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特稿

新世纪十年史学概述

张海鹏

中国史学研究包罗万象，门类众多。在一篇短文里，无法照顾诸多方面。本文从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等方面做一简述，遗漏和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中国考古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快的十年。由于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包括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和包括丝绸之路申遗、大运河申遗等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考古工作，以及为解决学术问题实施的主动考古发掘项目，累积了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珍贵的考古材料，不仅填补了区域年代空白，有利于建立考古学的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也为解决某些长期聚讼不休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难得机遇。举其荦荦大者，旧石器时代的如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再发掘，河南许昌“许昌人”的发现，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的持续调查和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如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发掘和“上山文化”的命名，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和中国最早期陶器的发现，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早于裴李岗文化的李家沟文化的发现，浙江余杭良渚城址的发现和持续发掘等；夏商周时代的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城遗址的发现和持续发掘，河南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和宫殿区的发掘，山西翼城大河口和绛县横水墓地的发掘等；秦汉以降诸历史时期的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的发掘，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的发掘，河南安阳曹魏高陵的发现，广东“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等，均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合作空前密切，成果显著。考古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介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从考古遗迹、遗物的获得，到它们的研究和保护，都离不开自然科学手段的介入。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以碳十四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手段的应用，为中国考古学建立科学的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那么过去十年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年代学等众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则为更加广泛地获得古代人类的历史文化信息，更加深入地了解、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以植物考古为例，由于系统的浮选方法的广泛应用，目前对“五谷”等众多植物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对源自中国的栽培作物黍和粟，以及自西亚移入的栽培作物大麦、小麦等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有了远较过去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因此也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

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世纪之交，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加强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及其他相关学者的联合攻关建立了富有成效的机制，为深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动因，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理论问题取得新突破。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如果按阶段划分，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均呈现明确的加速发展趋势。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始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中国五千年文明信非虚言。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各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加速发展和演变。中原地区在各种文化因素激烈碰撞重组和文化中心不断移动的旋涡中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则保持着稳健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出现若干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等级结构更加复杂的区域聚落群，与中原地区东西并立，形成与古史记载中描述的夷夏对立相仿佛的格局。自公元前1700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率先崛起，规模庞大，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和依附于宫殿区的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成为凌驾于周围广大地区内多个区域性中心聚落之上的都邑性聚落，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发展至一个崭新的阶段。

关注国家起源中有关理论问题的探索，开始从理论或者方法论的层面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整体研究进行思考，对于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学者认为，要推进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研究中理论问题的探讨，需要找准处理中国个案所应关注的问题点和重点，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

考古研究领域逐步扩展，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在各主要地区文化史的重建初步完成之后，考古学研究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在中国远古人类的起源与迁徙、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中西文化交流、聚落考古、农业考古、手工业考古（比如盐业考古）、水下考古、遥感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以聚落考古为例，全覆盖式系统聚落调查方法在包括河南、山东、辽宁、四川、内蒙古、湖南、云南等多个地区的广泛应用，为研究各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科学的方法。

中国考古界对于理论探讨的兴趣也在提升，已经有学者提出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一些国外优秀成果相继被译介到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也逐渐增多。中国考古学家的论文也频繁出现在西方著名刊物上，这对国际考古学界了解、认识中国考古学，也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开创了新局面。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Chinese Archaeology（年刊），用英文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考古学，对推动中外考古学界的交流互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过去研究较为薄弱的边疆地区考古突飞猛进，并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以新疆和甘肃的青铜时代为例，比如新疆流水墓地、小河墓地、洋海墓地、穷科克墓地、巴里坤遗址与墓葬群的调查与发掘，显示新疆不同区域间的青铜文化，呈现纷繁复杂的面相。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对齐家文化的年代与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提出了挑战；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时期戎人贵族墓地的发现，则为研究先秦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材料。

研究成果大量出版，数量或许超过20世纪的全部出版物。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集大成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之《夏商卷》《两周卷》《新石器时代卷》和《秦汉卷》之外，数以百计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专论出版，中国考古学多元化、多样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态势，也体现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著作中。

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世纪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考古材料的发掘，以及甲骨尤其是大量简帛的发现。这些材料的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史中分支学科简帛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简帛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新世纪十年中国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前沿性问题之一。这些简帛的内容涉及战国至魏晋时期官私文书、律令、户口簿、医书、日书、天象、地图以及古代典籍或者典籍佚文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界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历史的认识。经过研究者整理，出版数种简帛资料，为学者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简帛的角度可以独立提出和系统研究许多重大课题。学者通过研究这些史料，在战国楚史研究，秦汉魏晋政治史研究，地方行政研究，爵制研究，律令制度研究，土地、赋役、户籍制度与相关经济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

2003年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收集了丰富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为研究甲骨文字考释、甲骨文例、商代家族制度、权力分配、宗教祭祀等提供宝贵资料，在殷商史研究领域引起重视，仅2005年就有约30篇论文发表。这批甲骨的发现和公布，对晚商王朝权力运作、祭祀制度、占卜制度、殷礼复原、有关地名与建筑考订、刻辞文字释读等，起到了推动作用。10卷本《商代史》是运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史的最新成果。

由于秦简、汉简牍的大量发现，秦汉史的研究有了推进。一些以往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如秦及西汉初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二十等爵制的实态及其在秦汉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秦汉官僚体制的特质及演变、汉初中央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及其历史渊源、秦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特质、秦汉时期的赋役体系等这些涉及秦汉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重要问题，或者有了新的认识，或者在争辩中为获得新的认识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由于考古资料的发现，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研究引起了学者关注。李凭著《北魏平城时代》、田余庆著《拓跋史探》、张金龙著《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王凯著《北魏盛乐时代》等，都利用了文献与考古资料，集中探讨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拓跋鲜卑在中华民族形成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它结束北方十六国纷争局面，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形成北方民族融合的高潮，奠定了隋唐统一国家的基础。

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近年来学者注意“唐宋社会变革”研究，尤其关注晚唐与五代史，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开了十多次。与此相关，有关晚唐五代时期专制制度的演变，有关“唐礼”“唐令”等唐代礼、法制度以及演变的研究，都有不少著作问世。

日本学者早年提出的“唐宋社会变革”说近年引起讨论。有学者指出，中国学者早已知道这一论点，却并不主张宋代为“近世”说，认为盲目追随唐宋变革无助于推动唐宋史的研究。近年的讨论，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如何从打破朝代局限，也就是从长时段去研究社会演变问题，是有意义的。

由于契丹文字的解读获得新的进展，辽金夏史研究有了前进。近年不断有新的契丹文字石刻出土，一些青年学者不畏艰难走上契丹文字研究的道路，内蒙古大学还培养出了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博士生。契丹文字的解读成果开始用于辽史研究，必将对包括以上课题在内的辽史研究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黑水城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翻译与研究，使中国西夏学研究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不少成果。

明史方面，郑和下西洋和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表明，15-16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同样发生了深刻变革，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晚明白银由非法到合法货币，银本位的确立标志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萌发，构成对传统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冲击。晚明社会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

近年来，清代学术文献的整理出版卓有成绩，《乾嘉学术编年》与《乾嘉学派研究》，表明乾嘉学派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提出了“新清史”概念，在中国学术界近几年引起关注，有学者称赞，但中国学者对所谓“新清史”多持不大赞成的态度。

“新清史”主张重视作为中国统治民族满族的主体性研究，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主张重视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注意研究清朝统治者的“满族性”，这是对清史研究有积极意义的学术见解。但是，对“新清史”的学术成就不能有过高的评价，毋宁说“新清史”的基本学术倾向是错误的。“新清史”的主体观点是所谓满洲帝国与中国不能画等号，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等等，是找不到史料支持的，是西方世界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折射，不值得称赞。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大清国”作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存在，何曾出现过“满洲帝国”呢？中国学者刘小萌、黄兴涛等先后做出了学术评论。黄兴涛有关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已经做出了清晰的论证。

关于“封建”问题的争论

五千年中国历史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既是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个宏观的实际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最近若干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各自的历史观，试图去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其间，对中国“封建”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思考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冯天瑜《“封建”考论》的出版将关于封建社会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该书认为，中国史学界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封建社会”论，乃是一种“泛封建观”，与“封建”的“本义”“西义”和马克思的“原论”均有悖离，主张以“宗法专制社会”来称谓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秦至清社会。围绕这部著作，已经连续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在京院校合作，举办了“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为主题的论坛，2008年，会议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集》； 2008年12月，在苏州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结为《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封建”考论》所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术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一些学者由此主张淡化“封建”概念，以时段发展来代替。更有学者强调，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要看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在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不应否定。

关于“封建”问题的学术争论显示传统观点与新观点的冲突，有的学者认为《“封建”考论》一书为新时期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往关于封建的整个观念乃至理论系统（以封建地主制理论为核心），恰恰是逐渐突破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社会生活深处的结果。封建问题的指向，是社会形态，是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由“封建”名实问题引发的争论将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观，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封建社会的异同，提出新的思考。如何总结、继承前人成果，吸取其教训，充实、补充以往之不足，进一步完善中国历史学体系，成为摆在中国史学家面前的一大要务。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一向与现实生活关系比较密切。一些重要热点问题的研究，往往由现实生活提出来，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学术探讨。这十来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多次出现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这十年期间一大热点。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科联发起，在武汉连续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90周年的国际讨论会收到论文102篇，以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为主题，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局、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集团、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等多个议题展开研讨，成果丰硕。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辛亥百年与百年中国为主题，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发表了104篇论文。

与辛亥革命研究有关，还有孙中山研究。2006年11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发起在中山市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孙中山一生革命业绩做了深入研究。

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同时进行的，是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辛亥革命史是着重从革命派这一面研究的，清末新政是着重从清政府这一面来研究的。有学者从地方督抚的角度如从张之洞研究清末新政；有学者从新政机构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如学部研究、邮传部研究；有学者从鸦片税收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有学者从留学生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有学者从施政效果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如研究科举停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学者从满汉关系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有学者从边疆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还有学者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角度研究清末宪政改革，从资政院和咨议局角度研究清末新政中的预备立宪，从地方自治的角度研究清末宪政改革，亦有学者从驻外使节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这些专题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对于我们了解清末新政的全貌作用甚大。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清朝廷坚持皇帝专制，是清末新政走向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辛亥革命不能不发生的基本原因。

辛亥革命研究，不应该仅仅是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而应该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研究。这十年间，不仅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项目有进展，也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史方面有很大进展。

这十年间，有关辛亥革命史、孙中山研究和清末新政的论著甚多。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8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5种）。辛亥革命10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4卷，很值得重视。

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也可算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热点。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太平天国史研究呈现低潮。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极力贬低太平天国的情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卷，认为太平天国代表的“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近年来，否定太平天国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声音又有升高。有学者著书写文章，指斥洪秀全是“暴君”“邪教主”。对于这种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见解，学术界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指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认为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实质上就是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清朝统治者翻案。夏春涛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不仅在研究太平天国宗教方面有建树，而且在驳斥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方面有说服力。

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郭豫明著《捻军史》是这个时期学术界的新收获。该书利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捻军起义的整个历史过程，总结了捻军起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阐明了捻军起义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新时期有关戊戌维新和戊戌政变的研究有了前进。学者大量利用了中外各种历史档案，在重建戊戌变法的历史史实方面有了重大贡献。学术研究指出了康有为《我史》（康有为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史实记载的大量错误，两书中有关戊戌变法进程的宏观描述和一些关键细节，是两位作者的刻意安排，“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长期以来误导了读者和史家。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和《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这十年里有了重大进展。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8卷出版，广泛搜集了国内外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所藏南京大屠杀史料，包括英、日、德、意、俄等文种文献，也包括了加害方日本的文献、受害方中方的文献，以及西方各国的文献，相当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为抗日战争史中这个重大事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这项史料集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这期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列入文库的论著四十多种，涉及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侵华暴行、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机构、日本在华殖民统治和伪政权、日本社会的政治体制、日本右翼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研究、中国政府抗日政策、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地位等多方面。吉林社会科学院孙乃民主编的《中日关系史》三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代表作。

关于国民党、国共关系和蒋介石研究。由于国内外包括台湾档案史料逐渐公开，有力促进了民国史研究。其中有关国民党研究、国共关系史研究、蒋介石研究，成为这个时期的研究热点。国民党政权统治研究方面，有关国民党组织体系研究、国民党党务研究、国民党“党国体制”研究；国共关系方面，有关国民革命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研究、有关“容共”“联共”研究、有关国民党“清党”研究以及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关系的研究等；由于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有关蒋介石的研究等，都大大加深了人们的认识，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几部代表性的通史著作在这个时期出版，是值得关注的。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10卷《中国近代通史》、9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12卷《中华民国史》、12卷《民国人物传》、39卷5册《中华民国大事记》以及北师大朱汉国等主编的10卷《中华民国史》。龚育之、金冲及等主持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全书20卷，5册，1100万字）是一本很有使用价值的通鉴体裁的通史书。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新世纪已有稳定的发展。中国历史学领域恢复社会史研究是学术领域一大进步，深化社会史研究对于准确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史，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政治走向，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都是必需的。近代人口史、婚姻家庭史、衣食住行史以及灾荒史、区域史、乡村史等都需要展开研究，这些方面在新世纪都有丰硕成果。有学者指出，社会史研究存在社会学化的问题，也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的崛起，实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史”向“整体史”或“社会史”的转型。如果说“革命史”代表了80年代之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趋向，那么，社会史就标志着“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趋势。这样的评估未免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际有距离。这表明，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社会史究竟是社会生活的历史，还是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如果理解为社会的历史，就会使社会史学科领域跨界，变成笼罩一切。实际上，一个时代的政治状况，既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和文化，也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仅举一例：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并制约着30多年来的人口史研究，影响着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其实，这个时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政治的结果。是政治决定着人口，而不是人口决定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英文刊物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由英国Taylor ＆ Francis Group在英国出版发行，为中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清史与地方志和各种通史的编撰

2002年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一项以史学编纂为目标的国家工程正式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由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部分组成。编写一部100卷左右、约3000万字的《清史》是主体工程；基础工程是指清代档案、文献和民族文字、外文文献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编译；辅助工程是指相关档案、文献的出版，图书资料的收集、保存，以及网络信息库的建设。作为主体工程的《清史》分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5类，共92卷，每卷约35万字，总计约3220万字。参与清史纂修工程的清史专家约1600人，涉及全国29个省市（包括港澳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巨大的史学工程。经过10年工作，目前整个工程已经进入总纂、审稿和验收阶段。

编纂地方志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国首轮地方志，规划省地县志6000种，90%以上已完成出版，另有4万部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等问世。新世纪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以来，据统计，已有700多部志书出版。

随着20世纪90年代几部中国通史出版，各省、直辖市组织学者编撰的各省、直辖市通史陆续出版。新世纪出版的这些通史有《河北通史》《内蒙古通史》《吉林通史》《辽宁通史》《江苏通史》《浙江通史》《福建通史》《河南通史》《江西通史》《山东通史》《湖南通史》《广东通史》《广西通史》《重庆通史》《四川通史》《贵州通史》《云南通史》《甘肃通史》《宁夏通史》等。还有一些省辖市、地级市甚至县编写出版了本地的通史。盛世修史，以史资政、以史育人，成为风尚。

此外，还有各种专门领域的通史编纂出版。如宗教通史、法制通史、文化通史、西南通史、西北通史等大约20种。

中国现代史研究

按照学术界现在的认识，中国现代史研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有组织地从事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在此前后，学术界在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为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和专题研究的展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新世纪里，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进展，一些重要问题形成研究热点。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研究、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关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研究、关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研究、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的研究、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研究、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的研究等，都取得了进展，发表了不少论著。

一大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档案、领导人文集等出版。《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十五大以来》《十六大以来》等重要文献，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邓小平军事文集》《陈云文集》《毛泽东传（1949-19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陈云传》《杨尚昆日记》等出版，提供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史料。

著作方面，新世纪出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5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中国改革开放史》《抗美援朝战争史》《土地改革运动史》《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1950、1951年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5卷本，已经完稿，即将付梓。

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在学科建设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世界史研究

从1980年召开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到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史学会组织的代表团都积极参加了历次讨论会。新时期，中国史学会与国际历史学会积极合作，2007年9月在北京举办了国际历史学会各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局会议，中国史学会组织学者在代表大会上向各国历史学家介绍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概况。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中国史学会争得了2015年在中国山东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权利。中国历史学界与国际历史学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理论体系一直在进行探讨。探讨的中心在于如何突破“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的体系，有主张整体史观，有主张全球史观，有主张现代化史观，等等。是否以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题，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论。最新的争论出现在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上。2008年第2期杂志上有学者坚定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也有学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不应该抛弃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主线另起炉灶”。还有学者坚持整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线索，认为“没有一种其他的历史理论和学说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更加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阐述所具有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是任何已知的其他理论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工作中也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全球化和全球史，也是中国世界史学者热烈讨论的话题。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对全球史有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新体系。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也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的影响力有限，尽管全球化史观已经问世近半个世纪，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解读之上。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

