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否定性辩证法”引入对女性主体性的探讨是一种风险，也是解决女性主体性和代理权的重构问题的机遇。在牢记阿多诺建构的个体主体性、集体主体性和客观世界间的三星集结的同时，把阿多诺和后女性主义的理论进行缝合，既可以避免陷入同一性的桎梏，又可以避免“延异”中立的游戏，从而把女性特质的书写引入社会政治领域。
既然是重构，就离不开解构。阿多诺和后女性主义解构了同一性，包括同一性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和同一性的外化（自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建构的统一的女性意识和姊妹团体）。阿多诺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决定的同一性是“启蒙”时代最大的反启蒙，带来了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奴役。在这种语境下，后女性主义开始反思“生产”概念对自然和人（尤其是女人）的压抑。后女性主义者发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能改变女人的命运。于是他们开始关注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之外的女人所留存的特殊性，开始关注再生产。以克里斯蒂娃为例，她直面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劳动和价值的探讨，提出了超越价值和交换的主张。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相结合，她探讨了一种不能被简约为价值的（再）生产，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转移到文化领域的文本生产和意义交换。在她的文本理论中，她张扬前俄狄浦斯的母性的力量，把过去用作对现在和未来的中介。
克里斯蒂娃认为，这是一种无须指涉产品的生产理论，并且认定是马克思的文本本身预示了建立这种文本生产理论的可能性。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看到了一个另类的场景。它超越了产品逻辑，超越了价值和流通逻辑。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克里斯蒂娃抓住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生产最终都是人力的耗费的论述，捕捉到一种“不具意义的”生产。它具有改造力量，同时又总是先于任何产品或交流性语言。和阿多诺一样，她憎恶纯粹为了交流的、共享的意义。在这种生产不代表任何价值或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文本生产中，她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异质性，以及身体和耗费之间的关系，探讨由此产生的过程中的主体。
在拆解同一性之后，克里斯蒂娃开始关联差异。和阿多诺一样，她对黑格尔理论中的“否定性”这一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同的是，阿多诺的异质性来自被主体经验的客体，而克里斯蒂娃则用“否定性”描述各种贯穿主体的心理—肉体的干扰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孩子对母性身体的前俄狄浦斯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孩子自我构形的基础，而且潜伏在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爆发意味着对父性法则的干扰和破坏，并且会激发过程中的主体对社会象征契约的僭越，生产女性特质的“书写”。
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认定，只有给差异的狂欢设置界限，才能让它构成“革命性”力量。重返母性身体的欲望威胁着男性特质的主体，但是语言法则的干涉却会阻止他堕入完全的毁灭或者“胡言乱语”。为了给母性身体命名，作家必须使自己与充满吸引力的母亲保持距离。因此，书写是一个悖论，既需要作者占据母亲的位置，同时又要与她保持距离，不能完全消解自我变成母亲。克里斯蒂娃试图以一种能产的沉默走出“女人”沉默的僵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恰当地关联母性身体和父性法则之间的关系。单方面强调母性身体会让身体的否定性陷入无止境的游戏，无法进入社会批判；而高估法则的同一性则会彻底扼杀身体的异质性。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娃捕捉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精髓，把母性身体和父性法则关联为动态的相互中介关系。
这使得克里斯蒂娃不同于德里达和巴特勒，她既设置了法则的秩序又设置了颠覆法则的秩序。主体只有在法则、身份的设置和颠覆中才可能走向社会政治，而不是陷入理论的玄思，或者行动的无能。一方面，克里斯蒂娃在父性的社会文化的根基处保留了一种否定性，干扰着男根文化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她认为，既然同一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只有设置它的界限才能僭越它。和阿多诺一样，克里斯蒂娃也认为同一性是无法被完全否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尚处在一种男根文化中，更是因为思维预设了同一性，行动也需要主体性。言说母性的身体是一种悖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去直面、言说这个异质性的场所。书写因此成为一种同一性和差异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始终会带来现有象征秩序的颠覆与重构。所以，就主体性的重构而言，必须承认主体内部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处于相互中介的过程中，而不是鼓吹缺乏任何分离或规约的想象。
后女性主义也必须直面女人的言说和主体性的问题。面对着“女人”与言说或主体性之间的悖论，在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中，后女性主义模糊了形而上学中的男/女、内/外的对立，打破了西方有关身体的常识和哲学设定，主张超越严格的男性/女性的界限，渴望创造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让女人的言说得以交流，能够被理解。而且，在突破有关母性的传统话语的基础上，后女性主义关联了一种女儿—母亲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认为虽然对于女人而言，重返母亲带有比男性更多的风险，但是一旦这种冒险成功，由于她与母亲更私密的关系，女人的书写将更具颠覆性。在这层意义上，在缺乏个体心理空间的后现代景观中，只有女人才真正占据着激进的颠覆场所。她与象征游戏，用自身的差异颠覆象征法则。在游戏的同时，象征强加的规约又让这种差异性得以言说。在这种游戏中建立的女性主体性因此成为过程中的主体。
解决了艺术中的代理权后，后女性主义还有一个裂隙需要弥合，即从文本政治到社会政治的跨越。后女性主义探讨“个体性”或“私密性”正是为了走向社会政治。不过这种过渡需要引入阿多诺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帮助女性特质的“书写”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相对于克里斯蒂娃理论中艺术的私密性而言，阿多诺直接把艺术置于社会领域，强调艺术的认知功能。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就克里斯蒂娃而言，她关注个体主体性，她对先锋派艺术的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社会的批判，却恰恰补充了阿多诺所渴望的三星集结中的个体主体性的部分；就阿多诺而言，他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虽然不是聚焦在个体审美者的内在差异上，但是由于艺术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艺术作品直接成为社会的批判者，这有助于把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引入社会政治领域。在此语境中，后女性主义讨论差异恰恰是为了把女性特质的因素引入主体性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为处于危机中的西方主体疗伤。
关键词：否定性辩证法 同一性 差异 母性 女性主体性 代理权 后女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