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利奥塔后现代叙事的四大悖论
对于现代和后现代之争以及后现代本身的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定论，然而，尼采的一句话（“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似乎成为后现代哲学家们不承认存在共识的共识。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秉承了先祖的作风，对所谓后现代状况下的“知识”作出了全面的阐释。如果说利奥塔受益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观念，那么我们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纷争”的“游戏”中也得到了启发。利奥塔在反对元叙事使权威合法化，主张纷争对规则的粉碎的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某种合法化和规则的痕迹。
一 知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知识的问题始终是利奥塔后现代叙事中的主题，在他看来，知识的叙事范式转换已经成为后现代状况的显著特征。对于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间，人们都已承认，知识是主要生产力。在大部分高度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知识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并且成为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的屏障。在后工业与后现代的时代里，用于军事上的科技力毫无疑问地会继续在既有的强大基础上，更进一步增强它在民族国家中无与伦比的优越地位！事实上，上述情况正是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裂痕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知识以资讯的商品形态出现，成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范围的霸权争夺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筹码，而且会变本加厉，达到白热化程度。完全可以预见，某一天，各民族国家将为争取资讯的控制权而战。一种新型战场摆开了阵势：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战略，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和军事战略。”[25]这里利奥塔全面阐释了知识和资讯等科技手段在世界范围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知识对经济、军事和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后现代语境下知识的显著特征。
对于后现代的知识的理解，利奥塔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想象，知识能像资金一样流通，以往重视知识教育价值或政治价值（行政管理、军事外交）的观念，将被取而代之。主要差异不再在于知识与无知之间，而是像资金一样，在于‘支付性知识’与‘投资性知识’之间。这两种知识会发生对抗的情况。”[26]利奥塔提出，在后现代社会里，已不存在有知和无知的问题，因为人人都有知识，职业和生存的要求以及知识的流通性的根本变化，使得每个人都有获得职业技能的机会和条件，关键是具有哪一种知识，或哪一种更多。这样的区分很具有创造性，对于理解后现代的知识结构有重要的方法意义。对于两种知识对抗的结果，利奥塔在后面作了说明：“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有计划地培育领导民族解放的精英的才能，而是以语用学为目的，为社会体系供应所需要的一定职位的成员。如果高等学术的目的能实现，接受这一系统的聆听者该是怎样的呢？学生已经物是人非了，而且将继续这样。学生已经不可能是出身于‘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青年了。换言之，就是关心社会的独立解放。以此观点看‘民主’的大学，是根据人文主义原则所塑造出来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大学生在操作效果上却百无一能。”[27]也就是说，现在人拥有更多的是支付性知识，而缺乏投资性知识。因为现在人更倾力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技能知识，而无力关注自身的素质优化工程的长线知识。换句话说，生存的就职压力使得人们不断要支付生产技能和生存之道的更新要求，而无力去获得关于价值判断和反思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支付性知识使得毕业生已经不是受教育的人而是接受知识的人，是唯生产力的人；学校的目标不再是社会精英，而是教育产品和生产工具；传统教育的教化功能丧失了，自由精神和政治理想变得不复存在了。
利奥塔通过知识和货币的类比以及“支付性知识”和“投资性知识”的区分得出了后现代的知识已经没有了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判断。他认为，不仅知识失去了教育功能，同时，也由于投资性知识的减少使得知识对国家的政治价值，包括政权统治、行政管理、军事、外交失去了支配作用，政治的职责与使命在知识的视野里失去了意义。
不难看出，利奥塔的前后两段论述虽然各自有事实的根据与逻辑链条，但最终的判断自相矛盾。在前段叙述的后现代状况下，知识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是明显的，知识成为国际竞争的最主要因素。然而，在后一段运用了后现代的知识区分标准，推导出知识对国家和政治的影响消失了，知识对国家和政治的概念变得麻木了。令人费解的是，紧接着利奥塔又阐述了知识在政治领域的某种作用。他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就和自由主义相似，自由主义并不反对奖金流通体制，金钱体系中的某些渠道，可用来制定政治，而其他渠道只能作偿付债务之用。可想而知，知识在这一本质与使用都相同的渠道中运行，其中某些知识被留给‘决策制定者’专用，其他知识则在社会规范下，被个人用来偿还永无终结的债务之用。”[28]似乎是说，存在某种知识是专为政治决策所用，其他知识则为大众生存所用。这样的观点不仅毫无新意，而且也不能给上面的判断带来任何帮助，只能带来更多的混乱。
