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与“共同框架”，三大思潮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民族主义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热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风云激荡。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地区也浮出水面，并由隐而显，渐成为一种颇具声势与影响的思想倾向与焦点话题。一些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著作相继走入大众层面，这些著作如《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宋强等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此书出版后《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说不”图书相继推出）、《妖魔化的中国背后》（李希光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超限战》（乔良、王湘穗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宋晓军等著的《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等。与此相适应，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一批研究民族主义的论著与译著相继出版，著作有《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彭树智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中日韩新四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比较研究》（李晔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李宏图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余建华著，学林出版社，1999）、《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乐山主编，华东大学出版社，2004）、《论民族主义思潮》（房宁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民族主义》（徐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王涛著，三联书店，2004）等，译著有《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美〕海斯著，帕米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德拉诺瓦著，郑文彬译，三联书店，2005）等。
随着对民族主义的关注，学界也开始重视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回顾、总结与反思。大陆出版的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研究的著作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罗福惠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李世涛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王立新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罗志田的《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的《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王春霞的《“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暨爱民的《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胡涤非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等，台湾出版的著作有李国祁等著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时报出版公司，1981）、罗志田著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东大图书公司，1999）等。国外学者的著作有〔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等。为推动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2006年1月7～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就“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举行学术讨论会；同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鲁东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在烟台召开。两次学术会议的部分论文后来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为名，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的一种出版。除了这些著作、论文集，各种刊物上还发表了百篇左右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论文。因有专门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综述，这里对会议论文以外学术界有关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的界定
以往一提到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颇受非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民族主义”是这样表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般来说产生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已经消失。但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还会不时地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利于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谨慎妥善地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1]随着现实情况的发展与思想束缚的打破，人们开始更为理性地认识与研究“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李文海指出，上述表述与我国的历史实际不相符合，从道理上说也有不少难以说通的地方。他主张这样来对民族主义进行表述：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耿云志认为，要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下一界说且能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恐怕很难。但不能因为有这种学理上的“歧异”，就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历史合理性。他提出近代民族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是不可少的，即：（1）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2）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3）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据此，则凡是维护这些东西，使之不受其他民族之侵害；同时，也不去侵害其他民族这些东西的思想原则，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2]李宏图在讨论了多种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后提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3]。郑师渠对民族主义作了这样的界定：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4]
胡涤非讨论了各种民族主义概念，指出国内外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如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 ——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现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它要求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忠诚；等等。另一类观点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也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如有的学者把民族主义的含义归纳为三重：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社会实践或群众运动。[5]最近，黄兴涛撰文主张从心理、思想和运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把握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取向，一种思想原则并表现为多姿多彩的观念形态，还往往作为一面政治大旗被不断挥舞，成为一种合法而强势的意识形态，同时它还通常直接构成和导致所在民族与国家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和社会实践。[6]
（二）近代民族主义的学理渊源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从基本方面来说包括了传统资源与西方思想两大部分。“从思想来源上说，它既包括传统族类意识、华夷观念、‘大一统’和‘正统’‘道统’观念的延续作用，更包括近代西方种族、主权观念，历史、地理和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其他相关新知乃至专门的民族主义‘学理’输入的观念启导”。[7]学者们围绕近代民族主义所吸收传统与西学中民族思想的具体内容、相互影响及如何发生作用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传统民族思想资源方面，冯天瑜指出：以注重族别之分和族类自我体认为旨趣的民族观念，并非只是到近代才出现，它其实又是一种古老的观念。这种古老的族类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尤其是元典所申述的“华夷之辨”和“内华夏，外夷狄”观念经过改造，给中国式的近代民族主义提供了现成的表达形式和基本的文化内涵。[8]焦润明认为，“固有的华夷观念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9]姚大力认为，强调国家观念并不始于中国近代，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中国来说，国家认同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10]周庆智指出，民族主义深植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的鲜明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文化民族主义”，其源头可上溯至先秦时代或更早，华夏民族早就有着深厚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极为普遍和相当发达的历史文化意识。[11]陶绪指出传统民族观念中就其与近代关系密切者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华夏文化中心的地理观念，二是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优越观念，三是华夏文化制约其他民族的“羁縻”观念，四是“夷夏之辨”的观念。[12]葛兆光撰文指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13]郑大华探讨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促使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14]周辉湘撰文具体探讨了王船山的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思想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催化作用。[15]
近代民族主义也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焦润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论。罗厚立指出，从思想史层面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可用章太炎的一段话概括之。章氏自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时说，他幼年读《东华录》，已愤恨“异种乱华”，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故来源于传统族类思想，但其成为一种“主义”，却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学理之后。而彼时的日本民族主义学理，基本也是“舶来品”。所以中国士人所真正收拾的，不过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16]陈卫平指出，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冲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淘洗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守旧性，摒弃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建性，“经严复之手传播的进化论，点燃了‘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的近代民族主义的烈焰。”[17]
在分析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源时，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苏维埃主义，如郭洪纪认为“康有为主张将儒家文化与西方哲学观和社会制度加以衔接，建立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新儒家……孙中山则主张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主义结合在一起，纳入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之中，赋予民族主义以新的含义”。[18]
（三）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时间与发展阶段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时间，研究者多认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说法，但对具体的标志及酝酿过程，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描述。徐立望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华夏中心论的破灭而逐渐形成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早期维新者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理论，民族意识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早的体现，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民族主义正式形成。[19]袁咏红指出，民族主义思想是一种依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思想体系，它可以区分为原初型、次级原初型、近现代型三个阶段，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我国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罗雄飞、赵剑认为，1898年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该会章程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思想，成为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响亮口号，因此，保国会的成立可以看做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21]许小青认为，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对民族国家的模糊意识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热烈集中的讨论，确立了成熟的主权意识，提出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标志着民族国家理想的诞生。但对“中国人”的认同却朝着“排满建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两个方向发展。[22]王立新指出，大致在1905前后，近代民族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社会与政治运动，其中1905年前后的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是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成社会运动的标志。[23]
耿云志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即强调“华夷之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过了一段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对来侵的西方列强渐渐有所了解，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到了1920年代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24]沈松侨根据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践主体与其扩散普及的程度，将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与“启航期”（1895～1918年）、“操演期”（1919～1949年）与“着陆期”（1949年）等三个不同阶段。[25]
郑师渠把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并论述了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戊戌时期集中“保教”，但缺乏学理成分；辛亥革命时期以“存学”为己任；五四前后则是“国粹”学说风行时期，极力维护民族自信力，反对妄自菲薄。[26]
（四）近代民族主义的类型
在探讨近代民族主义时，对其作类型划分与某一、某些类型的具体分析，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郑师渠认为18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出现时形成了法、德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是集二者于一身，即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并兴。[27]胡涤非也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所认同的往往不是那个国家而是那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要建立民族国家。[28]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把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归结为某一类型是不符合历史的，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都已出现，只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种族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29]姜义华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达，相比之下，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则异常薄弱。这是由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救亡的急迫需要，而不是根植于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统一市场形成的土壤中。[30]申剑敏指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从种族、文化、经济、政治四个方面，试图重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符号，形成种族、文化、经济、政治四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潮。[31]沈松侨则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分为三种：社会或文化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32]探讨经济民族主义的论文还有马陵合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刘增合的《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等；探讨文化民族主义的论文还有郭洪纪的《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李良玉的《“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杨思信的《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刘育钢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暨爱民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取向》（《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王忠梓的《略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嬗变》（《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
