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创新概念。在他看来，“创新（Innovation）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1]。由于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是以产品创新和工业的创新即技术变革为主要内容和基础的，因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其创新理论称为技术创新理论。自熊彼特提出著名的创新理论以来，技术创新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而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视，也对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技术创新凸显巨大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创新这一概念也得到扩展，被人们从经济、技术领域推广到科学、制度、社会等各方面，于是就有了科学创新、制度创新乃至社会治理创新等概念的形成和应用。
在当今世界，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否定或无视创新的价值。然而，伴随着创新活动之日益扩展及创新成果之广泛应用的，除了其无可否认的正面价值之外，也可能还有某些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负面价值。恩格斯早就深刻地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2]虽然恩格斯的这种告诫，可能主要是针对人类在自然领域中的胜利，但这其中的基本思路，对于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所有创新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和反省。
今天的人们已经直观地感受到技术创新在具有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功效的同时，确实也造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食品添加剂的产生使人们可以品尝香甜可口的美味佳肴，但是“苏丹红”、辣椒精、三聚氰胺等的滥用却使人们苦不堪言；制冷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让人们享受了冬暖夏凉的惬意，但是氟利昂的排放却造成了臭氧空洞、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建筑业、交通工具制造业以及运输业的繁荣，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又引发了土地资源锐减、工业废弃物污染、能源匮乏与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后果；核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同时又使得整个世界笼罩在核战争和核泄漏的恐怖氛围之中；等等。有学者这样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始终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这种对工具理性的盲目追求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完全丧失”[3]。这种认识，正是推崇技术创新的时代背景中十分可贵的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思考。但这样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因为：第一，技术创新中的问题不仅仅是价值理性完全丧失的问题，即使在价值理性没有完全丧失的情况下，也有价值理性该如何、以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来引导技术理性的问题；第二，技术创新中的问题，今天只是全部创新问题中的一部分，除了技术创新问题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创新问题。因此，不应该局限于创新的某个领域或某个侧面，而应该从总体上审视创新的全部价值（正面的、负面的或积极的、消极的等），并对一般创新提供伦理道德的范导和指引，这成为不可忽视的当务之急。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何小英博士的著作《创新得当论》，作为一种哲学层面的研究成果，终于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了比较系统且具一定深度和新意的探讨。在我看来，在这本著作中，何小英博士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何小英博士从哲学高度深刻阐述了作为一般概念的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她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创新的哲学意蕴：第一，由必然走向自由是创新的本质；第二，填空是创新的特征；第三，再创、创造、创立是创新的三层次；第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是创新的三领域。这里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何小英博士对创新之本质和特征的概括：将“由必然走向自由”规定为创新的本质，是依托人之本质力量显现的哲学思想做出的论断，如果局限于创新的某个具体的、特殊的视角，就无法得出如此抽象、极具概括力的论断，这是何小英博士对创新问题的哲学研究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甚至社会层面的其他创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将“填空”视为创新的特征，抓住了所有创新所共有的独特之处，因为“填空”即填补空白，而“没有的东西，或没有出现过，或大家有需要却没有满足，皆为空白”，故所有创新的共同之处、创新之不同于其他行为的地方，正在于这样的填补空白。
其次，何小英博士提出了创新得当的概念。“得当”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其最基本的语义是“恰当”或“适当”。与“得当”的基本含义相通的哲学概念，就是辩证法的“度”。“度”因此成为“得当”的哲学基础，是对“得当”的哲学解释。何小英博士进一步指出，“得当”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幸福”，“造福”是衡量“得当”与否的最高标尺。在这种哲学分析的基础上，创新得当的要求浮出水面：创新只有得当，才能发挥它最大的积极价值，避免负价值和无价值；创新只有得当，才能把握度，做到“不过”、避免“不及”，恰到好处地体现创新的积极价值；创新只有得当，才能做到合理，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很好地为人类的目的服务；创新只有得当，才能实现和谐，保持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平衡；创新只有得当，才能真正造福人类，为人类的持续发展不断贡献力量。反之，如果创新不当，就会显现它的负价值，可能不符合客观规律，破坏自然生态，也不能为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服务，只是为个别人或部分人的不正当目的服务，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通过这样的论证思路，逐步确立了创新得当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充分表明了创新得当的研究意义。
最后，何小英博士不仅宏观地分析了创新得当所需要的文化氛围、制度建设，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明确指出了得当创新之主体品格的三个方面，即无私无畏、有恒有爱、是是真真。创新所需要的文化氛围和制度建设，是创新之所以可能的社会环境，这是创新主体的外部条件。虽然既有的研究已有许多内容涉及这些外部条件，但何小英博士的这部著作不仅将这种研究系统化，而且还使得其走向深入，从促进创新得当的角度对这些外部条件做了价值导向的规定。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何小英博士将无私无畏、有恒有爱、是是真真作为得当创新的主体品格要求，既突出了创新主体之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又反映了得当创新所需道德品质的特殊性，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泛泛而谈、空泛苍白，最为集中地展示出研究创新问题的学者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
尽管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从哲学视角、伦理维度研究创新的著作，该书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的来看，这部著作以系统的价值分析和明确的道德导向指标将国内学界对创新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部著作的完成和出版，对于何小英博士来说，只应看作研究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我衷心希望何小英博士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努力，争取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吕耀怀[4]
2014年7月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