如何通过中国学者的眼光，撰写世界通史，一直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的希望。反映历史学最新发展成果的有分量的世界通史性著作已经有学者在探索。作为高校世界史教材，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齐涛主编的《世界通史教程》。北京大学潘润涵等著的《世界近代史》，河南大学阎照祥的《英国史》，还只是断代的世界通史或者国别通史。

在新世纪，世界通史著作的撰写和出版有了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大型多卷本《世界历史》已经完成，出版可期。其他已出版的著作有齐世荣主编《人类文明的演进》（上下卷）、李世安等编《世界文明史》、刘明翰等主编《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4卷本）、马克尧主编《世界文明史》（3卷本）等。

在新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古代西方历史，特别是古代希腊罗马史，进展比较突出。据有关学者统计，仅2001-2005年，古希腊史的各种专著、编著、译著出版约50部，古罗马史的有关著作出版约40部。世界古代史的全部著作中，绝大部分是有关古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史的研究，在新世纪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古代埃及史、印度史、伊朗史、东亚史，都有著作出版。中国学者对楔形文字和亚述学研究，在国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有关犹太的《死海古卷》、赫梯、古代民族问题、古代以色列等方面也都有成果问世。古代中世纪史方面，拜占庭史的研究，陈志强著《拜占庭史》值得重视。世界近现代史一向是世界史研究的重点。有关英国、德国、法国、欧洲一体化、美国、加拿大等的著作发表较多。俄国和东欧史也在新世纪取得重要进展。有不少著作探讨苏联时期的历史和苏联兴亡的教训。沈志华主编了多达34卷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等档案资料，对推动苏联历史的研究，是有贡献的。此外，学术界对国际关系史（包括国际冷战史），对亚洲史、非洲史、中亚史、拉丁美洲史，都有著作发表。

附记 本文写作，承陈星灿、卜宪群、杨艳秋研究员帮助，他们为我写作中国考古和中国古代史部分提供了重要资料。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卜宪群《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陈启能《近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述论》、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马大正《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纂修工程简述》，均见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还参考了《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章。作者谨此致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王 巍 赵 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本项目是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联合了国内外相关单位和领域的学者进行的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这一项目自2001年至2008年，已经进行了为期八年的工作。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领导下，项目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将本项目的主要收获报告如下，希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帮助和指教。

一 探源工程的基本情况

探源工程可以分为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三个部分。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

由于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按照科技部的指示，首先于2001 -2003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设置了如下课题：“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10个课题，共有相关学科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最大的收获就是摸索出了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

2003年底，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按照长春同志的指示， 2004年夏季，科技部决定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一）”〕。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探源工程（一）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对象，原因是探源工程预研究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预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七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加之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一）的顺利实施。

探源工程（一）的正式名称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该项目的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本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作为主要承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参加了项目的工作。参加项目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联合攻关，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由于只有两年的时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对预研究设置的课题进行了取舍，共设立了如下五个研究课题：

1.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

2.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

3.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

4.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

5.综合与总结——公元前2500 -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对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研究，对该区域内各小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碳样标本进行了加速器和常规方法的碳十四精确测年，得出了多组测年数据，为研究这些遗址的相互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测年数据。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对豫西晋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对从豫西的寺河南和晋南的太子滩两个地点的自然沉积剖面中采集的系列土壤样品进行了年代测定、孢粉分析和磁化率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对在陶寺、王城岗、新砦等遗址文化层获取的孢粉分析以及对木炭碎块进行的显微镜观察树种分析，初步认识了当时豫西晋南地区的气候特征和植被状况，初步复原了遗址所处地点的原生地貌和变化情况以及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可能发生过的灾害事件，为研究气候演变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古史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我们认为，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文明演进的影响主要是背景层面的，它可能不是中原地区夏王朝崛起的唯一或最为重要的原因。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阐明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包括农耕生产，家畜饲养，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制作等在内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

研究成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 -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石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

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即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开始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了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种跃进式的农业发展在当时主要生产工具——石器类型的变化上也有体现，例如与石斧、石铲等多功能生产工具相比，石刀、石镰等收割用工具所占的比重显著增加。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金属制造业在原有的砷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锡（铅）青铜冶炼技术，后者很快成为我国青铜时代冶铸业的重要特色之一。原始瓷器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玉器加工开始采用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

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促进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因之一。该课题的显著进展充分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巨大潜力。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四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这些中心性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在据古史传说是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 -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在早期小城南部，发现了一个高等级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在高等级居住区以南，发现了集中于一处的十余座直径达十米左右的大型窖穴，可能为城内统治者所控制的仓储区。在中期大城的南端，发现了以围墙围绕的区域，其内部发掘了随葬上百件精美玉器、漆器、陶器的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出土数十件随葬品的中型墓葬。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100万平方米，而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一倍乃至数倍之多，颇有傲视群雄之感。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已经具有“王”的雏形。课题组认为，至迟在陶寺文化中期，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阶段。

（2）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小城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发现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西部发现了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该城外的城壕与小城外侧的城壕相连通，建造年代也与小城大体同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王城岗遗址一带过去出土的战国时期砖瓦，上有“阳城”的铭文。可知这一带战国时期曾称阳城。这次新发现的城址的位置和年代与夏禹活动的时期和地域基本吻合，规模又达到3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夯土基址的线索，从而为寻找禹都阳城的所在找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新发现了面积达7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城外有大型护城壕。城内发现了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迹。根据现场的观察和对其功能的分析，课题承担者推测可能是当时的人们从事公共活动的场所。如此规模的城址和遗迹在迄今发现的同时期遗存中首屈一指。该城址的年代略晚于王城岗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成为都城的年代。这个城址的发现，填补了二里头遗址之前夏代都邑性遗址的空白，为研究夏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4）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邑。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该都城的布局一直缺乏总体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近几年，这方面终于有了突破：在都邑的中部发现了宫殿较为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在路面上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大约在都城被使用了数十年后，在围绕宫殿区的道路内侧修建了宽2米，边长300多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内部又修建了一批宫殿建筑。宫城的城门处修建有门楼。宫殿建筑多呈“四合院”式结构，多数宫殿的正殿坐北朝南，其两侧的厢房东西对称，可以看出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有些建筑为前后相连递进的院落。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殿（包括故宫紫禁城）建筑的中轴线贯穿，左右建筑对称、院落前后递进的布局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另外，在一座大型建筑的院落内，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用2000多片细小规整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长达60多厘米的龙形遗物。该龙形器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技术。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的重要发现入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5年，在宫城的南墙以南，又发现了一个由围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未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却发现了铜器和绿松石等仅为高级权贵阶层所使用的奢侈品制作作坊。有迹象表明，这一区域极有可能是王室直接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区。探源工程实施期间，二里头遗址的一些重要发现，如宫城的出现、宫殿的规模和中轴线布局理念的形成、作为等级身份主要象征物——礼器（青铜容器、玉石仪仗用具、绿松石镶嵌物品等）的出现及对其制作业的垄断，等等，结合此前后的其他考古发现，表明在夏代后期，王权的强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宫城的出现、中轴线理念的形成和宫殿封闭的布局，均开后世都城及宫室制度的先河，反映出当时的城市化以及王权和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的遗址达174处，数量竟达到此前已发现遗址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

此课题的成果充分显示出对中心性城邑遗址重要区域的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有计划的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研究课题：完成了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和评述的专著《国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个案》，对学术界全面了解国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开阔思路，借鉴其理论方法，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完成了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的定义、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的形态和发展阶段、文明起源研究所应采取的理念、技术路线和方法以及文明起源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等）进行了探讨；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决定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进行为期三年（2006 -2008年）的研究，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相当程度的扩展。研究的年代范围设定为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研究的空间范围是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做法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第二阶段设置了四个课题，即“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经费数量比第一阶段增加了四倍多，接近2000万元人民币，参加的单位和学者的数量数倍于第一阶段。工程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课题：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47个遗址采集1168个碳十四测年样品，得到了775个高精确度碳十四年代数据，超额完成样品采集和测定工作。通过对这些样品测定结果的拟合、分析，初步建立起中原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地区公元前3500-公元前1500年间考古学文化年代的新框架，为我们认识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文化格局和社会变化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时空框架，有些地区的年代测定结果与以往的测年结果具有一定的差距，提示考古学家对以往的年代框架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在课题进行过程中，建立了“碳十四骨制样品的预处理方法”和“考古遗址系列碳十四样品采集方法”两项行业标准草案。

环境变迁课题：对98个遗址开挖剖面、自然剖面或钻孔剖面采集的6300多个沉积样品进行了孢粉、植硅体、木炭、粒度、磁化率、地球化学、同位素等多种环境指标的实验室分析，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初步阐明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环境变迁状况，并进而对环境演变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点的形成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

技术与经济课题：对500余份土样进行了系统浮选，获取了50余万粒炭化的各种植物种子；对13处遗址采集的1.5万余块动物遗骸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研究；对9个遗址出土的97个绵羊、黄牛、猪的样品进行了古 DNA分析，获得其中57个个体的古DNA序列；对4个遗址出土的200个人骨和猪骨标本进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和研究；对19处遗址出土的250余块铸铜遗物进行了研究；对11处遗址出土的600件陶器样品进行了研究；对11个遗址的7600余件生产工具进行了研究；对4个遗址的800余件玉器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对3个冶炼遗址的81块炉渣和矿石样品进行了研究；对3个制盐遗址及83份有关标本进行了研究。

通过这些工作，对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经济技术在中国文明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社会与精神文化课题：对良渚、陶寺、瓦店、禹会、龙嘴、周家庄和六甲庄7处重点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已经发掘的西山遗址、清凉寺墓地、桐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4处进行了全面研究；选择了15个重点地区进行了初步的区域聚落形态调查和研究；建立了山西省临汾盆地、垣曲盆地、河南省洛阳盆地、陕西省七星河与美阳河流域4个区域的聚落考古信息系统；对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完成黄河中下游史前刻画和书写符号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本课题最主要的成果是良渚古城的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遗址，发现了规模为29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宽达40-60米的城墙，修建城墙基础所用的石块和墙体所用的黏土都是从别处搬运过来的，其工程量之浩大，超出与其面积相当的陶寺城址数十倍，可见当时居于城内的统治者已经能够动员大量的人力进行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联系到反山、瑶山等出土近百件玉石器的高级随葬品的良渚文化显贵墓葬的发现，有理由认为，当时的社会应当已经进入了初期文明阶段。

该课题的研究初步勾画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发展的轮廓，为我们全面揭示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即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社会复杂化过程）积累了资料。

二 探源工程实施以来的总体认识

（一）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多元并进到中原领先的过程

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中国各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均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期间，是各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其文化和社会在自身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和与周围地区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发展和演变。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分布区、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分布区等）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邦国文明）的阶段。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

公元前1700年前后，以相当于夏代后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宫城、带有中轴线理念、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宫殿建筑和官营手工业以及青铜礼器群、玉石仪仗用器具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发展至一个崭新的（王国文明）阶段。

（二）“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

公元前3500-公元前2300年之间，各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的物化形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与此同时，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

公元前2300年以后，亦即古史传说的尧舜时期，呈现各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趋势，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呈现多样化并加速发展。

夏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公元前17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逐渐显现，并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

（三）环境的变化曾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地理环境的内聚性、相对独立性与内部各地理单元环境的差异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

气候的变化对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元前4000年为高峰的气候变暖，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气候条件。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因气候变化尤其是大范围的洪涝导致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打击，区域性文明相继衰落。中原地区则因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形成和多样化的地貌特点有利于抵御气候恶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文化和社会持续发展，强势崛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环境同人类活动的互动作用可能影响了某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公元前3500年左右，农业的普及与发展为各地文明化进程不同程度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原地区特有的农业经济模式为该地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进程中，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紧密关联，相互影响。

冶铜术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夏商周青铜时代的技术基础。

对专业化手工业生产的控制是文明化进程中社会上层维护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

（五）中华文明形成是一个独立起源和与周边地区交流互动相结合的过程

中华文明是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内独立起源的原生文明，但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

目前，“探源工程”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仍是多学科结合，以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期间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与特质作为工程的目标。

探源工程的成果表明，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中相关学科的精兵强将，以中心性聚落遗址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为重点，以中心性聚落遗址周围地区聚落分布的区域调查为基本手段，结合对都邑性遗址重点区域进行适当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开展气候环境和经济技术发展等课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目前，“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实施方案正在审议之中。有理由相信，在国家的有力支持和足够的经费保证的条件下，在参加项目的各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及其辉煌成就和丰富内涵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后记 本文是探源工程所有参加者共同努力取得成果的概括，总体认识更是集体讨论得出的，是项目组全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出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1]

卜宪群

20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多年以来，新出资料始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不竭源泉，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材料的不足，推动着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研究的深化，也促进着新学科的形成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从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多年来史学实践看，新出资料及其所构成的问题意识是史学工作者们关注的重点，形成了新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特色。新世纪虽然时间尚短，但新出资料仍然琳琅满目，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本文所谓新出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指在这十多年内新发现和整理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资料，以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学者运用这些资料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海外学者因资料不足没有涉及，港台地区学者收录的也不完整。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有许多遗漏。以下试就目所能及的范围加以梳理，向学界同行做一简要汇报。

一 甲骨文、金文先秦史研究

甲骨文和金文是研究商周史的一手资料，是先秦史学科重要的生长点。这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仍在不断发现、整理和公布。

（一）甲骨文。就甲骨文来说，新公布的资料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过科学发掘和整理的甲骨文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整理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以照片、拓本、摹本的形式收录刻辞甲骨561版。花东甲骨卜辞属于非王卜辞，字体独立成为一类，被学界称为“花东子卜辞”或“花东字类”。本书的出版是21世纪以来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不仅解决了以往《甲骨文合集》中若干卜辞的组类归属问题[2]，而且在围绕该批甲骨中的人物身份、家族形态、礼制等方面的探讨成果丰富[3]，掀起了研究热潮。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殷墟小屯村中、村南，又发现新出甲骨500多片，刘一曼、岳占伟《殷墟近出刻辞甲骨选释》一文，选择介绍了该批甲骨中的20片，其中有“王作三师右中左”“文（大）邑受禾”等重要刻辞（《考古学集刊》第18集，科学出版社，2010）。二是民间收藏甲骨的公布。主要有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宁《殷墟甲骨辑佚》（文物出版社，2008），宋镇豪主编《张世放所藏甲骨集》（线装书局，2009）等。三是大宗甲骨收藏机构甲骨材料的整理出版。主要有阎振兴《河南省运台古物甲骨文专集》（金樽企业有限公司，2001）、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李钟淑和葛英会《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濮茅左《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史语所购藏甲骨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2009）以及宋镇豪、赵鹏、马季凡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等甲骨著录书的出版，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甲骨新材料的公布做出了贡献。四是殷墟以外甲骨材料的零星公布，主要有大辛庄甲骨[4]，以及周公庙甲骨[5]等。

十多年来，甲骨的缀合成果卓著，主要有蔡哲茂《甲骨缀合续集》（文津出版社，2004）、《甲骨缀合汇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缀合与研究》（万卷楼，2011）、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门艺《殷墟黄组卜辞的整理与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甲骨拼合续集》（学苑出版社，2011）等，不但缀合数量多，而且缀合质量很高。甲骨缀合成果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线索。

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的《甲骨文献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分类整理了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到1999年一百年间重要的甲骨学研究论著，其工程量浩繁，为甲骨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甲骨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公布，甲骨学研究文献的分类整理出版，不仅促进了甲骨学自身的断代、分期、文字考释等基础工作，更推动了先秦史的研究，宋镇豪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011）的出版是为代表。

此外，甲骨文工具书的编纂亦有较大进展。文字编方面，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的出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收入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等新材料，弥补了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出版后，甲骨文字编工作长期停顿的缺憾。甲骨文释文方面，陈年福编著的10卷本《殷墟甲骨摹释全编》摹写释读19种甲骨文资料，堪称完备（线装书局， 2010）。甲骨文检索方面，各个科研机构开发建设的电脑数据库也为学者提供了较大方便。

