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近代资本主义选举制度产生之前，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除了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外，其意识形态的取舍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新政权是不断得到巩固，不断加强其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能力，还是行之不远，都与其采用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确立与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实际就是一种文化选择，而这种文化选择，除了与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关，又与其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德川幕府也概莫能外。
第一节 政权初立时的国内形势
作为丰臣秀吉托孤的“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终于在1603年战胜其他对手，任征夷大将军，遂于江户建立统治全国的幕府。不过在江户政权初立之时，丰臣秀吉之子秀赖及其家族势力还没有完全被消灭，秀赖本人即是领有摄津、河内、和泉三国的诸侯，且丰臣氏所据之地有日本当时最为富裕、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大阪城，丰臣的旧部多集中在这里，近畿和西部的很多大名仍忠于丰臣氏，有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可能。德川家康虽然在征夷大将军位上只坐了两年，于1605年把将军位让于其子秀忠，用意即在于昭示大名们：将军要由德川家世代相袭，而他自己则以“大御所”的身份居于幕后控制实权。鉴于丰臣氏势力的存在对新政权的威胁，1614年，他制造了“方广寺钟铭事件”，以此为借口向丰臣秀赖的势力发动了“大阪冬阵”战役。接着通过翌年的“大阪夏阵”战役，彻底消灭了丰臣氏的旧势力，使其新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在此，有必要对“方广寺钟铭事件”稍加着墨。方广寺原为丰臣秀吉在京都东山所建的寺庙，因地震倒塌。德川幕府为消耗秀赖的经济实力，以祈求丰臣秀吉冥褔为由，令秀赖重建寺庙。而落成的方广寺钟铭中镌有“国家安康”和“君臣丰乐子孙殷昌”之句。德川家康的亲信僧人崇传等人对此进行挑剔，家康本人也趁机利用它来责难丰臣家。把“国家安康”解释成是诅咒德川家康，意即把家康斩断（实则是去掉家康二字），才能安国（剩下的就是国安二字）；而“君臣丰乐子孙殷昌”一句，则可解释成“以丰臣为君、乐子孙的殷昌”的意思。[52]从文字角度来审视这一事件，完全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文字狱。文字狱发生在中国倒不稀奇，汉代司马迁外孙杨恽因其《报孙会宗书》被汉宣帝处斩，三国魏之嵇康因其《与山巨源绝交书》被权倾朝野的司马师腰斩于东市，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也因文字惹上“乌台诗案”而锒铛入狱，此后经元、明至清朝时达到顶峰，文字狱几乎无代无之，以至于清代学者龚自珍感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粮谋”。文字狱发生在日本，表面看似奇怪，但若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上层人物多对中国文字有精细的了解，早在1154年改元之时，“天保”这一年号，就被列入候补，但因当时的左大臣藤原赖长的激烈反对而作罢。藤原反对的理由就是因为“天保”二字，可拆分为“一大人只十”，意为跟随的臣民只有10人。[53]这种解释未免荒唐可笑，但反映了日本上层人物对中国文字的运用程度。德川家康对中国文化、文字均有深刻的理解，利用文字本身以及对其解释来排除异己，本来就是文字狱的功能。要想达到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仅消灭了丰臣氏旧势力还远远不够。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德川家康效法中国周代的分封制度，把握有武力的大名们分成三类进行按功行赏式的分封。首先是“亲藩”即自己的儿子们及其宗族，封赖房据常陆，义直据尾张，赖宣据纪伊。以上三子所据之地，尽为日本要害之所在：常陆位于江户之北，可以控制日本东北地区，成为江户的大后方；尾张位于江户之西，不仅特产相对富饶，亦可为江户之前门；纪伊所处伊势半岛，同尾张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进可以直指京都，退可以阻挡西势东来，拱卫京师。其次“谱代”即亲信或忠于自己的有战功的大名。如池田辉政、井伊直政、藤堂高虎，分别封于姬路、彦根、伊贺，占据战略要地，并与江户互为表里，一旦有事，各地均可快速前来支援。最后是“外样”大名。这类大名相对复杂，既有在关原之战前就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者，又有关原之战后归顺德川幕府者。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川幕府这种分封制度，虽然也被称为封建社会，但这与中国自秦汉以降乃至明清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如果从“分封建制”的角度而言，秦汉以降中国实行的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是代表“天”而君临天下，统治万民，其统治所及与专制程度要远比日本强固。日本天皇虽然一直为日本人称为“万世一系”，但直至明治维新之前，他的统治权限以及专制程度同中国皇帝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本自镰仓幕府出现之后，天皇便已大权旁落，室町幕府时，后醍醐天皇企图恢复日本王朝时代的天皇权威，但最后含恨而未果。到德川幕府时期，德川氏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统治整个日本的实权尽操幕府之手。但正因为是“分封建制”，所以在大名的各藩均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恰恰为其吸收和繁荣中国儒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条件。
