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5～1949年为现代文化史时期。[1]1915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起始之年，有如下理由：第一，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青年》（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在这一年创刊。第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并由留美学生创办了专门宣传“科学”的《科学》杂志。《新青年》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向西方学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而《科学》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专门介绍科学事物的自然科学专刊，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人，以介绍“整个的科学思想”为己任，强调科学救国，希望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要“受科学之赐”。第三，在1915年还出现了另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标志，即《东方杂志》第12卷第7号发表了署名“造五”的《科学之价值》一文，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的概念及价值，公开提出“科学为万能的”的口号。在一年里，同时出现了两种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最重要的杂志，成立了科学社，还有人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发文，鼓吹科学，提出“科学万能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1915年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标志性年份，因此也是现代文化史的开端。这一连串的相关事件表明，民主自由、人人平等，以及科学观念及科学思想的输入不再是个别人的努力，而已经进入了通过有组织的群体的力量，来进行有系统的输入、宣传并普及的时代。如果说，中国近代文化是把民主与科学这一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追求趋向的话，那么，民主与科学则是现代文化中明确的文化价值核心，是现代学人明确的奋斗目标。
我们既然把1915～1949年作为现代文化史的时间断限，那就必须说明这一时期与近代文化时期的不同。第一，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即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清王朝灭亡，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尽管从今天看，这种变革是不成功的、不彻底的——封建残余大量存在，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从未间断，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谁再想从根本上恢复封建帝制，已不可能；民主、自由、平等观点已为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一种具有类主流形态的价值观。这一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第二，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主要是在西方列强的外压下实现的，即中国传统文化完整性的被破坏均来自外力的干预，皆因外来文化的输入所造成；而现代文化阶段则不同，除了上述现象仍存在外，中国文化自身崛起的异己力量，即中国人开始主动地肩负起破坏自身文化的使命了。如果说，近代文化的主体还自觉不自觉地在做着抗拒西方文化入侵的行动，可是在现代文化阶段，现代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则是以如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以排拒西方文化为第一要义。
第三，现代文化的选择方式也与近代文化阶段不同。比如涉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其主要话题，不再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而是应当怎么样去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中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这是五四时期所发出来的时代最强音，具有普遍的共识性。总的来说，从现代文化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文化的框架就已基本形成了。尤其是在20世纪的头30年，中国社会文化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出现了继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2]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又向纵深发展了一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中国现代文化阶段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西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阶段。我们也有理由称这一阶段为“欧化时代”或“西化时代”，即从五四时期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西化”、“欧化”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所谓“欧化”其实就是“西化”，不过“欧化”比“西化”更具有特指性、更具体化。在东方国家中，日本也曾有个“欧化时代”，即“鹿鸣馆时代”。1883年7月竣工的鹿鸣馆，是日本修建的第一座正规的洋楼，为日本涉外交际中心。1885年5月，鹿鸣馆举行首次大型舞会，通宵达旦，纵情狂欢。从这以后，什么晚会、舞会、妇女慈善义卖会层出不穷，高官显贵及其眷属成了鹿鸣馆的常客。1887年伊藤首相主办的化装舞会，参加者有400多人，成为当时报上的一大新闻。它集中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整个日本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性格，是日本政府带头在国内大搞“欧化”、“洋化”运动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国近现代，尽管还没有出现过像日本那样由政府推进的极具“欧化”象征的“欧化”事件，但是，近现代的中国也出现过我们称作“西化”的“欧化时代”。它是伴随着近代历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失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西方事物潮水般涌入的背景出现的。
