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国策》以外的文献资料可证《战国策》材料在战国已流传
众所周知，《战国策》是刘向在“中书”（宫廷所藏之书）里的“《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及“国别者八篇”几种材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在未被收入“中书”之前，这些材料应该是零乱地分散于各处的。其中《国策》以下六种，或许是前人将性质接近的材料收集在一起而名之，“国别者八篇”则是按国别划分的单篇文章。现有材料中，最早提及《战国策》前身材料的是《史记》。但实际上自有了纵横之说起，就有人开始收集、整理这一类材料了。《商君书·算地》云：“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既说明游说之士依靠“说”进身，也说明谈资可成为说士记载的材料。《史记·鲁仲连列传》称其“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而鲁仲连在《遗燕将书》里称“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这里的“说士不载”，说明鲁仲连已见到过说士记载的材料；“以资说士”说明燕如这样做，可以成为游说之士的谈资。《战国策·魏策一·张仪恶陈轸于魏》云：“左华谓陈轸曰：‘仪善于事王，魏王甚爱之，公虽百说之犹不听也。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资而反于楚。’”明确说明以张仪之言为谈资说楚王。因而，若当时没有类似《战国策》性质的材料流传，司马迁写《史记》时就不会用到那样多与《战国策》相同的材料，也就不会有刘向在多种材料基础上编辑的《战国策》。
第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依体例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十四篇被整理者定为苏秦的书信和谈话。这十四篇见于《史记》的只有一篇。但这十四篇是否为苏秦的书信还是疑问。苏秦事迹，司马迁已不明。《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事迹，所用材料以《战国策》中拟托苏秦合纵的长篇《策》文而成，只不过排列了年代而已。《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这些材料，从人物、年代、史实、地理等方面看，完全不符合事实，有小说的色彩，自然不能当做真实史料看待。帛书第二部分五篇因每篇后有字数统计，最后有总字数统计，当属同一来源，这五篇见于《史记》的有三篇。第三部分八篇情况较为复杂，其来源渠道不一，其中见于《史记》的有四篇。帛书“书法在篆隶之间，避邦字讳，可能是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公元前195年前后）写本”。[56]司马迁撰写《史记》在帛书写成几十年后。这说明在司马迁之前，与《战国策》性质相近的材料已流传了，而刘向校理群书在帛书写成一百多年之后。
第二，《庄子·杂篇》的《说剑》写赵文王好剑，至于“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庄子受推荐奉太子之命往说之。听庄子说后，“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说剑》如韩愈、林希逸、王夫之等都认为是战国策士游谈。沈一贯《庄子通》云：“《说剑》一篇，全无意况，学非庄子学，文非庄子文。”罗根泽《诸子考索》言：“这明是纵横家托之庄子而造出故事，编《庄子》书的只见是庄子的故事，遂拉来了。”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以为：“《说剑篇》则绝非庄子学派的作品。”《庄子》成书早于《战国策》。但依据前面所引学者的考证，《说剑》应为战国纵横家所作，其流传也应在战国时。
第三，《战国策》有与《韩非子》《吕氏春秋》内容相同者，有人以此来证明《战国策》为先秦古籍，如潘辰、周勋初。[57]有人则以为是后人自《韩非子》《吕氏春秋》中辑补入《战国策》。持这种观点的早期如姚宏，今人如齐思和。[58]实际上这两种说法是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同一个问题：《战国策》材料为先秦材料。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吴师道甚至以为“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战国策序》）但说三者分别有相同内容的材料，是一辑补另一恐未妥。《韩非子》中《说林》《储说》即为许多游说资料的积累。《战国策》中资料的积累、储存、编写过程，从《韩非子·说林》《内、外储说》的收集与编纂中也可得到说明。其中《韩非子·说林》与《内、外储说》中故事与《战国策》中故事相同的约有35则，这些材料应是刘向编辑古本《国策》重要的原始资料来源。我们不说这就是刘向编辑《国策》的全部材料，因为今日所见《国策》是经曾巩之手才定型的。宋人是否从《韩非子》中抄录，已不得而知了。同为刘向编辑的《说苑》《新序》大部分为先秦材料，若《战国策》与《韩非子》《吕氏春秋》分别有内容相同的材料，是由《韩非子》《吕氏春秋》采入，那么，《战国策》与《说苑》《新序》有相同的材料这一事实应如何解释？《韩非子》《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刘向编《战国策》《说苑》《新序》在二百年后。刘向是否校《韩非子》《吕氏春秋》，无从得知。尽管刘向在《战国策》《说苑》《新序》的《叙奏》中均说明“去复重”，但各书内部还是有重复。不仅各书自身有重复，三书互相也有重复。这只能说明刘向所见到的内容基本相同的材料不止一种。从这个角度也说明其流传的广泛性。