皮明勇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论其中有多少个派别，多少种主张和倾向，它们都围绕着下列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综合扬弃问题”。从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的角度看，“有一种在辛亥革命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影响日大、终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主体的理论，这就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把包括满、汉、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当做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整体”。认为大民族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军事侵略、经济剥削和文化奴役，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大民族主义”以外，还出现了“小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中较有影响的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从争取民族独立途径的角度看，有主张根本否定民族传统的反传统民族主义和与其相反的民族保守主义、排外主义，还有主张以折中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的新民族主义，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强调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洋文明的结合[33]。
萧功秦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称为“自卫型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把这种由于民族危机而激发的、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产生的，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生存条件的民族自卫意识与运动，称之为‘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从社会分层看，这种“自卫型民族主义”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以保守的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34]。
高钟等撰文区分了虚骄、理性与虚无的民族主义。他们指出，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原生型民族主义——“夷夏之防”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形成一股强烈的民族虚骄之气，弥漫于清王朝朝野上下，并在昏聩的最高统治者——慈禧的怂恿之下达到极点，而酿成庚子大祸。庚子而后，近代西方理性民族主义开始张扬，但民族虚无主义亦有出现，而民族虚骄之气则成为潜流，暗中涌动。[35]朱学勤认为有理性民族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之分。
张鸣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城乡地理差异单列出“乡村民族主义”。这种乡村民族主义从作者的分析看来，应该介于朱学勤的分类之间。在上述分类中，划分标准略显单一。关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类型和结构的文章还主要有《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结构演变》《论理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等10篇左右。
俞祖华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一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做了总结性论述。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民族主义与复古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五）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
焦润明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极其丰富，它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恢复民族自强自信的内容，恢复对中华固有文化的自信，可以说是近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表现；陶铸国魂，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内容；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内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内容；全面赶超西方的内容。[36]
罗雄飞、赵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主要包括“民族自强”、“文化保守”和“维护主权”三项思想内容。民族自强思想则有“练兵制器”思想、“争利”“护商”思想与“变法”思想等不同层面。[37]
（六）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需要对其特点进行总结与思考。不过学界对近代民族主义特点的概括也不尽一致。
黄兴涛提出了他认为值得深入透视的三个现象与特点：首先，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列强欺压和侵略予以自觉回应的现代性思潮和运动，始终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其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包含“抗议与建设的两面”，总的说来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前述现象相关，它也表现出“反抗”或“抗议”的一面更受关注并凸显“建设”的一面相对发展不足的特点；最后，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以“中华民族”为主要符号标志，在通常所谓的“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的双重认同并存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现象和特色。[38]
萧功秦指出，在近代中国“自卫型民族主义”中，务实的民族主义是主流形态，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与一些后进国家的“自卫型”民族主义相比较，它不是依托某种宗教传统作为民族认同的凝聚力与基础的；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相比较，这种近代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由外部压力激发的“反应性”特点。[39]
史革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反对目标的双重性，既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又反对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二是始终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40]
易刚明指出，与欧洲民族主义相比较，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产生时间不同。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时间比欧洲晚。欧洲近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最终形成于18世纪。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基本形成于20世纪初。第二，形式和内容不同。欧洲民族主义属内源型，主要内容是借民族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实现民主主义，侧重点是个人政治权利和自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属外源型，内容主要是反对外来统治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侧重点是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发展权。第三，发展轨迹不同。欧洲民族主义是先有商品经济后有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商品经济较弱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1]
郑大华主张分阶段地分析、归纳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有三：一是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也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并认定解决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特征有二：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二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42]
卫金桂具体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国民显现出的高度自觉性，全民族自觉地反帝反封建；空前的广泛性，史无前例的社会覆盖面；文化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43]
（七）近代历史人物的民族主义思想
（1）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张顺昌指出，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1）民族内涵的界定。梁启超虽然不是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的，但从对“民族”一词内涵的界定来说，的确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科学意义的第一人。（2）中华民族的认同。1901年，梁氏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氏在“中国民族”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还明确提出了“大民族主义 ——多民族国家：富有中国特色的建国原则与模式”。（3）新民、培育新型国民，也是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对“民族”理论的借鉴与创新，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从富有中国特色的建国原则与模式的理论探索，到“新民”命题的提出，就其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均堪称同时代人的最高历史水平[44]。高强、刘海玲撰文论述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认为它主要来源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基本内涵为：联合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汉族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和主体；保存族粹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大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和核心，它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拓荒与奠基作用。[45]吴春梅撰文分析了近代民族主义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认为近代民族主义不仅使其以“维新吾民”作为“维新吾国”的主要途径，而且以开明专制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工具，这是他主张自上而下近代化改革的理论基础。[46]王凡撰文指出，1903年后，梁启超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此前其民族主义思想仍带有浓厚的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其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树立新的“国家观”，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新民”形象；二是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开发的大民族主义。[47]许小青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三个方面。[48]探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还有雷莉、刘宁的《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观》（《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暨爱民的《“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汪平秀的《论梁启超对“民族”概念的认识与使用》（《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
（2）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成为热点之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广为学者关注，不断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发表，如林家有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黎明的《论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南京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宝力格的《孙中山民族思想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年第5期），魏忠胜的《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4期），张正明、张乃华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徐凤晨的《论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史学集刊》1988年第1期）等，同时还有林家有的《建国以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和郭世佑的《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等学术综述。近年来，学者们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潘先林撰文分析了“五族共和”思想的内涵与实质。他指出“五族共和”思想包括共和政体下“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和“民族（种族）平等”三重含义。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对“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表述来自此前“共和统一会”对“统一”的解释。由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认为国内的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均已解决，因此，“五族共和”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同化，通过民族同化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49]崔志海撰文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在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上，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继承中国酷爱统一的传统，始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在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上，反对以强凌弱，提倡“济弱扶倾”，寻求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的辩证统一。这些特点，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民族主义思想往往具有的狂热情绪和各种非理性成分，避免了由信仰民族主义而走上大国沙文主义歧途，以及民族国家建立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不但有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亦有助于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不失为一份宝贵的人类共同思想财富。[50]近年来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还有林家有的《再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孙中山和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廖大伟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李小蓉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郭世佑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张瑜的《〈民报〉发刊词与孙文的民族主义》（《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娟的《浅议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张晖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学术解析》（《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曾成贵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理论月刊》2007年第5期）等。
（3）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李润苍在《试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一文介绍了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1897～1900年间章太炎是保清反帝，主张建立一个对外独立自主的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对外则以种族划分敌友，主张联日抗欧美；1900～1913年，对外主张亚洲被压迫民族在解放斗争中互相支援，对内要求“逐满”、“排满”，但也注意国内民族团结，并与建立多民族共和制国家结合起来；1913～1936年，他怀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放，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郑云山指出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二是将大量国学知识运用于反清宣传，使之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51]陶绪认为，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二是章太炎吸收西方近代“人种说”，完善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该文认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排满革命”制造言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52]他在另一文中认为，章太炎对“民族主义”比较完整的理解是在对严复的民族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53]其他论文还有庄桂成、陈国恩的《略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光明日报》2006年4月4日）等。
（4）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思想。蔡华撰文将毛泽东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其特点概括为：坚决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54]
（5）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黄顺力对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以传统观念看待“异族”统治者，引经据典宣传“反满”；在推动革命爆发的同时，又模糊了革命的最终目标；孙中山则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在提高国人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程度的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55]王东艳对章太炎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近代中国有两种民族主义：一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传统民族主义，主张以文化区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56]