为了加强对手下大名的控制，早在“大阪夏阵”之后，德川家康便下令实行“一国一城制”。所谓“一国一城”，即各大名所在的藩国只允许保留一个城堡，其余均要拆除。此种措施实为保护与巩固德川幕府政治统治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基础，阻扼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却起到了防范大名们因领地内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导致与幕府抗衡，出现尾大不掉现象的作用。德川幕府为了削弱大名们的实力，以各种口实没收他们的原有领地。“仅以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以来的这一部分计算，就超过了一千万石，到十七世纪末叶，天领约为七百万石，占有当时全国总石数二千八百万石的四分之一（最大的大名前田家也不过一百零二万石。）天领以幕府周围的关东地方、重要的大米产地北陆地方和工商业的中心近畿地方为多，其次较多的地方是连接关东和近畿的东海地方。东海道的骏府和东山道的甲府等军事要地，大阪、京都、长崎、堺市，佐渡、生野、伊豆等重要矿山，也都划归幕府直辖。”[54]以政治手段加强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如此，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幕府都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能力。
德川幕府对大名的控制，还有一项重要行政措施的实行，这就是“参觐交替制”。“参觐交替”在日文中，一般也写作“参觐交代”。如果追溯其最早起源，可以上至镰仓时代。当时的所谓“御家人”就要到幕府的所在地镰仓参见将军。迨至战国时期，丰臣秀吉为了加强对手下大名的控制，将一部分居于自己领地城内的大名，在大阪城、聚乐第、伏见城等给予其居所，大名要将自己的妻、子带到丰臣所赐之城内居住，每年参见一次丰臣秀吉，“形成全国性的参觐制度的原型”。[55]德川幕府建立后，便效仿丰臣的做法，规定各地大名每年都要轮流到江户参谒将军。大名的正妻、有继承权的儿子留驻江户以作人质，使各地大名们不敢萌发反叛之心。作为幕府一项法定制度，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在宽永十二年（1635）通过修改《武家诸法度》而明确规定了大名们的义务，宽永十九年（1642），又赋予普代大名以同样的义务，这样除“役职者”之外，全国所有大名都要实行“参觐交代”制度。大名们每次参谒将军，都要消耗掉巨额的费用，这也起到了在经济上削弱大名实力的作用。所以说“参觐交代”制度，不仅在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对防止大名叛乱、谋反等活动起到了重要的限制作用，德川家能够历任15代将军，对日本全国进行长达265年的统治，这一制度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日本战国时期以来的大名各处争战，互相掠城占地，以至于形成“下克上”的社会风气。经过德川幕府初期推行的各种政策与措施，战乱得到控制，一个较为稳定的封建社会已然形成。正如家永三郎在其所著《日本文化史》中所言：“以德川三代将军家光时期为转折点，这个时代特点总算也发生了变化。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稳若泰山，过去曾是德川氏同僚的诸大名，现在也完全处于唯有作为幕府家臣俯首听命的状态。战国时代遗留下的下克上的风气已经不复存在，以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称代表的等级区别，确立为岿然不可动摇的社会根本秩序。”[56]这为德川幕府吸收中国儒学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社会内部条件。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对外关系
日本在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对外侵略朝鲜，明朝为了救援朝鲜而出兵，由此日本与朝鲜、中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