（二）金文。金文是中国古代铸刻在青铜器上铭文的总称，时间大致从商周到战国，但主要是西周。金文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祭祀、赐命、征战、围猎、盟约等许多方面，是真实记录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以金文为参照并结合文献，是研究商周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新世纪以来发现、整理并公布的重要金文材料有：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保利藏金续》（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上海博物馆编《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美术出版社，2002），范季融《首阳吉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吉金铸华章：宝鸡眉县杨家村单氏青铜器窖藏》（文物出版社，2008），钟柏生、陈昭荣、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刘雨、卢岩、严志斌等编《近出金文集录》和《近出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02、2010），以及士山盘[6]、豳公盨[7]、季姬方尊[8]、坂方鼎、荣仲方鼎[9]、作册般鼋[10]、柞伯鼎[11]、琱生尊[12]、器和卫器[13]、应公鼎[14]、公簋[15]、何簋[16]、引簋、叔器[17]等重要商周青铜器的公布，促进了相关金文的释读，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的讨论，特别对于西周早期历史、西周礼制、西周土地制度的研究有较大推动作用。

近年来，陕西、山东、湖北、山西等地相继发现芮国、齐国、曾国等西周诸侯及贵族墓地，出土了学术价值很高的铜器铭文，备受学界瞩目。如陕西韩城梁带村发现芮国墓地、山西绛县横水发现倗伯墓地[18]、山西翼城大河口村发现霸伯墓地[19]、山东高青陈庄齐国早期遗址[20]、湖北叶家山曾国早期墓地[21]，等等。上述考古工作已发表简报，有的还编撰了发掘报告，发表详尽的资料。如《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发表了10座中小型墓葬的铜器铭文，其中包括毕伯鼎、虢季鼎等重要金文材料。

金文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是新世纪金文研究的一项重要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2001），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金文引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张懋镕、张仲立编《青铜器论文索引》（香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张桂光主编《商周金文摹释总集》（中华书局，2010）等为金文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新世纪的金文材料对于研究商代后期族氏、人名，殷末周祭、历法，西周周王世系，西周官制、礼制、历法、王年、土地制度及西周重大事件，西周春秋诸侯国历史，战国史等具有重大意义。

二 简帛与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

简帛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新世纪以来简帛的发现与整理成绩斐然，依然是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最为关注的材料和前沿性课题，极大地推进了该时段的史学研究。

（一）简帛的新发现与整理公布。新世纪简帛新发现与整理公布的重要资料特点有三。

一是经科学发掘或抢救整理的简帛资料。如《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和《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故城1号井出土简牍3.6万余枚，其中大部分为秦代简牍，主要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地方行政文书。《文物》和《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及《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分别公布了这批文书的部分内容。2002年，在甘肃玉门市花海乡十六国前后凉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晋律注残本。[22]2003年，长沙走马楼发掘清理万余枚西汉武帝时的竹简，内容主要为官文书。[23]2002年1月至2004年1月，湖北荆州沙市印台汉墓出土大批西汉简牍，已公布其中部分日书内容。[24]2003年11月至2004年2月，湖南郴州苏仙桥古井群出土吴简140枚（含残片）和晋简1000多枚。[25]2004年，长沙市东牌楼建筑工地第七号古井发掘出土的东汉简牍共206枚。[26]2004年，安徽天长安乐镇纪庄汉墓出土34枚木牍，内容包括公文书、书信、药方、礼单等，其中书信类木牍占了绝大多数。[27]2004年底，湖北省荆州纪南松柏村发掘的汉墓M1，出土63枚木牍。[28]2004年至2005年，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J264号井中，发掘西汉南越国木简100余枚，主要内容为籍簿和法律文书。[29]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发掘出西汉文景时期简牍2137枚，主要内容为质日、日书、典籍、法律类文献。[30]2007年，湖北荆州沙市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211枚简牍，主要内容为遣策。[31]2008年，甘肃省永昌县水泉子村M5出土一批简牍，内容主要包括《苍颉篇》和日书。[32]

二是散落海外或经收购整理而公布的简帛资料。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2001）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此外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研究机构相继收藏、整理了一些流散的战国秦汉简牍。20世纪末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简，主要内容为古文献，自2001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7册。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收购2000多枚秦简，经整理现已出版《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共收录了300多枚秦简，主要内容为《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三种。2009年，北京大学从海外抢救回3000多枚秦简和西汉竹书，《文物》2011年第6期发表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简报《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和系列论文首次比较全面介绍了整体情况和主要内容。2008年，清华大学从海外抢救回的一批战国竹简，共计2300多枚，内容主要为古代典籍。2010年和2011年，中西书局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贰）。

三是旧出简帛的整理与再整理。20世纪出土的简帛材料，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及时公布整理，在这十年中得以整理公布出版。在20世纪以来已公布出版的简帛材料基础上，学者又进行新的开发整理。这类重要资料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和张家山汉墓竹简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第一辑于1985年出版，第二辑《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于201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73年，河北省定县（现定州市）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此后曾陆续整理发表了部分资料，2001年，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整理出了属于《六韬》的篇文[33]。1983年至1985年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群出土简牍近3000枚，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整理公布的版本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2006），以及利用红外照相技术整理的释文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464枚，全部简文正式公布于《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1.5万余枚，部分内容公布于《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和《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1992年，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了120枚左右的《论语》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写成的户口簿木牍，近年来也得以刊布[34]。1993年，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竹简416枚和木牍1方，已出版公布。[35]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13万余枚，这十年间陆续整理出版了走马楼吴简壹、贰、叁三辑。[36]2009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纂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利用红外技术对多数旧简或照片进行了扫描拍照，在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前人成果，为学界提供了楚简研究一个新的释文整理版本。张显成、周群丽的《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一书，在以往尹湾汉简整理的基础上，对释文进行了新的校理并增添了《字表》。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对旧出简帛的再整理颇为各方关注，一个明显特点是基础性工作加强，呈现综合性整理、研究性整理的趋势，如楚简、秦简、居延简的综合整理与研究都正在开展。简帛索引和字词整理工作也更加受到重视。[37]学界前辈的简帛整理手稿也得以问世，如贺昌群《汉简释文初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的出版，对居延汉简整理学术史的研究十分珍贵。

以上所述中，上博简、悬泉简、里耶秦简、走马楼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等全部简文以及许多散出简牍尚未完全整理公布，可以预计新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简帛材料的公布仍然方兴未艾。除简帛外，碑刻资料也属新材料范畴。罗新、叶炜编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等，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二）简帛与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简帛依然是新世纪战国秦汉魏晋史研究新的学科生长点，从多方面、多角度推进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1.文书学、文献学与学术史研究。新世纪以来简帛文书学和文献学研究取得一些综合性成果，如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 2004）和《简帛文献论集》（巴蜀书社，2008）、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骈宇骞和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这些论著在以往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简帛文书的分类问题和简帛材料的文本及文献特点、价值等问题的研究，对简帛学发展史进行了多角度梳理，这对简帛学科建设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2.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简帛材料为战国秦汉魏晋历史补充了丰富的材料，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深化了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新世纪这方面的成果众多，这里我们只能选择若干特色领域予以简要介绍。

（1）战国楚史研究。陈伟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0卷本，从地理、习俗、宗教、文字、语言、思想和文献多角度，探讨了楚地出土的战国简册文本复原及内涵，推进了楚史与楚文化及战国历史的研究。

（2）秦汉魏晋史研究。简帛文献中大量官私文书的发现，为新世纪秦汉魏晋史研究增添了活力，大大促进了该段历史的研究。首先，秦汉郡县乡里地方行政、文书制度与吏员设置及管理制度等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分析。[38]特别是里耶秦简、三国吴简的发现，关于秦代乡里和三国乡里的吏员设置系统与行政运作方式、文书制度，较以往清楚了许多。悬泉简的发现对于汉魏邮驿制度及西北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次，关于秦汉政治制度中富有特色的赐爵制因简帛的发现而研究进一步深入，爵名与爵等、官、爵关系，爵与其他各项制度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更具体翔实。[39]第三，新出材料中大量属于法律文书，关于法律文本、法律制度、律令体系、法律思想文化、法律与社会关系研究在新世纪继续成为学界关注热点，有众多论著涉及，如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力《“隶臣妾”身份再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曾加《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崔永东《简帛文献与古代法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0），等等，相关论文不再一一涉及。第四，延续20世纪以来的热点，因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三国吴简等揭示出来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户籍制度等社会经济问题仍是新世纪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战国秦汉三国土地制度形态、名称及其所有权的性质、实施时间以及相关赋役制度等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学者虽有较大的认识差异，但也在不少方面取得了共识。特别是吴简“吏民田家莂”中提出的众多田制、租税概念，使孙吴的土地制度和赋役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由此也开展了关于吴史多层面的研究。如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和《走马楼吴简续探》（文津出版社，2007），高敏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收录了其研究走马楼吴简的多篇文章，《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和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集中收录了吴简研究的相关论文。户籍、户口简的发现使新世纪户籍、户口研究为学者们关注。里耶、天长、长沙东牌楼、乐浪、松柏等简中的户籍户口资料，学者们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相关时期的傅籍、课役、家庭结构与类型、户籍与人口管理、不同社会阶层的户籍状况等问题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发展。[40]第五，思想文化与社会史研究。简帛文献中有许多典籍和基层社会的资料，相关研究也在继续推进。如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的研究，[41]郭店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等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42]数术文献和基层行政文书及私文书促进了相关时期社会信仰、社会阶层、性别史、医疗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简帛提供了当时官僚出行的种种物质待遇情况，各种名刺和书信的发现揭示了官僚的社交形式和人际交往形式。简帛记载了大量基层人物的各种类型的活动，是我们研究基层社会阶层的鲜活资料。如新近发现的天长汉简就有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乡里社会阶层情况，简帛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对乡里社会结构有了充分的了解，如三国吴简与“吏民”的研究，里耶简与迁陵县基层社会研究。关于国家社会建设的资料简帛多有记载。出土简帛中有不少材料记录了国家对残疾人、老人和孤寡妇女及穷困、贫弱者的法律优待及保护措施，还有保护动植物和环境的相关资料，对社会史、环境史的研究极有价值。简帛的内容涉及各种保健方法和药方，各种食谱、食物、调味品名称和食品卫生法规，各种饮食风俗和禁忌，民间贸易买卖与集市，民间娱乐形式等，这些都为新时期学者所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日书》。《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近年来发现的战国秦汉简帛中，大都含有《日书》及相关的文献材料，《日书》所反映的是社会基层日常生活的实态，是我们研究战国秦汉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素材。[43]帛书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纪也取得不少成就，关于帛书《周易》《老子》《黄帝书》《五行篇》《医书》《天文书》、数术等都有相关专著和论文。

三 文书碑刻与唐宋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以文书和碑刻为代表的新材料是唐宋间历史研究的重要动力，新材料的整理和再整理以及运用这些材料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构成了唐宋史研究的前沿之一。

（一）新获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及黑水城文书研究

新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是近年专题研究中的亮点，重要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目前已出版第1-5卷。[4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收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5年期间新出的十批吐鲁番文书，并对文书进行了细致的审读校正。

相关研究专文有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孟宪实《唐代府兵“番上”新解》《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文物》2007年第2期），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吐鲁番新出土唐开元〈礼部式〉残卷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文物》2007年第2期）等。专著有王启涛《吐鲁番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巴蜀书社，2006），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在唐代制度史研究中，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各种公文书成为关注焦点，学者以此来探讨政务裁决的具体程式及政务运行机制。代表性的成果如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吴丽娱《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辑）等。

《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共六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世纪末出版完毕，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孙继民相继完成了《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等论文，并出版《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专著。此外，陈瑞青发表有《从黑水城宋代文献看两宋之际宋夏关系》（《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蕃兵制度的新变化》（《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等论文。

（二）《天圣令》与唐宋史研究问题空间的拓展

戴建国于1999年披露了在天一阁发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的情况，随后陆续发表校录的令文。《天圣令》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唐宋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天圣令》的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代表性论文有：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下）》（《文史》2000年第4辑、2001年第1辑）；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等等。

2006年，由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点校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由中华书局推出，不仅包括明钞本《天圣令》的影印本、校录本和清本，还附带有《唐令复原研究》。同年的《唐研究》第12卷集中刊出了该课题组成员对天一阁唐令的一组研究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08年6月召开了“《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大部分会议论文随后发表在当年的《唐研究》第14卷“《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近两年《天圣令》的研究依然强劲，成果如黄正建《〈天圣令〉所附唐令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资料》（上、下）及其主编的《〈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45]，吴丽娱《从天圣〈丧葬令〉的职官标准看唐宋社会之变迁》[46]等。

《天圣令》研究刚起步的时候，受到日本学界关于唐令复原和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还集中在文献学和法制史的领域。随着对《天圣令》的特性及其史料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围绕《天圣令》而展开的研究，也进一步向唐宋制度的实际运行及制度与社会的变迁拓展。

（三）新出土墓志及其研究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唐宋墓志的整理更加重视，相继出版了《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线装书局，2007），王玉芳、孟繁峰、刘超英主编《沧州出土墓志》（科学出版社，2007），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文物出版社，2008），等等。杨作龙、毛阳光主编《洛阳考古集成·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7）共10辑，也收录有墓志。

同时，利用出土石刻墓志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相关著作有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齐鲁书社，2007），姚美玲《唐代墓志词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相关论文有孙继民《唐何进滔德政碑侧部分题名释录》、王凤翔《唐秦王李茂贞之妻刘氏墓志铭考释》、赵振华《唐徐峤墓志与徐峤妻王琳墓志初探》、冻国栋《跋“千唐志斋”新藏〈崔府君（□伯）墓志〉》、李鸿宾《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唐史论丛》2007年第9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年第24辑、《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利用墓志研究官制问题的相关成果有：李方《唐西州前庭府官吏编年考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刘琴丽《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金滢坤《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等（《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墓志等新材料的出土，也扩展了唐代女性、婚姻与家庭研究的视野。代表性的成果有张国刚《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征》（《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等。

2004年，西北大学征集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成为近年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焦点，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贾麦明、王建新、王维坤、葛继勇、王勇、马一虹、陈灿平等相继在《西北大学学报》《考古与文物》等刊物发表的一系列研究论文。

另外，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500余方墓志的整理从2010年正式启动，至2011年完成，为学术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

宋史方面主要有2008年在洛阳新发现的北宋富弼的墓志，2006年至2011年在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出土的24方墓志。此外，相关文章主要有李国玲《北宋宋构宋京父子墓志偶识》、李朝英《滕州出土的北宋陶洙墓志铭简释》、赵振华《北宋杨畏妻王氏墓志与王彦英相国新罗》、张显运《新郑发现北宋晚期朝议大夫石谔墓志铭的说明及标注》、李森《新见北宋李颀墓志考释》、王连龙《新见北宋〈杨怀忠墓志〉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东北史地》2006年第5期、《铜仁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等。总体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宋史研究者对于出土墓志的研究热情还不是很高，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四）其他出土文物的研究

除了墓志碑铭之外，还有一些成果是利用其他出土文物进行的研究。关于唐史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张乃翥《从洛阳出土文物看武周政治的国际文化情采》、林晓洁《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书〉残片小考》、韩香《联珠纹饰与中西文化交流——以西安出土文物为例》、吴艳春《从和田市扎克彩棺看唐—五代长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郑杰文《新发现的〈三皇遗训〉与唐代瞽者会社》（《唐研究》2002年第8卷、《文献》2009年第4期、《唐研究》2009年第15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文献》2009年第3期）等；专著有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葛承雍《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文物出版社，2009）等。由于宋代存世文献的研究空间还比较大，出土文物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因而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主要有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唐云梅、苏珂《南宋〈褒先寺安公劄付碑〉浅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等。

四 公私文书与明清史研究

明清史资料丰富，可以选择的研究课题也远较其他时期广阔，但以各种公私文书构成的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依然是新世纪明清史研究最活跃的前沿和学科生长点。明清时代新发现的史料主要包括各种公私文书，按照其保存形态与史料来源，可以分为民间文书与官府档案两大部分。

（一）民间文书

1.安徽徽州文书

近十年来，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不断深入。200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出版该馆收藏的徽州文书。[47]此后，《徽州文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7、2009）、《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中国徽州文书》（黄山书院藏）（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等大型资料集纷纷出版，形成徽州文书影印新高潮。除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徽师范大学收藏的文书多为旧藏外，其他机构出版的徽州文书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这些文书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归户性，以户为单位，进行编辑出版，这成为新发现徽州文书的主要特色。不过，相对于旧藏，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主要集中于清代、民国年间，宋元明时代的文书并不多见。