第四，《战国策·秦策一·说秦王》又见《韩非子·初见秦》。其主名，鲍注以为张仪，但又因所说事皆仪死后事，故删去“张仪”二字。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以为韩非。今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后人误以范雎书厕其中，乃有举韩之论。’”钱穆否定此说，并以为：“近人有疑为蔡泽或泽之徒为之者，殆或近是。”郭沫若在《青铜时代· 〈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中举出五条证据证明作者为吕不韦。虽各家说法不一，且没有确凿证据，但却在此文为战国人所作的认识上达成共识。前引钱穆文还明确说：“盖昭王时策士当长平、邯郸战后进言者耳。”此文既被收入《韩非子》，而《韩非子》成书于战国，则此文在战国已广为流传。
第五，汉初人如刘安、司马迁称所见与《战国策》性质相近材料为《纵横修短》《权变》《长短》等。《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史记·苏秦列传》载：“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讳学其术。”《田儋列传》云：“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索隐》云：“言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故《战国策》亦名曰《长短书》也。”《张汤列传》云：“边通，学长短。”《集解》云：“《汉书音义》曰：‘长短书兴于六国时。兴长入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主父偃列传》称其“学长短纵横之术”。《六国年表·序》更明确说：“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犹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者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加之自己搜集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59]所见材料很多。《汉书·司马迁传》在谈到司马迁写《史记》采用材料时言：“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后来裴骃《史记集解序》引用此说。司马贞对《汉书》言司马迁采用《战国策》材料予以解释：“《战国策》，高诱云六国时纵横之说也，一曰《短长书》，亦曰《国事》，刘向撰为三十三篇，名曰《战国策》。案：此是班固取其后名而书之，非迁时已名之《战国策》也。”[60]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以为对类似于《战国策》性质材料，“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二则”。今人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以为《史记》采自《战国策》者，实有一百四十九处。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赞同其说。
司马迁之所以能见到《权变》之类的材料，一是太史令位置提供了方便；二是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所说的实地考察、广泛搜集；三是汉初图书大量出现；四是楚、汉争霸及汉初时纵横之说仍十分流行，会对此类材料有所搜集与整理。
第六，《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明，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既然其“术”为“天下共笑之”，必定是在流传的基础上的。而其“术”的流传不外两种途径：口耳相传与文章流传。
第七，刘向《战国策叙录》提到的几种“中书”材料，名称不同，说明这些材料来源于不同的渠道。而“中书”中的每一种材料，又是在多种材料来源、经过了多人收集基础上的汇编。司马迁称自己所见的《战国策》前身材料为《权变》等，刘向所见“中书”几种名称，司马迁时尚未命名。由材料的多种来源渠道也可说明其流传之广。
第八，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1]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在列举了诸人失意后进行的创作时明确说：“仆且不逊，近自託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战国策》是刘向校书时编纂而成的。《战国策》与《史记》有相同内容者，《战国策》为“无主辞”，《史记》则加主名。《战国策》中有些《策》文主名不是苏氏弟兄的，《史记》变为苏氏弟兄。这是因为司马迁对看到的这些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变动。就史料价值而言，有些《策》文史料价值要高于《史记》，如人们大都认为《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史料价值高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同时，《战国策》有时还补《史记》之阙。如齐威王后期，文臣邹忌与武将田忌不和，邹忌想方设法将田忌排挤出走。《史记·田完世家》载田忌出奔，但未言去向，《战国策·齐策一·田忌亡齐而至楚》则明确记载其至楚。同时如《战国策·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结尾有一段议论，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为应在上章。以文意观之，王说颇是。《策》文正文文字亦见《史记·张仪列传》，但没有议论文字，当是司马迁作了改动，而刘向保持了原貌。
第二节 《战国策》本身的情况可证其材料在战国已流传
除了上面所举文献材料的证据外，由《战国策》文本身的内证，也可以看出《战国策》材料在战国时已经流传。这可以从两方面去说明。