（八）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与评价
民族主义是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双刃剑，这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它一方面促进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生，加速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进程，而与此同时，人类又在民族主义这样一面旗帜的引导下，成为人类灾难和不幸的重要源泉。如程人乾认为，“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保护神，又可能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椎”。[57]具体到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评价也是如此。但到底是积极作用更明显还是负面作用更大一些，学者的意见不尽一致。
有的学者更关注民族主义的积极影响。易刚明指出，民族主义形成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唤醒了中国人的近代民族意识，推动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促成了中国的近代国民意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促进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近代民族主义推动了中外关系由传统东方型向近代西方型转型。[58]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王中江指出，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一是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是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59]
有的学者主张对近代民族主义作更具体的分析。金冲及提出，民族主义是有两重性的，它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充满民族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本民族的利益。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或称民族沙文主义。它可以导致种族仇杀和对外侵略。另一种是对自己的民族怀着深厚的感情，充满民族自尊和自信，注重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万众一心地谋求本民族的独立解放并共同走向繁荣富强，而绝不能忍受外族强加给本民族的欺凌和侮辱，也不受他们的挑拨和分化；同时，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绝不因本民族的利益而任意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这种民族主义，是积极的，进步的。[60]
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体认，或者说是个人对民族国家表示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民族主义的类型非常多，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呈现多元化。学界已注意到民族主义的类型区分问题，在论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类型时，已有学者对其中的某种类型进行界定与阐明，如郑师渠先生论及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金观涛先生论及的“华夏中心主义”与张连国先生论及的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也有学者注意从某一角度区分民族主义的形态，如姜义华先生区分了族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61]本部分借鉴了以上研究成果，拟从不同角度区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几组类型，并从不同类型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归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的价值取向。
（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模式
我们不妨从以下角度入手区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模式：（1）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入手，可以区分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渊源于本国传统文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以后中原王朝屡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故夷夏之防的思想愈益发达。传统的民族主义虽也有“族类”观念，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但主要是以文化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据传统夷夏观，将中国文化和制度视为最优，而鄙视西人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鄙视他邦为“未闻礼义之风、仁者教化”的禽兽之国。这种从传统夷夏观中延续下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被称为华夏中心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它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62]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和发展后，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并成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殖民侵略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2）从民族主义作为本民族的忠诚心理所体认的范围入手，可以区分为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种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两种类型。这里，不妨借用梁启超的说法，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理之学说》一文中提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63]梁氏所谓小民族主义是指“排满”思潮，所谓大民族主义是指中国国内各民族联合抵御外侮、争取中华独立的主张与要求。
（3）从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或民族认同情结所采纳的不同符号入手，可以区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以种族为认同符号，强调从血统或种族上区分种族，如邹容在《革命军》中要求“厘清种族”即属此类。政治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权、政治主权为认同符号，强调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基本目标是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经济民族主义以倡导经济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综合国力为主要的内容。“实业救国”与抵制外货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旗帜。华夏中心主义解体后，文化民族主义以传统文化中仍被认为优异的部分即所谓“国粹”为认同符号，“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64]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承认中国物质文明落后于西方，但对民族文化传统却有强烈的自豪感。不过，这种自豪感背后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即由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无法与西方国家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
（4）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入手，或依其对传统、对现代的不同取向和排拒情绪的不同强度，可以区分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虽为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但其同时并存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用，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三种思潮均受民族主义倾向的支配。因此，有与之相适应的三种类型：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孙中山谈到“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到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均表明激进主义始终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握在手中；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是“最难”的民族主义，既要坚持个人本位、个人自由的理念，又不能忘怀民族至上、拯救危亡的救国关怀，其思路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争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显得曲高和寡；保守型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激烈反传统、自由主义力主全盘西化形成鲜明的区别，保守主义主张敬重、发扬传统，以此启发人们捍卫民族自尊的意识，故将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有全盘拒绝外来政教的复古型民族主义。
对近代民族主义类型的区分，还有其他方式，如还可区分为排外的民族主义与开放的民族主义，乡土的民族主义与中上层的民族主义等，兹不再展开。
（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格局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简要的分类后，我们就可以对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演变、消长的格局进行分析了。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前流行的还是传统的民族主义。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的传统民族思想主要是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族类民族思想，视满族为异类，欲彻底消灭之，以恢复汉民族的自尊自主地位；另一种是深信中国制度文化优于西方的华夏中心主义，这种旧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包括顽固派全盘拒绝外来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制度的复古型民族思想。洋务论者虽已放弃西洋各国是无文化的蛮族的看法，承认夷人亦有信义，但仍排拒外来政教，而维护本国政教尤其是本土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仍坚信中国作为世界道德教化最优的位置。洋务论者与顽固派均相信华夏文化最优、远高于世界各国，均属华夏中心主义者。
在1894～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士大夫心目中的中国制度文化优于西方的信念发生动摇，华夏中心主义心态解体。甲午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包括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大量输入，为中国近代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学理依据。从此，近代民族主义取代传统的族类民族思想、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盛行于中国思想界。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后，民族主义成了一种波及更广、影响更大，也更为复杂、更加难以驾驭的动员力量，民族主义的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以下依据前面提出的几组类型对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结构的演变作些提示性的缕析。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排满”思潮即小民族主义蓬勃高涨。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各民族联合共同反帝的趋势，而“排满”思潮的偏颇、局限也日益暴露，于是，“合族”反帝的大民族主义取代“排满”反清的小民族主义成为主潮。或说民族主义完成了由“满汉对立及排满”之“辛亥型”到“全民性外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65]
20世纪之交的“排满”思潮已不同于往昔的“反满兴汉”、“讨胡诛妖”的传统族类民族思想，而是与争民权、求改革、求革命的思想结合起来，已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排满维新”、“排满革命”相继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口号。鼓吹“排满”最力的是章太炎。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宣称，今日为民族主义之时代，种族之界必不可破。他在《訄书·原人》中要求“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族为断”，认为满族“其族类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就在章太炎等人高举“排满革命”的旗帜的时候，立宪派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树起了“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梁启超提出“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人类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66]康有为也强调“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并建议将这一共同体命名为“中华”，他说：“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67]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使用了“民族”一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68]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界定了“中华”，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他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又提到：“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9]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样，“中华民族”这一包括中国国内各族在内的共同体概念形成了。
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认同了“合族”反帝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洲人”，并进而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主张，希望“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把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70]。希望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71]除从强调满汉之辨到强调民族融合这一层外，孙中山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另一层含义即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外国的民族压迫。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后来毛泽东宣布：完全赞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国内各民族联合共同抵御外侮的主张成了人们的共识。
第二，20世纪初近代民族主义刚形成时，其特征是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达而经济民族主义则相对薄弱。实现“驱除鞑虏”、“五族共和”后，族类民族主义趋于退潮，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则一直高涨。
族类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均是指“排满”。因此，这里对辛亥前后族类民族主义的涨落不再赘述。
政治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近代民族主义最初形成时就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为中心内容。革命派、改良派都表达了这一思想。1902年6月《政艺通报》第7期刊出邓实《民族主义》一文，将民族主义概括为“合一群，同道德，同法律，同风俗，同文学美术，而组织完全无缺之国家者也”。1903年《游学译编》第10期刊出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提出：“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同年《浙江潮》第1、2、5期所刊余一的《民族主义论》一文所下定义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提出三大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后，汪精卫在《民报》第一号刊出的《民族的国民》中强调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组成民族国家：“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之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孙中山后来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国成立后，政治民族主义继续高涨，由于“反满”主题的退隐，反对帝国主义凸现为中心课题。20世纪初政治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较多地与反清、与解决内政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民族主义第二波高潮、第三波高潮则主要是与反帝、与抗击外国殖民侵略结合起来。“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等激起了政治民族主义的第二波高潮，其重要事件包括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五卅运动等。这一时期中共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均把反帝作为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激起了政治民族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全国掀起了抗日风潮。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各党派激于民族主义，精诚团结，共赴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坚持反美的民族主义，打败了美蒋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20世纪初，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趋于衰落，但一些人基于“西方物质—中国精神”的模式，把认同符号落实于仍被认为最优的精神文化上，形成了现代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注意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开始出现的这一文化现象。他指出，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72]戊戌时期，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初步形成，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保教”的口号，并试图创立孔教与基督教抗衡；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邓实、黄节等提出“保教”的口号，兴起国粹主义，以保国学、提倡气节、恢复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为宗旨；五四时期，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提出了“东方化”的口号，倡言以中国文化拯救陷于物质疲惫西方的东方文明救西论，预言全世界将走上中国的路向；30年代以后，新儒学作为一个流派开始形成，并成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还有非主流的国民党官方的文化民族主义。最能代表国民党文化民族主义的是1935年1月10日由官方授意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该宣言要求以“中国本位”即此时此地的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实际上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