事实上，知识对国家和政治的影响不仅是肯定的而且也是巨大的。利奥塔自己提出的国际竞争演变成知识的竞争已经反映了部分现实，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知识受资本的奴役，所以知识对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双向的，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畸形的。
二 纷争理论
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状况一切都是竞技活动，就是论战和纷争。他说：“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没有任何事物有‘和谐可言’，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是第一或初始原则。任何话语，包括科学的，都仅仅是一种观点，一种世界观。”[29]不过，纷争并不意味着争吵，而是表现一种差异的沉默。他反对现代哲学运用元话语来裁决特殊争端。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压制和剥夺弱者和少数人的话语权。他认为，集中主义的话语模式就是要压制不同的声音，用普遍的规则来约束和排斥对立的意见。而纷争哲学就是要表达差异，追求理性和多元性和非理性存在的可能性。让同一性之外的他者性出场，而所谓的稳定性、共同性、一般性在延异中自然瓦解和分裂。利奥塔反对哈贝马斯的“共识”论。在他看来，知识的获得是不断怀疑现成的范式、发明新的范式的过程，而不是接受普遍的真理或同意共识。他认为，交往理论的核心就是一致和共识，也就是为了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而交往。而共识似乎是平等的协议，事实上，共识是强者将其意志加于弱者的意志而形成的。他认为，共识概念的形成是对个人自由的控制和差异压迫的合法化的文化成就。因为共识损害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所以他反对等同、同构、同一，而主张差异、分歧、异议、矛盾和悖论。他在区分现代和后现代时说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它在表现里面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它拒绝正确形式的安慰，拒绝有关品位的共识。”[30]哈贝马斯对现代哲学的批判试图重建现代合理的价值支柱和理性追求。利奥塔则和哈贝马斯完全相反，认为现代理性的一致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近代的理性概念，回归无概念的非理性时代。在现代主义概念中，概念排斥和压抑了生命活动，只有通过解构使那些概念所排除的东西复归。解构就是概念化对自身的非概念化运动，表达了变化中的差异化运动，使概念丧失，回归生命的非先验性。利奥塔的纷争哲学趋同于勒维纳斯的他律哲学和德里达的延异哲学。所以，利奥塔代表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发出了宣言：“19世纪和20世纪让我们受够了恐怖的折磨。为了对唯一的整体、对概念和感觉之间的调和、对透明的和可交流的体验的怀旧感，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放松和姑息的广泛要求下面，我们听到了重建恐怖和实现占有真实的幻想的欲望的喃喃声。回答是：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让我们激活分歧，挽救它们的荣誉。”[31]
然而，利奥塔在批判共识、追求差异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状况下知识的报告《与其说是报告，不如说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更为关键的是利奥塔阐述这种理论并不是表现出自己的沉默和孤立，而是不知不觉地企图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寻求对他的认同和产生共识。利奥塔自己也承认：“可以肯定的是，在辩论中，每一位发言人都力图让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服别人。”[32]这说明他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困境。然而，他又紧接着说了一句：“但这种意图只有在意见分歧时才有意义。”这样追加的一句话是多么的无意义，当然只有存在分歧的时候，才会有共识的要求。利奥塔没有像他的先祖尼采那样把话说得决断，而是很犹豫地回避了究竟是否存在共识的问题。他提出了对共识的“拒绝”，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共识的客观存在，表明了他的左右为难。事实上，同一性的共识，无时不刻在牵引着我们去交换彼此的理解，同时也不断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共识。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叙事都是纷争和共识的一个不断统一和分裂的过程。利奥塔自身的矛盾，其实也是整个后现代的局限，企图通过一种叙事话语来否定其他的叙事方式是极不现实的，也是违背事物存在的辩证法原则的。如果说利奥塔纷争理论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那么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用这种思维覆盖其他思维可能存在的合法性。
三 批判理论