其一，战国时如李斯所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62]《战国策》文中言“纵”、谈“横”已为普遍现象。分布在不同国别《策》文中的张仪、苏秦二人的长篇说辞，就直接以“连横”或“合纵”命题。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楚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另如《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等等。且“纵”、“横”之人互相辩难在《战国策》中已普遍，有些《策》文即为相互辩难的产物。揣摩人主或权贵心理而作说辞，与纵横之士的相互非难，均为《战国策》文产生的重要原因。
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说而不顾万世之利。纵人说大王者，必谓齐西有强赵，南有韩、魏，负海之国也。地广人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我何。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齐策一·张仪为秦连横齐王》）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故纵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有亿兆之数。——（《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今夫横人，嚂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而私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楚策四·或谓楚王》）
说士们不仅借助《策》文互相学习、借鉴，并从理论上对游说的各个方面作探讨。《鬼谷子》全书，《韩非子·说难》等篇即为典型。另如《吕氏春秋·报更》云：
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顺说》云：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于响。
士人们也都在尽力揣摩人主心理，投其所好，尽力奉迎，所谓以“承意观色为务”。[63]《战国策·西周策·周君之秦》载周君：“谓周最曰：‘不如誉秦王之孝也，因以原为太后养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秦策二·齐助楚攻秦》载：“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憎甚者，亦无先齐王；唯仪之甚憎者，亦无大齐王。’”其讨好、奉迎之辞，可谓肉麻。《秦策三·范雎至秦》载范雎至秦后，“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三次以“唯唯”敷衍。后来向秦王解释说：“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另外下面几例也极为典型：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齐策三·齐王夫人死》）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韩策一·魏之围邯郸》）
《史记·商君列传》也载：“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卫鞅“说公以帝道”“说公以王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后“说公以霸道”，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引荐卫鞅见孝公的宠臣景监不解地问：“‘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用什么谋略使国家强大，并能够吞并他国，进而统一天下，是人主最大的心理及实际需要，说士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顺着兼并别国的计谋这个思路游说的。这才造成了纵横之说的兴盛。
其二，《战国策》有内容接近的《策》文，有些应为模仿之作而不应视为重简。先秦同一模型故事流传很多，后者虽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稍加改动，但已为模仿而非重出。《战国策》文中也有此类性质《策》文。张仪连横的六篇《策》文，从立意、体例、风格看都相同，苏秦合纵的六篇《策》文亦如此。且从文章总体结构看，张仪与苏秦说辞共同的特征为“三段论”的“程式化”形式。即前为“引子”、中间为说辞、结尾对游说结果予以说明。但张仪、苏秦二人说辞不可能为一人所作，且各自的说辞也不可能是一人所作。二人说辞不仅各自内部的结构相同，而且二人说辞结构上如此相似，只能是策士学习的结果。另如情节、内容、句子上“似曾相识”的也时能见到。情节相似者如：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迎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其变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
齐人李伯见孝成王，成王说之，以为代郡守。而居无几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馈，不堕食。无几何，告者复至，孝成王不应。——（《赵策三·齐人李伯见孝成王》）
内容相同者如《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左史触龙说赵太后以其少子长安君为质于齐，使齐出兵助赵解秦围，而《燕策二·陈翠合齐燕》陈翠说燕后以爱子质于齐。《齐策四·先生王斗》与《赵策四·客见赵王曰》均说王重士。情节、内容相同者如：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齐策三·齐王夫人死》）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谓昭鱼曰：“公何以不请立后也？”昭鱼曰：“王不听，是知困而交绝于后也。”“然则何不买五双珥，令其一善而献之王，明日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楚策四·楚王后死》）