中国民族自信心的完全丧失，则是在义和团被八国联军镇压之后。义和团运动，是那些强烈感受到西方生产生活方式威胁的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帝排外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排外、仇外色彩，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色彩严重，其组织方式、信奉的信念、行为方式以及仇外的举动，都毫不值得称道，但它是由民众内部聚集起来的巨大的民族能量。当这种民族能量被释放，人民的反抗力量被列强镇压之后，民族的自信心也就自然消耗殆尽了。对此，孙中山先生曾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3]征诸历史也是如此，近代中国崇洋媚外心理的形成，主要也是始于20世纪初年。
国民心态在对外关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洋羡洋”、“崇洋媚外”，以用洋货、穿洋服、会洋语为时尚。这方面以现代的上海最为突出。当时报刊刻画上海的时髦派时称：“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睛（镜）一副，洋泾话几句，出外皮篷或轿车或黄包车一辆，还要到处演说。”[4]甚至于有人为模仿洋人，不惜采取“高鼻法”、“长身法”、“凸乳法”、“细腰法”来达到相似效果，闹出不少笑话。
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崇洋媚洋的风气也相当炽烈。那就是举凡一切学问，皆以西洋学说为据。先有“醉心欧化”思想，后有“全盘西化”主张。“醉心欧化”派“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5]较典型的“醉心欧化”派，当以《新世纪》派为标志。[6]创刊于法国巴黎的《新世纪》周刊（1907年6月），倡言“三纲革命”、“孔丘之革命”、“祖宗革命”，对封建旧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他们不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任何值得继承的“国粹”可言：“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但其“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西方新文明既已发生，“中国过往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尽成陈迹”，自然“当在淘汰之例”。《新世纪》派在思想言论方面，主张废除汉字，立即代之以拼音文字；否定一切传统习俗及纲常道德观念，认为中国传统习俗道德“其阻碍进化，有甚于洪水猛兽者”，[7]对忠、孝、节、义、武、俭以及仪节、丧葬、婚配、服饰等传统风俗道德的各个方面一一加以否定和批判；提倡欧风欧俗。晚清具有“醉心欧化”倾向的人士在反对并否定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更倡议以欧风欧俗取而代之。这方面言论既出自维新派之口，也出自革命派之口，反映出近代社会变迁、移风易俗的基本动向。
到了20世纪30年代，崇洋媚外在思想层面表现得最极端者，是“全盘西化”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东西一切皆不好，西方的东西一切皆好，甚至西方最不好的东西也比中国最好的东西要好。此外，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野蛮时代”的文字，是落后于时代的象征，而西方的字母文字“先进”、“文明”，主张废除中国的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的“汉字罗马化运动”，也可以看成“崇洋”的极端表现。
从总的趋向来看，20世纪初年的现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把近代欧美文明作为一种理想状态看待，并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范本，主张中国走“西化”或称“现代化”的道路。其中以胡适和梁漱溟两人的看法最为典型，一个是“理性”激进，一个是“情志”保守，他们两个人主张的共同的地方，就大致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化价值选择的基本倾向。
胡适是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的正途，是建立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确实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西洋近代文明，是一个常态的文明，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它建立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8]对近代欧美文明持肯定态度。
梁漱溟指出：“无论是什么幸福说、快乐说、为我说、利人说，总都是一路气味。”欧洲大陆也是如此，“所以西洋思想竟不妨以功利主义将他代表了。最近的什么实际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总是讲实际应用的，意思都差不多”。机器的发明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使为消费而生产的合理的生活变成了为生产而生产的不合理的生活。所以他说，“机械实在是今世界的恶魔”；西方如此的经济，其戕贼人性“是人所不能堪”的。人们之间已没有温情。其生活的不自然、机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样。特别是机器对于人的异化，使从前的“人用机械”变成了现在的“机械用人”。