利奥塔在反对哈贝马斯的共识论后，进一步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难以接受的野蛮。他说：“我们无法隐匿这一事实，那就是：批判理论已丧失掉存在的依据，并且沦为一种‘乌托邦’或‘希望’的地步。”[33]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是以怎样的态度去报告的呢？不难看出，利奥塔认为的后现代知识是这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违背了基本文化传统，而且是那样的令人忧虑，必然导致文明的缺失和道德的衰退。难道这样的理论不是社会批判理论吗？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利奥塔为我们勾画了怎样一幅后现代知识的生动画面：一是知识的行为化。“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将被淘汰。一切研究结果都必须转化成电脑语言。”“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无论他立足于知识生产获得过程的哪一个阶层，我们都可以预期，他能以一种彻底‘剖尸取魂’的方式处理知识。那种凭借心智训练或个人训练来获得知识的旧教育，已经时过境迁，而且日趋衰竭。”[34]也就是说，在利奥塔看来，知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心智的感悟，而是一切知识必须转化为电脑的语言，也就是机器的程序。这种程序是可以通过人工的数码编程，将思维变成人的行为的过程，也就是将人的思维行为化了。事实上，史前文明原始初民的思维就是行为，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思维。二是信息的主体化。“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终结目标不是知识，而是反知识之道而行的东西。资料库变成了明天的大百科全书。资料库的储存量超过了所有聆听者的容量。资料库成为后现代人的‘本源’了。”“灵活运用有关资料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而且还能够以此能力及时地解决问题，并有效地利用资料，制定有关策略。”[35]利奥塔告诉我们，资料库的信息成了支配我们的力量，人成为信息的奴隶。至于信息本身以外的思想已经不重要了。三是知识的商品化。技术在这里遵循一条“最优化行为”原则，即“最大的收入，最小的投入”原则。在研究过程中投入最小的能量，获得最大的信息，利奥塔把这条原则叫做“行为性”原则和“效率”原则。“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渐渐趋向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应模态，而且日益强化。它标示着，这一模态将以价值模式为依傍。今后的知识将为销售而生产，或消耗于新知识的稳定价格……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却了它的‘传统价值’。”[36]利奥塔告诉我们的这个发现，其实是不争的事实。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也早就有了论述。这里，利奥塔表现出他和哈贝马斯达成了共识。四是知识的意识形态化。“没有钱就提不出证据——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经过证实的论述是无法产生真理的。科学语言的游戏成为了财富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钱财越多，掌握权力的机会就越大。因此，一种财富、效率和真理之间就建立起一个等式。”[37]在利奥塔看来，由于权力和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权力和真理具有相互强化的功能。也就是说，科学知识通过权力获得合法性，知识成为权力的工具。意识形态把知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知识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属物。
根据利奥塔的思维路线，他给我们概括的后现代知识现状，难道不是以批判的精神和企图形成某种批判理论吗？如果这些还不能全面说明他的批判理论，下面的叙述就更表明他与现实社会的决裂：“除了社会电脑化外，我们很难看出，现代科技可以选择什么它的发展方向。”“比较而言，现代科学知识就显得窘迫而微不足道。尤其现代科学知识，被智者中性化、符号化了。”“其次，科学家萎靡不振，道德败坏。”“我们检视目前科学知识的局限——就会发现，有时候科学似乎比从前更受制于统治力量。”[38]所谓批判理论，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39]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的所谓批判理论在于对过去的完全否定和某种决断，那么，利奥塔带给我们的后现代知识的知识报告不正是对后工业社会整体的某种决裂或者某种绝望吗？这不正好符合社会批判理论的要素吗？
四 宏大叙事
通过对后现代知识和科学状况的考察，利奥塔试图批判西方近代以来以总体化和同一性为特征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历史哲学。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这些哲学都是建立在宏大叙事的基础之上，知识、真理和历史的逻辑都是通过宏大叙事来获得其合法性的。利奥塔说：“我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于宏大叙事的怀疑。”[40]他接着断言：“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形成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统一方式，无论它是思辨的叙述还是解放的叙述。”[41]在利奥塔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实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都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方法。这种“‘传统’理论往往陷入被用来制造社会整体化政策的危险，从而沦为一种优化社会操作效能的简单工具”[42]。