近十年来，也是徽州文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一系列专著的出版，是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此外，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增添了作者多篇重要论文，更加丰富了黄册研究。

2.贵州清水江（锦屏）文书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是近年来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一件大事。据最新估计，清水江文书的数量超过30万件，成为徽州文书以外中国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宝库。自从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编辑的三卷本《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出版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1、2002、2003），清水江文书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包括中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贵州大学、凯里学院等贵州省内外机构开始进行大规模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重要的成果包括张应强、王宗勋主编的《清水江文书》（1、2、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以及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 2008）等。最近，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张新民教授主持的《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天柱卷》也被纳入国家清史工程，第一辑10册即将出版，这成为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最新成果。

有关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徐晓光《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等。这两本专著结合诉讼文书，分析了明清时期清水江地区林业经营的特点。

3.浙江石仓契约

2007年5月，浙江松阳发现了一批契约文书，包括卖契、找契、退契、当契、租契等不同种类。2011年，《石仓契约》第1辑（全8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刊布了2300余份契约文书。目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成立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并在松阳县建立工作室，收集与整理石仓契约。

4.北京商业契约

2011年，刘小萌主编《北京商业契书集》，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代、民国时期契约文书400件。每册后附录《北京商业契书集简表》，书后附《名词索引》。每件契约文书图像在前，以存其真；录文于后，便于阅读。《北京商业契约集》是近年来明清及民国契约文书整理的一个典范，无论对于北京史研究，还是对于明清契约文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内蒙古土默特文书

近年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发现了不少清代民国年间的蒙古族家族保存的汉、蒙文土地买卖、租佃文书。透过这些文书，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内蒙古地区土地经营方式与地权关系，而且也成为了解蒙汉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先后有《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晓克藏，全2册）、《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铁木尔主编）两种资料集出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土默特文书的出版，为内蒙古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

6.其他

刘海岩主编《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编录了天津市档案馆收藏的乾隆六年（1741）至民国36年（1947）的637件土地文书。宋美云《天津商民房地契约及调判案例选编（1689 -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刊布了330件与商会有关的诉讼文书。

浙江省绍兴档案馆编辑《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中华书局，2007），影印了清康熙六年（1667）至1949年为止馆藏233件契约文书。王万盈辑校《清代宁波契约文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收录了从清道光六年（1826）到光绪七年（1881）浙江奉化县毛氏433件土地买卖文书。

广东、福建地区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新文书发现，但由于学者的推动，研究日益深入。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近年来先后出版了《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等多部专著（黄山书社，2004；中华书局，2009），以文书为核心，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明清时代福建地方社会经济情况，提出很多新的看法。

台湾地区古文书的收集与整理较早，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2005年4月台湾地区成立“古文书学学会”，该学会以推动台湾地区古文书搜藏、整理、研究为宗旨，通过举办各种研习、演讲及展示等活动来推动台湾地区古文书研究。目前，台湾地区的古文书研究者一方面全面地收集、整理、研究公私收藏的各种古文书原件，彩色影印出版，开展相关文书学研究；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则从近代调查资料中清理出大量珍贵的文书抄本，极大地丰富了台湾地区古文书的数量与内容。

（二）官府档案

1.巴县档案

巴县档案上起乾隆十七年（1752），下止宣统三年（1911），共约11.3万余卷，现收藏在四川省档案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县档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从2006年起，四川省开始清代四川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工程。2011年，由四川省档案局编辑的《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全1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选编是从馆藏咸丰朝的3万件档案中精选出5273件，分为内政、司法两大类出版。这批全新公布的巴县档案将会极大地推动清代地方司法研究。

2.南部县档案

南部县档案包括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至宣统三年（1911）南部县256年间县衙收藏各类档案文书，分为吏房、兵房、刑房、户房、工房、礼房、盐房七房，共计18070卷，8万余件。南部县档案是目前国内所存清代地方州县档案中，保存最为完整、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诉讼资料。其中司法档案1.1万余卷，是研究清代地方法制的珍贵资料。南部县档案目前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其研究前景非常广阔。

法制史学者对于南部县档案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吴佩林《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以〈南部档案〉为中心》（《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探讨了清代的官代书问题。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是有关南部县档案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作者力图回到晚清州县审断的历史情境中去思考州县案件的审判问题。

3.冕宁县档案

四川冕宁县档案包括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1950年为止冕宁县的诉讼卷宗、官府来往公文及各类告示、通知等，共406卷，30530件。冕宁县为彝汉混居地区，这批档案成为了解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制度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法制史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近年来，以冕宁县档案为中心，先后有李艳君《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张晓蓓《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两本专著问世，不仅丰富了清代地方档案研究，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制度研究。

4.黄岩诉讼档案

浙江黄岩诉讼档案发现于2000年，包括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的记录等司法文书110余件，上起清同治十三年（1874），下止光绪十五年（1889）。2004年，由田涛、王宏治等主编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正式向学术界公布这批资料。2005年，邓建鹏利用这批档案考察了清代诉状的风格。[48]

5.浙江龙泉县档案

龙泉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石仓契约的发现地松阳县相邻。2007年，浙江大学学者在龙泉县档案馆发现了保存完整的晚清至民国年间龙泉地方法院的诉讼档案。龙泉档案上起清咸丰八年（1858），下止1949年，共17333件卷宗，88万余页。包括了晚清至民国各时期的诉状、判词、口供、保状、领状、各级司法机构的来往文书以及作为证据的契约、分家书、婚书、系谱简图及调查记录、田产山林的查勘图等，内容十分丰富。成为了解晚清至民国司法制度变迁的重要史料。

近十余年来是明清及民国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也决定了今后若干年明清及民国史研究的方向。在林林总总的文书档案中，徽州文书仍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徽州文书跨越从南宋到民国各代的资料，特别是明代的古文书主体仍然是徽州文书。徽州文书成为长时段了解中国古代至近代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基石。如果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结合各类明清地方文书档案，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整理与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明清古文书研究走向深入，为明清史研究的创新提供了厚重的史料基础。

总之，新世纪以来，从甲骨文金文到明清公私文书，各类新材料的发现，是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条重要路径。可以预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仍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

近代史资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曾业英

一 历史经验

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一度不为历史学界所重视，甚至不认可，以为较古代史研究算不上什么学问，因而尽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正式起步，但研究的总体规模和成效均十分有限，仍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仅仅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研究规模和成果都有了往昔无法比拟的进展，开始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公认的重要分支学科。

何以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在新中国取得如此重要的进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近代史资料的编纂和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资料占有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水平和价值。不具备这个基础和条件，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就开始谋划近代史资料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了。据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回忆：当时范文澜负责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工作，他随即提出要“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组织历史学家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编辑专题史料，陆续出版。为纪念义和团反帝运动五十周年，首先由翦伯赞主持编辑了《义和团》的专题资料，1951年3月出版。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宣告成立，郭沫若为主席，范文澜为常务副主席，主持会务”，他“继续组织编辑近代史资料丛刊。至1959年，先后出版《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等专题史料10种。其中多者八册，二百几十万字，少者四册，也有一百几十万字，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由学者选编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史料书”。1954年由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长期坚持刊发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资料。近代史资料甚为分散，搜集不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近代史资料》杂志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者，特别是藏书较少地区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有效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开展。[49]

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荒漠期后，很快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数众多的近代史资料纷纷问世，如《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海关秘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洋军阀》《抗日战争》，影印出版《申报》、天津《大公报》《盛京时报》《顺天时报》、上海等地的《民国日报》，等等，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远超过“文革”之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改革开放之惠，其中不少资料是此前难得一见的中共档案资料和港澳台地区及美、英、俄等国外收藏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发现和披露，厘清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对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以遵义会议为例，历来认为：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50]1981年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开始对遵义会议进行专题调查，先后发现三份珍贵资料，其中一份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陈云证实是他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这份资料显示，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与此前的史籍记述大不相同。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17日；共20人参加了会议，董振堂不在其列；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选举毛泽东为常委。（二）指定洛甫（按：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按：即朱德）、周（按：即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洛甫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职务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并不是当日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此后3月份的事。[51]

又如太平天国的研究，著名近代史学家王庆成“1984年春在伦敦英国图书馆发现了两种太平天国印书：《天父圣旨》与《天兄圣旨》。它们记录了天父、天兄历次下凡的言论及活动，其中涉及不少过去不知道的史事，如有杨秀清、萧朝贵地位的确立，金田起义前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态度的变化，天京事变前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等”。又有学者发现了“苏州郡长洲县侍教乡门牌，两张减粮、减银版串钠照和一张无锡横塘镇卞票”及“一件太平天国的‘去疬奏章’”等太平天国文物。[52]《天父圣旨》与《天兄圣旨》两种太平天国印书，以及几件文物等新资料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太平天国史的内容。

2000年前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条宝贵经验。这就是：要想有效地推进近代史研究，除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外，最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充分占有各类史料，并通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从中整理出准确可靠的史料，作为撰写历史的基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料就是巧妇的炊米，没有史料，撰写历史，何以谈起？依据史料撰写的历史，虽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原貌，因史料所载，未必准确，而准确的史料，又未必现世。但离开史料，则根本无法撰写历史，这是肯定无疑的。

二 近代史资料出版概况

2010年代，为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者遵循中国史学重视资料建设的优良传统，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成功经验，继续大力坚持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编纂、出版了大量近代史资料。现依个人所见，将其间问世的近代史资料，依其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大类，简介如下。

一是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资料。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道光朝上谕档》《咸丰朝上谕档》《同治朝上谕档》《光绪朝上谕档》《宣统朝上谕档》《光绪帝起居注》《宣统帝起居注》《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影印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清季（未刊）收发文本电文辑录》（影印本）、《清同治朝政务档案》《清内务府档案文献续编》《大总统府秘书厅公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情史料汇编》《新民通信社稿》《民国时期中国六省农村调查资料》《台湾史料汇编》《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民国时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的《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编的《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王晓莉、贾仲益主编的总计46种涉及贵州、四川、广东、广西、西藏、甘肃、新疆、内蒙古等众多地区的《中国边疆地区社会调查报告集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整理和编辑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和《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的《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影印本）107种、《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民国调查报告丛刊》（影印本）80种，沈志华编的总计34卷36册2000多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料》，吉林省图书馆特藏部编的《伪满洲国史料》，武汉市档案馆、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编的《武汉沦陷时期档案史料丛编》，等等。

二是专为研究经济、中外关系、历史事件、边疆问题、日本侵华、抗日战争、法制等专题而编辑的专题资料。

在经济方面，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清代道光至宣统的粮价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会议录》《四联总处会议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清末通商贸易档案汇编》《清末民初通商口岸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外国在华商号洋行档案汇编》《清光绪二十二省财政说明书》《中国近代粮政史料》《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民国劳工劳务史料选编》《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史料选编》《民国初年全国工商会议报告》《国民政府实业部工业施政概况》《抗战时期敌伪经济情报》《民国时期两广工商经济特辑》《民国时期各省市经济建设一览》《民国时期陕西实业考察》《日伪时期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民国时期台湾经济史文献选编》《民国与伪满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晚清民国对外商事贸易统计资料》《战后天津商情变动统计资料》《民国时期上海证券与资本市场概览》《民国时期中国内外债史料详编》，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的《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1861-1949年）》，〔美〕凯瑟琳·F.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的《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章开沅主编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马敏等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宓汝成编的《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黄鉴晖编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杨世源主编的《西北农民银行史料》，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印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等等。

在中外关系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菲律宾卷）》，《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之《中英关系卷》《中西关系卷》《中葡关系卷》，权赫秀编的《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邢永福等编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五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密件》《外交部收发电稿》《外交文牍》《清外务部收发文依类存稿》《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出使外洋外务密档》《民国外交部国际联盟交通议事密档》《清末中俄东三省铁路电线交涉档案》《晚清船务船运交涉档案》《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近代邮电交涉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外国在华银行交涉档案》《民国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近代中国参加之国际公约汇编》《民国外交档案文献汇览》《抗战前期国际联合会文献》，陶文钊等主编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等等。

在历史事件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清末教案·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第6册），倪瑞英译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章开沅等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共8册），文闻编的《“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鸦片战事奏档》《稀见中英鸦片战争密奏》《中日甲午战争奏稿》《日清战史讲授录》《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清嘉咸同三朝平定农民起义奏稿手札》《督蜀电存》《民国外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档案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台湾光复档案文献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五卅运动史料》（第3卷），周天度、孙彩霞编的《救国会史料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编辑的《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印》，等等。

在边疆问题方面，主要有卢秀璋主编的《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刘丽楣等编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赵心愚等编的《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册），张羽新等编的《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西藏奏议川藏奏底合编》《曹（鸿勋）中丞抚黔奏电稿》《清代新疆地区涉外档案汇编》《清末边境界务档案》《清光绪经营新疆会议折奏》《清季西北函电折奏八种》《晚清桂黔要事函电密奏》《晚清民初西藏事务密档》《清季筹藏奏牍》《民国东北县治纪要》《民国西南边陲史料丛书》之广西、四川、康藏、云贵、综合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的《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等等。

在日本侵华方面，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清光绪日军纷扰东三省各处档案》《东北日占区万宝山事件与韩人排华惨案》，黑龙江、吉林省档案馆编的《东北日本移民档案》，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调查报告》（4辑98册），天津图书馆编的《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吴绪成等编的《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居之芬等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中央档案馆整理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影印本），等等。

抗日战争方面，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图文史料》《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国民政府战后处理日伪敌产文献汇编》《中国战区日本投降文献汇编》，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等等。

在法制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民国时期劳动问题与劳动法令汇编》《国民政府行政法令大全》《民国律师文献史料汇编》《国民政府司法例规全编》《清末民初华洋诉讼例案汇编》《国民政府岁计法令汇编》《民国时期地方自治实施方案法规汇编》，徐秀丽编的《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等等。

其他方面，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编印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民国卷、《中国西部开发文献》《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料选编》《近代中国人口史料汇览》《民国时期监狱文献史料》《民国园艺资料汇编》《民国茶文献史料汇编》，赵嘉珠主编的《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等。

三是人物专集。主要有辽宁省档案馆编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程焕文等辑注的《邹鲁未刊稿》，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谢持著《谢持日记未刊稿》，谢幼臣整理的《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美国Ferdinand Dagenais主编的《傅兰雅档案》，周文玖选编的《朱希祖文存》，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曾国荃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赵德馨主编、吴剑杰与周秀鸾等点校的《张之洞全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许纪霖等编的《杜亚泉文存》，汪叔子、张求会编的《陈宝箴集》，朱正编的《丁文江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昌济集》《范源濂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晴波修订版《杨度集》、曾业英修订版《蔡锷集》、刘泱泱修订版《黄兴集》、刘晴波等编补的《陈天华集》，等等。

四是旧报刊。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京话日报》《北洋周刊》《清末官报汇编》《八路军军政杂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公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报》、计收晚清珍稀期刊65种的《晚清珍稀期刊汇编》和《晚清珍稀期刊续编》，以及计收1897-1947年间出版的农学期刊15种的《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汇编》，计收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出版的宣传抗日的期刊44种的《抗日战争期刊汇编》，计收1899-1948年间记录中外时论、政治要闻、经济动态、国际瞭望、教育、军事等内容的期刊11种的《民国时事文献汇编》，计收研究民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期刊12种的《民国边事文献汇编》，计收中共早期宣传马列主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内容的期刊6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计收集邮期刊10余种的《民国时期集邮期刊汇粹》，计收漫画期刊15种的《民国漫画期刊集粹》，计分综合、北京、上海、天津、港粤卷收录画报96种的《民国画报汇编》，计收1921-1948年电影早期刊物22种的《中国早期电影画报》，计收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广西、南京等地戏剧类刊物22种的《中国早期戏剧画刊》，计收1908-1947年国学类刊物18种的《中国早期国学期刊汇编》，计收1901-1909年白话报27种的《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计收《故宫周刊》《新潮》《经济统计月志》《实业金融》《大众》《南风》《教育益闻录》《京兆通俗周刊》《再生》《青年界》《每周情报》《进展月刊》《制言》《吾友》《励志》《时与潮》《我存杂志》《中原》《时代精神》《希望月刊》等民国期刊近30种的《民国珍稀期刊》，计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浙江、江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东北、西北、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山东、甘肃、河南、安徽、山西、四川、河北等24卷1800余种各类刊物的《民国珍稀短刊断刊》。线装书局影印出版的计收近20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的《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148册）。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长沙日报》《湖南通俗日报》《湖南大公报》《国民日报》《国民政报》《观察日报》《大刚报》《湘乡民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船山学报》《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游学译编》、湖南《体育周报》、湖南《实业杂志》，等等。

