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对。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16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30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1996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捡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吗。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35度、45度、60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2003年2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4月17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