上（败者退下），接受另一支队伍登台交战，哪方胜，哪方便留在台上，如此往复，其激烈气氛可以想象。任何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在轮番攻击下，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时，观众得以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到某一立场或观点，知道“山外有山”，观众的兴奋点也因此得到持续的刺激。18年过去了，但1986年阴冷冬季夜幕下，中区教学楼（惺亭东侧）101阶梯大课室里那写在脸庞上的青春、游于掌声间的激越、付诸词锋里的执着，仍然可以轻易让我回溯即便冰凉的如水时光，重归孕育我理想的康乐园。
此后，中山大学辩论队成立，挥师重镇武昌，斩北大，取南开，平武大，惜稍逊于华东师大，获“长江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季军，这是1987年早春的事。当时，坐镇指挥的刘惠祥老师（被中大辩论队的“家庭成员”尊称为“老爷”）每天都与校团委夏纪康书记通话，报告“前线”战况，而校团委也总在第一时间将每日战报贴到各饭堂门口，同学竞相祝捷。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大学生，俨然已成一个紧密的社区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乃是千锤不灭、百炼犹存的青春理想。
四 一样的青春，一样的你和我
在“文化热”“辩论热”炽盛之时，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的历史系教授姜伯勤先生悄悄地劝告我：“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文火煲中药的功夫。”尔后，我似乎有所领悟，于是在“历史·现实·未来”系列学术讲座的最后一期海报上，我写下这样的话：“历史的门槛高高低低/未来瘦瘦细细/正在门外列队而待。”由此往后，我试图遵循“文火煲中药”的忠告。我体会到了“文火”的可贵，但一样重要的是，生于八十年代康乐园的作为生命状态的青春理想，仍让我受用不尽。如果把青春理想比喻为一柱烈焰，那么在今天，它并没有被狂风吞灭，毋宁是这柱烈焰直面了多少无名莫测的寒意，方有“文火”与人生日用常相伴随。20年后，尽管曾经同学年少的你我改了音容，白了双鬓，但其实，仍然是一样的青春，一样的你和我。
（原刊《中山大学校友》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