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许多同龄人相比，我的经历过于平淡。在福建沿海的偏僻小村里，我规矩地读书。从小学到博士毕业，十年“文革”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资格参与其中。有意思的是，我的按部就班的生活，并没有使我摆脱“边缘人”的角色。
一
“边缘人”的角色或许是天定的。1964年，我出生在福建莆田沿海的孙厝村。莆田域内原为大片浅海滩涂，盛长一种叶狭长花细密的蒲草，经沧海桑田的变化，海水退去，蒲草滩成了“莆田”，成了大陆的边缘一角。
再说“孙厝”。“厝”原为“安置”之意，在闽南方言里，“厝”泛指居屋，“孙厝”即孙姓人家的聚居地。可惜的是，不仅我不姓孙，而且孙厝村里没有一户孙姓人家（孙厝的邻村为戴厝，目前依然一色的戴姓）。很显然，我祖上是作为流民而暂居孙厝村的。
我父亲读过四书五经，又上过新式的师范学堂，毕业后服务社会执教两年，又考取设于泉州的海疆大学，适逢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海大”迁往台湾。父亲是独子，不可能离乡离土，只好放弃此事。但上大学也因此成了他心中难消的情结，他似乎决定让我来“另起炉灶”。
在父亲的谋划下，1972年初春，我直接入小学二年级，其理由是大队培红小学一年级老师的水平太差，会把我“糟蹋”了。结果是导致我听课时不知所云，不得不逃学，交白卷，视上学为畏途，成了班里的差等生。
1978年秋开始，莆田的几所省重点中学公开向全县招生，那年我正好初中毕业，侥幸考上了城里的莆田第六中学。在班里，我的身份是“界外人”。
“界外”之名来自清初莆田的“迁界”政策。郑成功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我的家乡正好位于坚壁清野区内，即城里人所谓的“界外”。在他们看来，“界外”意味着愚昧、落后、闭塞。我这个“界外人”自然不被班上的城里同学认同。
1981年秋，我从福建考入广东的中山大学哲学系。在文化心理上，广东是个对海外开放而对内地封闭的地区，广东人一概把来自粤方言区之外的人称为“北佬”或“北方人”，我作为“北佬”，无法加入粤方言的热闹合唱。我从家乡小城到广州这个现代大都市，“界外人”的身份并未改变过。
二
80年代中期，我终于有了一次从边缘突进中心的机会。
那时，“文化热”正在兴起，青年知识分子如孩童般加入了一场盛大的思想狂欢，毫无学理根据地把中西文化比较一番。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被归结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所致，大家一致地把目光对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区别，而根本无暇去分辨计较中国人之间的差异，我的“界外人”或“边缘人”的身份意识也就消失无踪了。在大学里，我每周三晚主持一次全校性的谈不上学术的讲座，热烈的辩论事实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肯定和相互砥砺，确立青年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意识乃至改革方案。我不仅不再是“边缘人”，而且俨然成为主角。
80年代末的重大社会变故之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改弦易辙，纷纷“下海”。而此时，我正忙于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儒道互补》，这也是一段难得的“看海的日子”。在熙熙攘攘的商潮声里，我又一次成了“边缘人”。不过，如果说此前的“边缘人”角色是出于无奈的认定的话，那么，这次则是出于自觉的担当。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参与社会现实的强烈意识，在紧要关头甚至直接走到社会运动的前列，扮演革命家或改革者的角色；而一旦革命或改革失败，要么遁入空门，要么流亡海外。这种情形的发生，其实都表明着中国社会一直没有给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恰当的角色位置，或者说中国社会的日常运作尚不需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介入。用一句中性的话讲，此前的中国社会属于分工不明确、欠发达的前现代社会。前几年，《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不能怪书生无能，而应怪社会没有为书生提供用武之地。如果说书生在此前社会生活中“百无一用”，那么书生在此后社会生活中一定会有“千有一用”的时候。这一时候就是在强大的经济力量的驱动下，畸形的意识形态受到消解，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工商社会成形之际。在一个正常成熟的工商社会里，知识分子需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选择做一个“边缘人”——既不是权力角逐的参与者，也不是工商活动的主宰者，而是只问诊病不问开列具体药方的为现代社会生活把脉察颜的医者。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不甘寂寞”比起“自甘边缘”要容易千万倍。
三
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带乃是险象环生的，时时都有可能被卷进热闹的旋涡之中而无知觉，这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意志薄弱或操守不正，而是因为商业社会的运作机制具有强大的大众化的能力。如果把商业社会比喻成一副巨大的肠胃的话，那么，它随时都在分泌平庸，它的消化力是惊人的，神奇可以化为腐朽。知识分子对商业社会的平庸性所做的种种鲜明而尖锐的批评，也会被其“反围剿”，包装“爆炒”成具有商业效应的应市行货。借用庄子的话讲，知识分子即使小心谨慎，为防不测而把“边缘”意识藏诸名山，那么，商业社会的巨大胃口也会把整座大山吞下去（足不出户、自甘边缘的钱钟书先生近年的“走红”即为明证）。
城市里热热闹闹的所谓“文化生活”，不过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官能性的娱乐消费，绝大多数传媒热衷于加入商业的狂欢节，它们打着“文明”的旗号，盯着大众的钱包，生产着“快餐”“方便面”，把大众变成“单向度”的人。站在宽容的立场上看，在商业社会里，传媒以商业获利为取向，只要其不生产精神垃圾，本亦无可厚非，只是知识分子要随时警惕被其利用，或者说被其剥削。