除上面所举的例子外，《秦策三·谓穰侯曰》与《赵策四·齐将攻宋而秦楚禁之》，《秦策二·齐助楚攻齐》与同《策》的“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曰”，《齐策四·先生王斗》与《赵策四·客见赵王曰》，《齐策二·张仪事秦惠王》与《魏策一·张仪以秦相魏》，《魏策四·白圭谓新城君曰》与《韩策三·段产谓新城君曰》，《魏策四·秦魏为与国》与《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及《韩策三·赵魏攻华阳》等，或情节、或内容相似。句子上相同的如见于《齐策四·孟尝君为从》的“孟尝君好人，大王不好人”，与《齐策四·先生王斗》的“先君好士，大王不好士”，等等。而只有流传，才有模仿，才有蒯通等学习的《权变》《短长》之类材料。若没有流传，何来学习？
第三节 今本《战国策》形成的过程
今本《战国策》的形成，前后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国和汉初纵横策士及学纵横之术者的创作阶段。这其中又可分为：纵横策士为准备游说所作的底稿，这是《战国策》最早的资料来源。另外，还有学习纵横策士者，在已有说辞基础上模仿的说辞。
战国时各诸侯国为了争霸的需要而重士，纵横策士也就应运而生，并出现了教授纵横游说之术者。就学术领域而言，当时形成了如淳于髡那样“学无所主”[64]的“杂学”局面。当时纵横策士不仅师事研习纵横之术先生，而且纵横策士皆为饱学之人。《史记·张仪列传》载仪“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甘茂列传》载擅长纵横游说的甘茂曾“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战国策·魏策二·史举非犀首于王》中“史举”，鲍注以为“即甘茂所事”。《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李斯列传》载其“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纵横家游说最关键的是要揣摩人主或权贵心理。《韩非子·说难》云：“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凡说之务，在知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逆人主之鳞，则几矣。”因此，在准备游说之前会准备游说稿，自己先琢磨怎样才能打动君王或权贵。若无准备便贸然游说，有时会不得要领。因而有些说士在游说前或在事情进行过程中，在经过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写成游说稿，有些还直接献给君王。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苏秦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所载与此大体相同。看来司马迁与《战国策》此章作者所根据的苏秦原始材料相同。以《史记》所记，苏秦应为游说创作了《揣》《摩》，而今本《鬼谷子》有《揣》《摩》篇。不管《揣》《摩》篇是否为苏秦所作，但由此事可知，当时纵横策士为游说会准备底稿。这些游说稿，有些为纵横家本人所作，有些则是别人托名而作，还有的是“无主辞”。这些文章在《策》文中同其他文章相比，均具有长篇大“说”、文学色彩强的特点。这其中分布在各《策》中的张仪、苏秦的十二篇说辞极为典型。另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衡说秦》《秦策一·说秦王》《秦策二·苏代为齐献书穰侯》《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秦策五·说秦王》《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65]《齐策六·燕攻齐》《赵策一·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赵策四·为齐献书赵王》《魏策四·献书秦王》《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燕策二·或献书燕王》等均色彩鲜明。正因为有托名之作，所以虽名为同一人，有时思想矛盾。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提倡“今欲并天下，陵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应为兵家言；但《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又谓“战者，国之残也”，极言攻战之害；而《楚策三·苏子谓楚王》又以“仁”“孝”等谏楚王“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安百姓”，则又属儒家之言。《战国策》中“苏子”不管确指谁，总是苏秦弟兄中的一个，但他们不会是儒家。《战国策》中还有一篇比较奇特的文章，就是《齐策三·楚王死》。此文第二段连用十个“可以”的句子：
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人说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
十个“可以”均为虚构之辞。鲍彪在注“苏秦之事”时云：“此著书者叙说。”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言：“此章胜意叠出，奇变无穷，然按之于史事则皆虚，盖为治长短术者为其徒属揣摩示范之谈。”