综观上述整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不难发现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就资料类型而言，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各种档案资料，二是当年出版的旧报刊。（2）就资料形成和收藏者而言，既有政府形成、收藏的资料，也有私人形成、收藏的资料；既有正统政权形成、收藏的资料，也有非正统或伪政权形成、收藏的资料；既有本国政府形成、收藏的资料，也有外国政府形成、收藏的资料。（3）就收藏与公布资料者的级别而言，绝大多数来自国家、省部级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以及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图书馆。（4）就出版方式而言，大多采用较为便捷的影印方式，而较少采用由编者整理加工的付梓方式。（5）就资料出版宗旨而言，已逐渐转入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不再一味固守所谓“政治挂帅”的原则，不论“正面”“反面”“革命”“反革命”的资料，只要有研究需要和价值，均可提供使用或出版。

诸如此类近代史资料的大量公布，固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若要更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似乎也还有几个问题值得一提。

首先是要进一步扩大资料搜集、发掘范围。近今整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基本源自中国第一、第二两家国家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及几个省级档案馆与个别大城市的图书馆，而未及地县级档案馆和中小图书馆。其实，已有不少研究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有些资料踏破铁鞋无觅处，未能在大档案馆、图书馆发现，却在某个不起眼的小档案馆、图书馆里找到了。因此，除了继续发掘这些单位的宝藏外，似也应眼睛向下，重视采集地县级档案馆和中小图书馆的资料；甚至可考虑趁国家经济形势大好之机，找个权威机构牵头，联合其他相关机构，逐步对全国各地大小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近代史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拉网式调查，然后组织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分工合作，对所获资料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整理、出版。

其次是要汲取范文澜当年选择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以专题形式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经验，大力整理出版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各方面的专题资料。近今所刊近代史资料，虽如上述，也有不少所谓“专题资料”，但除人物专集外，相对而言，大多只是粗线条的“大”专题，并未细化成严格意义上的专题资料。中国近代史专题无数。仅以1911年后38年的民国史为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早期评估，有影响的大小专题就近600个，[53]如加上此前的60年，为数就更多了。因此，除了继续整理出版难以分割的综合性资料外，似应更加重视整理出版细化的专题资料，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第三是要在资料出版方面兼顾影印原件与重新整理并重的方式。如上所说，近期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似以影印原件者居多。这是一种“短平快”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行业正快速走向市场化。当然，影印方式并非不可取，我也没有反对影印出版的意思。因为影印出版，不仅可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而且还有文物观赏价值，有选择地出版若干也未尝不可。何况有些资料还唯有影印一法可行，如复制旧报刊，总不能再按现代释文重新排印一次吧。但是，就方便研究者使用而言，则除了旧报刊这类整体复制的资料不能不采用影印方式外，其他包括原始档案在内的大部分资料似乎还是以现代释文重新整理后再加出版为好。

第四是整理出版的资料要务求准确。此前问世的经过编者整理的近代史资料，总体说来，质量是好的，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也毋庸讳言，其中确有少数质量较差甚至低劣的。主要表现为对资料原文的误判、误断、擅改、妄加，由此造成文义大变，或不知所云，或全然相反，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应有的正确解读资料的重重障碍。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撰文公开指出过这一点。[54]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了，这一现象似乎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今日的资料整理出版之中。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一穷究，似大可不必了，时代使然也。只是须知，既然彼此都有一个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共同心愿，那么，为研究者提供准确的资料，就不是任何个人的私事，而是一种谁都无法推卸的公众责任了，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而努力。

三 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势

随着近代史资料的大量整理和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自2000年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但“文革”结束后渐成内地“显学”的民国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中外关系等以往学者研究有素的老课题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进步。其主要表现为：（1）推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如通史方面有实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夙愿的该所研究员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专题研究方面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2）随着蒋介石、胡汉民、张学良以及共产国际等各方面资料的开放和出版，在史实重建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如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30年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40年代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抗战结束后的东北政局等不少历史真相，均逐渐揭开了被人为包裹的面纱。（3）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思想史、文化史、区域社会史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重视，形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局面。鉴于相关研究者对此均有深切了解，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因此，仅依个人观察，就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若干新趋势，略做介绍。

第一个新趋势是，由不乏情绪化的类似“非此即彼”式的研究转变为冷静的理性研究。由于改革开放前，史学界普遍受到教条主义、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困扰，改革开放后近代史分支学科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异常普遍与深刻的反思阶段，对以往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性进行了全面清理。如有的对过度夸大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提出了异议；有的对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更具说服力的客观、科学的标准，排除了某些不实甚至错误的认定；有的对历史人物评价中“以人划线”的偏颇提出了批评，对以往所谓“公认”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重新研究，客观而公正地恢复了不少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等等。应该说，这都是非常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对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沿着正常的科学道路前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事物往往有复杂的一面。随着反思过程的推进，人们发现有些“反思”似乎并不如反思者自诩的那样客观，除了事实不清，尚须深入研究、探讨外，似乎还存在一种历史研究者不应有的对追寻历史真相极其有害的情绪化倾向，自觉不自觉地陷近代史研究于新的简单化、片面性的困境之中。如有的只知一味指责义和团的愚昧、落后，而对它的反帝爱国精神却不赞一词；有的只字不提引发历次革命运动的深刻社会危机，却不遗余力地强调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 [55]有的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与政治、经济、文化完全分开，认为列强军事侵略固然给中国造成负面影响，但在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却“做了不少努力”，给中国“引进了新的社会因素”，“在中国实行了改革”，甚至进一步认为，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军事战争也对中国产生了正面影响”。他们以鸦片战争为例，说“它既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又是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对桑榆暮年的封建王朝的战争，有进步意义的一面。从这一点着眼，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认为鸦片战争如果来得早一点，中国的面貌就不至像后来那样落后，也不至于遭受那样的屈辱”， [56]等等。

此类情绪化的反思，不但与事实相悖，还有一定的蛊惑性，虽尚未形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但若任其泛滥，则难免不对史学研究和社会大众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不但屡有学者呼吁研究者不宜重复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错误倾向，而应秉持理性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既否定旧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也拒绝新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要积极团聚众多冷静思考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为一个理性学派，为近代史研究的健全、长远发展做出贡献。更有广大学者身体力行，努力将这一原则贯彻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第二个新趋势是，由简单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转变为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基于历史研究者皆可理解的原因，诸如所谓“现代化范式”“施坚雅模式”、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田野调查等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纷纷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在西方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因为文化背景相同、思维方式一致，用以解释相应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当然行之有效。倘若原封不动搬入中国，强解中国近代史，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不同，加上对中国的了解又未必深入，所知有限，就难保不发生削足适履的荒唐事了。何况有些所谓理论和方法还并不是今天的新发明，所谓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就是中国史学界早已普遍采用的方法，所谓“田野调查”也不过是往日采用的“社会调查”概念的另一种说法，并不具有什么补偏救弊的新功能。正因如此，有关如何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多年来，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界，就始终没有停止过。

以“现代化范式”为例，不少学者指出，其实，它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蒋廷黻就曾步西方后尘，提出过类似的概念，与范文澜提出的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入侵、变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即今天所说的“革命史范式”，形成最早的一次对立。尽管今天的多数倡导者，与蒋廷黻当日以此对抗“共产革命”的目的根本不同，主要是希望借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提供借鉴。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任何背离历史事实的研究都难以发挥真正的借鉴作用。大凡熟悉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学者都清楚，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目标的人民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且是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是中国近代史所发出的最强音。可是，有的研究者不愿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反而一叶障目，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或曰将“革命史范式”转换成“现代化范式”。说法不同，偏颇则一。不少学者依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指出以“现代化”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视角，固然有一定的意义，“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与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而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将客观存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篇章排除于中国近代史之外，更不能说是“正确的替代”。即如“现代化范式”包含“革命史范式”说，也难掩其捉襟见肘的窘境。因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基本任务——争取国家独立和富强并“不是平行进行的”，“在近代中国，主题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正是这一主题，制约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为此，他们认为较为可取的办法应是尊重历史实际，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吸取“现代化范式”之长，取长补短。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貌。[57]

再看“施坚雅模式”。自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美国人类学家兼亚洲研究专家施坚雅于1964-1965年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对中国市场体系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模式，即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学者来说，的确是个相当新鲜的理论。它肯定市场体系对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开创了研究农村市场的新局面，自有其贡献和合理性。但它是否完全符合中国乡村市场的历史实际？有无局限？局限在哪里？何种程度上能移用于中国乡村市场的研究？王庆成先生怀着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态度，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的各类不同情况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现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则两三村，甚至一村，不仅无法与施坚雅的所谓“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相吻合，甚至对他提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即基层市场体系的空间区域，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重要理论也要打个重重的问号。诚如王先生所言，“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目前，我宁愿相信这看法可能比较正确——既然集市是农民的基本社区之说还缺少确切的根据”。[58]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不足为奇。不过，这些学者也承认“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59]如此看来，即如这部分学者也并不反对“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必要的检验。这就够了，彼此有一颗尊重真理、服从真理的心，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难题。

由上可见，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不满足于简单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转向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所证实，有所修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我们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才能判定何种理论和方法是可取的，或者部分可取的，何种理论和方法是不可取的，或者部分不可取的。这是对待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唯一可取的态度。虽然相对而言，迄今参与这种研究的学者尚不够广泛，成果也还有限，但可以预见，只要努力去做，前途必定是光明的。因为早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以其伟大的实践和成功，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新趋势是，由大多以主要精力关注历史细节的研究转变为同时兼顾历史大视野的研究。改革开放一个时期以来，为纠正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片面性和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众多学者一面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一面对许多无人涉足的新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如以人们常说的宏观、微观研究标准加以区分，则似乎无论哪方面的研究，都基本属于微观研究，或者说细节性的研究。因为其研究结论大多是对具体史实的“有”与“无”“是”与“非”的回答，或者具体历史过程的描述，而少有对整体历史走向的思考。当然，宏观研究也不是没有，相对较少而已。这些细节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诚如茅海建教授所说：“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60]历史细节研究既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当然没有不继续坚持做下去的理由。

然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毕竟不全在评价古人的功过是非，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今日中国的路怎么走？为了今日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为了未来社会的进步，这就不能离开宏观的研究，或者说“历史大视野”的研究；就不能只用观察历史细节的显微镜，而不戴预测历史未来的望远镜。必须两镜齐备，在研究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对历史做长时段、全方位的思考，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何况即使评价古人，也不是仅靠研究他本人一时、一事、一地、一方面的“细节”表现，而不对其前后左右的人和事，如对他的家庭、对手、朋友、上下级、周围漠不关心者，他所面对的社会舆论，他听到什么，看见什么，等等，做全面的综合研究所能实现的。因此，在充分肯定研究“历史细节”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对中国近代史做“大视野”的研究，认为首先要在纵向，即时间上“打通”，取消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近代、现代前后两个阶段，对1840-1949年的历史做整体研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1997年7月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出满100期的贺词中说：“我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61]其次还要在横向，即空间上“打通”，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甚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做“大视野”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反思改革开放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就说过：“研究近代中国，不仅要深入了解所谓‘前近代’的中国，至少还须参考三方面的外部历史，即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后人对其的研究）。”“只有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特别是其发展变化的一面——具有较深入实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但过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关联方面做得最不够（常见的不过是对比双方改革之成败）。”[62]更为可喜的是还有不少学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诚之心，不畏艰难地迈开了这方面的探索步伐。尽管他们的研究尚有待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新趋势似是不容置疑的。

附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丽红博士、湖南人民出版社彭富强先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63]

朱佳木

当代中国史研究（简称当代史研究）也称中国现代史研究（简称现代史研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是一门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和成长而兴起的新兴学科。它的成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有8个页码论述了新中国的成立。以后又有1954年中宣部等有关部门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以及1958年河北师范学院部分师生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并且首先是从中国共产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开始的。

1979年，中共中央利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机会，在庆祝大会讲话稿中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简要回顾和初步总结。接着，中共中央又组织专门班子，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并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党内4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进行了认真讨论。《历史决议》讲的虽然是党的历史问题，但由于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因此，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起到了促进国史研究的积极作用，也为此后的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

随后，在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关于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撰系列专著的方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宣部部署，组织了专门的编委会，编辑出版大型丛书《当代中国》。这套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先后动员约10万多名干部和学者参与编撰，耗时约7年，陆续出版了150卷，共计1亿字，3万幅图片。它所利用的档案资料之丰富确凿，涉及的内容之全面系统，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陆续出版了大量可供国史研究利用的文献资料书。例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年谱、传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1949年至1965年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次党代会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65年各卷，以及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李维汉等共和国重要领导人的文选、日记、回忆录等。所有这些，都为开展国史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借鉴中国历史上由国家设立国史馆的传统做法，提议并经中央同意，成立了专事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所建立后，开展了国史编纂工作，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业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成立了联系全国国史学者的社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自2001年12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批准当代所的科研规划后，该所又集中力量编写编年史性质的史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现已出版1949-1959年11卷），建立面向全国的国史学术年会制度（至今已举办11届），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创办了国史系。在此前后，许多中央部门和省一级政府也纷纷设立本部门和本地区的当代史研究机构，许多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设立当代史研究部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当代史课程，并建立以当代史为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授予点。如果算上从省到县各级中共党史研究部门对新中国时期党史的研究，以及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对新中国时期志书的编修，则全国研究当代史的机构就更多了。这些机构产生了不胜枚举的当代史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众多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使当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史学的分支学科，逐步登上了学术舞台。

尽管如此，当代史研究与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目前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初创阶段，其学科体系尚不完整、不系统，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探讨。下面，我就其中几个基本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 关于当代史及其研究的概念问题

1.当代史与现代史、国史的关系

简单地说，当代中国史（简称当代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范围内社会与自然界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是正在进行并且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

当代史、现代史与古代史、近代史一样，都是对历史不同阶段划分的表述。各国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界定，并没有统一标准。有的把三者加以区别，有的只设近代史、当代史，没有现代史；有的只设近代史、现代史，没有当代史。对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内涵，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界定也不一样。就是说，这些概念都不是绝对的，会因国别、时间、学者的不同而改变。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划分历史阶段主要应当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史学界正是运用这一观点，把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如果仍然运用这一观点，本来应当把1949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教育界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中国现代史（简称现代史）的开端。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改变的只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样界定近代史和现代史，区分的只能是革命史的不同阶段，而非国家史的不同时期。对此，那时即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只不过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史研究还没有被提上日程，这种界定的矛盾不突出，没有引起各方面重视罢了。自20世纪80年代国史研究开展以来，人们为避开现代史原有定义的既成事实，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称为当代史，使这一矛盾又被暂时掩盖起来。但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延续和国史研究与教学的深入，现代史原有定义的学术乃至政治上的弊端逐渐显现，矛盾日益突出，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现在，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隶属历史学的二级学科里，设有世界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专业，却没有中国当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在课题申报、专业设置等方面，给当代史研究与教学造成一定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把国史、当代史放到了近现代史专业中。应当说，这两种做法都不合适，尤其以后一种更不妥当。因为，中国现代史原有定义是把1919年作为起点的，如果在不改变这个起点的前提下，就把当代史或国史并入现代史，势必抹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的划时代意义。其实，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首先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然后将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来的1840年至1919年改为1840年至1949年，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国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当代史或国史。不管称什么，都应当把现代史、当代史、国史专业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独立出来，改为近代史专业和现代史（当代史、国史）专业，取消近现代史专业。目前，史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以1949年作为划分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被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作为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使用的就是这种划分方法。不过，要把现代史（当代史、国史）从中国近现代史中独立出来，分设近代史专业和现代史专业，还需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

历史分期是动态性的，不会一劳永逸，随着时间延续，原有的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上下限势必会发生相应改变。例如，再过100年，可能需要从中国现代史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来。不过，这样的问题可以留待那时的人们去考虑解决。

2.当代史研究与现代史研究、国史研究的关系

当代史、现代史与国史这三个概念完全是一个意思，但当代史研究与现代史研究、国史研究在概念上稍有不同。当代史研究和现代史研究，顾名思义，是以新中国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概念上完全一样。但国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广义的研究与它们完全一样，而狭义的研究则和它们有所不同。

从广义上讲，国史研究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领土范围内（包括领空、领海、岛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研究和记述。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内容，也包括天象、气候、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等内容；不仅包括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包括对地方、部门、行业等局部历史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历史的研究，也包括对暂时不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的一些地方的历史研究，例如，1949年大陆解放后的台湾史，1949年至1997年和1999年主权回归前的港、澳史，以及1949年至1951年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史等。这个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显然与当代史、现代史研究的研究范围没有什么不同。