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相对薄弱，但也有一定的声势。郑观应等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提出“商战”的口号，即以经济抵制的方法，来抗拒列强的经济榨取。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设厂制造，对华经济侵略日急，有识之士提出“设厂自救”，并兴办实业。20世纪初，各省绅商纷纷成立路矿公司，发起收利权运动、保路运动，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形成。1924年，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着重指出，列强不仅用政治力征服我们，还用经济力压迫我们，“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压迫更厉害”。不过，当时难以将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经济民族主义只能从属于政治民族主义，因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73]
第三，近代民族主义结构演变的又一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最为发达，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处境尴尬发展艰难，复古民族主义已成余音但未绝响。
激进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即主张以武力为手段进行“种族革命”、民族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救亡压倒一切，人们必然倾注全力进行政治斗争，乃至采取战争这一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形势使得能够表达政治救亡的激进要求、激昂情绪的激进民族主义成为最炽热、最高昂、最持久的一种类型。同时表现为文化上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者对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激进批判的立场，仍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正如鲁迅所言：“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保存我们。”[74]以反叛民族文化作为实现民族富强的手段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选择。清末激进主义主要由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组成，两者均主张“革命排满”的激进的族类民族主义。民国初年有激进民主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这一理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思想是确认帝国主义已将世界各民族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大类，号召被压迫民族为取得国家独立而开展民族革命运动。这一理论对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稍后，国共两党都把中国的不幸归罪于西方列强入侵，并响亮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愿望。
保守型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几乎是同义语。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民族矛盾愈尖锐，保守主义情绪愈炽热；民族危机愈发展，卫护本土价值系统的愿望愈强烈。保守主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在激进民族主义与保守民族主义双峰并峙的格局下，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无论是以反帝为号召的激进主义者还是以弘扬传统价值观念为职志的保守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由主义置于与民族主义轩轾对立的境地：以其为帝国主义代言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75]严复、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不接受以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祸源，而认为中国的困境主要是因为自身的衰败和虚弱。胡适在1929年写的《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结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帝国主义不在此列，“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破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76]他们认为应该把中国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民族的自救上，而空喊反帝是无济于事的，民族主义也不足以救国。严复说：“民族主义者将遂足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77]胡适说：“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78]在救国关怀与个人本位的两难选择中，他们努力地卫护着个人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这种立场在反帝意识激荡的近代中国，自然要处处碰壁。它似乎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但如果沿着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向内追录，就会发现其中也蕴涵着民族主义的情思。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只是更倾向于通过自强与诚恳地向西方学习实现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排外主义。他们推崇个人自由，是将它作为民族国家达到自由与富强的一种手段。胡适曾说：“现在人有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79]这是自由主义者一相情愿的设计。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个人本位，只能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趋向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发展到了极限，自由主义者难以再坚守在象牙塔中，改变了以往片面凸现个人理念的做法，而将关注焦点转向民族主义。胡适也放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为救亡奔走呼号，在驻美大使任上获得了“属于最有见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美誉。[80]
（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价值
在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消长的现象背后，我们再追寻一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主导的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可以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界定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以下稍作诠释。
（1）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的核心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81]不依赖、不仰仗他国如指望“以夷制夷”，指望国联干涉之类，不被动地受人欺凌、侵犯，而且，在文化上要有主体意识。这种尊严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尊严，为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维护、享有。在“排满兴汉的小民族主义”与“合族反帝的大民族主义”两种类型中，主流是后一种。主导的价值是“四万万人”，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从改良派主张“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到孙中山倡导“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82]到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83]各种政治力量都体认这一价值。其实，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各民族心理与历史意识之中。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们强调以中华一体、国家一统为体认基础，效法斯拉夫、德意志、意大利，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团结在民族救亡的大旗下共同奋斗，挣脱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奴役，洗刷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恢复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2）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及自尊是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是其基本途径。民族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是维护本民族优良的传统，使其不至于因无谓的丧失而失去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尊。现代的民族主义应该是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历程的中介。一方面，要尊重、珍爱民族文化传统，现代化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并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力量，必须与民族传统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又要认清民族尊严主要来源于国家实力，或者说是建立在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落后必被欺凌，自强才有自尊。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在国力落后的情况下，指望以文化方面的“优越感”保持自尊，只能是一种虚骄，一种自欺欺人。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所维持的自尊自然不可能维持多久，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现代民族主义形成后，尽管有多种形态、多元取向，除残存的复古型民族主义，均程度不同地接纳、认同现代化。对民族文化传统认同多于批判的保守型民族主义也肯定西方物质文明和民主、科学。正是从接纳现代化——包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民主、建构多元的现代价值体系的意义上，我们确认“现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导的价值取向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加快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才能应对“球籍”问题的严峻考验。
（3）开放的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都存在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坚夷夏之防、排斥外来文化的民族意识，但它不能构成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并不断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开放的民族主义。甲午战争前，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率先摒弃了华夷之辨的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确立了各国平等相处与学习外国长处的新观念，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批评华夷观念。甲午战争后，随着华夏中心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大同思想、世界主义兴起，因此，开放的民族主义更逞强势。康有为一面号召保国、保种、保教，一面又设计、宣传破除“九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越恨它，越要学它；越学它，越能报它，不学断不能报”。孙中山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又反对盲目排外。早在1897年，他就明确声明：“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84]后来，他又解释，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但“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85]他一直致力于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五四知识分子一面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一面激烈地反传统，表示对于学术文化“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主张对外国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在新时期，一种具有更加开放态度的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崛起。
（4）理性的民族主义。有见识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理性地认识中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坚持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对策、处理问题，避免情绪化、非理性的行动和空泛、迂腐的言词，摒弃“面子必得，实利可捐”的陈腐观念。“爱国的自大”语多天朝、天恩、国威、国脉、“说不”之类，颇为慷慨激越，似能逞一时之快，但这种毫无实在价值的虚骄心，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误国的民族主义。近代以来有不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理性地思考与处理问题的例子。如林则徐把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理性的民族主义珍视和平的价值与理念。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就讲到“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美德，是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根据这种和平的理念，理性的民族主义对内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共促祖国的繁荣，共享祖国的尊严；对外主张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共谋发展，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人民酷爱和平，近代的反侵略战争是在外国列强仗势欺人、挟枪来犯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一种反应。中国恢复了民族的地位，不应、不能、也不会走西方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老路，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有保障。当时，在国际上有人煽动“黄祸论”，类似于当今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许多人士对“黄祸论”进行了批驳。孙中山针对“黄祸论”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86]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张抵御外来战争，却极少主张对外扩张的。法西斯型的非理性民族主义虽一度在中国出现应和者，但其影响很小。
总之，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具有凝聚力、动员力的一种思潮，但某些类型又有破坏力、负面性。我们要加以总结、吸取，以历史的智慧引导民族主义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三 民族主义：近代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与类型区隔
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但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三种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达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具有广泛感染力与强大动员力的一种情感、意识与思想体系，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正如罗志田先生所指出：近代中国思潮纷呈，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各类思潮背后有一条潜流“不绝如缕贯穿其间”，“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87]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作，民族主义正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是三大思潮具有同构性的重要方面。[88]曹跃明的《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思潮与民族主义运动》[89]等论著涉及了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的关系。笔者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90]一文中，也谈到过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互动形成了民族主义的三种类型，即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或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这里就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的互动及基于民族主义的三大思潮的离合再略谈管见。
（一）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
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主题与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就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凝聚共识的思想基元，成为各派人物、各种思潮共同高擎的一面大旗。在这种背景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思潮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都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均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有着强烈而深刻的体验，对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有着热烈而殷切的期待，对实现民族复兴的救国方案作了精心设计与不懈求索，只是他们对民族危机的忧思与对民族复兴的关怀之表现方式、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三大思潮并立架构的思想格局也大体成形于这一时段，民族主义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思潮的统领、渗透、涵盖与同构也从此开始。民族主义自始至终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与制约着三大思潮的思想框架，三大思潮则从不同方面丰富着民族主义的类型与内涵。
