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本《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有新意，有分量，显得厚实，多有创获。比如，用现代神话学的理论来试说夏商周的神话；又比如，将汉族文献中的神话来与少数民族的口承作细致的比较；又比如，用少数民族的南方古歌来观照屈原的作品；又比如，论说少数民族音乐对中原词乐的贡献，都在借鉴、吸收既成观点的同时有所阐发，有所创新。再比如，用现代接受学的理论，从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角度，探讨元代文学的一些新的变化。我记得曾同扎拉嘎学人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关于蒙古族的文化习惯如何影响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我们很缺少那种实证的材料，要从实证的角度谈这个影响问题就很困难。你要找到这样的例子、那样的例子，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明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对杂剧的影响，确实是有困难的。但是，这本书是从接受学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事实上，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杂剧已进入宫廷，所谓“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大致也是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宫廷朝会大合乐时采用散曲。这种“接受”反过来必然会影响到戏曲音乐的变异。所以，我觉得这种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的探索是很有新意的。又比如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认为《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种体现，在论说这个命题的时候，提出了清代北京蒙古族文化现象，而且为此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归纳与叙述，这就把人们从前人记载中获得的一种感觉具体化和系统化了。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类例子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很兴奋，觉得这部著作确实有学术分量。当然作为一部分头撰写再作合成的著作，也会有不整齐、不平衡的地方，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我就不多说了。
前面说到我的兴奋之感，当我的兴奋之感还没结束时，好像还有其他的想法，现在我就把这想法作为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尽管主编者对这部书的定位是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是民族文学关系史专著。但是，这类著作的出现是不是标志着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要写少数民族文学史。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讨论了20多天（1961年3月26日至4月17日）。结合当时已经编成的蒙古族、白族和苗族三部文学史，着重讨论了工作方向、方法和一些原则性问题。何其芳同志作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当时产生了一批著作。后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工作中断了。但这一阶段的工作无疑有着开拓性的历史意义。第二个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由各地专家学者编写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史。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这时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学人，更是史无前例的盛事。在这基础上出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卷本多民族《中华文学通史》。这都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而现在出现系统研究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著作，我个人认为，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要向在座的各位，特别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家请教。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云南讨论几部民族文学史时说过这样的话：大量少数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出版，必然会引出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的推进和提高。当时我主要想到的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综合性的、相同语族的文学史。我当时预计，21世纪必然会出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我在评论杜玉亭教授《基诺族文学简史》一文中也说了这个预计。现在我发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系统研究的推进，首先出现在民族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方面。我最早见到的是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著作。尽管这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各民族文学关系史，但它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推进和提高是不言而喻的。我的兴奋之情促使我欢呼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研究进入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综合的、有理论高度的研究，是以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历史实际，并由此作宏观探讨为主要特点的研究。这种宏观探讨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我们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是通行的，但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历史实际是特殊的，研究的结果，就有可能反过来使那些通行的理论和方法在这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从而呈现出中国特色。同时这种宏观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各民族文学史个案研究的趋向深入。
我曾忝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委会之列，虽然未能通读这套丛书中的所有著作，仅就我读到的而言，深感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深入研究这个宝藏，必然会涉及文艺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诸多理论问题，研究的结果，就有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丰富和深化，乃至有所突破。因此，我以为今天这个讨论会虽然只是讨论一部具体的学术著作，但由此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在理论层面的前进和深入，这也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主要缘由。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题目系后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