从狭义上讲，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整体性研究，侧重的是国家政权层面的活动。它只研究涉及国家全局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社会领域和自然界的重大事件，而不研究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微观和局部的内容；只记载主权、管辖权所及范围之内的事件，而不包括主权尚未回归和管辖权尚未取得的地区的历史过程。例如，它不包括内地各省的历史，只包括与全局相关的地方性事件；不包括1949年后的台湾史和主权回归前的港、澳史，只包括大陆与台、港、澳相互关系的历史。它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通史研究，现在已经出版的国史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等，大都属于这个层面的国史研究。这个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显然不如当代史、现代史研究的概念宽泛。

3.当代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

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简称党史研究）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再搞当代史研究就是重复研究，没有必要。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党史与当代史、现代史、国史概念不清的表现。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开展当代史研究，必须弄清楚它与党史研究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定必然对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当代史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着当代史的走向。因此，当代史研究与党在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在内容上难免会有许多交叉、重合。比如，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袖人物，在当代史研究中不可能不涉及。另外，当代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在理论上也有一些相同、相近、相通之处，很难截然区分。比如，一个学者对当代史分期、主线、主流等问题的看法，往往与他对党史同样问题的看法差不了太多。

但应当看到，党史研究与当代史研究毕竟分属不同学科。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属于政治学中的政党学范畴；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而当代史研究的对象是新中国的国家史，完全属于史学范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接续。因此，党史研究与当代史研究在角度、范围、重点、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

关于研究角度。党史研究是从政党角度出发来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它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把它们变成国家意志，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如何与国外政党打交道，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等等。而当代史研究则是从国家角度出发来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它要研究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如何开展外交活动，如何进行政权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和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共领导下从事各项建设事业和参政议政的。比如，在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时，党史研究主要应从这一决策制定的背景、过程入手，而当代史研究则主要应从改革开放本身的历程及其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哪些变化入手。

关于研究范围。党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它研究的范围超不出中共作为执政党影响所及的事务；超不出虽然与它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但不属于执政党范畴的事务。例如，自然领域里的天象（日食、彗星等）、气候、生态、灾害的变化，这些就与党史没有或基本没有关系。社会领域里的人口、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语言、娱乐方式、人际交往等变化，经济史、法制史、民族史、疆域史、政区史、宗教史，以及各参政党的党史等，虽与中共党史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中共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但作为学科则不属于它要研究的范围。例如，在党史研究中不可能设民族史、疆域史、政区史、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研究等专业，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人口政策史、环境政策史、宗教政策史等，在党史研究中也完全可以设置这些研究方向，但党没有自己的法制史、人口史、环境史、宗教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的经济史。因此，不可能设什么中共法制史、中共人口史、中共环境史、中共宗教史的研究方向，也不会有当代中国的中共经济史专业。在党史研究中会涉及中共与八个参政党的相互关系，但不可能也不必过分叙述这些党派自身的历史，否则势必混淆中共党史研究与其他党派党史研究的关系。而上述内容却可以并且必须纳入当代史研究的范围，否则就不成其为当代史了。可见，当代史研究在范围上要比党史研究宽泛得多。

关于研究重点。党史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过程，党的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组织作风建设的状况，党的会议和文献，党的重要人物和模范，以及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等。当代史研究虽然也会研究这些内容，但更多的是要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变化过程，以及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及其经验教训等。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党史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和作用；当代史研究的重点应当是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如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的建立和制定的过程，以及产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土地状况、进出口贸易、货币发行和税种、税率等变化的情况。又如，在自然灾害问题上，党史研究应重点研究党是如何领导政府和人民群众抗击自然灾害的；而当代史研究的重点应是政府与人民群众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救灾、赈灾和进行灾后重建，以及自然灾害形成的历史原因和造成的损失情况。

关于研究方法。党史研究和当代史研究都要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例如，都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充分收集、慎重选择、严谨考证史料，对问题进行整体和系统分析，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进行阶级分析，通过比较认识事物等。另外，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特别是新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的科学方法。但是，党史研究基本属于政治学学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而国史研究完全属于史学学科，主要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党史主要是用章节体，而当代史除了章节体外，还要创造性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以便与历代史书相衔接。

总之，当代中国史与中共党史各有各的学科属性、研究任务和社会功能，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一些当代史书籍与党史书籍之间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并不表明当代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是一个学科，而是由于当代史方面的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党史方面的书则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当代史书撰写的内容。这正是今后需要通过加强这两门学科的自身建设来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成为怀疑当代史研究必要性的理由。

二 关于当代史的分期问题

对历史进行分期，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自己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前面讲到，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由于史学工作者历史观的不同而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对处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由于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或分析问题角度的不同，往往也会有不同意见。在当代中国史的分期问题上就有多种意见，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1）根据《历史决议》，划分为4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

（2）在第一种分期方法的基础上，将其中第一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再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3）在第一种分期方法的基础上，将其中第四个时期，即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

（4）在第三种分期方法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进一步分为3个阶段，即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再以中共十六大召开为界，把2002年以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与社会进入侧重科学发展的改革开放新阶段。

如果把上述各种分期方法加在一起，目前对当代史的划分最多可以达到8个时期。简单说：第一个时期，3年恢复；第二个时期，4年改造；第三个时期，10年探索；第四个时期，10年“文革”；第五个时期，两年徘徊；第六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第七个时期，建立市场经济；第八个时期，侧重科学发展。

上述分期只是已知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如果细分，还可以分出一些。比如，对“文化大革命”10年，在《历史决议》中就分成了3段，即第一段，“五一六”通知到中共九大；第二段，中共九大到十大；第三段，中共十大到“四人帮”被粉碎。

以上对当代史的分期方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为了更多地体现通史的特点，更大程度地区别于中共党史，我更倾向于从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历史时期。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可以把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

（1）1949-1956年。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2）1956-1978年。这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

这里之所以把1966 -1976年的“十年文革”和1956 -1966年的“10年探索”放在同一个时期，是因为“十年文革”虽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历史决议》在分析“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时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64]这几段话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不成功的、失败的探索，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的10年虽然是动乱的10年，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社会。

至于把1977-1978年的两年也归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是因为这两年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且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上转移，但它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回到“十年探索”的状态。

因此，把“十年文革”和“两年徘徊”都纳入从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那段历史。

（3）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用经济计划加市场调节搞建设的时期。

（4）1992-2003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5）2003年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注重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时期。

在当代史分期问题上，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客观事实和内在逻辑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的角度观察，各种有关分期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平等讨论，而不应当只把某一种意见作为绝对正确，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的错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65]历史的分期界限同样如此。前面说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比如说到新中国诞生100年、200年，人们再来给新中国历史分期，肯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另外，上述各种分期都是就国家的宏观历史而言的，至于某些部门史、行业史、地方史，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分期，不一定非与国家史的分期保持一致。

在历史分期上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全是学术问题，其中也有属于政治性问题的。例如，有人提出，中国自1911年以来只有两个时期，一是1978年前的共和时期，一是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分期从表面看似乎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它完全无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它所说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指继承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所谓“改革开放”，而不是我们实际实行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中国历史至今只有3个时期，即前帝制时期、帝制时期、后帝制时期。这种说法显然是在影射新中国的历史是所谓“后帝制时期”，意思是新中国仍然是没有皇帝的专制国家。还有人提出，1949年以来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现代史，后一个时期为当代史。这种说法把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与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史并列，表面上看，好像也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划分也有问题。因为， 1949年前后的社会性质是不同的，而1978年前后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变化。如果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与新中国前后的历史并列，等于说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性质也是不同的。可见，这几种在新中国历史分期上的说法，不过是借历史分期而设置的“理论陷阱”罢了。它们所要表达的不过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诉求，因此并非学术意义上的不同意见。

三 关于当代史的主线问题

所谓历史的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始终的主要脉络、支配历史走向的基本因素，是呈现某种历史规律的东西。认清历史的主线，有助于揭示历史事件的动因，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得失，预测历史的未来，因此是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过，要弄清什么是历史的主线，尤其什么是当代中国史的主线，应当首先弄清楚这里说的主线是在什么意义什么层面上讲的。

讲到历史主线，现在多数人认为只能有一条。从这个观点出发，有人提出当代史的主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我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最终根源，不仅是当代中国史的主线，也是人类全部历史发展的主线。还有一种提法，说当代史主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这种提法虽然抓住了当代史的本质特征，但未能揭示出左右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与其说是当代史的主线，不如说是给当代史下的一个定义。再一种提法，说当代史主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提法虽然说出了贯穿当代史的内在动因，但它适用于许多国家的许多时段的历史，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并没有揭示出中国当代史的特殊动因。因此，把它说成主线，对认识和解释当代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在认为历史主线只能有一条的观点中，还有一种提法，即当代史主线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应当说，这种提法反映了贯穿当代中国史的特殊动因，是其他国家或中国其他时期的历史都无法套用的。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唯一的主线，也会发生一些不好解释的问题，有一些贯穿当代史的重大事件，难以用这一提法涵盖。

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刘少奇都说过建国后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10年、15年、20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新中国成立后只过了3年，毛泽东就在1952年提出，从现在起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如果说当代史的主线只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就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为了尽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是为搞社会主义而搞社会主义。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进入1952年后，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顺利完成，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比重的增加，土地改革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朝鲜战局的趋于平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财经部门的同志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进行了比较，反复权衡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利弊得失，一致认为中国要尽快提高国防能力和农业与轻工业生产的能力，必须而且只能像苏联那样，走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资金、设备、人才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实际问题。在当时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公有化。但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了。

根据现有材料，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周恩来、陈云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汇报了就争取苏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问题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这三件事碰在一起，绝不是巧合，它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我优先发展重工业给予全面援助，以及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当时说现在就开始过渡，并用15年左右时间完成过渡，这与原先提出的先搞15年新民主主义，然后用一个早晨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在最终完成过渡的时间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区别只在于开始过渡的时间。因此，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定了提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为了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才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至于后来急于求成，提前完成过渡，导致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遗留问题过多等，是另外的问题，另当别论。

中共中央早在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明确提出，工业化是主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鸟之两翼”。就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围绕工业化，为了工业化的。以后，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64年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入历史新时期后，中共中央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后又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在21世纪头20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些都说明，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同样是贯穿迄今为止全部当代中国史的一条主线。当代史中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受这条主线支配的，都可以从这条主线中找到答案。

再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周边一共打了5仗：第一仗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仗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三仗是抗美援越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虽然主要做的是后勤支援，但防空部队到了越南前线；第四仗是珍宝岛战斗，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导致中苏边境局势长时间紧张；第五仗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如果说这些都是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的支配，显然是说不通的。可见，当代史中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平息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叛乱，反对“两霸”，收回港澳主权，遏制“台独”，打击“藏独”和“疆独”，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立场等，都是由这条主线决定、受这条主线制约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能够贯穿历史始终、支配历史走向的最基本的因素，只能是历史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性。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66]这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既不可能是所有人的预期目的、动机、意图、意志，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我们探寻历史的主线，应当寻找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总的目的、动机、意图、意志。其中凡是贯穿并左右历史发展的，就是历史的主线。而这种主线不会只有一条，很可能有多条。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历史主线，我认为对当代中国史的主线，起码应当概括为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虽然最重要，但它代替不了另外两条。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当代史的发展。它们就像交响乐中的三个主题那样，交汇演奏了和正在继续演奏着共和国历史的交响曲。当代史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答案。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当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脉络，而且可以大致预测出新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走向。

2010年8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并指出党史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他在这里虽然只讲了一条主线，但其中既包括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人民解放），也包括了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繁荣富强）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独立）这三方面的内容。可见，把当代史主线分为三条表述，与党中央对党史主线的概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不矛盾。

四 关于当代史的主流问题

所谓历史的主流，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究竟光明、进步、积极的方面为主，还是黑暗、倒退、消极的方面为主。具体到当代中国史，所谓历史的主流问题，指的是在这60多年里，究竟成就、成绩是主要的，还是失误、错误是主要的；对它的评价究竟应以正面为主，还是应以负面为主。

从目前学术界看，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分歧不大，多数认为成就是主要的，评价也以正面为主；但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分歧就大了，不少人或明或暗地认为，失误和错误是主要的，评价应以负面为主，个别人甚至把那段历史说成是专制的、黑暗的，比旧中国更坏更糟。因此，要回答什么是当代史主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主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如果算上1976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是29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确实有过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对此，我们不应忽视，更不应掩盖，否则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但同时也必须客观、全面地而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们，否则同样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还会一叶障目，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导致对那段历史的全盘否定，无法解释为什么新中国的60年是光辉的60年。而要客观、全面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就必须正确认识那段历史中的失误、错误和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一）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历史中的失误和错误

1.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分清主流与支流。

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性成就以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有过一系列论述，观点是明确的，也是始终一贯的。

例如，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7]

1981年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68]

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69]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共建党85周年暨党员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70]

上述评价如实反映和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主要成就，应当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些年的失误、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这些历史性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一目了然。

2.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中有失误、错误，就对那些事情全盘否定。

首先，要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都是普遍的、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的或局部性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分析，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其次，要分析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并且要看这些成分对以后工作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存在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不加分析，把那几场批判运动中犯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就难以解释过去在农村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再次，要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时间，在那10年里，中国共产党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71]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社会的原有性质。

3.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索取过多，给予过少，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有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的一面，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防范帝国主义侵略，只有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发展重工业需要大规模基本建设、大量投资、大批建设物资和尽可能多的商品粮。这就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以便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础建设，从而不得不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木材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相对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困难是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只不过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罢了。

4.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改革开放前所犯的错误中，有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造成的，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对急于求成的毛病，邓小平曾做过一个分析，他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72]这个分析十分中肯，也完全符合实际。

个人专断与急于求成的问题有所不同。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表现是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果是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社会原因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是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必须看到，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表现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才能在指出这一问题时，不是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强调“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这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因此，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我们的制度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的。

（二）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如果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刚好大体上各占30年。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发展和扬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前30年对后30年的基础作用。因为改革开放不是在1949年旧中国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起步的，而是在新中国进行了30年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之上开始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

那么，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起码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来看。

1.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赢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使中国不失时机地进入了国际“核俱乐部”；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也为后来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关系铺平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展开。

2.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尽管有过不少改革，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仍在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的经济制度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有较大调整，但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广阔的活动平台。

3.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企业和连续5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起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巨大财富，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发展了县办和社办工业，以及农业机械、化肥等支农工业，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些都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的80%是文盲，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高级科研人员不足1000人。经过29年的努力，高校毕业生累计295万人，科技人员超过500万人。这些都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科技的大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人才。正因为如此，《历史决议》在评价改革开放前29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贡献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73]

4.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就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反复说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前党内开展过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基本上贯穿一个主题，就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腐化变质，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干部尽管换了一茬又一茬，尽管也出了不少腐败分子，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的思想中都还有这根弦，不能不说与这些运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提醒我们，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严重注意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虽然不再重复过去那种运动式的整风了，但仍然进行了1980年整党、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1999年“三讲”教育、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育”、2008年“科学发展观”教育5次教育活动。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主题都是强化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观念、群众观点、忧患意识，整顿党的思想作风。这些反复的提醒、告诫和不断的教育活动，在其他国家曾经执政过和正在执政的共产党中很少见，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下，经受住各种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5.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积累的经验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邓小平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曾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74]可见，我们之所以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分不开的。

与改革开放后的30年相比，前30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前30年没有成绩，或成绩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成绩，不容易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在客观上为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做了充分的准备，成就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总体评价应当是正面的。

五 关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社会功能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作为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首先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从事当代史研究，也要像其他史学研究一样，应当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和仔细地考证历史材料，运用科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在这些方面，当代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学科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由于当代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使它与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也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特点。

1.较大的学科交叉性

历史学本来就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学科。无论古代史研究还是近代史研究，除了要运用史学的方法外，也需要运用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近几十年来还出现了经济历史学、地理历史学、人类历史学、社会历史学、心理历史学等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科。不过，这种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在当代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现代经济与社会的丰富多彩、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当代史本身呈现了比以往历史更大的复杂性、多样性、融合性。同时，中国当代史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因此对当代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这恐怕也是其他史学分支学科所不具有的特殊之处。

2.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乃至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无一例外地具有意识形态性。但由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对象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其意识形态性自然显得更为强烈。现在一些论著中充斥与《历史决议》截然对立的言论，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更不应当用来为少数人服务。而作为当代史的研究者，在今天的中国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就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所谓学术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要“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的主张，不过是一相情愿、自欺欺人的幻想。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就做不到“价值判断中立”。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受某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干扰”的结果。