梁漱溟尽管批评西方文明的功利主义倾向，但他也高度礼赞西方文明，对于此方面，学术界却不大给予论述和宣传。梁漱溟肯定了西方文明的“人的个性伸展”和“人的社会性发达”。他强调指出：“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西方化的全部，这样新异的色彩，就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因此，“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是从此才得到的”。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立宪共和得以确立的基础。立宪共和，就是人的个性伸展至社会性发达。人人自己做主，自然是个性伸展了，不仅要自己出头做主，还要组织国家，“共谋往前过活才行”。
他还高度礼赞西方的科学文化，认为“塞恩斯”、“德谟克拉西”为西方两大最耀眼的“异采的文化”。他说：“以我们东方人看西方东西，那异点便刺目而来，原是容易知道的。譬如最初惹人注目的枪炮、铁甲舰、望远镜、显微镜、轮船、火车、电报、电话、电灯，同后来的无线电、飞行机以及洋货输入后的日常起居服御的东西，与我们本土的走内河还要翻的民船，一天走上数十里的骡车，以及油灯、蜡烛等等一切旧日东西比较真是异样的很！”[9]在梁漱溟看来，征服自然的态度、科学与科学的精神、西方化的德谟克拉西精神最为显著，也最值得称道。“西方化的科学色采”，就是样样东西都带着征服自然的威风，为我们所不及。举凡一切物质方面的事物，无不如此。其德谟克拉西精神，即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人人平等，人人当家做主，“这大的国家竟可没有皇帝，竟可不要皇帝”。西方人全没有尊卑上下之分，人人权利平等。他们在政治上所谓的共和、立宪都是这种体制，这与中国人习惯的独裁、专制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看来，梁漱溟除了主张用中国的儒家思想补西方文明过于物质化的不足之外，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之意，而且也不拒绝中国走“西方化”的道路。因此，我们把胡适和梁漱溟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抽取他们文化选择观中具有共性的成分，就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没有极端排斥近代欧美文化的。他们都肯定西方的民主和科学，都主张走西方宪政民主的道路，主张伸张人的个性，追求“社会性的发达”。这就是中国“欧化时代”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
思想观念层面的多元化趋势也是“欧化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大量增加，国外思潮以他们为中介大量地涌入国内。许多国外的新思想和新思潮被生吞活剥地捆绑而至，一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思想的“百花园”景观，主要思想学说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思潮、新村主义、西方实用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除上述新思潮、新流派外，在20世纪初年流行的思潮还有工读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联省自治”思潮、尊孔复古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职教思潮、整理国故运动思潮，还有基督教中国化本色化思潮，以及尼采哲学、康德哲学、罗素哲学、柏格森哲学的传入，等等。从总体上看，20世纪头30年在社会上或知识界兴起的新思潮，犹如百货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化多元化的壮丽景观。
社会生活层面也出现了“洋化”、“欧化”趋势。以西货为例，西方商品大范围占领中国市场，“洋”字头的商品，大行其道。以洋货为核心的西方器物的扩张程度，甚至于连居于穷乡僻壤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冲击。例如，在云南昭通偏僻的山区，商店里竟陈列着不少洋货，从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纽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这些洋货的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10]西方商品的输入打开了千家万户的门户，让普通之家也与世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关于西洋器物的种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介绍的带“洋”字的西货有近70个品种，还只是个列举。郑观应作为近代人，对西洋器物如数家珍地列举，说明这些器物早已融入社会生活，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此外，作为西方的器物文化被输入中国的还有铁路、火车、军舰和大炮、轮船、汽车、飞机、电报和电话等，西式文化设施如报纸、邮政、学校、教育、图书馆等。
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谈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时说：“只要这些村镇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11]
他强调传教士是西方商品的传播者：“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12]
他在谈到西化的进程时这样写道：“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13]
蒋梦麟谈到了他在美留学九年后回国时上海的变化：“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进到绣花鞋里了。”[14]
在蒋梦麟看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确实造就了中国的“欧化时代”，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谈到中国现代文化时曾这样描述这一变迁：在衣着方面，过去30年间西化的趋势最为显著，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影里所看到的辫子已失了踪迹；女人们都已烫了头发，短裙、丝袜和尼龙袜已使中国妇女有机会显示她们的玉腿；女人的足更已经历一次重大的革命，西式鞋子使她们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缠足恶习，结果使她们的健康大为改善；健康的母亲生育健康的子女，天足运动对于下一代的影响至为明显；现代的儿童不但比从前的儿童健康，而且远较活泼，不但行动比较迅速，心智也远较敏锐。