德川幕府建立之初，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对外政策，试图改变因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造成的日本与朝鲜、明朝紧张对峙的局面。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尽量恢复被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而破坏了的日朝关系。早在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便有改善日朝关系之意，从1601年至1604年，日本通过对马藩主向朝鲜送还了在丰臣秀吉侵略战争中强掳到日本的1702名朝鲜人，[57]以此表示善意。而在被送回的朝鲜人中，有很多原本在朝廷具有发言权的重要人物，如姜沆、姜士俊、金光等。他们回国后，向朝廷建言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不同，有恢复邻交的意向。朝鲜对日本的不信任态度始有改变，1604年朝鲜派出孙文彧和惟政以探贼使身份前往日本谈判日朝讲和的条件。在德川幕府满足朝鲜提出的“先为致书”和“缚送犯陵贼”条件后，朝鲜遂于1607年向日本派遣了回答兼刷还使，以吕祐亨为正使。1609年，对马藩与朝鲜订立了《己酉条约》，约定日本每年派出20只载朝贡物品的“岁遣船”去朝鲜进行贸易，朝鲜允许日本在釜山存放货物和设置倭馆。“允许他们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使臣的往来和岁遣船的派遣。”[58]日本与朝鲜之间有了通信和贸易关系。
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早在德川幕府成立前夕，家康就非常希望能够恢复从1547年便已中断了的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因为战争，中日断绝了正常的交流渠道，所以家康试图通过归还中国战争俘虏的形式希望恢复日本与明朝的关系。1600年家康通过护送茅国科致信大明总理军务部都指挥茅国器希望恢复日明以往的勘合贸易。在书信中写道，“本邦朝鲜作和平，则到皇朝亦如前归，以金印勘合可作往返。犹予而及壬寅年，诸将再可超沧溟，加之浮兵船于福建浙江，可却县邑也。夫兵者，虽凶器有所当用，有所当戢，至可用之时，虽圣人不能以戢。太阁归泉下，是可戢之日也。朝鲜变盟约，则是可用之日也。欲作和交，以两年为限。若历及壬寅，朝鲜域中可屠国破家，诛戮人民，勿噬脐。”[59]从书信中，不难看出日本虽然想恢复与大明的勘合贸易，但是德川幕府想通过战争威胁方式实现，这一点与丰臣秀吉做法相似，其结果可想而知。明朝没有回应德川幕府恢复日明勘合贸易的要求，反而加强戒备。据《神宗实录》记载，“惟是倭书记载，诱以和平，要以通商，为谋甚狡”，[60]以此拒绝德川家康带有威胁口吻的交涉。
但德川幕府成立后仍没有就此放弃，1610年福建商人周性如到日本肥前国（今长崎）贸易时，德川家康（此时他虽不做将军，但仍操控幕府实权）希望抓住这一机会与明朝恢复国交，便令其手下本多正纯写信给明朝福建总督陈子贞。实际上由当时27岁的林罗山代本多捉笔，信中要求“今将继前时之绝，而兴比年之废，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复古之功不于斯乎？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谚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为所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望也。中华设虽贵重，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感激之在于言外。命旨件件，请宜领诺。”[61]比较上封信可知此时德川幕府放弃了以威胁口吻进行的交涉方式，甚至援引华夷秩序“以大事小”原则，希望通过显示谦卑之意，实现日明恢复勘合贸易的意图。在未得到回复后，又使林罗山代长崎市舶使司长谷川左兵卫再次致书福建巡抚（信中称“福建道总督”）陈子贞，信中还提到托周性如捎书信之事，“亦约以来岁商舶及勘合符同来也。”因周性如为走私商，并未将这些书信上达。
在通过护送战争俘虏以及通过来日商人传信仍然无法与明朝直接交涉的情况下，之后德川幕府还通过琉球王传书明朝廷，即以间接方式以求恢复日本与明王朝的官方贸易往来。“琉球国王尚宁上书大明国福建军门老大人阁下……日本非无金玉器皿，其土宜质素，而不及中华之文质彬彬，是故使我参谋于两国，一以使日本商船许以容之大明边地，二以使大明商船来我小邦交相贸易，三以使一遣使年年通其货之有无者，匪翅富两国人民，大明亦无为倭寇严备兵卫矣。三者若无许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之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是皆日本大树将军之意，而州军所以欲通两国之志者也。”[62]在琉球国王转达德川幕府意愿中，“三者若无许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一语，明确地显示出德川幕府仍有通过战争威胁方式要求恢复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之意。但德川幕府的战争威胁口吻不但达不到与明朝恢复关系的目的，反而促使明朝进一步戒备日本。明朝要求琉球“严谕归国，重惩通倭之人”，“申严海防之规，使我无可乘之隙”。[63]
随后1613年，德川幕府又命令萨摩藩通过琉球朝贡明朝之际转达日本关于恢复日明勘合贸易的要求。1619年，明朝浙江总督正式照会德川幕府，在信中只提及要求德川将军惩治海盗一事。“迄今年四月，福建军门差官报府，沿海奸徒聚党劫掠商船货物，以致枪伤官兵，知会本府连兵合捕。因思本辈劫逃，必假过洋客船，混至贵邦交易，商命盗行，真伪难分，虎攘狐藏，宪典幕及，倘非察剿，是养奸贻患，皆有国者之耻也。为此本府差标下军官赍文前往将军样麾下投递，乞行令各郡，将所到商船逐一查理，及一切经年流落商人，或赌博棍徒，皆易为盗者，悉宜细勘，俾人贼得实，即严刑惩治。”[64]明朝在给德川幕府的信中根本没有提及恢复日明勘合贸易之事，经历过倭寇之乱和援助朝鲜抗日的明朝不会轻易放弃对日本的戒备心理。