利奥塔通过分析两种形式的合法化模式来批判宏大叙事的合法化。在利奥塔看来，一种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发展的思辨唯心主义思想。在这里，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辨的精神。思辨成为关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指称。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就是对这种生命主体的“历史”的叙述，这就是一种元叙述。另一种形式的合法化叙事是，知识在实践主体——人类——中找到它的合法性。知识不再是主体而是为主体服务的，它的唯一合法性就在于使道德成为现实。知识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知识除了服务于实践主体所设想的目标以外就没有最终的合法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介于这两种理论之间：“我们可以很简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以上两种叙事合法化的模式中，左右摇摆。共产党统治了大学制度，无产阶级取代了全民和人性，辩证唯物主义取代了思辨理性理想主义等等。”[43]“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集体化的模式和集权主义式的效果却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又重新宰割社会；至于马克思主义中所主张的斗争，则早已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44]在这里，利奥塔依据斯大林时代的集权主义武断地认为共产主义目标是排斥个人权力和自我主张。
利奥塔的鲜明特质完全排除总体性，向总体化挑战，将宏大叙事描述为还原论、简单化，是为极权主义的恐怖提供合法性，并在统一的模式中压制差异。“我们不再求助于宏大叙事，即我们既不能求助于精神的辩证法，甚至也不能求助于人类的解放，来使后现代科学的话语合法化。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小型叙事仍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的精华，在科学中尤其如此。”[45]他进一步认为：“这些新生事物，与以往传统的法则是不大相同的，过去那些民族国家、政党、职业机构、社会福利和历史传统等方式，已失去了吸引力。”[46]在这里，利奥塔似乎在粉碎了整体化思维后，走向了不归路。
但是，不难发现，利奥塔提出的“后现代概念状况”的概念，将后现代看成对现代性的彻底的决裂，是历史中的断裂，它表明社会从前一个阶段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它是一个全新的状况。难道这些叙事方法不正是宏大叙事和总体化的思维传统？事实上，强调差异、片断化和语言的歧义性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价值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一般性、共同性和普遍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利奥塔把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历史理论的整体观混为一谈，试图用小型叙事代替宏大叙事，不仅违背了知识和科学的现状，就是倡导后现代的哲学家们自己也做不到。
第二节 利奥塔现代性批判的三重迷雾
从近现代法国哲学开启的“启蒙运动”到现当代法国哲学掀起的“新启蒙运动”，法国哲学一直以批判见长。作为一个激进主义思想家，利奥塔早期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但是他后来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了“创造性超越”。他自始至终都关注着“现代性问题”，担忧着世界的未来。他从分析科学知识的现状入手，考察了当代社会的基本征候，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主义解构和后现代主义解释之路。然而，利奥塔不仅受到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根本性影响，而且还沉湎于弗洛伊德主义和尼采主义的思想沼泽之中，使其思想活动不仅带有浓厚的个人意志的色彩，而且还滑向了神秘主义的窠臼。
一 “原初的遗忘”，一种神秘解释的过程
普遍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后”意味着一种时间上的接替和历史性转折，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新时代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出和传统的彻底决裂，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然而在利奥塔看来，这种观点根本不是后现代的观点，这种线性时序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起始就存在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对于人们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定义为界线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性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他反对说：“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性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现代性是从构成上，不间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的。”[47]他的重要观点在于，后现代不具有在时间上对现代的继起性，而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关系表现在后现代性是现代性所孕育的，并和现代性同时存在的。