在社交方面，男女可以自由交际，与过去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适成强烈的对照。民法中规定，婚姻不必再由父母安排；青年男女成年以后，有权自行选择对象。男女同校已经成为通例，男女分校反倒成了例外。
在住的方面，一向左右屋基选择的风水迷信已经渐为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代替。在若干实例中，古代的艺术风格固然因其华丽或雄伟保留了下来，但是大家首先考虑的还是阳光、空气、便利、舒适、卫生等要件。现代房屋已经装置抽水马桶、洋瓷浴盆和暖气设备。硬背椅子和硬板床已经渐为沙发及弹簧床垫所取代。中国菜肴花样繁多，因为我们随时愿意吸收外国成分。“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从西化运动中获得很多好处。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享受结婚和再嫁的自由，并且解放缠足，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妇女而来的。西方的医药也已阻遏了猖獗的时疫，麻醉药的应用已使千万病人在施行手术时免除痛苦。机器和发明已经改凌晨了生活技术，对于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贡献……现代科学已经拓宽了知识范围；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工作已采用了科学方法。大家一向信守不疑的迷信，也因科学真理的启示而渐渐失势。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15]
总之，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欧化特征表现在思想观念、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在思想观念方面，以崇洋习洋为文化主要趋向。在衣的方面，主要是西式服装的大量流行。在食的方面，则是西餐的流行，如面包、西式糕点、西式饮料等。与西餐相关的行为方式、制作工艺、相关理念也被引进。如西餐讲究营养，讲究卫生，讲分餐制，使用刀叉，这都与中餐有很多差别。在住的方面，西式洋楼，内中有上下水道、冲水马桶等一些现代化设施，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所没有的。在行的方面，汽车代替马车是交通的革命。1901年，上海第一次有了小汽车，由匈牙利人Leinz带进上海，此为上海有汽车之始。1908年有了有轨电车，1914年无轨电车通车，1924年公共汽车通车。民国年间，在中国马路上跑的全部是进口汽车，中国被称为“世界汽车的博物馆”。1914年，《盛京时报》就出现了汽车出租广告，法商飞星汽车公司从西欧运来精美华饰的电气汽车出租，称“此电车机器坚固，飞行敏捷机关手经验多年，驾驶游行断无失事，且无一点动摇之处”。[16]之后，各种汽车广告，如美国的道济汽车、福特汽车等汽车广告也陆续见诸报端。其中一则有关雪佛兰的汽车广告称：“雪佛兰乃通用汽车公司之制品”、“CHEVROLET世界最大之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为世界汽车界中最大之组织”；“兹将通用公司汽车之名称列左：雪佛兰客车，通用货车与长途汽车底盘，别克客车，卡笛拉克客车……以上各车式样新颖，构造精密。”[17]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直到现在依然耳熟能详的品牌，“雪佛兰”、“通用”、“别克”、“凯迪拉克”这些知名汽车品牌至今仍然行销世界。然而，早在1929年的时候，这些品牌的汽车就已经出现在奉天的街头了，可以证明当时的沈阳已经是一个能够容纳世界潮流的都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辆自产汽车也诞生在沈阳。中国最早制造的汽车是1931年5月在沈阳问世的民生牌，由张学良掌管的辽宁迫击炮厂制造。在此以前，国内所有的大小汽车全部都是从外国高价进口的。在公共社会生活领域，有自来水系的建设，城市排污设施，休闲娱乐设施，如公园、电影院、舞厅、咖啡厅、跑马场等的建设，城市中高楼林立，诸如此类，使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之，我们可以把当时的社会景观以“欧化时代”称之。
三
尽管“欧化时代”的现代中国，其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争先恐后地吸收、学习西洋事物，社会上以洋化、西化为时髦，但是，这种西化或“欧化”是建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心态，即中西方在社会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先进与后进的巨大落差，是中国人追求西方文明事物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
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是站在20世纪文明圈外的非现代化国家。在他看来，中国“一切都落后，无论是经济，政治，以至教育。一切都是残酷、反文明。战争、饥馑、灾荒、鸦片、贫困、失业、匪盗，人命比蚂蚁还贱似的大量死亡，官僚贪污，军阀横暴，土劣豪纵，农村凋敝，都市萧条，野盈饿莩，道载流亡，卖儿鬻女，甚至易子而食。这样，便构成了我们的中国——一切文明落后的荒土，一个被目为衰老没落的民族”。[18]关于落后的原因，佛尔加（Varga）在1928年上半期《世界经济年报》一书中曾说过：“中国的社会制度，现在还是由前资本主义的制度，继续转换为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这个转换过程，不是由于中国土著资产阶级自己不发展，乃是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而进行的。就是当中国社会转换为资本主义的时候，同时又使中国屈服于外国资本之下，而转换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19]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虽已改进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开拓了中国的交通，开发了中国的矿产，提挈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之路，但同时也建立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联。换言之，先进国家在整个方面推动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前进，而在另一方面则控制中国经济使其不能向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使其不能自主，不能自立。[20]