不过，在明末清初之际，尽管日本和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但由于日本对中国商船赴日少有限制，所以通过商船往来的民间交流比以往更为频繁。最初德川幕府单方面发给中国商船“朱印状”允许其来日经商。比如，庆长十五年（1610），“广东府之商船到著于日本，则虽何之国国岛岛浦浦，任商主之心可得市易买卖之利，若奸谋之辈，枉覃不义者，随商主诉忽可处斩罪，日本之诸人等宜承知，敢勿违失矣。”[65]庆长十七年（1612）七月二十五日，明、日商船同时进入长崎港口共有26艘，此后明商船来日一直未有间断。迨至清王朝建立，尽管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业已形成，将外国商船限制在长崎、平户两港，但清朝来日船数亦十分可观：庆安年间（1648～1651）有198艘，承应年间（1652～1654）有157艘，明历年间（1655～1657）有153艘，万治年间（1658～1660）有148艘，宽文元年（1661）有39艘。[66]有时一年竟有80艘商船来日。[67]德川幕府与中国的关系始终都是这种以商船往来为中心内容的民间交往关系。
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方面，德川幕府建立以后，最初德川幕府颁给日本商船“朱印状”准许其赴东南亚等地经商。颁给“朱印状”这一做法始自庆长六年（1601），至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发布“海外航渡禁止令”而结束。据岩生成一统计仅在庆长九年（1604）到宽永十二年这32年间就颁给“朱印状”355次之多。[68]
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自从1543年葡萄牙人的船只因风暴漂流到日本南部种子岛，日本始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至德川幕府建立已经时逾60年。“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急剧发展起来的银生产，把在亚洲刚刚显露头角的葡萄牙和天主教的势力，招引到没有其他任何贵重物产的这个小小列岛上来，与此同时，中国的明朝正走向衰落，这就使以前所形成的以对明朝纳贡贸易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交往秩序，遭到解体，开辟了私人贸易时代。”[69]葡萄牙与西班牙势力的涌入，一方面，给日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葡萄牙枪炮传入日本之后，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很快在日本各地扩散，“传入后仅十二三年的1566年（弘治二年），日本全国已有30万支步枪。”[70]另一方面，西方天主教势力也在日本不断扩展，特别是德川幕府初建之时，因其欲发展经济，有意与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通商贸易，所以必然会促进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
天主教势力在日本的增大，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恐慌。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发布命令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1.日本乃神国，由天主教国传来邪法，不成体统。2.彼等使诸国郡为门徒，捣毁神社佛阁，为前代所未闻。诸领主于所辖领地不过暂行兼理之权，须恪守天下之法度，诸事以得其旨。至庶民百姓亦行为不检，实属不当。3.传教士欲恃其智慧之法以获取信徒，然因其打破佛法，断难容忍。因之，传教士不可滞留日本，须于二十日之内准备行装归国。其间，如有加害传教士者，亦当处罚。4.黑船（指葡萄牙船）系为商卖而来，不在此列。今后仍可长年贸易。5.自今以后，凡不妨碍佛法者，商人及其他人等尽可自天主教国家来往。”[71]丰臣秀吉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政策，拉开了随后日本禁教以及锁国的序幕。
尽管丰臣秀吉发布禁止天主教传播的命令，但德川幕府建立后，天主教在日本势力仍很巨大。德川幕府建立的1603年，在日本的传教士有129名，1605年接受洗礼的人数为793人，1606年便激增为8000人。1610年，总计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经有70万人之众。[72]天主教在日本庞大的势力使得德川幕府统治阶层感受到威胁，所以德川幕府基本上持续了禁教政策，甚至采取了比丰臣秀吉时代更为严厉的措施。最初德川幕府在禁止天主教传播和允许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商船来日上，试图采取分别对待方针。庆长17年（1612）3月，幕府发布禁教令，范围涉及江户、京都、长崎、静冈等地。同年6月，借助一艘漂流到日本的西班牙船，德川幕府以德川家康的名义致信西班牙国王，表明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态度。“贵国（指西班牙）之商士罹暴风难，舟楫摧损，不意适来吾邦……贵国与吾邦弥结邻交，而每岁商船往来互可通国宝者，为世为人何善政如焉哉。抑吾者神国也，自开国以来敬神尊佛，佛与神垂迹，同而无别矣，坚君臣忠义之道，霸国交盟之约无渝变者，皆誓以神为信之证，能守正者必得赏，成邪者必得罚，灵验新如指其掌，仁义礼智信之道，岂不在兹乎？贵国之所用法，其趣甚异也，于吾邦无其缘分欤。释典曰：无缘众生难度，于弘法志者可思而止，不可用之。只商舶来往而卖买之利润，偏可专之。贵国之商舶来朝之时，虽到著何之国国津津浦浦聊不可有异仪。”[73]从中可知德川幕府虽然禁止外国来日本传播天主教，但并不限制外国船舶来日本经商。
但随着德川幕府禁止基督教传播的力度加大，最终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也禁止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来日，只允许英国和荷兰的商船来日经商，德川幕府建立了锁国体制。