激进革命者、被研究者纳入激进主义阵营的先驱者，对民族苦难有着清醒而峻急的自觉，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与激烈手段实现救亡，希望通过“民族建国”实现民族复兴，总是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于民主主义的位置。也就是说，激进主义者始终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谭嗣同被有的学者称为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他激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主张采取不惜流血的激进变革态度，是因为他认为专制制度和思想、“满清”政权的腐朽统治阻碍了中国进步，是出现“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惨剧的根源。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三次导致政权转移的激进革命，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利用了民族运动的旗帜，其基本的原动力是民族主义。辛亥型“反满”民族主义是革命派反清革命宣传的基本理论资源与革命运动的基本动员手段。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最先被明确与凸现的思想主题，民族→民权→民生的序列是三民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孙中山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在近代史上最早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声，并沉痛指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严峻的生存危机：“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文物裳冠被轻于异族。”[91]革命派的其他人士在宣传革命的文章与著作中都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强调“革命必剖清种族”。1905年10月，孙中山写了《〈民报〉发刊词》，该文在同盟会十六字政纲的基础上，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被置于三民主义的第一项。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同等重要、同样急迫并且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两次去做。”[92]揭示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的紧密关联。民族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的合力促成了以光复为特征与表现形式的现代第一次政权转移。
民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御外侮的思想取代“排满”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激进主义即在引领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这种发展变化。激进民主主义者领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及“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基本口号，标志着民族主义完成了由“满汉对立及排满”之“辛亥型”到“全民性外抗强权”的“五四型”的转型。[93]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很快接受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并于1922年6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主张。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主张，但在“五四型”民族主义与中共影响下，孙中山对民族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国民党之新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94]无论是五四口号、中共民主革命纲领，还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都将民族主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并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两个目标并列。国共两党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和阶级立场，“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问题上”达到了“基本上一致”的结论。[95]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意识的黏合下发起了国民革命，促成了从北洋军阀政权到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次政权转移。“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96]。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97]共产党人一方面在政治原则、政策策略层面运用“爱国主义”、“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等民族主义话语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其最成功的运用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层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对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追求，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及具体成果，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98]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三次政权转移。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近代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民族建国的目标而努力，但“惟有共产党满足了中国许多忧国忧民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99]
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其正面意义在于丰富与充实了民族主义的民主内涵，同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实现激进主义目标的强大动员手段。其负面意义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民主主义为民族主义所牺牲的现象，如辛亥革命时以为把“满清”皇帝赶下台就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了，再如五四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相融与关联也可追溯到19世纪末思潮生成之时。自由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出场正值甲午战争后瓜分狂潮出现之际，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规约着其价值取向，国家富强的目标成为自由主义在个体价值之外新的关注焦点，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深切的民族主义关怀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必然属性。严复被有的学者推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他之所以引介西方自由主义、开启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毋宁说民族主义目标的驱使。他撰写了《原强》一文，翻译了《原富》一书，要追溯富强的本源，并根据西方的经验将富强的本源归结为基于自由的个性活力。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100]这样，自由被看成了救亡图存的途径，被看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手段。他们在个体自由之外，提出了国家自由、国群自由，并认为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后者更为急迫。严复是如此，胡适等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深知个体主义、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又认识到争取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更是当务之急。严复提到“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为自存之至计。”[101]梁启超也认为首先要争的是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胡适指出：“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弱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102]针对自由主义而言，它“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故可为我所用，作为救国建国的材料，仍凸现了自由的作为工具理性的价值。胡适意识到了国家富强与个体自由之间的两难，以“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救国先“救出你自己”的形式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连接在一起：“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103]民盟主席张澜也曾表示：“我们同盟的立场，不但一向是以国家民族为立场，也将永远以国家民族为立场。”[104]“以国家民族为立场”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足见民族主义是多么深刻地制约着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说。
被视为救亡与富强工具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以个体自由为核心与出发点的原版自由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别，也就是说由于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联，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生了对西方思想的“变型”与“误读”。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由于与民族主义、与救亡目标的结合导致的民族主义诉求对个体自由的核心价值的遮蔽，看成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根源。我们认为，自由主义如果没有这种对民族存亡的关切，没有这种与民族主义的关联，那就连“十字街头的塔”都谈不上，而只能是悄无声息的书斋中的学理。
保守主义思潮也内蕴涵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康有为被不少学者视为保守主义思潮的开启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情怀。他于1898年4月组织保国会，在其所作的《保国会序》中，呼吁“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唯有“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保一大国”。[105]又在《保国会章程》宣布该会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106]20世纪初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也贯穿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指出，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时代，“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107]他们之所以要提倡保存国学、保存国粹，是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08]视保守主义为滋养民族主义的养分。
正是基于三大思潮贯穿的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正是基于三大思潮在民族主义诉求上的同构性，才使得不同派别的思想人物能够合组成一个阵营，或组成一个联合战线。如被视为激进主义源头的谭嗣同，被视为自由主义开启者的严复、梁启超与被视为保守主义开启者的康有为组成了呼唤变法图存的维新派，激进民主主义者孙中山、自由主义者蔡元培与国粹主义者组成了革命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联合阵营，而政治立场迥异的国共两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适也在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并获得了“属于最有见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美誉。
（二）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言说
民族主义是贯穿三大思潮的一条共同线索，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但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1）学理渊源与话语形式不同。激进主义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话语有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与中共的民族主义都明确地提出了反帝思想，并把反帝反封建军阀、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均受到了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中有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者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话语有自强、自存、自立、民族自救、民族建国、民族反省等，其民族主义思想更多地接受了进化论、自由平等学说、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观、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西方思想的影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109]号召国人“合群”保国、“善群”强种，根据进化论提出的保种、合群等思想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序曲。于1901年最早正式提出“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在所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介绍的西方近世国家学说，提出以民族主义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他还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110]保守主义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基本话语有民族复兴、民族文化复兴、保教、保国、保种、保存国粹、中国化、东方化等，其民族主义思想要比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更多地从传统思想资源中吸取了营养。清末国粹派的排满民族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援引与转换了“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章太炎明确指出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浇灌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11]
（2）对民族危机的体认与回应方式不同。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生存危机与民族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激进主义对民族危机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表现如亡国灭种、主权沦丧、山河破碎、不平等条约、当亡国奴等的体验尤为深痛，认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尤其是列强的军事政治侵略是造成亡国灭种惨剧的祸根，更倾向于通过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的手段来回应危机。激进主义在表达民族主义诉求时通常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凸现把国家主权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20世纪初，革命派在鼓吹民族主义时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族的国家”的目标，余一的《民族主义论》给“民族主义”所下定义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112]孙中山也强调建立汉人政权是“反满”民族主义的根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113]中共二大所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也包括了“统一中国本部（东北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目标。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更倾向于从思想文化层面去理解民族危机，实质是把民族危机理解为民族文化的危机，主张从民族文化入手谋求民族自救之路，“‘以思想为根本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以文化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性质，或说是采用文化的进路来解决民族问题。在这个范畴里，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可划入”。[114]对解决民族危机的政治的进路与文化的进路的不同选择，对厘清三大思潮有着关键意义。从文化入手可以将同情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与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加以分开，但我们有时对同样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难以区分。但在民族危机的回应方式上，对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加以厘清：激进主义更倾向于政治的进路，更倾向于政治民族主义的手段，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之初号召青年从道德方面去修身，但也很快转向赞成“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保守主义更倾向于文化的进路，更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手段，寄希望于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复兴民族；自由主义徘徊于政治的进路与文化的进路之间，或如胡适在谈政治与不谈政治之间迟疑不决，或区分为观念型人物与行动型人物，但即使是行动型人物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也着力有限、影响有限，有时对民族运动直接提出质疑。胡适提出民族主义包括排外、保守民族文化与民族建国三个层次，认为民族建国是最高也是最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对罢课、游街等“直接行动”的政治民族主义手段不以为然，五卅运动发生时，他表示：“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项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115]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意识，是一种思想观念，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激进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很好地做到了观念与行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保守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民族主义观念的层面，自由主义对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有介入却更保持着距离。