这里提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中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的，是西方列强强加并推动的；第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全面依赖西方；第三，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其实就是从属资本主义道路。[21]
留学回国人物全面掌权，并推动中国各领域的全面西化，也是形成崇尚西洋事物的政治动因。留美、留欧学成归国人员，大都在教育部门任职，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加速了教育的西化步伐。宗教界人士大量就职于中国外交界，改变了中国与各国往来的惯常方式。此外，许多在现代社会新出现的职业，如报社编辑、记者和律师等，也大都由留学生或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士担任。这些文化主体从各方面推动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西方化”。可以断言，如果不改变使中国自近代以来走上“从属”道路的国际秩序，如果中西方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时代落差，如果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则崇洋媚外的心理，西洋一切皆好、中国一切独拙的心态，就不会消失和改变，则中国人殖民地、后殖民地的“受虐”或“自虐”式的文化心态也还将延续。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确实也从“西化”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从历史上看，对于一个主权独立的东方国家而言，“西化”并不会对其文化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仍处于“从属”状态，处于“从属资本主义”状态的现代中国，“西化”，只会大大地加深自身文化的“从属”化、殖民地化倾向。
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看，文化的交流本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既有“欧化”也有“西化”也有“希腊化”，也有“斯拉夫化”，还有“东方化”、“汉化”、“华化”。只要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状态，那么强势文化影响并同化弱势文化的态势即在所难免，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化”来。
近代欧美文明或欧美文化崛起以来，以比以往的文明形态更加强势的方式，大大改变了全球的文明生存状态，从而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更为集中的“西化”问题。“西化”代表了工业文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成为所向披靡、无人能挡的战神。你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接受它、臣服于它。然而当我们沉思下来，仔细地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时会发现，近现代西方文化几乎融汇了人类以往创造的全部的文明成果，而把自己锻造成了世界级的文化选手。其所发展的路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即文化的现代化趋向。从这个意义上看，“西化”就是现代化。
中国人对于“西化”一词一直比较敏感。一提“西化”就以为特指西方化。其实，西化也可以指为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潮流是从西方开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是原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扩散，就是从西欧开始的。正因为如此，这种现代化就不可避免地并深深地打上了西欧风俗文化的特征。然而不幸的是，以西欧为代表的现代化，它本身即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它所代表的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最高水平。你不想进入现代化国家则已，要想进入现代化国家就必须走现代化道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绕不过去这个坎，都必须走西方化（即“西化”）的道路。
如果我们不把西化当成现代化来考虑，那么，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就自然会排斥西化，于是连同现代化也排斥了。可是有一个难题会一直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排斥了西化，我们还能现代化吗？这样的现代化还能剩下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种深刻而理性的思考。因为西化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体的。现代化中不免有西方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西方色彩就不采用，就排斥。西化其实并不可怕。征诸历史，自近现代以来，走上西化道路的东方国家有很多，但它们并没有因为走西化道路而迷失了自我。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东方国家最先走上西化道路的国家，并实实在在地从西化中获得了好处，在成为现代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之外，它仍然保持着浓郁的东方色彩，仍然是一个十足的东方国家，并未改变其民族本色，其他如韩国、土耳其、泰国也并没有因为西化而变成西方国家。