1613年德川幕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禁教。1616年，幕府发布了更为严厉的“元和二年禁教令”，企图在全国范围内一举扑灭天主教，并于同时将信奉天主教的外国船只限制在平户、长崎两港。1623年驱逐葡萄牙人出境，1624年，又禁止西班牙来日通商。1633年，颁发第一次锁国令，中经1634年、1635年的第二、三次，到1636年的第四次锁国令的颁布实行，以锁国为基本特征，德川幕府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之间独特的幕藩体制下的国际关系。
第三节 中国儒学对德川幕府的适应性
日本自源平时代起，便开始了武家政治。武家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武士们不服朝廷规制，依靠武力争夺地盘，由其内部和外部的矛盾，经常导致战乱发生。较大的战乱即有：1031年的“平忠常之乱”、1062年开始的“前九年之役”、1087年开始的源赖义平定清原氏之乱的“后三年之役”、发生在1156年的“保元之乱”、1159年的“平治之乱”、1180～1185年史称“源平合战”的“治承、寿永之乱”，等等。后经镰仓、室町幕府，甚至在江户幕府之前的织丰时代，几乎都是处于各地诸侯相互争战的常态中。正如独立学派的帆足万里所言：“至保元平治之时，父子争位，虎臣推刃，大权归下，武人为干大君，源氏诸将概父子兄弟相仇杀，甚于仇敌，延至战国，爱子淑女，皆为饵敌之具，甚者至质其母以谋兼并，徒以攻伐权诈为贤，蒸黎之祸，未有惨于此时者。”[74]这种战争常态不仅使日本武士们好勇斗狠，而且在民间也形成了勇武嗜杀的民俗。元朝忽必烈出兵侵略日本之前，曾经派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作为国信使出使日本，使之来朝贡。赵经过近一年的交涉，无果而归。归国后即对忽必烈言：“臣居日本将近一年，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得其人不可用，得其地不加富。”[75]自中国儒家经典传至日本，至其时已有千余年，虽然皇室贵族和僧侣们也进行诸多的训诂章句的研究，但并未普及到民间，对日本“狠勇嗜杀”的民俗也未起到改变的作用。
对德川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而言，他不仅十分了解本国的历史，而且其本人也经历了日本战国时期的征战杀伐，深知武力可以得天下，但也可以乱天下的道理，并且他本人对中国儒学也深有了解。据日本史书《庆长年中卜斋记》所载：“家康公好书籍，南禅寺三长老、东福寺哲长老、外记局郎、水无濑中纳言、妙寿院（藤原惺窝）、学校（三要）、兑长老等，常常和他谈论，因之，他好学问，尤其他对文学的锻炼有心得。他所好的书，是《论语》、《中庸》、《史记》、《汉书》、《六韬》、《三略》、《贞观政要》；日本文，则为《延喜式》、《东鉴》。此外在大明他褒美高祖宽仁大度，褒美唐之太宗、魏征；张良、韩信、太公望、文王、武王、周公；在日本则常说到赖朝。”[76]正是由于家康对中国儒学的学习和了解，知其可以靠马上夺得天下，而治理天下则必以文政的道理，所以这位初代统治者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儒学作为他统治天下的理念。同时，由于德川幕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为其限定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因为对西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意识形态之选择被幕府自身的对外政策所拒斥在国门之外，而在东亚邻国，其他国家都不可能为德川幕府提供任何可供其借鉴的、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国的儒学便成为幕府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选。
中国儒学对德川幕府的适应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儒学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谓“五伦”与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的伦理体系，可以为德川幕府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根据。马克斯·韦伯在评价儒教时说：“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77]德川幕府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刚刚建立起的政治统治，创建和维护符合统治需要的社会秩序，首先就要将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士们习以为常的“下克上”的风气，转变为对德川幕府政治权威自觉地认同和服从。而“五伦”“五常”就是倡导人们应该各安其分，遵守社会秩序，儒学“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规范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恰恰适应了这种要求。所以，儒学靠其伦理优势获得了江户时代作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准入证。
其二，中国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上下等级观念，可为德川幕府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进行合理的统治注释。尽管有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到了18世纪，所谓士农工商即“四民”的身份区别逐步固定，并认为“四民”不完全适用于当时日本的情况。“日本封建社会的士就是武士，农包括贫雇农到地主富农，工商地位差别不大，统称町人（市民）。另外，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公卿贵族）、僧侣、神官及被统治阶级中最低层的贱民（秽多、非人）等，都不在四民之列。”[78]但是，德川幕府的政治统治是以严格身份制为支柱，各阶层人不得自由迁移和改变身份却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且是由战国时代继承而来的。
