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菊花曾有“五美”的赞誉。端木蕻良先生曾借此阐发了这样一个思想，他说：古人对菊花“五美”的赞誉，“我们也许并不认为它概括得多么合适”，“不过，我们不必泥古不化，我们要用新的内容去充实它，从而唤起我们的崇高精神，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用科学方法培养了菊花。同时，又在它的身上看到我们民族的高尚风格，坚贞的节操”（《〈端木蕻良近作〉序》）。我想，这段话也可以借来阐明一个东西，即端木先生对待中国文学传统的态度：借鉴、发展、创新。
端木先生从小受到的是现代教育。从荒远的家乡，当他初次来到现代大都市天津，对汇文教会中学攻读“四书”“五经”的教育反感无比，反而对南开学校的新式教育欣然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他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很难说他就是反对孔子和孟子的学说。纵观端木先生的一生，拜读他的小说、散文、文论，就会发现，他是提倡杂学的，愿涉猎百家，而反对皓首一门。所以，他的目光从来向着四面八方，向着古今中外。他笔端流出的文字，是经过他大脑沉思后的心得。这点，他是自觉的，毕生坚持，矢志不渝的。
马宏柏的这本书是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分有精神层面上的爱国主义传统、立意构架上的史传文学传统、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上的抒情文学传统等几个方面。在“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一章里分有“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大地之子的忧患意识”“时代之子强烈的爱国情怀”“平凡英雄英勇抗敌与舍命报国”等几个部分；在“史传文学传统”一章里分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执著人生的实录写真”“美丑毕露的人物描写”“叙事模式的推陈出新”等几个部分；在“抒情文学传统”一章里分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交响、嬗递”“《科尔沁旗草原》的‘言志’与‘缘情’”“端木小说的情感流向”“端木小说的抒情特色”，等等。书中还有端木作品与鲁迅、曹雪芹等人作品的比较研究章节，给人一种新鲜的启发。
这些内容，在几十年的端木研究中，多多少少是有涉及的，但一旦纳入一个系统，从全方位的角度来诠释那些观点，它的特异性就抑制不住地显现出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最为可贵的是，对端木先生的研究，长期以来总是缺少一种整体的把握，马宏柏的研究至少在中国文学传统的方面，进行了几大块的梳理，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
马云教授在她的《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把端木先生的创作特点归纳为“史诗”的、“人道主义”的，风格是“浪漫与写实”的，这本身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宏柏先生又从“爱国主义”、“史传文学”等几个方面来阐述端木先生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无疑是扩大了端木研究的视角，丰富了端木研究的内容，也说明端木先生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承继是多方面的。
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曾指出：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第一个有意识地继承传统中国小说特点的作家”。因为“比他早些的现代小说家们大多数都急于要摆脱中国旧小说的写作方法，而去效仿西方文学里的人物典型。他们抛开了中国的传统小说，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承认他们从中受到教益”。那么，为什么说端木先生是“第一个”呢？在他之前，已经有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京派通俗小说家了，我以为夏先生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就是端木蕻良“不仅仅要再现悠久的中国传统风格和沿用那些传统写作技巧，而且要使这些传统与作家在思想上与手法上吸取现代文化有机地协调起来”。因此，端木蕻良是“一个忠实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作家”（夏志清：《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作者简介与作品述评》）。端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是与他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的观点一致的。1934年4月鲁迅致魏猛克的信中就指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是承受着先前的遗产。”又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还强调：“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在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中国作家既要撷取西方文学的现代派思路和技巧，也仍要承继古代文学的传统，借鉴与创新，保持中国的特色、民族的特色，这一点是今天的作家仍应该记取的。