（3）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选择不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均更倾向于文化的进路，但两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截然不同。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认为要复兴民族就必须复兴民族文化，因而主张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主张张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希望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解决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民族生命的延续问题。保守主义者有较浓厚的民族文化自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的“优异”价值尤其是本土文化在精神层面的绝对优先性有着近乎虚骄的自信，认为民族意识只能从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生成，认为只有保存国学、保存民族文化才能保存国家、保存民族，因而致力于承继、弘扬民族文化。晚清国粹派深怀学亡国亡之惧，深信通过保国粹、讲国学方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欲谋保国，必先保学”。[116]梁漱溟认定“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而人生态度只是一种文化态度，要复兴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只有期待“中国文化的复兴”。[117]钱穆指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118]从康有为的“保教”，到晚清国粹派的“存学”，到东方文化派的“东方化”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再到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都体现出卫护传统文化与排拒西化的倾向，体现出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民族共同体之认同符号的用心。自由主义虽也主张从文化入手解决民族命运问题，但却采取了激烈否定民族文化、激进反叛传统文化的立场，主张充分吸取西方文明的成果，陈序经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自由主义者凸现了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消极性，认为民族的劣根性与民族文化的落后性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根源；认为要解决民族生存、民族命运问题，必须改造病态的民族性，必须整体上拒斥传统文化。胡适于1934年写过三篇论“信心与反省”的文章，指出对于国家民族有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但这种信心应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歌颂过去上，不能陶醉于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要明白“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119]激进主义在文化上的态度是既有别于保守主义“复兴中国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又有别于自由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鼓吹现代化、西化而抹杀民族文化的矫枉过正态度，致力于建立既激进反传统又强调“民族特性”“民族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西会通基础上的民族新文化。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主张激进反传统，但两者对民族文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于反传统，局限于批判民族固有文化，但激进主义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主张日渐明确。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就提出了走向“第三种文明”、建立新型文化的构想，到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又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20]
正是有上述区别，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使三种思潮对民族主义的表达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
（三）三大思潮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三种次元类型
我们再对与三大思潮对应的民族主义的三种次元类型作些简要的梳理与诠释。
（1）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交集点在于通过“直接行动”、民众运动、民族运动等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驱除被认为是民族危机祸根的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其基本目标，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与民族战争是其基本手段，救死不遑的紧迫感与只争朝夕的峻急心态是其基本特征。激进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清末“反满”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革命结合的“排满革命”，有五四运动时期民族运动与激进民主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基本口号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反帝民族运动与反军阀争民主结合的国民革命，有民族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可以看出急于从列强压迫下实现民族解放的心理与急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上“根本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很容易合拍，导致急切心态与激进运动。孙中山在与严复的辩论中表达过“侔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焦灼心态。陈独秀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kn呢？”[121]毛泽东后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这种激进姿态不仅体现为以民族革命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激进主义，还体现为激烈反传统、以文化革命建立民族新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22]
（2）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连接点、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在近代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自由”意味着国家是保障自由的公共结构，而自由是富强国家的工具。在自由民族主义的连接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各自规定了对方的边界，自由主义规定着民族主义不能背离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而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规定着自由主义不能背离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现出近代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兼顾个体价值与国家利益、自由民主与国家民族、个体自由与救国关怀的两极取向的意图，但这是极艰难的一种选择。他们在这种两难选择中，努力地维护着个人主义的价值与理念，强调自由人格是新社会、新国家的基础，主张救国要从救自己入手。胡适批评了某些人对个人主义的嘲笑，指出国家、社会需要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他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123]在反帝意识激荡、救亡压倒一切的情势下，自由主义者反对空喊反帝而强调自省自强、主张反叛民族文化而诚恳地学习西方，努力守护个体主义的理念，显得曲高和寡与不合时宜，“无论是以反帝为号召的激进主义者还是以弘扬传统价值观念为职志的保守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由主义置于与民族主义轩轾对立的境地：以其为帝国主义代言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124]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上是有共同点的，但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而主张走和平转移、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他们意识到了通过这一途径建立民族国家的艰难性。胡适提到：“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125]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排外主义，不赞成拥护旧文化，主张以和平手段建立民族国家，显示了其理性的一面，故自由民族主义又被论者称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观点看，自由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接纳现代化、和平改革、中道理性、反对排外主义、反对守旧、个人本位、建立民族国家等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也有利于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但对当时挽救民族危机来说则未免缓不济急，因此，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又成为近代最尴尬的民族主义。
（3）保守型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与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也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者”。[126]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保守主义的次元类型与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其共同点在于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坚持，在于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肯定，在于把民族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基本符号；区别则在于文化保守主义侧重的是民族文化的延续性如“接续道统”口号所内蕴的信息，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的独立性，如“中国本位”所传递的意蕴；两者对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态度也有差别，即文化民族主义对文化现代转型持更开放的立场。郑师渠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等论著梳理了文化民族主义从康有为的“保教”、国粹派的“存学”、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东方化”及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等阶段的发展历程，这大体也就是我们这里论及的保守型民族主义的基本线索。但不能把保守型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完全画等号，保守型民族主义虽以文化的进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本路线，但它除了对民族文化的守护外，也在其他领域展现着民族主义立场，如康有为除了提出“保教”口号，还提出了“保种”“保国”这类属于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范畴的主张。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要正确认识其历史价值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为了有利于对民族主义作出具体分析，对其作出层次的（区分作为民众意识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原则的民族主义与作为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类型上的区分是有必要的。在分析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互动的基础上，区分与三大思潮对应的民族主义的三种次元类型，即激进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有帮助的。
四 民族主义涌动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
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久远的文化传统是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但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体认却是在近代中国对抗列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开始的，尤其是1894～1895年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正式觉醒的起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传入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于1898年的《东籍月旦》与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率先使用了“民族”“民族主义”两词后，“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等概念跟进提出。梁启超又在1902年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江苏》杂志则于1904年发表了《民族精神论》的文章。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奠定了价值基石，而民族精神又成为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精神动力。
（一）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提振与升华
民族危机发展、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自觉，对于促进中华民族觉醒，对于民族文化认同，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提炼有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近代走向世界并出现西方文明这一强势的“他者”之后，正是在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形成之后，使得对本土文化的认知、自觉与反思成为可能，也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因与西方主流价值的碰撞，因与现代性的接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走出中世纪、融入现代国际秩序，民族危机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与民族精神的培育来说，既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文化危机，同时，也通过接纳现代性孕育着新的生机。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接，一方面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使西方文化元素融入中国文化。杜维明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他指出：文化中国所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是儒、释、道，现在我们还有民间的传统，各种西方的思潮，这都是属于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资源是多元、多样，非常丰富。他还以“三个意义世界”来阐明其“文化中国”的说法：第一意义世界是指只包括所有的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社会；第二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台、新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意义世界是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
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在近代中国面临大变局的背景下，随着走向世界与时代进步而获得提升、发展。在近代中国，一方面传统民族精神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爱国情怀、自强精神、宽和观念、对理想人格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等在新时代都有新的表现，发挥了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中支撑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在时代大潮与外来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实现了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一些迥然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民族精神主要是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精神得以生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并与人类普世价值有了更多的对话和沟通。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概念生成与内涵体认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民族”概念与首倡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也是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同时又率先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思考。1899年，他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欧洲世界史著作时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词。他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127]他还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28]这是近代思想史上最早使用“民族主义”一词。后来他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此后，“中华民族”的概念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梁启超也成为较早关注民族精神问题的人。郑师渠先生认为，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当属国人最早揭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文字，梁在文中写道：“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梁氏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重团结、重德行、重爱国、重人文五个方面。[129]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之提炼与体认的影响。
（二）民族精神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精神基石
在民族危机发展的背景下，在走向世界、迈进现代国际秩序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成员不仅形成了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政治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归属感，而且，在强化对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传统，包括强化对久远的记忆的皈依中，对本土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得以发生发展。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民族精神的体认，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它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
先驱者充分认识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意义。严复认为国性是一个国家成立的重要基础，而国性则成于教化、成于文教，故而他主张尊重与体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前提。他说：“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130]他还指出：“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131]章太炎也同样强调“国性”的重要，称“孔子之春秋，要在于述行事以存国性”，“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
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是国人对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华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对其中的精髓与优秀部分的体认。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产物，作为中西交流后与“西方文化”、“外来文明”的一种比照，近代出现了与现代民族、现代国家相联系的国粹、国学、国故、中华文明等词汇，这些词汇无一不在提示着深层而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相对于以往“华夷之辨”格局中的华夏文化认知，近代出现的“国学”等词汇体现出对万国并立的国际秩序与多元并存的世界文化生态的认知。
近代先驱者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一再强调了“学”与“国”、“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一再强调了国学存续与国家兴亡的联系，一再强调国学是培育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重要源泉，一再强调提振民族精神对拯救民族危机的重要性。1906年8月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发表讲演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来有能诋为无用者也。”[132]国粹派在分析“国”与“学”密不可分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学、民族文化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133]“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134]