另外，《战国策》中“试说”之类的《策》文，亦为纵横说士在游说前的演习辞，或学纵横之术者假借策士所作。如《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等名于我？”欲割平邑以贿燕、赵，出兵以攻中山。蓝诸君患之。张登谓蓝诸君曰：“……请以公为齐王，而登试说公，可，乃行之。”蓝诸君曰：“愿闻其说。”登曰：“……”蓝诸君曰：“善。”遣张登往，果以是辞来。
《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效其说”即“试说”，显然为游说前的演习辞。
像《秦策三·范雎至秦》《范雎曰臣居山东》《应侯谓昭王》为策士模拟所作，非范雎门客、弟子。《范雎至秦》写范雎至秦庭后，“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既然“虚无人”，而人又促膝而谈，谈话内容别人应无从得知。此篇谈话，《史记·范雎列传》在“寡人愿闻失计”下接着写：“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而《战国策》则为“王曰：‘愿闻所失计。’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应以《策》文为是。前已言之，二人交谈时“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以秦之严律，哪来“左右多窃听者”之事？即使“四贵”亲信，亦恐不敢至此。故吴师道《战国策补注》云：“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心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陈远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极所欲言，此策士之深术也。《史》所谓‘未敢言内先言外，以观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谓左右多窃听者，雎恐故尔，则未然也。雎岂不能屏左右言乎？”至于《应侯谓昭王》，以战国称谓观之，无自己称自己封号者，故为策士所作无疑。文中有“今吾得子，亦以为父”语，若战国时无称客卿为“子”的情况，则此文为策士作又添一证。而加上这几句，原因是要渲染秦王对范雎的尊重，这正是一切策士说客所期望的。
又《史记·范雎列传》载秦昭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0年），“范雎乃上书曰……”，其上书文字与《战国策·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章同，显然是司马迁看到的材料与编入《战国策》[66]的材料为同一来源。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采用这一材料，以编年的方式将其编排在范雎的活动年代中。将《史记》文同《战国策》文相比较，《战国策》文为“范子”，同时有范雎献书昭王的背景，中间为献书内容，献书内容结束后有对结果的交代：“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同时，《史记·范雎列传》《索隐》按语云：“《战国策》‘立’作‘莅’也。”《集解》引徐广曰：“一云使持车。”《索隐》云：“‘使持车’，《战国策》之文也。”由此可知，《战国策》中此文为刘向编定古本《战国策》即有文字，今本同于古本。由上所叙情况，由《战国策》中前有背景，中间为说辞，后为结果交代的著书体例可知，此种策文为门客或后学所著；又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此篇为范雎门客或后学所著无疑。但《策》文中主体部分，因文中反复称“臣”，又有“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之说。从后来谈话的内容可知，范雎所谓“语之至”，即为废“四贵”，当初还未知秦王真正的想法，心存疑惧，故说“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之说。故应为范雎上书原来就有的内容，门客或其弟子取其上书又加上背景及结果的交代，便成为《战国策》中内容。另外，此段说辞《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章结尾为“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而《史记·范雎列传》则为“秦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且《范雎列传》中无“范子”，全为“范雎”。这就更体现出《策》文为原始，因为弟子或后学所作，不称“范雎”；司马迁在《策》文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加工，不称“范子”，全用“范雎”。
《策》文中有时说辞为假，但涉及的有些事件却为真。这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说客、策士在以纵横策士活动为题材创作说辞时，为了突出时效性及渲染策士们行为的结果，便将一些“时事”加进去，战国又没有像《左传》《史记》那样清晰的纪年史书，故即使是纵横策士们创作的说辞中加进去一星半点的“时事”记录，均成为珍贵的战国纪事史料，因而《战国策》也就有了“史”的性质。