现代社会的人文知识分子需确立的职志，一是在各自的学术专业领域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为学术的积累做贡献；二是尽量地参与社会，向大众发言，有选择地利用传媒，把文明的价值取向传达给大众，在反文明取向的商业社会里，为大中国提供另一种观察、反思日常生活的立场、角度。
基于对身处商业社会的知识分子尴尬境况的认识和知识分子职志的自觉，在1993年10月，我与几位同仁（陈少明、单世联、李公明）一道，从闹市的中心悄悄地走到边缘，在只有经借贷得到的两万元资金的困境中，创办了《岭南文化时报》。庆幸的是，我们已坚持到了现在。在发刊词中，我们声称：“办报是一种文化行为。但它又不是孤立的现象，许多本来应有的声音和颜色，都会在世俗生活的滚滚红尘面前变弱、变淡。为了达成‘应该’的目标，不仅需要学养，更需要毅力与勇气。”“面对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功利化文化洪流，我们想借这块小小的阵地，寻觅、团结更多的精神同道，联手对世纪末的庸俗化倾向作顽强的抗击。”
在许多局外人看来，我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扮演了一种可能注定要失败的悲壮角色，因为我们的对手——“滚滚红尘”“功利化洪流”虽无形，但强大得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数字也许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辛辛苦苦在3年中出了100期，总共不过发行出200万份，而一份三流小报仅在一周内就可能在发行量上打败我们。对此，我们其实早有心理上的准备。
一开始，我个人就认定这是一种“边缘人”的事业，不想匡时济世、指点江山，只想对当代生活中的反文化现象做出应有的抵制和批判；更准确地说，我只是想努力做出与商业文化的霸权格局相抗衡的姿态，至于能否抗衡，那就另当别论了。“星星之火”不妨点上，“可以燎原”只是一种向往、一种期待。这也算是“边缘人”的“用砂煲慢火熬中药”的功夫吧。
作为一个“边缘人”，我不再认为城市是什么“文化中心”。城市是信息中心、消费中心、娱乐中心。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对农村存有一份抹不去的情感，我们的报纸也总把农村作为长期的关注对象，一再地呼吁知识分子不要受城市传媒的误导，把精力无端地耗费在对所谓“城市话题”的无聊争论上。城市作为“消费中心”，若身陷其中，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就会被糟蹋殆尽而作为废物排泄到城市阴暗肮脏的下水道里。
每次我前往农村，都感觉是前往“充电”。而从农村回来，在汇入城市车流的那一刻，就有莫名的受挫感——我们所蜗居的城市，如一部加速器，我们只能身不由己地随之旋转。城市永远是小城市，而农村的天地依然广阔。我不拒绝城市的物质生活，也不主张知识分子应逃离城市，因为对农村而言，现代城市毕竟是个辐射的中心，城市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应恪守职责，作为“边缘人”，在城市充当漂洗手和清洁工！
四
有一些简单朴素的信念在不断支持、鼓励着我的“边缘人”的工作。
从待启蒙的孩童至今，作为一个接受文明教育的学生，我单方向地只有汲纳没有回报地享用了先人的智慧、思想，尤其是当我意识到已故的文化大师们至今仍以其所创造的精细的文化成品滋养着我们今日的粗糙生活时，我的愧疚心理和感恩意识就会萦绕胸怀。假定社会的大环境暂不需要一种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个人完全可以进行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精神消费活动。但是，当人类共有的文化资源沦为私人的精神财富的时候，那毕竟是文化传承者不尽责的表现。有能力、有资格、有机遇充当新一代文化大师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来说，首先平实地去担起文化传承的任务，或许可以有效地回报先人，也可以弥补商业社会一方面在斥巨资去制造不伦不类的伪劣“文化新品”，另一方面又对既有的人类文化资源弃之不顾时所带给我们的遗憾。我的床头时时堆放着一些回忆、介绍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大师们言行作风的闲杂书籍，在看不到白日里错杂事相的深夜的灯光下，我沉静地翻阅着，缅怀他们的贡献，领会他们的境界，学习他们的为人，并想象着该如何去光大他们心向神往的思想信念，报答他们给予我的恩泽。
作为一个纯粹的物质上的消费者，我们所享用的一切器物都是自己无法单独生产制造出来的，不过，对此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愧疚。因为现代社会理应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任何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都是特定的、有限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大与小或直接与间接之别。社会的总体进步是由分工合作所带来的，身为知识分子不能因社会角色从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而自贱，哪怕一时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到确切位置，也应该在心里树立分工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的职业感。我丝毫不为目前所谓的“文化产业化”给某些文艺人员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而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是艺术商业化而不是艺术在商业社会里获得分工的结果，说得苛刻点，这些人没有权利慷慨地把一流的东西当作二三流的货色削价处理给市场。不过我并不把“市场”视为扼杀人文的利器，只是强调人文知识分子不要忙着对“市场”投去媚眼。我相信市场的成熟和全面发展，既会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入细密，也会促进受众消费的多极化，这是确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最牢固的基础。到那时，“市场”自会给所有出色的专业人士和地道的行当腾出一角空间来。哪怕我们依然处于“边缘”，但毕竟是得以安身立命的据点。
从“边缘”到“边缘”的道路并不是徒劳无望的西西弗斯式的故事，它只是一个阅历无奇的人试图从人语嘈杂的“中心”抽身而出，热心冷眼入世的一段努力。
（原载《1999独白》卷一，萌萌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