“国学不仅仅指传统学术，尤其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135]在近代文化自觉、文化反省与文化认同的历程中，在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等词语的同时，“民族精神”、“民族魂”、“国魂”等词也浮出瀚海。国学把民族存亡与国家发展视为根本性的关怀，并把挺立国魂、稳立民族精神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关键性的支撑点与动力源。
·附录·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136]
2006年8月21～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等机构联合主办了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该学术会议为代表的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成为当年中国的十大学术热点。
2006年8月21～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举行，这是继2004年湖南吉首第一届研讨会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耿云志研究员、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等来自美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及内地北京、山东、湖南等省市的80多位在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和集中，本次会议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大会主题，提交会议的60多篇论文在这个主题下，围绕民族主义思潮的概念定义、学理渊源、发展脉络、层次类型、思想内涵、个案对象、价值评判、研究方法，以及民族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是对这一思潮展开讨论的基点，在对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外延范围的认识，个别学者作了很宽泛的理解，如易华在《民族主义的系谱——从归纳到演绎的尝试》一文中认为“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为中心考虑问题”，民族主义者“就是以民族主义思想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人”，并据其标准，将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均称为民族主义者。有的学者对民族主义作了传统和近代的区分，郑大华在《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以下简称郑文）一文中提到：“否认中国古代有民族主义的产生”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认为“由于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的产生也自然较早”，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和“华夷之辨”观，而近代民族主义则形成于20世纪初，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民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以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传统民族主义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族思想都借鉴了这两种思想资源。张宝明的《阐释与启示：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谱系的嬗变——以〈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杂志为例》一文也认为民族主义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心路历程。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要有严格的限定，强调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是世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而形成的一种思潮，此前中国传统思想和人物实践中体现出的某些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将不在该问题讨论的视野之内。冯夏根的《罗家伦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以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为中心》一文认为：“民族的形成由来已久，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则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相联系的。”翁贺凯在他提交大会的《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西方学理”与“中国问题”》一文中也提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意识与集体情感，而且是与现代性变迁和民族建国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的作者陈先初，他也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是“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伴而生并联系在一起的进步社会思潮”。
关于民族主义的内涵，耿云志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一文中提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种形态，“最初级的是以‘排异’为主导”，“进一步，以民族权力为主导”，“最后，是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民族主义”。郑师渠注意到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的内在联系，在《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一文中提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构成了其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与根本的思想基础，并将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表述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其一，道中庸，重和谐”。“其二，重统一与团结”。“其三，重德。”“其四，重爱国”。郑大华的文章虽然主要探讨的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问题，但对民族主义的内涵也有涉及，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郑文是这样表述的：“建立独立、民主和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二）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与生成
近代民族主义既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也传承了本土资源中的民族观念、民族思想，有着中西学双重文化的学理背景。郑文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都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就近代尤其是晚清时期的思想家来看，他们大多先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后来才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种民族主义（即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他们的思想中是并行不悖的。”多位学者注意了西方学理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翁贺凯在《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西方学理”与“中国问题”》一文中甚至将了解西方背景视为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基础工作之一。他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西方学理、对其基本特质的理解首先是不充分、‘不到位’的，很难设想我们能对民族主义的‘中国问题’作出准确的理解。”具体到究竟那些西方学理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产生过实际影响，被学者们提到的有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美国的门罗主义、传教士的民族性话语和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等。王宏斌的《论斯宾塞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一文认为：“晚清输入中国的西方社会进化论主要有两家：即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赫胥黎的‘互助进化论’。”并进一步强调：“仔细阅读清末报刊上的各种论著，可以发现，中国思想界的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斯宾塞的学说。无论是改良派的严复、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无论是主张温和改革的官员代表还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深深地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烙印。”认为“斯宾塞社会学的输入，对中国变法改革、合群结社、争取民主、发展经济、民族独立以及社会进步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套理论根据，对于晚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宏斌的这篇文章不仅搭建起中国民族主义与西学的关系桥梁，而且挑战了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晚清学术界主要接受的是赫胥黎“互助进化论”思想的传统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与关注。郭双林在《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一文中对晚清流行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个民族主义性质的口号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它是“从门罗主义引申来的”，并揭示了这一口号中“中国”与“中国人”两个概念所蕴含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内涵。黄兴涛的《明恩溥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性改造话语—— 〈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在华传播研究》是将中国民族主义置于西方视野进行解读的另一篇文章。作者认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出版后，曾经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世界有关中国民族性著作中阅读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认为其有“在阐说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方面……更为系统、也更显敏感、更加具体生动”的特色，“客观上对国人反思自身的不足、改造国民性，也产生了直接的刺激作用和认识上的多层面影响”。《中国民族主义倡导与国际认同的困境——从清末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谈起》一文的作者李帆指出，清朝末年，以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李帆认为，“政治上，此说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倡导，尤其是有助于激进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的主张相吻合，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而着力从本土思想资源中寻找近代民族主义学理渊源的论文有梁景和的《清末“尊黄”思潮与民族主义——以〈黄帝魂〉为中心》、张昭军的《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以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为例》和贾小叶的《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观念的演变》等文章。梁景和的文章从唤醒汉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推动国人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两个方面，论证了清末“尊黄”思潮对民族主义生成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同时，对这一思潮的负面影响，如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以及对封建主义批判的模糊等，也作了剖析与批评。张昭军的文章则通过对近代民族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分析，重申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的结论，虽是一个传统话题，但其游刃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论证方法，仍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夷夏观念作为对中国传统族类意识颇具普遍性的表述符号，其在近代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这种演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究竟起了何种作用？贾小叶的文章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认为“19世纪中后期，夷夏观念的演变是复杂的，就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仍然依据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盲目排外；而在上层，夷夏观念的演变则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而作者强调，“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正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同样讨论传统资源与近代思想发展关系的还有邹小站的《华夷天下的崩溃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等文章。
（三）关于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研究
对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研究是这次会议的亮点与特色，这种个案研究既包括对某一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解读，也有对某一派别、某一思潮民族观的梳理，还包括对一些重要文本如《独立评论》《观察》《国民外交杂志》等刊物民族主义倾向的讨论。
对个体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除前已提及的郑师渠的《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和耿云志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等文外，还有张晨怡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先声——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一文中提出，郭嵩焘在长期的涉外活动中，摈弃了传统的夷夏之辨，树立了新的世界意识，形成了以多方面学习西方、谋求自立自强为中心，以保卫国家、反抗外来侵略为宗旨的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成为从坚持夷夏之辨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具有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行者。喻大华、李孝君的《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情怀》一文认为在康有为的思想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存，他一生不改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志向，还倡立孔教以抵制西方的宗教侵略，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先锋，但同时他又是一位超乎种性国界的世界主义者，其所著《大同书》以全人类的休戚为着眼点，表达了世界主义的情怀。探讨康有为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还有王先明的《“参采中西创新知”——兼论康有为戊戌“新学”的民族主义的特征》一文，该文认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新学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转型，当时西学已经成为近代新思想、新文化构建的重要因素，但在其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构建过程中，其民族主义文化本位立场仍不容忽视。史革新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探索》一文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时代内容概括为“反对清朝实行的民族压迫，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尊严，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主义紧密结合，始终贯穿近代民主精神”，“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实行民族主义、复兴中华民族之精神动力”等四个方面，并认为他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发生的民族危机作出了及时与正确的回应。张玉法的《晚清的民族主义（1895 －1911）：以章太炎为中心的观察》一文将晚清以汉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分为民族国家主义派、多民族国家主义派、文化民族主义派和经济民族主义派，主张“民族国家主义派是以对抗满清为首要目标的”。作者以章太炎的主张为例，着重阐述了革命派所主张的民族国家主义，并指出在文化民族主义方面章太炎以国粹抗西化、以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辨反“满清”；同时认为章太炎还是多民族国家主义者，其多民族国家主义是以汉人执政为前提。赵慧峰等的《严复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一文对严章两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了比较，指出两人的民族思想呈现了各自的特色：严氏较多地从西学中摄取了养分，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连接为自由民族主义的话语框架，而章氏受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较深，其思想被纳入了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交集的保守民族主义的言说轨道；严氏倾向于满汉一体的“大民族主义”，赞成建立多民族的国家，而章氏主张“满汉之辨”的“排满”“小民族主义”，较认同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严氏专注于思想文化启蒙，彰显为一种以“西学救国论”“文明排外论”为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而章氏的文化民族主义以“保存国粹”“以国粹激动种性”为中心观念，且他同时热衷政治激进主义。以往我们谈论近代民族主义较为关注的是我们认为的先进人物，对一些以负面形象出现的清朝统治成员的民族意识注意较少，迟云飞在《端方：晚清一个满族官员的民族主义及其政治取向》一文中，着重解析了那个在辛亥革命中被杀了头的满族官员——端方的民族主义思想，揭示了其民族主义理念以及在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拓宽了民族主义思想家个案研究的视野。何卓恩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一文考察了新文化运动前后陈独秀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以及这次转变所呈现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陈先初的《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一文认为，张君劢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贯穿着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他关于提高国人民族意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考，更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个体人物民族主义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冯夏根的《罗家伦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以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为中心》、周质平的《在革命与怀旧之间——林语堂的思想与风格》、翁有为的《论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等。