宏柏在书中提出端木先生“所联系的中国文学传统应包括古代和现代两大传统”。他的导师王铁仙先生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应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化，另一个是“五四”文化。虽然评论界对此观点并不一致，但端木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41年，他在香港时期发表的《中国三十年来之文学流变》一文中指出：鲁迅先生是“横跨了两个时代”，“在两个伟大的文学传统里吸收两方面的精华”。并指出“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伟大鲁迅的传统”。对“五四”以来的“新传统”，端木先生1983年有一句精练的概括：“既吸收外来的优点，又发扬民族的长处。”（端木蕻良：《野花的芳香——读苏晨〈野芳集〉》）宏柏在书中对这两个传统给予端木蕻良的影响有详细的阐述，这也是过去对端木研究的空白之处。如此，研究端木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的领域也就更加开阔，更接近了端木先生本人。
宏柏在“端木蕻良的抒情特色”一节中，谈到了端木先生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问题，我以为这是研究端木的一个重要方面。端木先生虽然是奉圭臬“为人生”写作的，但这只是他写作主题的前提，在写法上他绝不排斥“为艺术”派热衷采用的浪漫、写意，不排斥西方现代派拿手的精神分析、意识流等技巧。端木先生一贯主张艺术要兼容并收的。直到晚年，1985年他与老友，曾是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的施蛰存先生通信中，仍然坚持“我主张文艺要多样化”，“我们的现实主义应该包括现代主义文学，这样现实主义文学才有生命”。他反对把现实主义理解为“文学照相”，“越过这个界线，就要受申斥的”。他说：“我一向不满意把现实主义解释在极狭小的范围内。”现在就是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已有几十种了，“这和给西太后照相时的照相，完全是两码事了”。因此他强调：“现实主义要发展，它要求现代化。这是时代的要求，或者，更直接地说，它应该容纳现代主义在内。”（1985年1月23日致施蛰存信，收入《端木蕻良文集·8卷下》）端木先生的这种认识是有历史的了。1936年他出手献给文坛的《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砂》等作品里就有不少象征、意识流、表现、夸张甚至荒诞等手法。而写于同时的《三月夜曲》《可塑性的》有人认为不输于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施蛰存的同类小说，但他的现实主义立意则是非常鲜明的。而写于1933年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正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一直遵循这种主张的代表作。过去，我们对此似乎认识远远不足，现在经端木先生自己的阐述，使我们意识到这是一部以现实主义立意，融合现代主义多种表现手法的标志性作品，成为端木先生小说风格的代表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经时间的磨砺，它将占有愈加闪光的一席之地。
同样，对于现代派在中国，端木先生另一个观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他给施蛰存的信中还提到：“我认为我国如果承认现代主义这个文学流派的话，应该说它已经经过我们的民族化了。”他以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作为例证说：“别的例子不举，即举望舒的诗来说吧，他能吸收唐诗真正好的抒情情调，他的诗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学，他看到的小巷、灯光、雨花都是有着民间情趣的……”我想，“现代派在中国已经民族化”的观点，这本身给研究端木的学者打开了又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
宏柏在书中还论述了端木先生的讽刺艺术，认为“客观写实寓含讽刺的抒情特色乃是端木艺术追求的体现”。端木先生有没有幽默讽刺小说，过去研究者提到的很少。很早我就有一个想法，给端木先生编一部《端木蕻良幽默讽刺小说集》，收入的小说有《被撞破的脸孔》《眼镜的故事》《吞蛇儿》《嘴唇》《找房子》《火腿》《义卖》《生活指数表》《门房》等。这些小说可能在一些研究者眼里，不觉得它们是什么幽默讽刺小说。另外，我认为《新都花絮》其实也是一部幽默讽刺的长篇小说，可能更遭人反对了。20世纪40年代，孙伏园先生在论及鲁迅小说《阿Q正传》时，点到了鲁迅先生的幽默讽刺艺术的成就。他认为鲁迅在阿Q这个人物（其实何止是阿Q，我认为几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描写上，采用了“清淡的幽默”，这里面包括了“清淡的讽刺”和“清淡的诙谐”。正因为“清淡”，所以能注意这部小说“幽默”的人不多。孙先生认为“诙谐而不清淡，便近乎油滑。讽刺而不清淡，便近乎谴责。鲁迅先生小说中全没有这些”。对此，香港文学评论家、作家刘以鬯对孙先生的这种“鉴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刘以鬯：《孙伏园论鲁迅小说》）。端木蕻良是不是努力承继鲁迅先生这种“清淡的幽默”传统，使他的作品不经意间滑出了“幽默与讽刺”的视野？说“清淡的幽默”是一个传统，看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清楚了。那书里，这种“清淡的幽默”比比皆是，惜注意者不多。