现代化中固然有西方的色彩，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只要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剔除其中不符合中国需要的民族式样和落后内容即可。我们的目标是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总之，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进步状态，一种发展方向。可以说近代欧美文明是一种世界文明，学习欧美文明其实就是学习世界文明。
四
关于文化的界说颇多，达200多种，甚至更多。尽管学界对于文化的界定千差万别，但其中有三条则是共同的：第一，文化是人对于自然所打上的人为印迹；第二，文化更多的是指人类思想文化心理价值层面的东西；第三，文化涉及的面较广，是人生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事物。笔者认为，文化是指人类行为活动对自然界所留下的痕迹，是人类在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系列符号系统、生存式样。文化与文明具有一致性，也有不同处。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进步状态。文明只可以指代那些代表着人类正面效应的事物，而不可指代消极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一词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愿望。文化固然也是如此，文化即人化。但是，人化的事物并不都是正义的，并不都是符合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即人类的行为并不一定总处在理性、光明的状态下。因此，文化可以反映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及各种状态。比方说，人类社会行为中存在着很多陋俗，可以形容为“陋俗文化”，却不可称之为“陋俗文明”。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时代的文化，可以称为德国“纳粹文化”，却不可以说成德国“纳粹文明”。此外，文明多形容或描述“有形”的、硬的事物，而文化则更专指“无形”的软的事物。
文化交流、文化冲突和融合，都是文化发展中的常态形式。只要有文化交流，只要存在着两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式样的文化相遇，就一定会产生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指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遇时，由于其价值观、文化式样、文化内容等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及排拒现象。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说：“工业化已破坏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并使他们放弃了祖先崇拜。现代学校教育使中国的书法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课本用白话文，使学生不能用古文作文了。小学生不再背诵孔子经书。电影正在赶走中国戏。禁止缠足是好事，可是丝祙子太贵了，现代舞蹈吓人。妇女解放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剪短发、抺口红搞得过火。如此等等。”[22]其所描述的正是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及其矛盾状态。
文化冲突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体现，就是文化论争。文化论争，也可以解读为文化论战、文化争论、文化论辩、文化驳辩等。它所反映的本质内容，则是不同价值观点、不同文化理念、不同文化式样、不同发展阶段内容的冲突与争议。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境遇下，文化论争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和特征也不尽相同。当然，在“欧化时代”背景下，文化论争的内容、形式和特征也自然有着自己的独特性。
“欧化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论争有三个特征：第一，由于崇尚近现代欧美文明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价值观，所以，反对吸收西方文化的声音极其微弱，极端排外的呼声几乎没有。第二，文化论争的双方对于近现代以来具有“普世”性和共识性的西方事物，均采取接受态度，只是在如何吸收、怎样吸收的方式和方法上存在分歧，展开论争。如“西化”派和“全盘西化”派之间的论争，就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第三，论争双方的分歧，既有对于近现代西方核心价值观解读上的差异性论争，也存在着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才能使民族根本利益最大化的认识差异上的论争。如关于国家主义、民主与专制之争，中医与西医之争。其中，中医与西医之争最为典型。论争双方均为中国人，都是医学工作者，并且都打着爱国的旗号。从论争的内容上看，西医方面否定中医，主张坚决废止中医的言论居多，而中医方面基本居于守势，主张维护中医，大部分主张用科学方法改造中医，使西医中国化，使国产药物科学化、标准化，挽回利权。于是，共同的利益凸显出来了，那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这便是论争的最后喜剧性的结局。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化论争都是以如何使中国更顺利地走向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为旨归的。
五
本书通过八章内容来展示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基本情况。
第一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本章围绕着“文言存废”之争这一主题，探讨了文言文与白话文论争的时代背景及主要观点。这一论争的焦点主要是如何才能为中国民众谋一种更加便利的语言交流工具，探讨白话文与文言文到底谁更胜任时代要求这样一个主题。最后形成的共识是，文言、白话各有其优缺点。从言文合一的角度，白话文更适合现代社会工作与交往的需要，但文言文的构词法、名词、成语更为丰富，值得白话文吸收和融合。本章还较微观地论述了代表性人物的论争，如林纾与蔡元培之间、胡适与任叔永之间、胡适与朱经农之间、胡适与黄觉僧之间、胡适与章士钊之间的论辩与讨论，以及其他折中派人士的观点、“学衡派”对新文化派的批驳等，使展示论争的内容更加丰富。