对思潮与派别作个案研究的论文有：刘鹤的《“反抗”与“建设”：国家主义派民族主义的两个面向》一文认为现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具有内在的难以克服的褊狭性，在实践上走向历史的反动，但其“内惩国贼，外抗强权”和“全民政治，全民福利”的主张却展现了民族主义之“反抗”与“建设”的两个面向，其目标直指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民族主义本质应当肯定。暨爱民在《文化民族主义：“战国策派”与文化重建》一文中于1940年代的时空维度下对“战国策派”的文化认同和目标选择进行了审视，认为“战国策派”学人思想聚焦的主要还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命运的挽救，“战国策派”思潮“与其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潮，不如认为更是一种文化思潮，其出发点和终极的价值追求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克服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内在紧张，建立一套既能避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又能成功回应西方挑战的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价值系统”。
近代思想史上一些重要刊物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是不同思潮的舆论喉舌，其思想倾向虽有很大区别，但在表达民族主义诉求、展示民族主义立场上却具有共性，这些刊物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如张宝明的《阐释与启示：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谱系的嬗变——以〈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杂志为例》一文从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杂志来分析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指出《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等人的主要思想倾向还是在保种报国、救亡图存上，代表了一致对外的民族情感，虽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在基本范畴上还不能与现代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到了《新青年》杂志创刊，从该刊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我之爱国主义》等文章则显示出其文化民族主义下沉，世界主义、民生主义、个人主义情怀上升的趋势，说明陈独秀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是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因应日本侵略的产物，有两位学者撰文讨论了这一刊物的民族主义思想。张太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一文认为，《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既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又想最小限度地作出妥协，一直到七七事变其主要策略是在“最小损失”的前提下“能和则和”，但也有以战求和的思想，《独立评论》周围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和”，体现了民族主义思想中“建设”的一面，而“主战”则体现了民族主义思想中“反抗”的一面，展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多种面向。齐辉的《试论〈独立评论〉周刊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通过《独立评论》考察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指出该刊试图将民众民族主义运动匡正在理性与自省的范畴之内，对民众爱国运动的激进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认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独立评论》同人逐渐从对日交涉转变为对日抵抗。《国民外交杂志》是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发起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于1932年3月创办的，反映了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但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的主张。左双文的《〈国民外交杂志〉与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一文，探讨了该刊所体现的这一群体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其主张反映出对日抵抗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并认为因为这一部分人地位的特殊，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竹元规人的《顾颉刚、傅斯年和费孝通1939年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对昆明〈益世报〉和傅斯年未刊草稿的分析》一文，考察了1938年至1939年期间顾颉刚、费孝通在昆明《益世报》上展开的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以及与此讨论有关的傅斯年和吴文藻在未刊信件和文稿中的相关看法。
（四）关于民族主义的类型、层次及与其他思潮的关系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具有广泛感染力与强大动员力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近代思想史上的其他思潮都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民族主义蕴藏在每一个现代思潮里。俞祖华等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互动》一文根据民族主义与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大思潮的互动关系，对民族主义作了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次元类型的划分，指出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是以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争取国家自由，而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卫春回的《试论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取向》一文从19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态度这一侧面入手，分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特殊关系，指出自由主义信念与民族主义立场并存，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常常充满矛盾，面对战后的美国一面给予激烈的批评，另一面又对其民主政治和基本价值理念予以高度认同，这种不和谐，体现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特有的内在困境与张力。张顺昌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面面观》则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分为了种族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思想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五种类型。
在民族主义的各种类型中，文化民族主义是备受学者们关注的一种类型。柴文华的《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省思》一文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学说体系，可区分为“开放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现了众多的文化民族主义派别，其中以顽固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早期新儒家、十教授宣言等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开放的民族主义。暨爱民在《文化民族主义：“战国策派”与文化重建》一文中将“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归为文化民族主义范畴，认为“战国策派”民族主义表达所取的是“意义模式”而非“政治模式”——明确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想象与意义重建。何晓明的《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关系之探索》一文梳理了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族主义的关系，指出两者既有关联，更有区别：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感情基础和理论的出发点，可以涵盖文化保守主义，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两者又有区别，文化民族主义可以体现为民众情绪、思想观念、理论学说、价值体系、社会运动，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只会以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理论学说、价值体系的形式出现。探讨文化民族主义的文章还有武吉庆的《世界主义表象后的民族主义指向——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观念表述策略探析》等。
民族主义在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中下层的、民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与上层的、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王如绘的《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一文，通过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分析了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指出“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朦胧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是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开始发轫的标志，但又带有非理性的色彩，表现出了民众民族主义在民族危机面前所具有的排外情绪。对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民族主义，除了已论及的思想家、思想流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外，还有学者注意到晚清官僚阶层的民族主义。王开玺在《民族矛盾、民族意识与民族融合——以清末满汉官僚为中心》一文中，将满汉统治官员的民族意识作为考察对象，得出了“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野蛮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的时刻，国内的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阶层、各个政治派别、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皆不可避免要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结论。
（五）关于民族主义的评价及与近代历史进程的关系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会议论文中提到的以下角度，值得我们注意：（1）耿云志在其论文中提出要区分理性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示不赞成“排异”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应支持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尤其要大力提倡、大力扶持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国际新秩序的民族主义；（2）俞祖华在论文中则强调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为了更好地认识其历史价值需要我们对其作出具体分析，包括对其作出层次的（区分为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与下层民众的民族意识，或区分作为民众意识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原则的民族主义与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与类型的细致考察；（3）冯兆基的《中国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现代性》一文从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现代性的关系入手讨论了民族主义的价值，认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同样的，显得消极、守旧、本土化、非理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与现代性话语有一定关联，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挑战有所回应，显得积极、进取、进步、世界化；（4）张宝明等学者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入手，讨论了民族主义的价值，认为过分的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道路，会招致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而一意孤行或执意文化本位，又会导致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狭隘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在思想史上应有自我的位置和尊严，但又应以冷静的定位，让具有世界主义的现代性导向为自己张目。
更多的学者是从民族主义对近代史一些具体事件、对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民族主义与具体历史事件互动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的演变、影响、意义和作用的，或者说他们探讨了近代史上受民族主义风潮影响的历史事件，即民族运动。郑匡民在《留日学生抵制强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取缔规则”风潮》一文中指出，反对“取缔规则”风潮是清末留日学生反对清廷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维护祖国尊严的民族主义运动，它震动了中日两国政府，使留日学生逐渐认清了“满清”政府是中国近代化路途上的一大障碍，推动着留日学生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李育民的《废约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通过一系列斗争和运动得以阐发的，20世纪20年代的废约运动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指出废约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运动，凝结了民族主义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一基本内涵，积聚了全国的民族意识，采取了理性的民族斗争方式，彰显了民族运动的威力，说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从自发走向自为，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他还指出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是相互影响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废约运动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声势，而国民革命没有反帝这一斗争目标也难以获得迅猛的发展。西村成雄的《中国民族主义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建构》一文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国作为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外政治条件下已经发展至使“日本殖民地帝国”导致崩溃的程度，但自1945年8月，中华民国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却面临两种新的挑战，一是如何对待苏联对东北地区政策的中国民族主义，二是如何把东北地区固有的认同意识凝聚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
还有的学者从更广阔的范围，如从东亚的国际格局中审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臧运祜在《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选取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六个关键年度，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开端；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为标志，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正式形成；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民族主义再度高涨并转向“民族国家”的目标要求；1925年“五卅运动”导致五四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1935年华北事变，将甲午战争以来的民族主义再次推向了高潮；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近代民族主义达到了终结的状态。认为中日关系史上的这些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表现形式与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步伐。陈群元的《日本外务省对中国“排日”的认识与对策》一文，考察了1933年到1935年期间日本外务省对中国排日的认识，指出外务省虽然不否认中国民族主义的存在，但是它有着过于看重其背后的政治与利益动机，而看轻其潜在能量的倾向，认为中国的排日活动可以用强制性的政治力量来加以控制。这种认识对战前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韩国学者金志勋的文章《中日战争时期的中韩联合战线论和朝鲜义勇军的成立》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难时刻，中国、韩国还有日本的革命家携起手来进行了反抗，在这种反帝国主义国际合作中东亚民族主义成长起来，1938年朝鲜民族战线同盟机关刊物《朝鲜民族战线》里提出的中韩联合战线论及同年10月朝鲜义勇军的成立便是其果实。
不难看出，会议的成果是丰硕的，相信此次会议将大大促进中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还有学者在会议发言中就今后如何深化对这一课题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要作进一步厘清，他们指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要完全消除分歧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但要尽可能地取得某些共识，既不应用得过滥，亦不宜过于狭窄，要使今后的研讨有一个相对共同的基础；有的学者提出应把对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与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对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与对其行为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认识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影响与民族运动的思想动因；有的学者提出对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不应过于集中在探讨少数思想家的民族观上，要把对精英阶层的民族思想的考察与对社会下层的民族意识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还有的学者提到要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审视，并注意对中外民族主义进行比较；也有学者提请大家在借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同时，要注意与本土语境和问题本身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