那么，如何进一步来理解这个“后”？他指出：“你可以看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后现代’的‘后’字并不意味着一个恢复或反馈的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重复的运动而是一种‘ana-’的过程：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以详述一种‘原初的遗忘’。”[48]他不仅没有说恢复、闪回和回忆的区别在哪里，也没有说“原初的遗忘”是什么，关键的是他把后现代的“后”定义为一个神秘的过程。然而，他并没有说这个神秘过程的神秘性在哪里。
不过，利奥塔并不是每时每刻这么神秘，他要不断地给我们指点迷津。他在《对“何为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说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它在表现里面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它拒绝正确形式的安慰，拒绝有关品位的共识。”[49]不知道他说的“正确形式的安慰”是什么？但这不要紧，他说的“拒绝品位的共识”我们是理解的，就是他所倡导的“纷争”。问题在于他要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既然是不可表现，那他又是如何召唤的呢？他举了普鲁斯特的例子：“普鲁斯特通过一种完整地保留了其句法和词汇的语言，和就其作用手段而言，仍是叙事小说的一部分的写作，来召唤那不可表现的。”[50]先不去说那不可表现的是否真的被召唤出来了，问题是，既然是不可表现的，那通过其句法、词汇等手段来表现什么？如果真有召唤，难道召唤就不是一种表现？他也许察觉到自己的前后矛盾，干脆就依赖矛盾：“后现代必须根据未来的（post）和刚才（modo）的矛盾来理解。在我看来，散文（蒙田）是后现代的，遗迹（雅典米纳瓦女神的庙宇）是现代的。”[51]为什么遗迹是现代的，而散文就是后现代的？他可能认为散文产生在遗迹之后，所以是后现代的了。不知道散文和遗迹的矛盾在哪里？怎样通过散文和遗迹的矛盾来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只有看不见的鬼魂因为无法现身才需要召唤。
他在这里神秘地启蒙我们，却忘记了“原初的遗忘”了。如果再提“原初的遗忘”就更神秘了。其实，“神秘”的方法可不是利奥塔的发明，先哲海德格尔早就辅导过他：“人通过经验迷误本身，并且在此之在的神秘那里不出差错，人就可能不让自己误入歧途。”[52]但海德格尔的神秘不过是他走投无路惯用的求生“绝技”，而利奥塔的神秘则是他故弄玄虚，拒绝“共识”的“杰作”。不过两人在对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上却抛开了神秘的面纱，也没有了“纷争”，其“共识”也是毫不避讳的。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说：“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集体化的模式和集权主义式的效果却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又重新宰制着社会；至于马克思主义中所主张的斗争，则早已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53]而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道：“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意义来看，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54]他这里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在他看来，首先共产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而已，并且，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在世界天命的展开进程中落伍了。至于世界天命可能是他为世界历史钦定的旨令。
两人的“共识”还不仅如此，在对技术的批判上，两人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也没有了神秘。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说：“正如人们所说的，人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人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脱离人类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55]而1981年利奥塔在美国致杰萨密·布尔的一封信中说道：“技术科学的进步已经成了一种加重而不是减轻这种不安的方式。把发展称为进步已不再可能了。它似乎靠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或自动性主动地前进。它并不对源于人类的需要的要求作出反应……我们可以说，人类已陷入了这样一种状况，即疲于奔命地追赶（既是实践上也是思想上）目标的积累过程的状况。”[56]两人对技术的失控和人类未来的忧虑似乎为他们赢得了一分庄严，然而，披上神秘外衣的现代性批判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内心对批判的胆怯。
二 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出可以想象的暗示
经过了神秘的摸索，利奥塔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向后现代的解释之路：“后现代在现代中，把‘不可言说的’表现在‘再现本身’中，后现代应该是一种情形，它不再以相同的品味来集体分享乡愁的缅怀。后现代寻求新的表现方式，并非要从中觅取享受，而是传达我们对‘不可言说的’的认识。”[57]在他看来，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为观念和感觉的契合，为明晰可见与可沟通的经验的一致，已经付出高昂惨重的代价。他要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不可言说”成为我们现代或后现代的时代主题。