第二章为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本章重点讨论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认为人的文学、人化的文学是文学革命最核心的价值体现。正方“新文化派”与反方“学衡派”主要围绕着白话文学是否是“活文学”、文言文学是否是“死文学”等相关问题展来论辩。正方不仅认定一切传统文学为“死文学”，而且否定一切用文言文所承载的文学，强调只有用白话文写作的文学，才是国语的文学。反方认为，传统文学中也有许多优秀的内容，也有活的文学；白话文学中，也不纯净是活的文学，也有许多垃圾。用文言文也可以写出富有现代思想的作品，相反，用白话文也可以去表现封建落后狐仙鬼怪的内容，说明作者本身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更为重要。反方主要攻击新文学家的学术规范，反对白话诗等，但并未向“人的文学”展开挑战，说明反方也承认人的文学这一观点。
第三章为尊孔与反孔的论争。本章重点论述了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及其主张，论述了反孔思潮与尊孔思潮各自的主要观点，认为极端的反孔思潮与极端的尊孔思潮都不属于主流声音，真正有势力的，则是持折中观点的人士。这派人士人数众多，阵容庞大，具有代表性。他们承认孔子思想为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有许多内容已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应该对其进行改造。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孔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应努力保护，其思想中的合理内容应予发扬光大。
第四章为关于基督教存废的论争。基督教之传入中国与中国屡战失利、不平等条约的缔结有关。因此，国人看基督教，是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化派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必然绕不过去对作为西方文化之一部分的基督教的评价。假若吸收西方文化，那吸不吸收其中的基督教文化，就成为文化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是就有了中国需不需要基督教的论争。本章围绕着中国是否需要基督教、基督教是否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进行讨论。
第五章为东西文化论争。本章介绍了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的主要观点，20年代初的东西文化论争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认识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论争的结果深化了对中西文化各自优缺点的认识，并对于近现代欧美文明中所展示的核心价值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合理的吸收、学习也达成了共识。
第六章为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本章介绍了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两派的论争主要围绕着科学是否万能、科学是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反映了在科学主义思潮弥漫的背景下，国人对于东西方文化深层问题的思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看法和见解，即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也发生了早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就已发生的工业机器对人的异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寄托问题。这一问题尽管迟来，但在已走向初步工业化的中国已不可避免。
第七章为“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本章详细论证了“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主张，讨论了双方论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是“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还是以中国为本位为主体地进行选择性吸收的问题。在这场讨论中，要不要吸收欧美文明已不再成为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吸收及吸收的方式。这也是自洋务运动以来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核心问题。本章在论述过程中并不限于“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之间的论争，还包括“西化”派与“全盘西化”派、“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之间的论争。于是讨论的空间被放大了。笔者认为，主张“西化”的思潮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至于“本位文化”派也不过是主张有选择的西化或自主西化而已。
第八章为现代中西医的论争。现代中西医之争看上去好像是医学界内部的论争，然而，其所反映的却是中西文化之争，即近代的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的象数文化、直觉文化之争。中国传统医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医术，拥有整体的哲学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哲学医学”或“玄学医学”。这与由西方引进的近代的“科学医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双方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本章主要围绕着中医存废问题展开讨论，在中医界看来，这是争取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生存权的论争。论争的过程中，双方取得了一些共识，即中医有很多优秀内容，值得用科学方法加以开发，特别是中药资源又是民族的一大利权，值得保护和开发；西医的科学方法值得吸收。论争的结果，有许多人主张应打破中医西医界限，应把建立国际化的中国新医学作为奋斗目标。