其三，中国儒学中的“修齐治平”思想，符合德川幕府进行和平统治的需要。马克斯·韦伯称儒教“具有本质上和平主义的特征，”[79]此言不爽。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即言：“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尝学也。”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也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管子·法法》中也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甚至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笔下也有“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诗句。明成祖令郑和下西洋，也是“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儒学本质上和平主义特征。日本经历了中世以及织丰时代的全国战乱，不仅统治阶层，且平民百姓也均已人心思定，不愿再过终日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生活。另外所谓修身、齐家也与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封建经济相吻合，符合经过战乱后而复兴的和平发展经济的需要。
其四，中国儒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德川幕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儒学经过汉唐时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尤其到了南宋以后，所谓宋明理学的产生，其义理与思辨性得到强化，而其原本的经世致用思想弱化。但是，中国儒学原来所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和明末清初一大批优秀的儒学者所大力提倡的经世致用理论与思想，在江户时代无疑也传到了日本。其不仅受到日本儒学中各学派的重视，而且德川幕府也通过学者们的宣讲与传播而吸纳，并作为经济政策的理论指导。
其五，与上述相关的是，中国儒学虽然在汉代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经过理论上的修改，汉代儒学这一文化复合体仍旧与社会制度中的社会道德和社会政治秩序（名教）密切相连，并且局限于那种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它因此而不能成为一种超出社会政治生活的名教范围之外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不能包容社会制度的一切文化方面；它仍旧是一种政治的而非社会的力量，”[80]可是经过宋明理学的完善，儒学已经不仅局限于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而真正成为“超出社会政治生活的名教范围之外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了，这对于成立于明末的德川幕府来说，是再适当不过的文化选择了。
其六，日本经过一千余年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对汉文的学习，利用中国儒学进行思想宣传是最为便捷之举。如果说在古代和中世，日本只有皇室与贵族及僧侣对中国文化与汉字颇有一些研究的话，那么，到江户时代日本大多知识分子均对中国文化与汉字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把握，甚或可以直接使用汉字，并以汉语的逻辑思维方式作文与著书。钱穆先生在其《国史新论》“自序”中说：“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81]此论虽指中国历史而言，但其同样适用于日本历史。
其七，从德川幕府建立前后的对外关系来看，尽管自1543年葡萄牙人东来，便给日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且日本人以非常敏锐的目光，迅速接纳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诸如对枪炮制造技术的学习等，但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很快就采取了抵制的方式，作为意识形态而传入的天主教遭到严厉的禁止。西方传教士沙勿略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82]其实，这正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如果把物质文化视为外显文化，精神文化则为内隐文化的话，一般而言，外显文化的传播要比内隐文化的传播容易得多。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也是从外显文化开始而逐步深入内隐文化的。由于日本同中国的文化关联以及其与西方的关系，这就等于排除了采用西方意识形态而进行政治统治的任何可能性。
由上述七点可知，德川幕府以中国儒学作为其意识形态并大力加以推广运用，不仅是幕府本身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