说当代史研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并不是否定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强弱，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是否反映的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是否遵守公认的科学的学术规范。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学术规范，那么，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并不会相互对立；当代史研究者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不仅不会妨碍做学问，相反可以促进其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3.强烈的政治性

对于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有的说是资政育人，有的说是认识世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有的说是积累经验、教育后人、观察未来。这些表述都不错，但我认为，史学研究还有一个功能，是上述表述中没有说到的，就是“护国”的功能。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讲过一句名言，叫作“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75]就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观点早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永久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竭力推行奴化教育，在教科书中把台湾和东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陈水扁当政时，为搞“台独”，大肆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也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并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他们这样做，都是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达到灭亡、分裂中国的目的。毛泽东也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76]就是说，否定别人的历史可以达到否定别人的效果，否定自己的历史同样会酿出否定自己的苦酒。大量历史事实同样验证了这个观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逐步升级的宣传运动，使人民群众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悲剧，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是也可以“护己之国”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当代史研究也有“护国”的功能。对国家史的解释权，历来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社会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做文章，采取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捕风捉影、胡编滥造、耸人听闻等手法，竭力歪曲、丑化、伪造、诬蔑、攻击新中国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中国当代史研究比起史学其他学科，与国家兴亡、政权安危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直接，“护国”功能更加突出，因此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坚持当代史研究的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地发挥当代史研究的“护国”功能。一方面，理直气壮地抵制和批驳各种歪曲、攻击新中国历史的言论，以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大力开展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国史教育，普及国史知识，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当代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中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用以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这与史学研究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也是相互吻合的。

4.突出的现实性

当代中国史与古代史、近代史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古代史、近代史都是有头有尾、已经结束的历史，而当代史则是仍在不断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对当代史的研究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它的这一特点并不能成为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和当代史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的理由。

先说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

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而且在“二十四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但是，中国除了“二十四史”之外，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本朝人写的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对史料的编纂，有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它们对“二十四史”的撰写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与“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关系。另外，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一半篇幅写的是当代史；陈寿的《三国志》，基本上也是当代史。所以，说中国古代不修当代史，有悖于历史实际。

还应当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帝王专制统治下，史学家写当朝史往往颇多忌讳，难以秉笔直书，只能等到改朝换代后写前朝史。古代社会由于交通、通信、印刷等手段不如现代方便，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条件上的限制。然而，今天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网络通信的普及，过去那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当代人不仅有条件写当代史，而且有着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近些年来，由各类机构和学者个人编撰的当代史著述如雨后春笋，报刊、网络上对当代史问题的讨论也与日俱增。国外早已有学者在从事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与编撰，近些年更是越来越兴旺，逐渐成为显学。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

再说当代史能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历史尤其是国家史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在他们看来，史学应当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存在，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历史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在这一理念支配下，欧美等国的国家史一般由私人或非官方机构编写，很少由国家设立国家史的编研机构。但国家史究竟应当由私人写还是由国家机构主持写，不仅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有关，也和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自商周时期开始，国家就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史官，称作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秦汉时期称太史令，三国魏晋以下设著作郎。从南北朝的北齐创始，唐初正式在朝廷设置了专为编写国史的史馆，由宰相负责监修。以后，宋、辽、金、元均设国史院，清设立国史馆。辛亥革命后不久，北京政府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国史馆。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也有设立国史编纂机构的，如韩国政府就设有国史编纂委员会。不仅如此，中国自唐宋以来，历代还把修地方志或国家一统志作为官职、官责。正因为如此，现存全部古籍中，史书志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直为外国人羡慕不已。中华文明在最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几个古代文明中，之所以能延续至今而不中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由国家或官府主持修史修志的传统。

当代史书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关键不在于由当代人写还是由后代人写，由国家机构写还是由学者个人写。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中，就有为如实记载当朝史而不怕杀头的，如春秋时的齐国太史和晋国史官董狐。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叫作“客观公正”的问题。对客观公正理解不同，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自然不同。目前，由国家赋予编纂研究当代史职能的机构虽然只有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家，但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高等院校中还有很多从事当代史研究的机构。当代史领域内的综合史、专门史、地区史著作，很多也出自学者个人之手。当然，这些机构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性质、任务不完全相同，这些学者与西方的自由撰稿人也不完全一样。但无论怎样，编纂或研究当代史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任何学科要想最终作为一门科学而立足，都需要有自己合乎客观规律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学科理论。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长期的奋斗。但只要有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一定会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当代中国史的学科体系也一定会最终建立起来。

新世纪的世界史研究

于 沛

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强调经世致用，关注现实。新世纪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继续保持了这个特点。10多年来，广大世界史工作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繁荣发展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愈来愈加广泛的影响。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中心，由其联系着全国性的世界历史研究方面的学会，如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国际共运史研究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等，此外，还有地方社会科学院所及高等院校世界史教学、科研人员等，组成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队伍。新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队伍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新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建有国别史、地区史或专门史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河南大学犹太史研究所、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辽宁大学世界历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和南洋研究院、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以及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所除担负系统的教学任务外，还承担着省部级或国家级的重点科研任务，历年硕果累累，不少课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填补了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在新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已经彻底结束了自我封闭状况，走向世界，学者同国外同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通过互访及出席各类学术会议，共同研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或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史坛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发挥着愈来愈加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使中国史学界加深对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国际史学界对迅速发展的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学者和国外同行实现了具有完整意义的学术交流。即在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外学者可以完全平等地探讨问题，各自发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意见。2001年5月17 -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不仅科学地总结了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而且对21世纪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2003年9月17 -18日，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在长春联合举办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的6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3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世界历史上的断裂与延续：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希腊和欧美多国历史学家出席了会议。一些学者就世界史研究中的“希腊不死”等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004年4月7-9日，“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学术研讨会是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德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东亚模式”的特点和内涵，以及“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05年底，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与美国世界历史协会联合举办了“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和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哥伦比亚、新西兰等国的世界史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代表指出，在今天的世界通史教育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的影响。如何认识全球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2007年11月7-8日，“今日历史学：个人的思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美国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教授、海登·怀特教授，德国约恩·吕森教授，荷兰弗兰克·安克施密特教授，日本佐藤正幸教授等应邀与会并做主题发言。

1980年中国史学会组团，作为非会员国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第一次组团出席国际史坛盛会。1985年后，中国代表团作为会员国参加了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新世纪参加了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

新世纪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迅速发展，除表现为一系列标志性的学术成果问世，各类优秀人才破颖而出外，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举行了代表世界水平的世界历史精品文物展览，使广大中国人民不出国门，在欣赏人类文明瑰宝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这些展览主要有：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展；卢浮宫珍藏品展：古希腊艺术；欧洲文艺复兴珍品展；古罗马艺术展；太阳城：辉煌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展；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竞技精神展；等等。展出的石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瓷器、木器、雕塑、绘画等，每件展品都蕴涵着丰富的人类历史文化信息。在展览举行的同时，文物出版社还出版了同名的图文并茂的书刊，无论对广大史学爱好者，还是对专业研究人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新世纪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首先表现在多种通史性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从总体上反映出中国世界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2001年，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该书修订版出版。该书共3卷，分别是《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20世纪的世界史》。编写者认为，《世界通史》，顾名思义是对世界历史的通观，它所考察的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作为一种整体性历史运动的发展进程。它之所以区别于国别史和地区史，首先就在于它以“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和研究视域；而它之所以区别于更广义的人类史或人类文明史，也在于它所确立的中心概念——“世界”具有结构意义上的特殊内涵，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对人类社会的泛指。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77]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是在最近的500年间才逐步形成，尽管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上这500年的变化是以往任何时段所不能比拟的，但毕竟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程。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这部世界史作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世界史·当代卷》始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当代世界历史的转折，下限为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更替”和“交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国际格局多极化；联合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这部著作的前言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78]这段话虽然不长，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事实出发，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

针对国际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提出自己的文明理论，将世界文明划分为12种文明体系。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完成了汝信主编的12卷本《世界文明大系》，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99 -2002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论述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历史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例如，刘文鹏教授主编的《古代西亚北非文明》，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发展史的著作，为中国的古代世界文明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大系》包括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印度文明》、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文明》、马振铎等著《儒家文明》、潘光等著《犹太文明》、姚介厚等著《西欧文明》、于沛等著《斯拉夫文明》、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钱满素著《美国文明》、郝名玮等著《拉丁美洲文明》、姜芃主编《加拿大文明》。《大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现状，做了详尽客观的评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4年初，马克垚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国家教育部委托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项目之一，也是北京大学文科重点研究项目。“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同学编写世界史新教材的一次尝试……作为文明史，本书只论述世界上主要文明的发展历程，而不能对各国家民族的历史过程予以叙述，这可能也是和原来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不很相同的。”[79]马克垚首先在导言中，就“文明与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文明的交流”等问题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阐释。

20世纪之初，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主持研究撰写多卷本《世界历史》，已在2011年结项，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世界历史》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制度模式、民族与宗教、战争、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计8卷38册组成，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大型通史类著作。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再现人类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揭示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世界历史》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彻底摒弃大而全、教科书式的写法。《世界历史》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视野更加开阔，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除断代史著作外，[80]还有多种精品问世。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古埃及史著作，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新的突破。《古代埃及史》内容包括自古代埃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起，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化之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十分丰富。它以文明的研究为主线，在揭示埃及文明起源的同时，论述了古埃及人的来源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古埃及人由城市国家发展到统一王国，和由盛到衰的过程。作为《古代埃及史》的姊妹篇，刘文鹏先生的遗作《埃及考古学》也于2008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作者在身患癌症期间，同病魔做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写就的。刘文鹏坚持主张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意即包括希腊化和罗马—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历史。这种分期法是刘先生多年来系统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成学说为指导，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提出来的。

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是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的三部专著，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齐。前两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早期王权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专制主义及其性质特征、古代有关王权的思想理论；对“民主”内涵的历史考察、对“共和”概念的新的界定，以及这些概念“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体现形式，代表着不同阶层和社会力量的利益，并有着不同的政治功能”。[81]后一部著作，则以世界古代和中古时期的等级制度为研究内容。

在古罗马史研究方面，罗马平民的起源问题是中外罗马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涉及古代罗马国家的起源、等级阶级结构的形成等重大理论问题。2002年，胡玉娟著《罗马早期平民问题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宫秀华著《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出版，该书是较系统地论述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风尚和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的专门著作。张晓校著《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是一部研究罗马帝国的专著，系统地研究了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前、中期帝位传承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骑士制度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欧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以往更多着眼于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政治结构等问题，而对骑士集团的研究重视不够。朱伟奇[82]著《中世纪骑士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倪世光著《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的问世，则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在中国，文艺复兴研究是一个比较旧的题目，但对它的研究长久不衰，原因是对它的研究不断深化，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朱龙华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强调，正是由于有“文艺复兴发展模式”，所以西方才走到了东方的前面。刘明翰主编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光史》，人民出版社2006-2010年出版。它深入探究了文艺复兴的成果和历史经验，是中国首次系统阐析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精华的一次尝试。全书分成各有主题而又互有联系的12卷，即总论卷、经济卷、政治卷、哲学卷、科学技术卷、文学卷、艺术卷、教育卷、法学卷、宗教卷、史学卷、城市与社会生活卷。

新时期中国中世纪历史研究，有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问世，例如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是国内第一部对罗马天主教会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车效梅著《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中东中世纪城市史的著作。许序雅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由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著作有助于探讨绿洲型封建社会运动规律和绿洲型封建制度模式，推动中亚突厥化运动和奴隶王朝的研究。

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视对重大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理论分析。马克垚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作者还将中西封建社会进行了比较，提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致相同的基础上，东西方封建社会的结构基本相同；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独特性，以及西欧农奴与中国封建小农之间的差异性，不宜过分强调。

世界近代史研究，在中国相对有较好的研究基础。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该书广泛汲取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编写者在反映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大事的同时，力争更为全面地阐述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编写者认为，近代时期应以16世纪为起点，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作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分界。其基本着眼点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史非将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中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现当代史研究中，中国世界史学者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划分时代的标志；如何认识十月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挫折，为社会革命和建设留下了那些深刻的经验教训；如何认识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如何认识资本主义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以及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意识形态终结”，是否进入“人民资本主义阶段”；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是否是永恒的资本主义世界统治；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进步的工具，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迎接一个新的社会的到来进行着必要的物质准备；等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余伟民主编《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金重远等著《世界现当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王斯德主编《世界当代史（1945 -2000）》（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张建华主编《世界现代史（1900-200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齐世荣等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学习出版社，2005）等。

三

在地区史研究中，以往亚洲史、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一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在新世纪得到明显改观，从数量到质量令人耳目一新，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研究水平在迅速提高。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进行深入、系统的阐述。2007-200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王治来著《中亚通史》古代卷上、下两册和近代卷，以及丁笃本著《中亚通史》现代卷。此外，为便于社会各界读者学习，王治来还主编《中亚史》， 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多卷本《中亚通史》相比，篇幅少了很多，内容也更为集中。

中东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深入探究中东问题的真谛，必须追根溯源，开展历史研究。200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灏城、朱克柔主编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彤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作者较详尽地分析了战后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主要内容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政教合一君主制、约旦王国的二元君主立宪制、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斯兰共和制、战后的叙利亚政治体制、纳赛尔军人政权与埃及一党制、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党制的演变、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演变，以及以色列多党制民主制度的建立等。王林聪著《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通过中东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探寻中东国家民主化迟缓的原因，探究中东国家民主化道路的独特性，展望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前景。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计13卷，包括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土耳其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埃及卷、阿富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也门卷、海湾五国卷、约旦卷、塞浦路斯卷。这是中国第一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著作，商务印书馆自2000年陆续出版，这既是一部学术精品，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批判。

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是近年拉美地区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美洲，“发现”与征服，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殖民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新兴国家的巩固，出口经济的繁荣与现代化的起步，墨西哥革命与20世纪拉丁美洲的重大变革，民众主义体制下的发展，威权体制下的发展，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与发展，19-20世纪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古代美洲与古代中国。

农业问题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冯秀文等著《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是一部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拉丁美洲农业发展进程的专著。2002年11月21日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为该书举办首发式，墨西哥驻华大使以及阿根廷大使、秘鲁大使、哥伦比亚大使等十余位拉美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数十位中国的有关专家和学者参加了首发式。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农业书籍。它不是对具体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微观研究，而是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农业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的宏观研究；不是仅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研究；不是应时的、针对某一个阶段或某一项政策的研究，而是历史性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这是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指导下通过自己调查研究撰写的学术专著，在这方面，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相比，无论是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具有我们自己鲜明特色的”。[83]

孔寒冰著《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出版。这是新世纪中国第一部系统阐释东欧历史的著作。作者认为，东欧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构成东欧社会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其他方面的发展要素几乎都是附着在这条主线上的，而这种融合与冲突的外部环境则是大国及大国制定的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东欧既是被重视的地方，也是被轻视的地方。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东欧为什么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少，而受制于人或任人宰割的时候多？东欧有没有不间断的社会发展？影响东欧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作者试图从大国和大国关系的框架内，以及对东欧整体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地区史研究的其他重要成果，主要还有有梁英明著《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杨军、张乃和著《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出版；贺文萍著《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出版；张家唐著《拉丁美洲简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等。

新世纪的国别史研究进展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宽广，广泛汲取国外史家研究的最新成果，重视使用新披露的原始文献，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如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等。1872年，日本建成第一条铁路，到1906年则建成以南北干线为核心的铁路运输体系，总里程突破5000英里，在日本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祝曙光著《铁路与日本近代化——日本铁路史研究》（长征出版社，2004），详尽阐述了这一历史过程。

美国史研究，始终是国别史研究的重点。中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经过23年的努力，在200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美国通史》。全书由刘绪贻、杨生茂任总主编，李剑鸣、张友伦、丁则民、余志森、刘绪贻、韩铁、李存训等教授和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等分别参加了撰写及编辑工作。周钢著《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美国“牧畜王国史”或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史的专著。