现代文化论争体现在方方面面，几乎每个领域、每条战线上都存在着论争。上述八章内容尽管还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文化论争问题，却足以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主要线索。
六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力量较为集中，学术界投入的精力较多，成果也较为丰富。在其他时段，研究力量则相对分散，但个案的成果仍不在少数。近十余年来，因数量众多的博士、硕士的加盟，现代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曾作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题目被进行过研究，再加上学者云集、名家众多，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史已成为被反复开垦的“熟地”，鲜有空白之处，这自然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从学术现状来看，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胡适、陈独秀、蔡元培、辜鸿铭、李大钊、梁漱溟、傅斯年、钱玄同、罗家伦、刘半农、鲁迅、周建人、周作人等的研究，都有专著或专论发表，其他如重要学派、重要事件的研究也都有成果发表。但从宏观上看，综合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成果仍很鲜见。只有诸如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上、中、下）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傅长禄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叶青、马怀忠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化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郑师渠、史革新著的《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龚书铎著的《近代中国与文化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等几部作品，并且全部是20世纪90年代的成果，离现在已有20年之久。这些著作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开拓之功，但是材料运用不够广泛，学术规范也不够严谨，更主要的是，许多观点略显陈旧。离现在较近的宏观研究现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性著作，有黄兴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代表了近年学术研究水平。但是，从总体来看，成果还是很少，尚没有形成学术研究的集聚效应和热岛效应。
上述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尽管都涉及了文化论争问题，然而在文化论争这一课题上或在资料上尚没有重大突破，或在观点上因袭前人，或出于政治禁忌考量而欲言又止，不能展开讨论。总之，到目前为止，除了张岱年等著的《中国文化论争》[23]专门探讨文化论争之外，在笔者的有限视野内，还没有发现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专题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是一项综合化较高、资料梳理难度较大的工作。第一，中国现代史资料丰富，俯拾即是。近代史上名人辈出，各学科群星灿烂，所留下的文集、著作浩如烟海。这一时段也是中国出版业最为繁荣的时代，仅五四时期的报刊就有数百种之多。故资料的挖掘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第二，涉及人物的思想评价极其复杂。一是著名人物言论丰富、经历复杂、著作等身，需要详细地考察其经历、其思想，才能把握其核心理念、主要观点。二是许多人物在当时归属不同的政治派别，评价其思想有许多政治忌讳。例如李大钊、陈独秀皆是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对他们的评价就多有保留态度。三是许多名人的后代非常关心学术界对其先人的评价，这使研究者不得不慎之又慎。当然，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尊重材料，尊重历史，才不会心存芥蒂。第三，以往的研究成果众多，突破较难。现代史是一个研究人员较为集中的时段，各种问题、方方面面的成果都很丰富，需要下大力气开拓新领域、挖掘新史料，才能有所突破。文化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突破。总之，学术进步是个层累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继承和发展，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本书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史料上有重大突破。书中的内容大都是从原始资料中梳理的，保证了叙述和论证的科学性、准确性。第二，在观点上敢于突破以往成见，强调现代文化处于“欧化时代”，“欧化”、“西化”趋势已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其观念势必投射到文化论争中来。比如承认尊孔的合理性，强调折中派对于保护文化的稳定性和接受文化的改进性的价值；对全盘西化论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肯定其部分合理性等。第三，在选材上，以最能典型地反映当时思想文化水准的材料为准，不管是否名人，即使无名小卒，只要参与文化论争，其观点新颖、事迹典型，即可照用；虽为名人，然其观点平庸、论说平平，材料不典型，也弃之不用。总之，要努力使研究成果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每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然而只要每个个人都能在学术上有小小的创获，无数个人的创获汇集到一起，便能大大地推进研究事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