游说之士编辑的这些资料，有的是他们根据传闻写成的，[67]有的采自前代游说者的著作和史官记录的史料，同时在文字上做了加工润色，增加了一些评论。他们的评论，有时明显地表现出后人追加的语气。如《韩策二·聂政刺韩傀》所说“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中山策·乐羊为魏将》记载：“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古今称之：乐羊食子以自信，名害父以求法。”把事情发生的年代称为“古”，把自己的时代称为“后世”“今”，这就表明评论者距离事情发生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说明编辑修润的时间应当是在战国末年乃至秦汉间。如蒯通“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68]据刘向《战国策叙录》说《战国策》“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司马贞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说韩信辞（其事在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在《索隐》中云：“《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据刘向与司马贞的说法，《战国策》中应有西汉初年的作品，但今本无。清代牟庭《雪泥书屋杂志》卷二和当代学者罗根泽以为司马贞所说无可怀疑，但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淮阴侯列传》引张照之说予以斥责。刘向所说“春秋”与“楚、汉之起”中“春秋”一指《春秋》一书，一指时代。我们认为，春秋末年与战国初年，有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53年、公元前403年诸说。刘向所说限定《战国策》的记事区间主要在战国时。从行文角度讲，下文的“楚、汉”非指书，前文的“春秋”相应的也不应指《春秋》书。至于说“楚、汉之起”，应是从公元前206年算起至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司马贞说《战国策》有蒯通劝韩信的说辞，北宋初年的《太平御览》中有《战国策》佚文。这样，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田儋列传》“赞”称蒯通“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刘向说“迄楚、汉之起”，司马贞又说《战国策》中有蒯通说韩信的说辞，则蒯通的八十一首号称为《隽永》的论权变说辞，刘向在编辑时有所采录，但经后代的大动乱而散佚了。
第二阶段为战国及汉初习纵横之术者对说辞的收集。司马迁“史记石室金匮之书”[69]作《史记》时，已见到如同《战国策》一样的资料的多种集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更明确说：“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司马迁所见材料一称《权变》。《史记·六国年表·序》在感叹诸侯史记被焚烧的同时，庆幸有战国之《权变》，并将它视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所见材料还称《长短》。《史记·六国年表·序》以为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因司马迁看到了这些材料，才有《汉书·司马迁传》“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之说。
纵横活动至秦末楚、汉之起时又掀高潮。《史记·高帝纪》载刘邦在沛起事时云：“天下方扰，诸侯并起。”又出现诸侯并立，群雄逐鹿局面。《秦本纪》还云：“秦二世二年……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楚怀王孙心被立为楚怀王，尊为义帝，格局如同战国时有周室，这就又为纵横策士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场所与机会，策士说客亦凭借智谋、计策进身显贵。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又活跃起来。“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计，往说梁。”[70]战国时在“四公子”门下的一些人也活跃起来。“周文……事春申君，自言习兵。胜与之将军印，西击秦。”[71]秦二世末年陈胜、吴广起事时，在六国时手握兵权的一些诸侯将领自立为王，或拥原先诸侯国君的后代为王。“武臣至邯郸，自立为赵王。”“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狄人田单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市军散，还至魏地，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72]说客游士又纷纷登场。《汉书·项籍传》记载：“陈余亦遗章邯书曰：‘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纵。’”对上二说，颜师古以为：“言欲如六国时共敌秦。二说皆是也。还兵谓回兵内向以攻秦也。”《汉书·郦食其传》载其见沛公时“因言六国纵横时。沛公喜，赐食其食，问曰：‘计安出？’食其曰……”刘邦、项羽及其他诸侯王对说客的任用，客观上又刺激了游说活动的盛行。这些策士讲究奇计、术数。《汉书·邹阳传》载，“邹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而被刘邦称为“齐辩士蒯通”劝韩信时说：“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过听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73]的说辞与战国策士说辞无二。不仅如此，《汉书·高后纪》记载：高后八年皇太后崩，灌婴“使人谕齐王与连和，待吕氏变而共诛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婴与齐楚合纵状告产。”颜师古注：“齐楚俱在山东，连兵西向，欲诛诸吕，亦犹六国为纵以敌秦，故言合纵也。”七国造反时，因“是时淮南王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被为冠首”的伍被说淮南王：“夫吴王……行珍宝，赂诸侯，与七国合纵。”[74]《汉书·邹阳传》云：“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事吴，皆以文辨著名。”“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颜师古在邹阳上吴王书的“悬衡天下”句下注云：“下又言陈胜连纵兵之据，则是说纵横之事耳。”