那么，既然不可言说，他还能说得这么清楚？不仅如此，他还有更清楚的，更可言说的要说：“最后，要弄清楚的是，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提供真实，而是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出可以想象的暗示。”[58]我们知道，在人的认识过程之中，是存在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认识对象，原因在于新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旧的概念已经容纳不下认识对象出现的新的元素。“意会”的过程是一个从旧思维圈向新思维圈运动的过渡，是旧概念破缺、新概念孕育的过程。随着思维的延伸和新概念、新范畴的形成，“不可说”变成“可说”。对于认识的过程本性，列宁早就说过：“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59]而对于范畴的重要性，列宁强调：“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60]所以说，“只可意会”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不是认识的普遍形态，最终还是要通过范畴达到“可言说”。利奥塔提出的“最后要弄清楚的是，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出可以想象的暗示”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暗示”是什么？暗示不是神秘之物，所谓暗示不过是事物的现象或本质的某种呈现，暗示不过是认识过程的一个节点，它不是认识的终结。我们最后要弄清楚的不仅仅是暗示，暗示不过是事物的一种特殊的“示”，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局部反映。二是如果存在某种暗示，并且这种暗示可以被理解为“可以想象”，那么，这种“可以想象”难道不是一个概念或范畴的形成的初步表现，不就是指向“可言说”的开始？事实上，认识也不会就此停步在“暗示”。利奥塔“启发了”我们那么多反马克思和反现代知识的“真理”，那是暗示吗？三是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出可以想象的暗示，这个暗示是创造出来的吗？暗示如果存在，也是事物本身固有属性的一种具体反映，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如果非要说“创造”，也不过是一个范畴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
利奥塔除了说最后要弄清楚的是暗示，还特别强调了“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提供现实”。为什么他要和现实如此决裂，愿意永远生活在在他看来和现实分离的在暗示之中？恩格斯早就说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61]恩格斯的话已经很明确地回答了利奥塔为什么如此害怕现实了，因为利奥塔的所谓暗示即使是可以被感性知觉的，但不是能够被科学检验的，可以任由他自我发挥，他自己已经说了是可以想象的，是创造的。
当然，利奥塔的“创造”不仅在此，他的雄心已经深入各个学科：“在谈论后现代的概念的时候，我把自己放在这一语境里面，我说我们作为思想家的任务是深化现存的语言，批判浅薄的信息观念，揭示语言本身内部的不透明性。语言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是极其复杂的由用语的领域形成的群岛，这些用语来源于如此不同的体系，以致我们不能把一个体系（例如描述体系）里的用语翻译成另一个体系（一个评价的或者指令的体系）里的用语。”[62]如此形象的描绘，把他所说的后现代的语言系统的特征毫无暗示地展示给了我们。我们注意到，他特别提出要揭示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性。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样的透明，是不是他看不懂的学科就是不透明，或许他自己有一个宏伟的构想，要掌握一切知识，所以企图用同一种模式来翻译一切学科，达成现代性“共识”。如果各个学科真如他所说，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也没有必要他来揭示和发现，因为这早已是一种“共识”。其实，利奥塔对各个学科的知识系统的群岛想象，还是富有创造性的，不过他仅看到的是群岛的各个岛屿之间的孤立性，而事实上，各个岛屿之所以形成群岛已经蕴涵了彼此的相互联系，必然会有某种暗流使它们相互交流和触动。
群岛学说，自己告诉了我们，现代性如果孕育了后现代性，那么被孕育的后现代性的知识并不是不透明了，也不可能通过什么暗示来达到各个学科进一步的成长要求。由于利奥塔所受教育的限制，透明在他看来不透明是毫不奇怪的。但他所看到的后现代的群岛特征却是尊重差异，拒绝暗示，呈现透明。
三 重写现代性的圈套
在利奥塔看来，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被理解为重写现代性，对现代性的重写比人们常用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更可取。因为，“前”（pré-）和“后”（post）字的文化史分期很空洞，无法使人问“现在”的状况。而没有现在的判断，是无法对后续的事物作出预言的。同时，“重写”表明了一个动作，但这个动作歧义很多。这个动作不仅仅具有摧毁旧的历史，回到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开端，比如像马克思所常用的“史前”，而且也能意味着体验某种隐藏的东西，这种隐藏不仅来自偏见，也由美好的展望而隐藏起来。
