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胜洪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6年以来，参与撰写学术专著2部；主持或参与中央有关部门委托课题10余项；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人民论坛》等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编，其中，《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一文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16期全文转载并在封面要目中予以重点推荐。
本书是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TJSR12-022）的最终研究成果，2013年6月被批准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补贴项目
互联网正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所身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成为继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之后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3（2012）》称，互联网在中国的社交功能进一步强化，思想表达和参政议政功能明显提升，商务应用迅猛，文化、娱乐功能稳定拓展。互联网从形态和特征上大致经过了Web1.0时代、经历着Web2.0时代，核心特征是个人化、互动、群体分享。到2012年底，世界上每天有近3000亿封电子邮件发出；每天有200万篇博客发布，够美国《时代》杂志刊发770年；每天有86.4万小时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上，可以不间断播放98年；每天在音乐网站Pandora上播放的音乐达1.84亿小时，如果由一家电台从公元1年开始播放，那到今天也放不完；每天上传到Fa-cebook的照片堆起来，有80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高；苹果公司的iPhone每天的销售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每天婴儿出生的数量。
与此同时，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Web 2.0网络媒介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生产生活方式，革新着社会的政治、经济，也重塑着新闻传播业。传统的专业新闻机构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和编辑们按照编辑方针与专业准则进行采、写、编、评、制、播等工作，通过专有传播渠道有组织地发布给公众。社会化媒体将信息的生产、编辑、发布等权利下放到了几乎每一个网民手中，人人有媒体，公众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众。公众借助 Facebook、Twitter、微博等社会化媒体，颠覆了权威和大众的传统关系，网络秩序改变了现实社会阶层的秩序，人们通过这些工具越来越容易与政府、新闻机构、大公司等权威进行沟通和互动，引起他们的关注。
因互联网传播快、范围广、把关不严等特性，导致互联网上泥沙俱下。据统计，美国从前的“非主流”网站，例如宣扬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的网站也伴随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而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在中国，网络谣言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性问题，特别是微博的兴起，使谣言的传播有了新的平台，谣言传播的广度、速度和渗透强度都大大增加，这促使谣言传播在人群中快速形成感染效应，一些具有攻击性和潜在攻击性的谣言会给个人与社会造成惨痛的损失。尤其是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掺杂着许多非理性的情绪，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酿成严重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学术界对谣言的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社会中流传的各种谣言对军队和公众的行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和波斯特曼（L.Postman）认为谣言是“借由人际口语传播的一种陈述或信念，且是没有公开证据支持的”。在此基础上，彼得森（Peterson W.）和吉斯特（Gist N.）加入了谣言的内容必须是“针对各对象、事件或是符合大众兴趣的问题”。中国学者胡钰又补充道，谣言既可以通过“非公开”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公开”的方式进行传播。陈万怀针对谣言内容的时间性又提出，谣言是一种“正在发生、流传的信息”，而不是过去的、历史性的信息。此外，奥尔波特在其《谣言心理学》一书中，认为事件的重要性和含糊性是影响谣言传播的两个因素。[1]
谣言得以传播，语境非常重要。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谣言传播的表面内容不是核心，核心是人们通过传播，外化了潜意识中的信息。谣言传播实际上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潜伏、变化，最后找到一个机会爆发的过程。河南杞县“钴60”事件导致全民逃亡，就是谣言引发的。但是事件的语境中存在民众的某些潜在心理：政府机构经常不公开负面的信息，此次不公开意味着负面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权威机构未发布，甚至还删除了网上的帖子，这加大了谣言传播的强度。因此，杞县民众认为，“要是真没事，为何过了一个多月才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所谓流言与官方的博弈中，毋庸讳言，目前官方处于不利位置，而官方一旦不作为、不公开信息，则弱势程度会更甚，一个堂堂的县政府因此竟不敌一则小小的谣言。其实，博弈双方是政府和民众的集体记忆，是政府的公信力与民众的潜意识。 “我们为什么要逃走，为什么会听信谣言？……因为我们不大信任上头说的话了呗！”这是杞县百姓的心声。社会学家的研究认为，传言是人们群体性对付模糊情境的一种解决办法，人们试图解释这种模糊情境，在所获得的有限信息的扩散过程中加以解释和评论，是一种集体性的交际行为。因此，政府要重视谣言生成的社会基础，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树立威信。
本书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成果，从中国网络发展现状入手，探讨和解析了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机制，并剖析了网络谣言的严重危害。作者姜胜洪副研究员还重视传承与借鉴中国古代和国外治理谣言的经验与启示，对谣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阐释。这部著作在研究网络谣言的基础上，研究了舆情引导问题，尝试将舆情引导与网络谣言防控相结合来进行研究，从舆情客体的责任、主体的理性、法治的作用几方面，找到治理网络谣言的方向和应对措施。
互联网使舆情研究也成为中国的一项显学。舆情即民情、民意。国以民为本，民众的意愿和社会政治态度，反映了群体性的思想、心情、意见和企盼，这关乎民众对国家、对政权、对政策、对管理者的意见和态度，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之水，是国家管理者与社会管理者必须关心的重中之重的大问题。舆情应是公共决策的依据。中国古代采风，可以理解为调查舆情，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的民意调查即为舆情调查。21世纪以来，伴随舆情研究，中国学术界、业界广泛吸取国外民意调查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研究机制，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引发了大量的舆情事件。加上网络谣言乘虚而入，给各方面带来了极大困扰。学术界、媒体界相继进行网络舆情研究、舆情调查研究、舆情信息工作研究，逐步完善网上舆情信息的汇集与分析机制，舆情信息工作为畅通民意、体察民情、分析形势、把握全局、集思广益从而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这部著作顺应时势，为网络谣言应对与舆情引导作出了新的贡献。
2013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