《汉书·邹阳传》还载：“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齐、济北两国城守不行。汉既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公孙玃遂见梁王曰：‘……如此，则山东之纵结而无隙矣。……西与天子争衡。’”直到武帝时，诏严助“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75]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偃上书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76]主父偃为齐相后，“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77]我们将此段文字与《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相比较，句式、笔法、文意一致。武帝初即位时，大臣、诸侯仍有“养客”之风。《汉书·灌夫传》记载：“夫为人刚直……士亦以此多之。……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第三，刘向编辑、定名为古本《战国策》。其《战国策叙录》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第四，曾巩辑补为今本《战国策》。其“序”云：“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缺。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正因《策》文在战国已流传，“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78]时，《战国策》前身材料被收进宫廷。刘向校理“中书”，在已有七种材料的基础上，编为一书并名之为《战国策》。到刘向时已经过了多年的积累，或许有新出的材料为司马迁所未见。但以《史记》所用材料与《战国策》《说苑》《新序》有相同的情况可知，二人所见确有相同材料。
刘向所见“中书”材料，是在西汉初年通过多种渠道得书基础上的。西汉得书渠道有：
第一，萧何所收图书。《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为此不得不另处保存。《秦会要订补》引《三辅黄图》云：“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关所得之图书。”
第二，民间献书。春秋后期，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私学流行，“学在四夷”。[79]到“古今一大变革之会”[80]的战国，平民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藏书。此后私人藏书成为传统。故虽经两次焚书，但民间所藏之书未被焚烧，才有了民间献书。《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是，汉初图书频出。《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诗书往往间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刘歆传》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七略》。同时，《汉书·平帝纪》云：“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至者数千人。”由这段文字可知，其时汉民间不仅收藏图书甚多，同时有一大批人在研读古籍，这样才有书可献。
第三，汉初除了皇家通过民间献书、求书等不同渠道收集图书外，一些诸侯王也在收集图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辩士为方略者，妄做妖言。”《汉书·淮南王传》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招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颜师古解释“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今流俗书本云求长长老，以是从人得善书，盖妄加之耳。”但刘安、刘德这些诸侯王后来国被除，其所收图书亦应归之皇朝。成为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的书籍。
第四，太常、太史、博士收藏之书。《汉书·艺文志》言汉武帝“于是建藏书之策”。如淳注：“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内书应指兰台之书。《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御史大夫……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汉书·成帝纪》云：“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楚元王传》亦有记载。颜师古注曰：“言中以别外。”《儒林传》颜师古注更明确说：“中书，天子所藏之书也。”则“中书”是指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所藏书。汉家所收图书，包容甚广。除诸子传说、诗书等经书外，还有杂说。《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公孙弘……乃学春秋杂说”。刘向所编《战国策》之材料，便是在以这样的渠道收集图书时被收进宫廷，成为“中书”材料。正是有了这样各种收集图书的渠道，又加之一批人仍习战国纵横之术，因而才有刘向所编《战国策》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