我们不去计较他的这种分类是否准确和对马克思所谓先入之见的批评，而是要问：这样区分的重要性在哪里？或者说，他想告诉我们他所推崇的是怎样的选择和他选择的“重写”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启发我们说：“‘重写现代性’经常被理解成这样的意思，即回忆，好像对现代设置造成的凶杀、罪恶、灾难进行追寻鉴别一样，最后揭示出某种预示也许在现代性之初就已为我们的历史准备和提前设好的命运。人们知道，被这样理解的重写也非常具有欺骗性。这里的圈套就在于：对命运起源的调查本身就是这命运的一部分……如果人们这样来理解‘重写现代主义’，就像人们寻找、揭示、命名人们想象的藏在使人痛苦的罪恶中的事实那样，或者像一个简单的回忆过程那样的话，人们就少不了会不断延续罪恶，重新犯下罪恶，而不是使它们结束。对现代主义，并不是真正重写它，即使假设这是可能的，人们也是再写一遍，只是导演现代主义本身。凡是写现代主义就总是重写现代主义。”[63]
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多他所愤然的“重写”，就是不说出他要的“重写”，因为对他自己所分类的各种重写动作都给予了否定。原来他没有自己的“重写”，把“重写”分类，主要是要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增强对马克思的愤怒：“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圈套。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隐藏的作用。他讲劳动力的非异化置于批判和觉悟之获得的中心，他认为这样就鉴别出并陈述了产生现代性不幸的罪恶根源：对劳动者的剥削。作为揭露，他想象只要将‘现实’，就是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作为一种错误来揭露，就能使人类避免其大灾难。今天，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神盾下，只不过——任何革命都只能和将只能如此——捅开了同一个伤口。定位和诊断可以改变，但在这些重写中出现的总是同一种病症。马克思主义者曾以为已经为人类的非异化工作过，然而人的异化又一次重复，只是稍稍换了换地点。”[64]
利奥塔批判了马克思，还没有说出自己追求的“重写”，可能是怕说出来会留下话柄。不过不说更不会被放过，最终他还是鼓足了勇气：“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事业的基础之上的宣言的重写。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里面已经很长时间了。”[65]原来他所追寻的“重写”就是这样的一个“首先”。我们先不谈他所说的所谓通过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的现代性宣言是从哪里来的，而是看一下他发明的“首先重写”和他批判的“重写的圈套”有什么不同。他说得很明白，“重写的圈套”就是揭露现实的错误，企图避免其灾难的想象。他提出的“首先重写”难道不是对他自己认为的现实错误的揭露和幻想吗？他的“首先重写”正是他自己批判的“重写的圈套”。其实，马克思没有布下任何圈套来迷惑他，他反而故意在设置迷雾来蒙骗别人。
事实上，在利奥塔那里，现代性是模糊的，他所谓的重写现代性更是不清楚的。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弗洛伊德的彻底体验法，所谓唯一可使用的指导线索——情绪。他说的情绪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会说，它是一个信息的碎片，句子的一个片断；一会又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紧接着又说，我们能够确定，它和某种过去有关。但这种过去就神秘了，它不像一幅画被再现，而是画中的元素。这个时候，他的“重写”出现了，“重写，就是录入不可能画出的画中的元素”[66]。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这个不能画出的元素究竟是什么，但我们更不知道的是，不能画出是如何能记录出来的。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刚讲过，虽然这个来自情绪的“重写”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但与过去有关，现在却突然说：“很明显，这种重写不提供任何过去的知识。”[67]说得如此决然，我们无法知道如何写出与过去有关但不提供过去的知识。这种从天而降的新知识，为什么说来之情绪就好理解了。因为情绪会突然发作，有毫无原因的发疯。既然这样，又何必说又和过去有关系呢？加上这一层迷雾是迷惑谁呢？其实，没有人会被迷误，只有他自己。
事情还没有结束，让他情绪真正不安的还有那个让他无法理解的“比特”。令他气愤的是，似乎有人把“比特”构成的数字化空间和虚拟世界当成了后现代性的写作。“如果承认追忆首先是自由想象的事……那么，新技术的使用能保留和存储它们的一些什么呢？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又怎样摆脱概念、认识和先入之见的法则呢？”[68]于是乎，他义正词严地警告：“目前，我只能满足于下面的答案：重写现代性，就是拒绝写这种假定的后现代性。”[69]我们回头看一下他的重写现代性，他十分明确地要求要首先对通过科学技术解放整个人类事业进行重写，他这个重写摆脱了概念、认识和先入之见了吗？他是“自由想象”的重写？他批判马克思的重写圈套真正暴露了他自己的重写骗局。看来，要把他老祖宗尼采的强力意志转化成“自由想象”的重写，只有靠这些重重迷雾了。可惜的是，他不言自明地告诉了大家，他的重写现代性不过是要写出他自己的强力意志。在这一点上，他和海德格尔算是一拍即合了。海德格尔批判了所有的真理，最后说真理就是强力意志。这样两人算是共同享有对先师真传的继承权。
其实，利奥塔在现代性的批判上还是卓有创见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变异使得知识的功能开始发生病变，“工具理性”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准则；人类从宗教迷信走向了科学迷信，现代的知识变成了压迫和操纵人的权力的中介；资本逻辑成为文化自觉，享乐主义引领核心价值，“物化”现实造就绝对公平。他大胆作出断言：“现代性的终结”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后现代趋势。但可惜的是，缺乏历史逻辑的臆想，用宏大叙事批判宏大叙事，用共识代替共识的自相矛盾的叙事方法，终究难以摆脱神秘主义的厄运，最终对现代性命运的断言也就成为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