西欧国家的国别史研究中，以法国史研究的成果最为显著，主要有许平著《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金重远著《20世纪的法兰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吴国庆著《战后法国政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王养冲和王令愉著《法国大革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等。东欧国家的历史研究，在中国较为薄弱，但近年也有一些成果问世，如马细谱著《南斯拉夫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解体，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新世纪问世的著作，主要有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谭索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肖德甫著《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周新城、张旭著《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 -1991）》（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等。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别史系列丛书，在国内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超出了史学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求，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这些著作是阎照祥著《英国史》（2003年）、陈文海著《法国史》（2004年）、林承节著《印度史》（2004年）、张建华著《俄国史》（2004年）、王仲涛和汤重南著《日本史》（2008年）。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是怎样成为世界大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国通史丛书，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回答这些问题。丛书的主要著述有钱乘旦和许洁明著《英国通史》（2007年）、吕一民著《法国通史》（2007年）、冯玮著《日本通史》（2008年）、丁建弘著《德国通史》（2008年）、刘文龙著《墨西哥通史》（2009年）、林太著《印度通史》（2009年）。除上述国别史、大国通史两部丛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国通史系列丛书，在新世纪已经开始出版，如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于2009年出版，这是一部由众多法国史专家合力撰写，全面、翔实的法国通史。

四

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中，专门史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世界震惊。世界各国都在热议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更加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这些不可避免地折射在世界史研究中，使这一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国际关系史是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分支之一，通史性的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修订再版。该书以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演变为主线，把国际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机地串联起来，使读者对16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转型，有概括的了解。全书分四编：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均势”格局的兴衰；美苏主导下的两极世界；转型中的国际关系。此外，还有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 -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著《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时殷弘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王玮、戴超武的《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年）》（人民出版社，2007）则从思想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美国外交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和未来走向的历史过程，并对美国自建国至2002年的外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多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著作有3万余种。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术专著。200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版问世，新增了100多幅插图，在内容、版式进行修订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为第三版新写了题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序言。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也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陈祥超著《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 2004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法西斯主义渊源于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有助于揭示法西斯专政和二战期间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规律。近期重要成果是胡德坤主编的9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参与编纂人员先后达30余人，历时4年完成。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与作用的著作。第1卷《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作者胡德坤；第2卷《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1931 -1945）》，作者韩永利；第3卷《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第4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作者彭敦文；第5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作者王建朗；第6卷《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作者陶文钊；第7卷《战时英国对华政策》，作者李世安；第8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作者汪金国；第9卷《战时德国对华政策》，马振犊主编。

冷战史研究。冷战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结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演进，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近十余年来，冷战史研究是一个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成为中外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目前唯一专门进行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构。该中心以华东师大历史系为依托，致力于建立冷战史研究中心以及冷战史档案资料的收藏与检索中心，从中国的视角对冷战史进行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以促进中国冷战史学科的发展，加强中外学者在冷战史研究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冷战国际史研究》书刊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办。该刊的宗旨即在于，为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提供平台，推介国外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研究著述；开掘并公布中国的档案材料；发表国内外学者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扶植国内青年学者；作为学科研究的窗口，集中反映中国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状况；等等。学刊内容主要分为专题研究、书评和国内外档案三部分，这些对于推动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冷战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王帆撰《关于冷战起源的几种解释》，载《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陈兼、余伟民撰《“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徐蓝撰《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时殷弘撰《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刘金质著《冷战史》（上、中、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许海云著《北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海云还著有《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研究。各国不同专业的学者多从本专业的特点出发去研究现代化问题，而史学家追本溯源，则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优势。1999-2000年，辽海出版社出版“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共9册（卷），分别是《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德国文化与现代化》（陆世澄著）、《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高鉴国著）、《法国文化与现代化》（张丽、冯棠著）、《拉美文化与现代化》（钱明德、金计初著）、《意大利文化与现代化》（黄昌瑞著）、《瑞士文化与现代化》（端木美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汤重南等著）。

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是钱乘旦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该成果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外学术界有关世界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阐释，是中国世界现代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全书10卷，目前已经出版6卷。钱乘旦是该丛书的总主编，也是总论卷的主编。东亚卷的主编是董正华（北京大学）；北美卷的策划是李剑鸣（北京大学）；拉美卷的主编是韩琦（南开大学）；中东卷的主编是王铁铮（西北大学）；西欧卷的主编是陈晓律（南京大学）。非洲、南亚、苏东、澳洲等卷有待日后出版。

关于世界现代化问题研究，还有艾周昌主编《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周世秀主编《巴西历史与现代化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刘祖熙著《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 -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马生祥著《法国现代化》（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并不局限在实证研究，也包括理论研究，自然，这里所说的“理论研究”，是“论从史出”的理论研究，是不脱离历史学科特点的理论研究。如董正华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是“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作者分析了先后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史学中的比较方法，或比较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较多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一些人潜心研究比较方法自身的理论方法论问题，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还有一些人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展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不仅对研究客体的认识可以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化，而且对推动比较方法自身的理论研究，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一些优秀学者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何平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论文中，从全球史的视角对中国和欧洲两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对比探讨。作者注意到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历史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循环的特征。明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内卷化”，清中叶后的人口剧增，形成中国人文和经济地理环境的总体恶化态势，再加上中国未能及时大规模参与当时正形成的全球性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经济活动，终酿成19世纪末叶的贫弱落后状况。全球史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又如，李伯重撰写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近十年来的唯物史观研究

王也扬 赵庆云

在本文视野所及的近十年（2002-2010）里，大约前半段时间，国内研究唯物史观的学者都在议论《历史研究》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001年第4期）；另一篇是吴英、庞卓恒的《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2002年第1期）。吴、庞的文章是对蒋文的驳议。

蒋大椿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黎澍的学生，多年来以研究唯物史观活跃于史坛，他发表上述文章并非偶然，而是“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发生了绕不开去的“冲突”，逼迫他思考使然。一切都源于唯物史观不是普通的学问，它是执政党当年领导革命、如今执掌政权的哲学根据。在新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巨大转折中，如何解释客观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是学者面临的严峻挑战。蒋文试图应对挑战，尽管作者的学术准备在当时还不很充分。蒋显然是看到了唯物史观的逻辑思辨与其后的历史发展现实之间，存在某种不合辙的问题，他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规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却找不到历史事实，而一些地区出现的新生产关系，则非为生产力决定的结果，它是由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创造出来的。蒋在这里，点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理论与事实相悖的现象，即按照唯物史观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指《资本论》——引者）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84]可是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恩曾经预料的那样，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同时成功，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继而又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告捷。在俄中两国创造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的，并不是当地的生产力，而是“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即共产党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

蒋大椿进而还认为，唯物史观把社会存在归结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包括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把社会意识归结为由各种作品及其表现出来的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理论、观点，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社会机构，还有科学、文学、艺术作品等。因此，它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实际上离开了人及其实践活动，抽象思辨地议论二者的关系，这是不存在的。蒋提出社会存在应包括“物质经济环境因素存在”“政治环境因素存在”“精神文化环境因素存在”三个层面，社会意识就是人们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反映和生长着的意识和思维活动。在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做了这样的界定后，他这样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存在可以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可以决定社会存在，当条件具备时，经过新的意识支配下的社会实践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这显然也是从客观历史的某种现实中获得的启迪。

吴英、庞卓恒对蒋文的驳论，主要强调其所谓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并不属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而是来自充满教条主义的苏联教科书，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正确性。经过对马恩著作的深入解读，该文两位作者重新理解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含义，表示不能同意蒋大椿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对此，王锐生等也发表了赞同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和过去“左”的路线造成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研究中得到反正，而蒋文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把过去错误的东西当作唯物史观来看待了。其实以往唯物史观流行观点所缺乏的实践、人的价值等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而蒋文表示要建立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唯物辩证、实践为基础、系统论思想三个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面都具备。所以，蒋文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否定、超越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85]

王也扬对蒋文的评论，则把思考和探讨又加以延伸。他说蒋先生认为曾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针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解释。然而我们又实在忘不掉这样的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86]可以说，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史观是画等号的；或者说，这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曾经最为流行的理论。过了这么些年，谈起这个问题，还是有人会问：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史观到底是什么关系？可见当年那样的解释未能彻底解惑。

王文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谈到导致唯物史观创立的“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那是其在主编《莱茵报》期间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政治斗争问题，诸如莱茵省林木盗窃立法牺牲普通农民的利益，马克思撰文予以痛斥，指出立法权实际上是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工具；《莱茵报》发表摩塞尔地方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遭到省督的指责，马克思进行反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莱茵报》刊登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受到另家报纸攻击，马克思起而反击；等等。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其时社会政治斗争或曰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样，后来马克思才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7]也正是由于这样，后来恩格斯才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无产阶级终于能够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1848年革命前夜，马恩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起草的《共产党宣言》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将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通篇用唯物史观写成，然其中心议题却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毕竟政治纲领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哲学著作。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88]读者细读这段非常著名的话，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在前者中所占有的位置了。

王文指出，任何一种政治学说或政治思想都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一般的政治学说，它要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用暴力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人头落地、你死我活之事。显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其历史哲学基础——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书斋论道的纯学术关系。理论为革命斗争实践服务，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所在。而革命斗争实践离开了其原来的哲学演绎，也并不奇怪。理论需要与时俱进的道理就在这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中国实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结果被实践证明不成功。主要是革命，不断革命，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却没有能够使生产力获得持久的和理想的大发展，因而也就无法解决长期困扰我们民族和社会的大问题——贫困。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89]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被说成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种回归。其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也在发展变化。诚如吴、庞二位先生所言，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在那里又取代了社会主义。而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虽然早就被认为是腐朽的、垂死的，却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显露出新的活力，而且至今仍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潮流中居于前沿地位。大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证明，既不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两大主义都在曲折中生存、竞争和发展，并且还会长期共存，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促使我们去重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

蒋大椿在他的文章中说：“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从实际历史进程中已经看出，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却不会同于自然规律，即这里不存在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规律。因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这里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而实践通常总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在这样的规律面前，人的实践活动也不会只有一种必然的选择，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有着不止一种的选择。”吴、庞二先生则坚持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仍然有效。他们的论据，一是运用逻辑，说蒋文所谓在现实中创造了新生产关系的“社会支配力量”即统治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它本身不能创造本身；二是证明生产力发展使农产品投入商品市场愈多，则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然经济地位愈动摇乃至完全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人身依附关系便没有了任何合法存在的余地。王也扬的意见是，社会历史的规律毕竟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一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过程短，可重复，易检验；社会历史过程的完结需要时间，其规律性被证明和检验也需要时间。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多地表现在它的总趋势上，如科学文化愈来愈发达，人愈来愈获得解放，社会愈来愈进步，等等。而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实在是多种多样，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广阔。以有思想、活生生的人为对象的历史规律切忌绝对化，其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是表现在恩格斯说的历史事变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各个人的意志形成“合力”，造就历史，结果却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譬如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幸福而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却造成了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可能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这确非人的“意志”所愿。二是表现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社会的进步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解放，其越来越有能力主宰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受到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支配），而一些个人或团体的意志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则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指的是这样一些逆潮流而动的“意志”）。

王文还对历史创造者问题发表了看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黎澍先生曾经从理论上进行反思，说过去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长期被宣传为只有体力劳动者创造历史，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马恩的提法是“人们”创造历史，“人们”应该包括所有的人。王文则认为，马恩在谈“人们”创造历史时，“人们”是抽象的人，但具体到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时候，抽象的概念便转换到了更具政治性的概念，这在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表达得很清楚。[90]在马恩那里，每个人作为历史一分子参与历史创造，与一个阶级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否“有用”，是否“多余”并非为同一理论命题。事实是，历史创造者问题，始终与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密切关联。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时候起，便是唯物史观宣传的一个着重点。随着阶级斗争的开展和革命的胜利，诸如“奴隶们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观点，在革命队伍乃至整个社会形成为一种主流思想。这说明唯物史观在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过程中，其理论观点自然会出现某种取舍和倾斜。我们今天作为思想史来研究，既要弄清经典作家的原著原意，又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某一理论观点的产生、发展和演化。

王文最后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从经济入手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早已为各国学术界所接受，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公认的，对此相信没有什么人能够一概加以否定。人们的疑问主要来自唯物史观流行理论中那些僵化的教条，而这些僵化教条的产生，又与作为学术的唯物史观同政治的不解之缘有关系，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宿命。吴、庞二先生说得很对，苏联的那套教条式的“历史发展规律论”，诸如“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论”、生产力“三要素”或“两要素”论等，是20世纪30年代为了以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是政治化学术的典型。其实早在马恩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曾经批评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方程式更容易了。”[91]需要指出的是，马恩创立唯物史观的19世纪，当时人类的最高认识水平还没有超出古典科学的局限，距我们今天相差不止一个时代。时代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认识的飞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理论观点，而且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因此，思想学术界的任务，求得和捍卫一百多年前经典作家的“真经”已经不够，与时俱进地发展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92]

然而，后来的一些年，唯物史观研究并没有明显的进展。蒋大椿的文章又被人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批评，学术理论界也由此不闻其声。《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李景源撰文重申唯物史观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都对唯物史观情有独钟，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唯物史观中看到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向和途径。因此，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吸收东西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民族形式和传统内在生成的过程，是几代人艰辛探索的结晶，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史观，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李文论述了中共几代领导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说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是在寻求历史主体的问题上，从崇拜英雄豪杰到坚信人民大众的结果，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号召民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一篇文章是《论唯心史观的破产》，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唯物史观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最大贡献在群众史观方面，其中包含两个环节，一是相信人民大众；二是具体地、立体地理解人民大众，即用阶级观点分析和看待。毛泽东以新的历史观为原点，设计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使群众史观具体化为一整套民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把群众史观与政治斗争结为一体，以唯物史观为体，以路线、方针、政策为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李文说生产力史观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它们是内在统一的，两者的一致性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名言上：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和而不同。邓小平以生产力史观为核心，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给予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李文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升华。从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并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代同步的重大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93]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这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朱佳木指出，对攻击唯物史观的思潮言论应进行科学分析和有说服力的批判，不能视而不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应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上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94]张海鹏强调，“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95]李文海指出，当前的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和否定；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有力的工具。对一种理论的认同和信仰，从来不是靠政治压力，而是靠理论本身的真理性的吸引。提倡研究者学习、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关键在于让人们真正了解唯物史观的深邃内容。[96]步平认为，经过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社会越来越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的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功能。因而，中国近代史学术界应该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97]

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缺乏中层理论和实证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未能得到贯彻。郭德宏指出，历史著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更很少得到反映，因此也造成了史学内容的片面和单薄。因而有必要转换研究的立场和视角，提出民众史观。具体说来，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史学要有视角下移的胆识，充分反映各种人群多姿多彩的境遇和心路历程，史学研究需要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纵横编织，才能立体地谱写出一部中华民族的全息史。民意是解释历史的基础，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时，不能仅仅看统治者、领导者及文件如何说，还要注意考察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民意，并分析产生这种民意的原因。评价历史则不仅要看民意，还要看这种民意是否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因此，历史研究者应该转换研究视角，从长期以来流行的“从上到下”的研究变成“从下到上”的研究。不仅注重民众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历史，让民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具体研究方法也要加以改变：（1）应该注意有关民众的资料的多样性，既注重文献资料，还要注重实物资料。（2）注意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认真挖掘那些有关民众的资料。（3）真正深入民众中加强调查走访。（4）对搜集来的材料进行认真分析。（5）写作形式也应多样化，面向一般民众。[98]

那么在现今条件下如何才能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呢？泛泛的议论中，也有一些思考和倾向。吴英等人再次强调，唯物史观当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诸多误读。例如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序列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社会历史演进规律，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关于历史发展的单线论还是多线论问题，不能走极端，历史发展是多样统一性的结合体；经济决定论也不准确，应是生产能力决定论；物质决定意识是机械唯物论观点，唯物史观是生活决定意识或实践决定意识；过去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国家还必须履行公共职能；关于阶级结构问题，过去强调两大阶级对立，但历史上新社会取代旧社会，并不是被压迫阶级担当新社会的统治者，一半都是中间阶级。[99]

李振宏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能够继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方面需要在和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内部不同学派的争鸣中焕发活力。王贵仁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不断遭遇各种理论诘责和实践挑战的过程，唯物史观正是在不断回应理论与现实提出的各种挑战中，被一代又一代学者认识和阐释。而唯物史观的再认识或再阐释，不是对以前认识和阐释的否定，更不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100]薄洁萍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呼唤着人的创造精神，而基于此所理解的历史发展则始终存在无限开放的可能性空间，存在着内在的选择和创造的机制，从而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唯物史观本身就有着对历史微观的内在层面的理解，也要求人们肯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和具体日常生活而依照某种外在尺度编写历史。我们以前忽视了这一点，从而导致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及其与历史研究的隔膜。因而我们必须不断丰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以努力做到接近历史原本，展现历史的丰富性。[101]李红岩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原则、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当前处于伟大的历史时期，也预示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史学样态即将产生。他着重指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样态，必须克服三大问题：玄学化的研究方法；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碎片化的研究方法。[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