最后，我想谈谈端木先生双重气质与性格的形成原因。宏柏对端木先生的气质性格有他的分析与阐述。如他说：“端木的个性气质和人格明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东北人，有满族血统，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有雄奇、豪放、刚强、固执等男性阳刚性特征；另一方面他外表斯文，羸弱多病，自小忧郁、孤独，养成多愁、善思、敏感、纤细等偏向女性的阴柔性特征。这二者有机地交融在人格个性中，此起彼伏地贯穿于他的一生。”
端木先生深入骨子地有着两种气质和性格：一种大度、热情、浪漫，另一种孤独、忧郁、幽思。两种截然典型的气质与性格，反差那么大彼此那么鲜明，居然能既对立又和谐地共处一身，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也是罕见的。共处一身的最高境界就是宠辱不惊的超然处世，真正把名利置之度外。这实际也是古代文人中一种传统的气质和性格，而端木先生又有他时代的烙印，即他不因此遁世！绝不“归彼大荒”！
宏柏在书中指出：“心理学研究同样表明，一个人幼年的经历，其故乡风俗民情、文化氛围，家庭环境、成员以及启蒙老师等，对其性格气质乃至整个人格的形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的，端木先生具备两种极端的气质和性格，确实与他生长的环境分不开。譬如，当我们走进茅盾先生的家乡乌镇，那邻里之间鸽子笼似的小院一个挨着一个，居然还要沿着一条逼仄的小路曲曲折折地面对面地一字排开。狭小到如此地步，已经令人窒息，后窗外又挤着一条小河！人生活其中真是到了坐井观天的境地。我常常想，从这种精细的环境成长出来的人会有豪放性格是太不容易了。端木先生则是生长在科尔沁旗大草原上，那是“大地的海”，眼界一望无垠，这里的人胸怀怎么能不开阔呢？生长在这天高地阔环境的人，气质怎么能不豪迈、豁达？性格怎么能不热情、浪漫？但是，草原的性格又是矛盾的，多重的：它是沉稳的，又是不安分的；雄浑辽阔的，又是寂寞空旷的；夏日里，热风激荡中，它蓬勃、红火，冬日里，寒风凛冽下，它又是压抑、忧郁的。尤其在那个动荡、纷乱、黑暗的年代，这种纷杂的矛盾更显得突出、不可调和。这些应该是形成端木先生双重气质和性格的原因所在。这是不少学者取得共识的看法，宏柏在书中也有多方面的很好分析。另外，由于草原的性格是多变的，情感是丰富的，因此草原是诗人、歌者的摇篮。端木先生天生一种诗人的气质就不足为怪了。
宏柏在书中还提到：“进一步探究当可发现，端木个性气质及其人格，既受到传统文人品格（主要是儒家文人传统）影响，又受到现代文人品格的濡染。端木性格气质的两极化，与其同时接受古代、现代两种文人传统的影响有关，乃至在其生活创作道路上交织着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人、狂放与狷介、叙事与抒情、写实与象征等双重、多重因子，都可以从这种联系影响中找到答案。”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对端木先生气质与性格形成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宏柏在书中也提到了，但还需要强调和关注，那就是他在南开中学受到的教育。当年的南开学校，是一所传授新文化、新知识、新科学、新思想，也是教授古代优秀文化、思想和传统的基地，那里讲平等、民主，讲爱国、爱家、爱人，讲人格的自由发展，讲自立、自强，又讲尊严、纪律、集体、为公的精神。南开学校是一所非常重视个人品质修养的场所。端木先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的个性得到张扬，思想空前活跃，才能获得展现；另一方面，他的性格和气质经受了科学的训练，得到理性的约束，使他又养成严谨、守纪、细心、谦和、服务他人、严肃生活、辨是非、明爱憎的品质。所以，宏柏分析端木先生在遇到挫折，陷入苦闷的时候，他“没有走向归隐。道家自由、飘逸、超然甚至退隐等个性气质造就的名士型、归隐型文人传统在端木身上只是留下淡淡的影子，却不足以影响其人生抉择”。再则“他从不摆名士架子，更没有传统文人骚客的放浪形骸、狎妓宿娼之类的行径”。同样，如散文家秦牧提到的端木先生没有那种“自高自大、盛气凌人，或者什么狭隘嫉妒，神经过敏那类某些知识分子常常易犯的毛病”。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南开的教育！
这种性格和气质表现在作品中，那就是大气、阳刚、正直、纯美，或者婉约、冷艳、温情、柔美，常常又是两种笔调、两种风格融合一体，形成端木先生自成一家的风格。他的作品毫无猥琐、苟且、小家子气、神经质、色情的东西，他追求的是“宽度、深度和强度”，还有一个时代性。
我不是搞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宏柏的研究给我很多的启发和感受，感谢宏柏给我机会，在这里拉拉杂杂地谈出了一些心里的思考。这些东西我已想过好久，一直理不清思路。借助宏柏的大作，使我对端木先生心路历程的某一个领域明了起来。
端木先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的星空中仿佛是一个黑洞，人们可以轻易地漠视他，否定他，甚至把他打入冷宫。一些硕士生或博士生告诉我，他们搞文学研究的导师没有读过《科尔沁旗草原》，还有那个百年中国优秀小说评比就把《科尔沁旗草原》排除在待选之外，这些说明什么呢？其实，学学端木先生的超然处世态度，想想也是，这些无损于端木先生和他的作品，他的历程在，他的作品在，慢慢研究，慢慢理解就是了。研究端木先生的路不会是坦途，马宏柏已经上路，探索已有收获，预祝他今后的研究获得更大的发现与成就。
曹革成
2011年1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